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还说，无论我的助手说了什么，他都相信，肯定还有很多出版商会对我计划中的这本书感兴趣。

“我也非常肯定，你会发现，你的读者依然都在——也许现在分散了，也许他们已经变得非常沉默，也许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藏进了某些夹缝里……但我相信，他们依然都在。”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本来是坐在办公桌前的，此刻却跨过房间，从用餐区的餐具柜里拿来一个烟灰缸。我想，我应该提过，父亲喜欢抽烟斗。餐具柜旁边有个带皮套的烟盒保湿器。他装好烟斗，将它点了起来。

“你描述的这个好职位，很可能成为你的阻碍。你放弃罗德奖学金、决定离开牛津时，你身上的某样东西就已经在抵制这种生活。你知道，我当时非常不满你这么做。我简直想立刻飞过去把你拽回学校，却被你母亲拦下了。我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就算你知道，我也不认为你能承受住那个结果。但我错了……”

他站在一扇窗前，边深深地抽着烟斗，边凝望着河对岸剑桥这边大学城的天际线。他喜欢那些昂贵的混合烟丝腾起的袅袅烟雾。此刻，这些烟雾不断升腾，已经将他笼罩了起来。他停顿了片刻，才又开口道：“我想，我从没有就这件事跟你说这么多话。但我非常高兴，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如今，冒了这么多险之后，我不想看到你踏上回头路。我希望，你能继续前行。”

我站在门边穿外套时，他又用往日那种威严十足的声音对我说了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以的话，换掉那名助手吧。听起来，他并不像你的朋友。”

我遵循了他的建议。几周后，我给一位更优秀，也更值得尊敬的出版经纪人打去电话。从那以后，这个名叫林恩·内斯比特的人便一直都是我的经纪人。一个月后，她为我正在构思的那本书寄来一份合同。该书于1985年正式出版后，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我想，这本书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那些只受过低等教育，或因没受过教育，所以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的关注。此外，该书也给我带来了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收益。之后，我再次安下心来，继续写作更多的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素材当然是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学校生活。

父亲给我那条建议后不到7年的时间，他便开始在谈话中忘事、记不起他试图描述的人或地点的名字。不久之后，他替我母亲和他自己做决定时的那种自信感也明显开始减弱。

从那时候起，我们之前的权势平衡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偶尔询问我的意见；写文章时，即便他拿给我看的东西依然十分老练（我觉得，其中某些甚至还极具原创性），但他若觉得某处拿不定主意，还是会望向我，寻求保证。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和一名知识分子，他也像其他那些进入晚年后的人一样，往往并不想简单地重构已经写过的论点或过去已经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他写的某些文章中，不仅毋庸置疑地体现出了他思想方面的进步，也体现出他有足够的胆量，说出某个自他写作以来最具煽动性的新观点。

这些文章最引人瞩目的观点之一是：努力完善他早年曾从伦理角度接受的那些角色，并从一名精神病学家的角度出发，评价某种或许会被传统观念视为有悖于公民秩序的不同意见。文章一开篇，他便明确区分了病态行为（或称“非理性破坏性行为”）和他称之为会导致社会不公的“有原则抵抗性行为”。他注意到：“自古以来，压抑引起的愤怒都被视为一种正当的行为。”“因别无选择而陷入绝境时”，即便由此爆发明显的暴力行为，也是“可以容忍，甚至受欢迎的”。

文章继续写道：无论在美国，还是别的地方，“尽管抗议者们或许会被某些机构视为危险分子”，他仍不会将危险犯罪行为等同于“当代社会的规劝模式”。提到那些“对彼此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其行为动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无私的人”，父亲总是满怀敬意；与此相反的动机，则是一种“自私自利”、源自人格失常下病态怒气的行事动机。阅读这篇文章，看到他如此动情地说起“有原则的抵抗”，真是令我感触颇深。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并非对其早年信念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大胆修正。

给我看过那篇文章约一星期后，父亲又给我寄来一份影印文件。那是18世纪某位意大利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上面还有一则伏尔泰写的名为《犯罪与刑罚》的评论。这是他在医学院著名的康特威图书馆里找到的文章。他努力构思自己的写作时，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说，这篇文章虽然跟他正在构思的东西无关，他却觉得，我或许会对其中的某段话感兴趣。

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最终，预防犯罪最可靠的方法，是完善教育系统。但这是……一个目标。要是容我大胆宣布，这是个与政府本质联系密切的目标，并将一直保持空白……”父亲说：“我觉得，你或许想在你的某场讲座上引用这段话。”他把那句“并将一直保持空白”圈了出来。我们之间这种令人愉快的互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仅仅第二年，我便被迫发现，父亲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例如，我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会让他感激涕零。我开始尽力调和他与母亲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也竭尽所能帮助他整理各类笔记和文章。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堆了很多未写完的文章，便建议他用回形针按主题将其分类。这样即使第二天一早继续写作，他也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亲爱的乔纳森，”之后不久，他便写来回信，“你的到来给我和你母亲带来的帮助比你料想的还多。你的指导（指的是我调解他跟我母亲吵架的事）和建议真好，我已经分门别类地重新规划了工作区，并整理了办公桌上那堆引起你注意的混乱物品。在你的鼓励下，我真的开始收拾东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我真是备受鼓舞。我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不断向你汇报的……”

不过，那种备受鼓舞的感觉显然还很脆弱。1991年秋，有人邀请他参加因12月第一周罗马爆发的那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而召开的一次集会。可是，日益恶化的记忆力，让他一连数周都优柔寡断地难以做出最终抉择。

“焦虑真是太可怕了。”10月，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如今，我才发现，如此短的一封信，他却在信封上多贴了一倍的邮票。而且，我的地址是用加粗的大写字母写的，街道名和邮编下还用很粗的黑色记号笔打上了下画线。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这场邀请他出席的集会，显然已经让他陷入混乱的自我怀疑情绪中。他知道，很多欧洲同行也会出席会议。一读完他的这封来信，我立刻拨通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把演讲稿复印一份给我看看。听到他说要是我俩能坐下来一起通读一遍，或许能让他有所启发时，我立刻驱车直奔波士顿。我抵达之时，他已经准备好演讲稿了。

演讲稿主要从精神病学领域分析某个人的性格特征。这个人为达到某项政治意图，准备通过参加一项诸如劫机之类的暴力行动，将自己或许还有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反社会的暴力行为，”他这样开头道，“经常涉及一种会模糊自我与他人、侵略者与受害者界限的鉴别特征。”

他推测，这类行为中，侵略者的行为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接着，他通过假设这种情况或许有时会带来某种“自我标榜”或“神学维度”的特质，来详细阐述了这种“自我牺牲特质”。

和他之前给我看的那篇文章一样，他再次区分了这种行为与某些暴力行为。（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暴力行为或许会被视为在遭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人类会有的理性反应。）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么说并非纵容恐怖主义活动。他承认了一个微妙的事实：恐怖行为不能总是被视为病理学上的行为（比如，他举了“美国奴隶叛乱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几乎总是会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历史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其视为勇敢的英雄行为。

读完演讲稿后，我立刻告诉父亲，觉得他写得非常棒。我说，就算只是提提“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罗马的那些与会者们肯定也会大感兴趣。应他的要求，我标出了一些重复的地方，在三四个地方加了些过渡语，并建议他重新调整了某些段落的顺序。

6周后，他和母亲飞往意大利赴会。我想，就算他仍时不时地与出错的记忆抗争，他应该也能不着痕迹地应付自如，或如往常一样，机敏地掩饰过去。如我所料，他在演讲后做了一些注释，其他与会者们的反应，让他得到了期望中的满足感。

会后，他和母亲延长了行期。在两人这最后一次的共同旅行中，他们从佛罗伦萨一路玩到阿西西。接着，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当月5号，是母亲88岁生日），他们还特地去了从未去过的威尼斯，与父亲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同僚，以及两人在罗马邂逅的一名年轻意大利医生共度了好几天。

在格里提宫——两人于威尼斯入住的酒店，父亲用信纸给母亲写下了充满柔情的爱语。我想，他们在意大利多待的那几周，算是父亲晚年就他们多年婚姻生活中，多次让母亲忧心难过而努力做出的补偿。

“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都深爱着你，并很感激你对我的耐心。在其他人都对我灰心丧气时，只有你，认同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渴望。你引导我、关心我这么多年，真是让我非常感激……”

然而，即便两人在威尼斯的那会儿，父亲在与陌生人交朋友时一贯的优雅和机智，似乎还是在一次晚宴上引起邻座一位迷人女士的关注。我想，那位女士肯定被他折服了，而我母亲则似乎觉得，她虽然对他感兴趣，但他对她的回应却殷勤得过了头。

“哈里，在你这个年纪，”回家后，她在给他的一封信（他们经常在厨房里给彼此留信，把写好的信靠在咖啡壶上）里这样写道，“还关注那种女人，简直应该感到羞愧。”

母亲用了个已经过时的字眼来形容那位女士——“那种荡妇”。好在那事也就到此为止。父亲自然向母亲道歉，说很遗憾伤害到了她的感情。

他们返回波士顿6个月后，父亲拉我坐下，开始了那场他已经用录音机录下的对话。那场对话中，他向我描述了自己刚刚遭遇的“感觉思维被截断”（即“意识受到干扰”）的经历，以及可能的成因。又过了18个月，他才接受了自己以前那名学生的诊治，最终确诊病情。

两年后，他的主治医生（也是跟他有30多年交情的好友）写信给他的律师：“因为高龄和丧失精神上的行为能力，哈里已经无法处理他自己的各项事务。”[7]那年6月，父亲出了那场事故后便住进了疗养院。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天平也发生了倾斜。以前，父亲用他的能力、判断力和威信，帮助我度过职业生涯中某些最不稳定的时期；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却变成我用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来保护他。如今，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从那时起，无论我想起任何早期的分歧，或我们父子很久以前的紧张关系，我都会尽力彻底摆脱它们；相反，我会着重回忆那些最美好的记忆。我发现，自己会满足地想起在缅因湖上度过的那些早晨。想起那些看见湖面泛起涟漪就以为鱼儿咬钩的情景；也会想起他带着我，匆匆赶去诊治病人的那天晚上，我会再次打开他的医疗包，将那把音叉或那捆木喉棒握在手中；我也会想起（也许，只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回忆）他将我抱上病床，并把听诊器挂到我脖子上，让我假装他“首席助理”的事。我为父亲而骄傲，并为有这样的父亲充满感激。此外，他那给母亲带来过伤害，也许并不完美，却从未停止过的爱，虽然最初让我心生怨恨，但终究还是令我感激。以上种种，都是我想牢牢守护的记忆。

自我俯身在父亲床前，将耳朵贴到他胸口，听他临终前最后的呼吸那晚，已经过去快7年了。但即便现在，我也觉得为了记住他这个人，我有义务回顾他那有时动荡不安，又无比复杂的一生。而且，回忆结束后，我依然满脑子都是昔日的记忆。

埋葬父亲那天，那种我们依然在路上的感觉并没有立刻消失。对任何人来说，一段同行72年的经历都不算短了。寒冷的11月夜晚，我每每陷入沉思、担心工作中的某些问题或可能出现的个人失误时，我都会到家周围的乡间小路上散散步。此时此刻，我喜欢想象他还拄着那根老拐杖陪在我身边，就他人生活中无法预料之事，以及意想不到的纠葛转折，发表一些有趣的评论。

或许，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依然有他陪伴的这种感觉会渐渐消散（它的确很可能消散），但父亲和我那慈祥的母亲留给我的某些东西，一定会永远陪着我。即便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人生中那些鲜活的细节，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但我相信，父母留给我们的某些祝福，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

[1] 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称，这项传统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才结束。

[2] 我已经不记得毕业典礼上，“第一司礼官”需要在哪些环节引领队伍。如今，据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秘书称，“第一司礼官”只会在毕业典礼前几天的文学活动上引领队伍。

[3] 阿根廷裔古巴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人，曾是卡斯特罗的战斗伙伴。被西方媒体誉为“红色罗宾汉”。——译者注

[4] 我这本关于成年文盲及其孩子的书名为《目不识丁的美国人》（Illiterate America）（纽约：双日出版社出版，1985年）。

[5] 我在《夭折》（Death at an Early Age）（纽约：双日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描写了这个孩子和班里的其他孩子。

[6] 现在回头来看，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一旦做出进入学术圈的决定、一旦跨越那条社会阶级的界限，就会失去某些自己珍视的东西。数百名做出类似决定的活动家依然在忠诚地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及其父母谋福利，甚至成为更有效力的倡导者。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学者身份或许能让他们显得更加可靠。我想，归根结底，应该是某种生理和情感上的优势让我最终止步不前。我在城里的同一个社区，继续生活了将近18年。

[7] 主治医生为其确诊的事发生在1996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直到4月25日父亲都还给我写信，说希望能再带母亲去一次欧洲；6周后，他便住进了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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