这个注释更加令我吃惊，因为从萨缪尔森的语气来看，这个最低限度的菜谱应该人见人厌才对，而它实际上居然是“卷心菜、菠菜、猪肝和面粉”，有面有菜有肉，我今天的伙食标准也不过如此了。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比莫尔爵士更通人情世故，他紧接着就说：“但是，凡是掌管过家庭预算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必需品——那些绝对必要的东西——和衣食住行等生理上最低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系。大约30 年以前，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中曾经雄辩地指出，今天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超过了生理上所需要的水平；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的选择取决于流行风尚和广告宣传。”
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是有中文译本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广告宣传可以大大影响流行风尚，消费的欲望是被商人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人作为社会动物，必须追赶流行风尚，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会让人乐在其中。铺天盖地的广告编织了又一个弥天大谎，如果这谎言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会生活得简单快乐一些吗？
在莫尔的乌托邦里，生活就足够简单快乐，人们竟然连最起码的嫉妒心都没有，这就有点违背天性了。莫尔不曾讲什么“高贵的谎言”，但只要我们合乎逻辑地来寻找乌托邦的立国基石，一定会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块黑色的帷幕，那里边必然藏着一个巨大的谎言，欺骗着这个小小岛国上的所有居民。他们必须相信钻石是毫无价值的，谁要是会被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头吸引住目光，人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的智力；他们还得相信黄金和珍珠都是耻辱的标识，除了用来打造奴隶的镣铐，实在派不上什么别的用场。
除了柏拉图的办法，我实在想不出莫尔还能怎样让乌托邦的人们相信这些。那么，瓦解乌托邦的手段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乌托邦的固若金汤——它有怎样的军事组织，有怎样的战争技术，通常使用怎样的战略、战术。莫尔一定搞错了方向，也许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征服乌托邦，但是，只要有一家外国的广告公司打着和平交流的旗号踏上那个神奇的国度，我敢说，乌托邦离土崩瓦解的那天就已经不远了。
人类最高级别的战争从来不是依恃武力，而是仰赖谎言。谎言与谎言的搏斗看不到赤裸裸的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相反，甚至可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人是观念的动物，永远都是，从原始部族直至科幻时代，我们都是被流行时尚塑造成形的，而这些琳琅满目的流行时尚又是如何塑造起来的呢？
我的朋友张章，曾经的诗人张章，现在已经时尚得不成样子。我曾搭过他的车，那一路上我才发现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了怎样的境界。若是有别的车不守规矩，妨碍到他，他的反应是因车子的档次而异的——或者是义愤填膺的：“切，一辆破奥拓也敢跟我抢！”或者是泰然自若的：“算了，人家60万的车，抢就抢了。”
一路上他神采飞扬地说着某路口开过去的一辆法拉利是如何如何的好，说那款车要卖400多万元，这样好那样好。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如果哪天你被那辆法拉利撞了，你会怎么办呢？”我夸张地模仿着张章被撞之后奄奄一息的样子：“撞……撞我的，竟然是400万元的法拉利，好好，我瞑目了！”说完，头一歪，满足地闭上双目。
张章白了我一眼：“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可是，我真的想错了吗？
人类的生活质量永远取决于流行时尚，取决于社会格局背后的那个最深层的谎言，无论是在穴居时代，还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的乌托邦，抑或在封建领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国度。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晓究竟是谁，是哪些人，成功地骗过了我们，我们甚至根本就不可能问起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不是吗？
【附记二则】
《乌托邦》第21页：“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地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班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
附记：这一段就是著名的“羊吃人”一语的出处，莫尔也正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才去幻想一处乌托邦的。如果上帝当真按照莫尔提供的这份社会蓝图创造一个世界，并且在创世之后再也不加干涉的话，我不知道这个乌托邦会不会按照莫尔的预期发展下去，或者会不会发展到一个比“羊吃人”的世界更坏的地步。
第36—37页：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一国王正倾听一批廷臣大发议论，筹划如何为他聚敛财富。一个廷臣献计，国王支付时可将货币升值，当他收进时，可将其贬值至法定率以下——这就可以双收其利，既用少量的钱还大量的债，又可以从应收进的小笔欠款捞一笔钱……又有廷臣献策，国王要规定许多禁例，侵犯国民生计更是禁例，违者严厉处分。然后，他又从因禁利而利益受损的人那里收取金钱，特许对他们开禁。这样，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欢心，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以致陷于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向另一些人出卖专利——的确，卖价越高，国王越贤明，因为国王极不愿给私人以侵害公益的专利，如要给予，必须私人付出重价。
附记：我读中学的时候，政治学教科书上说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政策”，一种巧妙的剥削手段，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这个问题确实困惑了我很久，后来在经济学里学到，通货膨胀细说起来的确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钱印多了。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叫作“隐性税收”——如果明明白白地向国民加税，难免会加重人们的怨气。从莫尔的反讽来看，这真是一个既古老又经典的统治技术啊。
禁令与特许同样经典，对于统治者来说可谓名利双收。对商人们也不坏，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买到特许权，只要买到特许权就可以公然侵犯公益。受到侵犯的人也许会疑惑那些购买特许权的款项为什么没有被用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而是落入了国王和他的爪牙们的腰包。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烦人的问题，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
<b>3.第三站：德尼·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b>
稍稍有些阅读趣味的人都知道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书店里会整整齐齐地码上一大排书架，简直令人望而生畏。
其实在这套书里，也有几本可读性和趣味性极强的，只是湮没在那一片刻板面目的海洋里，不大为人所知罢了。《塞瓦兰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绿色的书脊，被归在政治类。
其实这是一部小说，而且是幻想小说，有点像《鲁滨孙漂流记》或《格列佛游记》，作者德尼·维拉斯是一位17世纪的法国新教徒，后来人们把他和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人一起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当然，维拉斯自己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维拉斯的故事才一开始就充满悬念：一艘远航的大船遭遇了险恶的天气，乘客和水手们逃到了一座既无人也无名的小岛上，并且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个设定很像是前两年红极一时的美剧《迷失》。然后，几百名幸存者们选举首领，建设官僚体系，安排打猎、采集和探索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组织。
在这段日子里，除了有一个不幸的人在海滩上被鲨鱼吃掉之外，最大的凶险就是他们的人口构成：女人有74名，男人却有300多名。很快地，男人们就因为争风吃醋而动了刀子，于是，幸存者们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
这次事故促使我们制定了新法律。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当中有女人，如果不及早做出安排，使男人们按照某种规定占有她们，她们就会成为纠纷的根源。但糟糕的是：妇女只有七十四个，而男子却有三百多，因而不可能将一个女人分配给一个男人。为了找出恰当的权宜之计，我们商议了很久。最后决定：每一名高级军官可有一个女子，他们每人按自己的等级进行挑选。我们把其他人按照身份分为各种等级，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即：下级军官可以每星期和一个女子睡两个晚上；普通人睡一个晚上，某些按其年龄和身份每十天才能跟一名女子睡一夜。
此外，我们把五十岁以上的男子和四名到巴达维亚找丈夫的妇女分开对待。那四名妇女宣称忠于自己的丈夫。她们总是在一起，不和其他人交往。可是，当她们看到自己避免与之交谈的那些女人都有了朋友，而其朋友的行为反倒受到称赞，再者，等候来自巴达维亚的援助又杳无音讯时，她们发愁了，并对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懊悔。她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苦闷，以致我们不得不给她们另配丈夫，就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法]德尼·维拉斯著，黄建华、姜亚洲译：《塞瓦兰人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0页）
这可真是给我们摆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德困局，写《公正》的那位桑德尔教授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的。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过好熊，他犹豫了好一阵才打出一个困惑的笑脸说：“只能讨论，不好评论。”
这时候我们很容易这么想：这是一群道德败坏的欧洲人，作者之所以这么写，一定是为了和即将出现的塞瓦兰人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形成对比。可是，当这些欧洲人的使者们踏上塞瓦兰人的地界时，却遇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款待：15名年轻女奴被带了过来，为客人们提供服务。
负责接待工作的塞瓦兰人很清楚这给客人们造成了多大的惊讶，于是长篇大论地讲了一番道理，说这是伟大的国父，塞瓦兰人的立法者塞瓦利阿斯早先定下的规矩：“他考察万物之后，下令惩戒放纵和粗暴的行为。但他同时主张大家要顺从上帝和大自然关于保存人类的意愿。为此他下达命令：凡是达到某一法定年龄的人都得结婚，而旅行者可以和女奴同居，我们这里女奴不少。这位伟人不许我们把有助于保存种族的事情视为罪过。但是他不主张放纵无度，不知节制；一切快乐都必须是有节制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里不允许男人没有女人。你看，你们有多少男人，我就给你们领来多少女人。在你们留在我们这儿的时间里，她们每两天来侍候你们一次。我知道，这种习俗在欧洲是受到谴责的。那里的人不大承认美德在于爱情的正当享用，而不在于完全的禁欲。在我们当中是看不到使贵国声誉受损的那种丑恶行径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以来，这些大大小小的乌托邦几乎都把优生优育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强行推广，都认为男女关系的核心意义就在于生育后代，所以从恋爱、结婚到生儿育女，整个过程都需要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当然，这些乌托邦的居民们对此都是欣然接受的，因为大家都喜欢有序的社会，藤生草长的野猪林当然不如精心修剪的人工草坪秩序井然、赏心悦目。
塞瓦兰人的国父名叫塞瓦利阿斯，是来自波斯的一名贵族，他带着先进的火炮征服了这片还在使用弓箭和长矛的地方。他聪明绝顶，恩威并施，自称是太阳神的使者，奉命来这里惩罚那些不服管教的部族。他把火炮叫作天雷，说那是太阳神的武器。结果他得到了所有部族的拥戴，“一统天下”。出于友好的政治目的，他很有必要把各部落首领的女儿、侄女们娶作自己的妻子。
读到这里，我想起我们的历史书上总是批判封建帝王三宫六院，穷奢极欲，看来人家讨那么多老婆远不是出于简单的花心，更多的是为了笼络重要人物，维护世界和平。在政治人物那里，一切都是政治，婚姻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如何给予道德评价，这又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了。
在公有制的思想发展史上，共产之余往往也要共妻，这是得自柏拉图《理想国》的传统，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些伟大的思想先驱并非怀着恶意，而是怀着满腔的热忱在设计这样的社会蓝图。塞瓦兰人不知道是进步了一些还是退步了一些，他们享有私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夫妻双方如果彼此不满的话，就可以要求交换，但这只在身份相当的家庭中间进行。
今天思想开放一些的人可能会认为维拉斯是在主张男女平权和婚恋自由，但实情似乎很难捉摸。如果维拉斯真是这么想的，他就不该主张那种最令我无法接受的社会制度：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妻子，但数量不能超过规定——这个规定是赤裸裸的官本位式的，行政级别越高，可以娶的妻子就越多。
接下来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塞瓦利阿斯的登基大典。塞瓦利阿斯故意拒绝大家的拥戴，说他不过是太阳神派来的使者罢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听从太阳神的亲自指示。于是，塞瓦利阿斯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那典礼仪式的精美与复杂大大震慑了当地土著。接着，塞瓦利阿斯诵读了一篇长长的祈祷词，这祈祷词充满了诗歌的感染力：
这篇祈祷词深深打动了在场者的心，并使他们对这位王子的虔诚怀有崇高的敬意。然而他们觉得意外的是：塞瓦利阿斯的话音刚落，他们便听见神殿的穹顶处传来一阵柔和悦耳的乐声。乐声似乎自远处而来，逐渐临近。当乐声相当近的时候，便听到一位女子或一个少年的优美的嗓音。这声音柔和动听地唱了一会儿之后，便对全体在场的人说道：他受太阳神的派遣来向他们宣布，光荣的太阳神已听了他们的祷告，接受了他们的祭礼，甚至已经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要把他提到高于他人的职位上。但是神不想授予他以国王的称号，因为任何凡人都不配以君主的名义去统辖神的选民。这个民族是神从世界上的一切民族中挑选出来作为他的臣民、作为他的真正信徒的。他既然已是他们的神，他愿意自己来当他们的君主，以便他们完全按照神的法律来进行管理。神会通过他选拔为王国摄政官的那个人之手赐予他们以极其公正、极其严明的法律。神从前已把那个人提到大祭司的高位了。神所选拔的人正是大祭司塞瓦利阿斯。神当众宣布他为摄政官。最后，神命令众人接受他这种身份，将来要服从他和他的继承人，这是按照神亲授给这位使者的上天法律所规定的。神挑选这位使者作为他的意旨的解释人，作为他的恩泽的分配者。
这番训谕之后，人们又听到一阵悦耳的乐声，比第一次更加柔和，似乎渐渐远去，一直到听不见为止。
当时，在场的人们个个惊叹不已，都以为的确是上天的声音向众人宣告神的意旨。他们都乐意立刻听从，尤其是因为看到，光荣的太阳王选拔的摄政官正是他们想选为君主的人，而除此恩典之外，太阳王还愿意亲自管理他们，并特别关心他们的民族，这是无上的光荣。于是，塞瓦利阿斯被公认为太阳王总督，他的臣民中的显要人物都向他参拜，并向他宣誓效忠。我觉得他在这个场合里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出色，是与他的机敏和明智相称的。因为他不仅像某些伟大的立法者那样，为了使自己的法律获得权威，说是从某位神灵那里得来的，而且他进一步以上天的声音（正像要民众相信的那样），向民众说出他们的神的意旨是什么。他还认为，如果拒绝最高权力，把这个权力完全归于太阳神，那么他打算在这些民族中建立的管理制度就会更加巩固，更受人们尊重。而他自己作为这位光荣君主的摄政官和代言人，就会比他从普通人那里接受权力更受敬重，也更能够让人们服从于他。（《塞瓦兰人的历史》，第127—128页）
如果孔子亲临塞瓦利阿斯的就职典礼，可能会感动得泪潸潸吧。这位塞瓦利阿斯似乎比周公更明白诗歌的政治魅力，更明白礼乐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太阳神是真是假，这一点都不重要，只要大家相信他是真的，那他就一定是真的了，至少像真的太阳神那样在人间行使了神力，让人们有所敬畏——当然，除了塞瓦利阿斯和他的同谋者之外。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塞瓦利阿斯是个好人，像周公一样的好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天下和平，为万民谋福利，而这个伟大的目的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塞瓦利阿斯本人必须牢牢地抓住政权，不许任何人染指，也不许任何人质疑。但这也许没错，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这总比天下四分五裂、混战不已或桀纣这样的暴君当政要好。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为了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欺骗手段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而欺骗的手法莫过于庄严而盛大的礼乐仪式，这与我们今天的市场营销学的道理真是异曲同工啊。
你可能觉得，这种幼稚的招数只能骗骗无知妇孺，骗骗那些没文化、没见识的土著罢了。事情当然不是这样。两晋之交，司马睿南渡长江，想在江南坐稳政权。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得到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当地那些世家大族却对这些北方“伧父”很看不起，根本不屑和他们交往。于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司马睿和当地的世家大族一直没搭上话。辅佐司马睿的王导是个很聪明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三月三日上巳节那天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出游，那隆重的仪仗和威严的队列彻底震慑了所有观者，江南最大的豪强地主当即在道旁下拜。东晋政权之所以能够在江南扎根，颇得益于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实这个道理也处处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正如动植物总是以千奇百怪的保护色和伪装技巧克敌求生一样，我们人类也总是在以服饰、谈吐等外在形式来构筑我们的伪装，既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有一个女性朋友就职于一家不凭关系绝对进不去的单位，那里待遇极好，福利极高，“钱”景远大，而财富与机遇的分配完全掌握在领导手里。所以，“取悦领导”是那里每一个员工私下里研究的核心课题。
说到这里，肯定每个人都会想到行贿送礼。当然，行贿送礼肯定是少不了的，但若仅仅是行贿送礼，那就太平庸了。让我举一个管中窥豹的例子吧：他们单位平时都要求统一着装，有一次要去集体郊游，准许大家各穿便装，我那个朋友就把郊游之前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商场里，精心挑选衣服、鞋子和首饰，花的钱实在让我瞠目结舌。她说这只是职场上最基本的技巧，郊游是一次机会，是你吸引领导注意的机会。
没有人为她的话感到吃惊，反而为我的吃惊感到吃惊。但让我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边。我以为这个朋友的处心积虑已经是极致了，没想到有一个比她年纪还小的女生以关切的口吻劝告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怎么能由着自己的品位去选衣服呢，当然得按照你们领导的品位来选啊。”
我那朋友委屈地说：“可我怎么知道领导的品位呢？”
小女生打出一个惊呆的表情说：“你上班这么久了，平时难道不观察的吗！”
我当时只感觉脊背发冷，进而醒悟到，我被这个社会淘汰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唉，我能靠自己的双手活到现在，已经算得上奇迹了。
接下来她们终于聊到读书的话题了，但这一点都没有令我兴奋，因为她们聊的是《杜拉拉升职记》。其实，一个自闭症患者为了接近自己的时代，看看畅销书是再好不过的方式了。所以我也曾试图去看看这本书，了解一下我身边那些熟悉的陌生人究竟都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猎奇的心理并不足以抵消我的厌倦，我想还是那些和现实生活远远拉开距离的书更适合我。
她们问我在读什么书，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出于像我对她们一样的猎奇心理。我说我正在看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马上我就在屏幕上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鬼脸。我说：“其实你们应该对这本书感恩戴德的，因为你们现在享受到的八小时工作制正是这本书最先提出来的。”
所有的乌托邦都在做计划经济的打算，伟大的开国者都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人们的工作时间当然也要秩序井然地被计划进来。托马斯·莫尔为他的乌托邦设计了六小时工作制，康帕内拉为他的太阳城设计了四小时工作制，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劳工阶层来说不啻为货真价实的乌托邦，或者说是某种远在天边的福音。相比之下，维拉斯就要现实得多了，他认为一天应该被平均分成三个等份：
全体人民在君主的管理下都过着幸福、富裕、安宁的生活。但是作为政体之首的政府官员需要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让其他成员得到锻炼也是一件好事，以免他们在富裕和逸乐之中起反叛之心，或者在游手好闲中消磨意志。正因为这样，塞瓦利阿斯决定安排全体臣民从事各种工作，通过有益而又适度的劳动，让他们永远保持精神振作的状态。
为此，他把一天三等分，规定第一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第二部分用于娱乐，第三部分用于休息。他要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人，除了疾病、年老或别的事故可以免其履行法律的规定之外，都得每天劳动八小时；其余时间，他们可以用于得到许可的正当娱乐，或是用于睡眠和休息。这样，生活就过得十分舒适；身体由于适度的劳动得到锻炼，而不致因过度劳累垮掉。脑子也有合理的令人愉快的活动，而不必承受忧虑、悲伤和烦恼的重压。劳动之后的消遣和娱乐，使身体和精神轻松、振作，随后的休息又使身心得到放松和恢复。这样，人们忙于做好事，而没有时间想到做坏事。他们不大会陷于那种由于游手好闲而导致的恶习中。如果他们不以正当的事务来驱除游手好闲，那是会造成恶习的。（《塞瓦兰人的历史》，第131—132页）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着眼，维拉斯其实很可能支持莫尔的六小时工作制或康帕内拉的四小时工作制，他之所以制定八小时工作制，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以塞瓦兰人的生产能力，只有每天保证八个小时的工作才能够保证生产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维拉斯仅仅是觉得人们假如不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假如有了太多的闲暇时间，那就一定会饱暖思淫欲，甚或苛刻地挑剔政府，发动政变。
这分明在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很有必要给老百姓没事找事，让他们没有空闲的精力去思淫欲，更没有闲情逸致去颠覆政府。这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哲学啊！
和好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这其实再正常不过，这可不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历朝历代真实存在过的政治手腕。宋朝的军队为什么人数众多却战斗力薄弱，明朝的驿传系统为什么要养活数以十万计的闲人，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维拉斯的担心是大有道理的，明朝崇祯年间当真对驿传系统精简机构，结果酿成了下岗工人的聚众造反——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中国也有这种骇人听闻的政治哲学，好熊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很成系统了。《国语·鲁语下》记载了公父文伯的母亲告诫儿子的一番做官的道理：“过去圣王治理人民，总是挑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去种，让他们一直都过劳苦的日子，所以圣王才能一直维持着他的统治。”至于这个骇人听闻的道理为什么能够成立，理由有点貌似《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只不过这里是用老百姓的忧患保障了那位圣王的安乐。
《淮南子·道应训》讲过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故事：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得了江山，可心里不大安稳，于是请教姜太公说：“我夺了商纣王的天下，这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行为呀，如果后世有人效法我的样子，搞得兵祸连绵，那可就不好了。你看这该怎么办呢？”
姜太公答道：“大王您能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很好。这就好比打猎，猎物还在活蹦乱跳的时候，猎人唯恐把箭射轻了，可等到猎杀成功之后，又希望猎物的伤口越小越好。
“您如果想长久地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着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同时，用烦琐的礼乐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各自安于本职工作，养成他们安逸的心态，让他们的脑袋从清清明明变成浑浑噩噩。
“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再摘掉他们的头盔，给他们戴上以翎毛装饰的帽子；解下他们的刀剑，让他们手持笏板；制定为期三年的守孝规则，以此来限制他们的生育；大力宣讲等级秩序和谦卑退让的精神，让他们不起争斗之心；多给酒肉让他们好吃好喝，再用音乐使他们好玩好乐，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丧使他们耗尽财产，让他们为丧事置办奢侈的陪葬品，这样来使他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挖壕沟、筑城墙来耗费体力。这样做下去，就没有多少人还能犯上作乱了。只要这样移风易俗，就可以永保江山。”
可我还是觉得不易理解。我们必须知道，维拉斯不是处心积虑维护君权的法家，也不是马基雅维利那样厚颜无耻的阴谋家，他是一位真材实料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在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建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塞瓦兰人的八小时工作制，虽然是我们今天八小时工作制的理论先驱，虽然在他当时的社会里简直是劳工阶层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人道主义美好制度，但是，从其出发点来说，怎么看都有几分阴险。
QQ群里大家又在讨论，说某个不久之前刚刚修缮过的地方又要推倒重建。大家纷纷责怪肉食者的愚蠢，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我们任何人都精明呢，这一修一推一建，看上去好像在浪费人工，实际上又创造了多少的就业机会，又有多少钱可以流进流出。
我说了我的这个想法，大家无不表示惊愕，他们想象不出我这样一个整日闭门不出的人怎么会动这么多歪脑筋。他们想象不出，我读的那些书，所有那些刻意远离现实的书啊，竟然一次次地把我拉回了最真切、最血腥的现实。我真是不喜欢这样。难道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