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愿意把自己为报纸杂志写的稿子贴出来，就连刊发的时候我都是胡乱起些笔名。为了顺利发表以便混到微薄的稿费，我必须采取“只谈风月”的策略，并且连风月都不能“无边”，还必须迎合读者趣味。所以我认为自由撰稿人的差事是一种“贱役”，除了必须牺牲自己的品位之外，有时候还必须牺牲自己的良知。
“海盗路飞”问过我：“难道区区几百块钱的稿费就可以让你出卖良知？嗯，要想让我出卖良知，至少也要一千万。”
我冷冷地回答他说：“这就是俗话说的‘物以稀为贵’。”
可是，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啊，也许你读过的某个抚慰人心的名人逸事就是我编造出来的，如果你知道一些感人肺腑的励志训诫出自我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之手，你还会对它们信以为真吗？也许你读过的某一本绘声绘色的游记也出自我的手笔，但你知道，我这个自闭症患者连小区都很少出过；还有那些佛教故事，禅宗机锋，一切可以引申为心灵鸡汤的东西，作者娓娓道来，劝你应该知足常乐、吃亏是福、云淡风轻、禅意生活，其实他自己正在酷暑的季节缩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房间里，为了挣出下个季度的房租在一台破电脑前没日没夜地赶工，同时还很窘迫地和出版社商量能否预支一点稿费。
别以为这些出版物你只会在地摊和盗版书摊上看到，不，它们明晃晃、亮晶晶地摆在报刊亭和书店里，这确实都是大众读者们想看的内容，何况还配上了华丽丽的包装呢？没有人愿意刊发我认真写下的作品，它们毫无市场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市场价值的文章就是坏文章，没有市场价值的作者就是没水平的作者。既然大家都这么想，我还是不要假扮清高的好。
<b>5.</b>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朋友们当中读书的权威。这算不得什么意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我就一直过着自闭的日子，整日以读书为乐，间或打些零工，但都不长久。除了读书之外，我也会下载一些视频来看——电影或者剧集，但我从来不看电视，房间里虽然摆着一台，那是房东留下的，在我这里它就像陶渊明的房门，“虽设而常关”。
我不喜欢看电视，甚至不喜欢任何影视节目，我只喜欢文字。我不太喜欢市场艺术，而电影、电视正是最标准的市场艺术。曹雪芹可以用一辈子时间雕琢一部《红楼梦》，只对自己的文学天才负责；凡·高可以一辈子不被市场接受，只对自己的艺术天才负责。文学和绘画都是相当个人化的艺术，只要一个人耐得住寂寞，就可以默默地创作；他可以大胆地走在时代审美趣味的前边，但是，没有哪个导演能做到这一点，就算他自己甘愿如此，也不可能说服剧组里那么多人，更不可能说服投资方支持自己可能永远赚不到钱的毕生事业。
即便纯粹从审美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影视是一种低劣的艺术，过于具象化的表现手法完全制约了你的想象力，而且你只能随着它的节奏亦步亦趋，不像读书，节奏的自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会是作者的伙伴、合作者，在他留给你的充足的想象空间里完成对作品的另一半创作。
所以，如果可以读剧本的话，我是不愿意看电影的。看着剧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导演，想象着自己应该如何安排角色，哪些地方用怎样的镜头，哪些场景配怎样的音乐，这个过程可比呆呆地对着银幕有趣多了。
据我观察，爱看电影、电视的人总是些懒于思考的人，我只是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因为他们懒于思考才选择了电影、电视，还是长期观看电影、电视的习惯使他们慢慢丧失了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
“海盗路飞”就是一个影迷，他从来都不服气我的这些道理，于是有一次我问他：“你有没有注意过，艺术片和商业片在运用音乐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他答不出，我说：“商业片总会大量地使用音乐，艺术片则相反。商业片需要借助音乐帮助观众理解画面的意思，是伤感的还是悲痛的，是欣喜的还是狂喜的，容不得观众去细细品味，拒绝任何朦胧的美，导演代替你去思考，好像就在你旁边用手指戳着银幕，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这一个镜头是什么意思，那一个镜头是什么意思。音乐一旦结合画面，就会成为最有力的表达手段。所以艺术片总会慎用音乐，导演会给你留出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这个区别，其实就和文字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区别一样，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海盗路飞”不大服气，举《黑客帝国》为例，说这部影片有着多高多高的思想深度。
我说：“你只要稍微看看《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从你刚才所谓的思想深度里挑出一丁点新东西来，那全是被两千年来的哲学家们讨论到滥的话题，只是对于东方观众比较陌生罢了。再说，思想深度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要紧的是艺术深度，你不要把它们混淆了。”
“管他呢，”“海盗路飞”想了大约一个世纪，终于无所谓地说，“反正我可不爱看费脑子的东西。”
“当然，”我揶揄说，“就像286不愿意运行3D游戏一样。”
其实我知道自己有点过分，毕竟这是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无数的奢侈品在刺激着人们偾张的血脉和孱弱的神经，谁还有心情在忙碌之余慢慢消遣一本需要消耗脑细胞的书呢，更不可能花上一两个月时间来静静读。一场电影只需要人们拿出9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们可以把时间当作货币的话，那么书籍才是最大的奢侈品。
好几次都有朋友满怀好奇地问我，说凤凰卫视有个叫梁文道的家伙，主持一个叫作《开卷八分钟》的读书栏目，他曾认认真真地号称每一本在节目中介绍的书他自己都至少通读过一遍，而他每周要介绍四五本书。朋友们想知道我和梁文道谁读书更多。当然，这是一个略嫌僭妄的比较，梁文道名满天下，而我只是被疯涨的房价逼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嗯，一个什么呢，用《水浒传》里的话说，一个“泼皮破落户”吧！
当然，朋友们的问题也会勾起我的好奇心，我便下载《开卷八分钟》来看。结论是：实事求是地讲，我读过的书应该没有他多，我实在没有那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而且我也喜欢慢慢地读书，只要基本生活还维持得下去，我就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书籍了。我用两年的时间慢慢地读完了钱锺书的《管锥编》，即便小说，我也曾用大半年的完整时间来读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甚至一首短诗也足够让我消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
我喜欢仰靠在床上，读上一会儿便把书扣在肚子上，发一会儿呆，想象着书里的情境，或者当作者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喜欢自己先想上很久，然后把自己的答案和作者的说法印证。我喜欢挑剔逻辑，看作者是不是真的能够自圆其说。我还会时不时地检查作者的举证，对一切让自己生疑的地方都会认真地考索一番，为了一两页的内容花费很多天去查阅资料。小雯曾经说我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小姐，用慢吞吞的文字谋杀慢吞吞的时间。
是的，我永远这样慢吞吞的，就算是看推理小说，我也喜欢不断地把书放下，不断地思索那些狡狯的凶手们精心设下的诡计，我总是希望自己会比书中的侦探更早一步地破解真相，尤其当作者突然站出来郑重宣告“挑战读者”的时间到了，说所有的线索都已经交代出来了，说自己绝对没有向读者隐瞒任何线索，书中的侦探所掌握的材料并不比任何一名读者所掌握的更多的时候，我总是会兴奋得不能自已，用我的“灰色的小细胞”（这是大侦探波洛对脑细胞的经典戏称）重现每一个犯罪现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会借助纸笔。
这些工作有时候会耗费掉一两周的时间，当我真的解决了谜题，那种喜悦的感觉应该并不亚于一个金牌推销员领到年终奖时的心情；当然，我更希望作者彻底把我骗到，给出一个逻辑严密、证据确凿，却会令我大跌眼镜的答案。
遗憾的是，能够骗到我的推理作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一些答案我真的没有破解，那也往往是因为作者貌似合理的推理过程其实并不能够自圆其说。所以，只有当我愿意忍受更多的失望，才有机会赢得吉光片羽的惊喜。
这个规律其实适合于大多数书籍，这就意味着，当你有任何“好书”想要推荐给别人的时候，你一定已经为它承受了许多本“平庸的书”甚至“坏书”的代价。所以我对朋友们坦承，如果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开卷八分钟》这个节目的话，那么我读过的书就更没有梁文道多了。
<b>6.</b>
我的读书方式还很不“专业”，因为一来我一点也不打算学以致用，二来也无意去考什么学位或文凭，只是消磨自己的时光与好奇心罢了。一个读中国哲学的博士说过，他考博的标准读书程序是先读哲学史，再读原著选编，最后再读原著。他的话令我十分诧异，因为我心中的阅读序列恰恰是反过来的，先把原著通读之后，再找几本哲学史梳理一下。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先入之见的干扰——哲学史在带给你便利的同时，更会带给你太多的先入之见。博士的说法也不算错，因为对于考试来说，他的办法确实是最有效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入门。
是的，读中国哲学，仅仅把最基本的“十三经注疏”和诸子书粗过一遍，怎么也得七八年的工夫，事实上就连古代考进士都不需要把这些书都啃下来。如果一个人甘心在慢时光里默默消磨时间，这些书倒真是不错的材料。但我至今也不曾把它们读完，因为我的兴趣总会被吸引到旁的领域，像一个不安分的海盗那样。
我的注意力经常漫无边际地徘徊在某一本书上，也许只是很薄的一本书。有时我会觉得，书籍对于我就像日本人的茶室。茶室，日语发音为sukiya，汉字有好几种写法，具体怎么写就取决于茶道师的个人趣味了。我喜欢“空屋”这个写法，一座茶室就是一处极简的空屋，除了有为某种暂时的目的而做的简单装饰之外，里面是空无一物的。冈仓天心这样解释过空屋的含义：“人不能同时倾听多首乐曲，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主题上，才能实现对美的真正理解。于是人们将会看到，我们茶室的装饰法，与西方流行的方式恰好相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室内装饰得像博物馆一样。对于习惯了装饰的简单和装饰方法频繁变化的日本人而言，西方人那永远充斥着大量绘画、雕刻和各式古董的室内装饰，只不过是一种恶俗的炫富。哪怕只是持续不断地观看一件杰出的作品，要想欣赏它的美，也需要丰富的鉴赏能力。何况那些欧美家庭中的人们，天天面对各种混乱的色彩和形状，的确需要无限的艺术感受能力。”
冈仓天心最后的那句话颇带反讽的意味，他才不认为欧美人家真的有什么无限的艺术感受能力。其实这个道理在所有的审美问题上都是适用的，我喜欢在朴素中默默静观，而不是在丰富的视听效果中放肆地哭笑。
所以我喜欢读书。所以我读的书其实并不很多。
<b>7.</b>
与那些专心做学问的人相比，我的阅读量就更是少得可怜。我没有什么学问要做，如果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去大量查阅参考资料，那也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罢了。每次遇到一本喜欢的书，我也总是舍不得把它快快读完，越是逼近结尾就越是伤感。
我也会特意去找排行榜上的书来读，这虽然是一种太没品位的事情，但好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因此而嘲笑我。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终年都沉浸在缓慢的阅读趣味里的人来说，如果欣赏层次还停留在大众水平，那可真有点愧对智商了。只不过因为我很少与外界交往，于是就想通过畅销书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和风尚罢了。而且，总有一些朋友拿畅销书来征求我的意见，或者兴致勃勃地向我推荐，于是，一时心软，也为了聊天时有点谈资，为了表现得合群一点，为了不被人当作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也会咬着牙看上一看。
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考虑：虽然我的生活成本和物质欲望已经低到了让所有人无法置信的程度，但是，要维持基本的生计，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写一些狗屁文章。畅销书会帮助我了解人民群众的阅读口味，会帮助我掌握一些蛊惑人心的说服技巧，会泄露给我同行们的种种欺诈手段——别以为只有牛奶里才有三聚氰胺，别以为只有生姜才会用硫黄来熏，精神食粮的卫生状况即便不比物质食粮更糟，至少也丝毫不会亚于后者。有多少冠冕堂皇的名家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传授假的知识、一知半解的知识和真伪莫辨的知识，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作者为了生计而编织谎言。
我们怪不得编辑，因为编辑总是很体面地辩解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谁让读者就喜欢这些！”我们更怪不得读者，他们只是读书太少，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罢了。雨果若是当了幼儿园的老师，总不能因为小朋友们欣赏不来《悲惨世界》而仇恨社会吧？
<b>8.</b>
我自己也不曾仇恨社会，毕竟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一些不适应这个社会的人，倘若迎来了一个能让我这样的人如鱼得水的社会，肯定就意味着有另一批人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我想得开，否则这么多书岂不是白读了？但朋友们总说我有点愤世嫉俗，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他们不曾认真地了解我，只是把心理学所谓的刻板印象直接套在我的身上，认为像我这样一宅到底的底层分子一定是郁郁寡欢的。他们认为，我没有房，没有车，没有正经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女友，存款从没超过一万元，所以我一定得是牢骚不断、郁闷不止的。只有和我接触的时间长了，才能看到我身上那不可救药的乐天主义。
书籍带给我的快乐，就像女人带给唐璜的快乐，就像地位带给于连的快乐，就像金币带给老葛朗台的快乐。只不过，理解唐璜、于连和老葛朗台的人太多，理解我这种快乐的人实在没有几个。
也许只有好熊，他也是一个自闭的、爱读书的乐天的人，只是因为拖家带口，所以忧愁比我多些。培根说过，一个人只要有了家，就等于向命运送交了人质。
是的，这还让我想起张章，一个曾经散淡无争的朋友，一个诗人，却终于为了家庭改变自己，变成了积极进取的人，挣房子、挣车子，劳累之余总会虚情假意地对我这种生活表示无比的羡慕。记得那天张章开着新买的车子来找我，聊起书来，聊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一套《周作人散文全集》。他很爱周作人的文章，但说起那套书要两三千元钱，他犹豫了一阵，终于没舍得买。我问他那辆新车多少钱，他说38万元，我惊叹了一下，说可以把车卖了，一辈子的书都够看了。
他说不能卖，因为书只是内涵，车却是脸面，人在社会上混，脸面永远比内涵重要。
那一刻我对他刮目相看，他真不愧是一个曾经的爱书之人，就连庸俗起来也不失读书人的趣味。真的，书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因为它最耗费时间，也最需要心境。但张章终于抵制住了这种奢侈品的诱惑，他以后也许只有靠CK内裤来提高内涵了。
<b>9.</b>
我自己是没兴趣提高内涵的，我读书仅仅因为我喜欢读书。“海盗路飞”建议我写一部游记，记述自己是如何单枪匹马地从书的港口到书的城市，从书的山到书的海，从先秦到明治，从长安到伦敦的。他说他也会写一部游记，是真实的“行万里路”，还要拍很多照片。他带着价值几十万元的照相器材，而我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堆廉价的纸张以及硬盘里免费下载的电子读物。“海盗路飞”要和我比一比谁的游记写得更好，这真不是他这个年龄应有的单纯啊！
<b>我的游记大概可以叫作《卧游记》——南朝有个叫宗少文的人，一生爱好远游，后来身体不行了，没力气再去寻山访友，于是遍画名山大川，挂满了家里的墙壁。宗少文从此每天在家抚琴自娱，竟使纸上的群山发出回响。</b>
<b>宗少文的卧游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的卧游却是我所能够想象的最好的旅行方式。有的人喜欢真枪实弹地冒险，所以我们总是能在新闻里看到“驴友”在山中遇险的报道，甚至还有这样一种专为富豪打造的旅行项目，让他们带着超豪华的装备去挑战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地方。富豪们在出发之前要签署生死文书，还要交纳一笔处置尸体的准备金。如果有人遇险丧生，组织这个项目的公司就会用这笔钱把他的尸体送回老家。我在网上和这样一位富豪聊过天，他说他刚刚从亚马孙丛林回来，他每次出发都是瞒着家里人偷偷去的。</b>
小雯当时正主编一本旅游杂志，我就把这个富豪介绍给了她，让她做了一期专访。小雯说在采访之后久久惊魂未定，问我敢不敢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说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我全然没这个兴趣。你知道英国的湖区吧？大诗人华兹华斯住过的地方，那里有着全英国最美丽的自然风光。但是有一天，拖着一个臃肿大肚子的波洛先生，那位比利时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最著名的侦探，因为案件的关系跋涉到了湖区，当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风景如画的泥泞中时，他愤愤地抱怨说：“是的，这里风景很美，但这真不是人待的地方。这不就是我们付钱给画家，让他们把这些风景摆到画廊里供我们欣赏的原因吗？”
波洛一点都不懂得美学，康德先生一定会对这种愚蠢论调嗤之以鼻的，但是，这种蠢话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我的心声，何况我像波洛一样，喜欢智力刺激的人难免会轻视感官意义上的肤浅审美。我是不是又把话说重了呢？请原谅，我到底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小雯说我情商为零，我相信她的判断。
<b>10.</b>
一些朋友总在鼓励我好好写完这部游记，他们的语气是如此古怪，以至于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我当作一个抑郁症患者，认为写作会对心理宣泄有所裨益。我甚至不能辩解，因为我的任何辩解都会被他们当作“病情”加重的表现，唉，我只是一个观念和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符的人而已，所以，虽然我并不全然赞同福柯的观点，但也无奈地把他的《疯癫与文明》推荐给这些朋友去看。
令人丧气的是，他们不是嫌太深奥了，就是嫌太枯燥了，抱怨一通之后便对我说：“反正你会在游记里走到这本书的，不是吗？比之福柯的原著，我们更期待你的二手货。”这也算是鼓励吗？
最后令我决心下笔的是好熊的一番原本无关的话。好熊喜欢读书，说话既缜密又很幼稚，所以我很喜欢他。记得有一次在论坛上，有人问起好熊怎么读过那么多书，好熊便讲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纳粹时期的可怜的囚徒在难挨的监禁生涯里以想象大师对战的棋谱来打发时间，他的世界里从此只有象棋，好熊说只要把小说里的棋谱换成书本，就是他自己的处境了。
那一刻我真觉得和他心有戚戚，是的，如果有人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会答以同样的故事。所以我想，索性就写点什么好了，就像那个棋手不该与人对弈，只该找个地方默默编写自己的棋谱。
随着闲散的阅读时光慢慢积淀，许多的书、许多的问题，都渐渐被穿在了一起，就像板块漂移中的各个大陆和岛屿被漫无目的的航海家一一走遍，在海图上多了许多新的地标和新的经纬。当我重新在这纵横交错的连线上穿梭往还，发现某个岛屿应当是从某座大陆上分离出去的，某个海峡原本只是一座大陆中间的一处裂谷……世界就是这样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像一个拿着高倍望远镜的人终于在来来回回中调准了焦距。
有时我会觉得一个个的学科就像是一座座的大陆，而我的航船要比麦哲伦的航船快上不知多少倍。我一直不曾被“专业训练”固定为某一座大陆上的土著民，我没有故乡，没有国籍，没有户口本和身份证。
我的读者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是否跟得上我的游踪，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游记，但至少我希望你懂得，写下这部游记的人并不是什么屋顶间的哲学家，在他那窄小、逼仄的屋顶间里，他其实并不比你们更少愉快。
熊逸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