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突然有机会了解这个男人全部的情感世界，并在其首肯下，想尽办法平复他长久以来的混乱心绪，对我父亲来说，无疑是他临床治疗的一段巅峰经历。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父亲托付给我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甚至包括某些不太重要的辛辣讽刺、细枝末节的文坛逸事，或插科打诨的琐碎趣事。

有次检查时，奥尼尔玩性大发，脱下浴袍，非让父亲穿上不可。父亲说，那件浴袍非常贵，估计是卡洛塔在巴黎或纽约的某家精品名店给他买的。“这衣服衬得你格外高雅。”奥尼尔点评道。父亲说，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很滑稽，因为奥尼尔比他高，“对我来说，那件浴袍实在太大了。”他说，奥尼尔“见我穿着那件几乎拖地的浴袍，还努力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简直笑得前仰后合”。

这会儿，夏天几乎已经过去。曾经给父亲带来无数爱与欢乐的“小淘气”开始在迅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下备受折磨。最近几个月，它身上癌症的发展速度都一直低于医生的预期；然而，上天对“小淘气”的恩惠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8月的最后一周，它彻底闭上了右眼，也没有力气上楼到我身边睡觉。此外，它也开始失去胃口，除非我用手喂食，否则就不吃东西。我知道它大限将近，要是再努力将它留在这个世上，就是不对的了。

一天晚上，我把它放进车里，带它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它太虚弱，既无法爬上他的膝盖，也没法再跟父亲玩他一直都很喜欢的抛接游戏。它只能蜷在父亲面前的地毯上，在他弯腰抚摸它的耳朵时舔舔他的手指，抬头望着他。此时此刻，它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一年前，母亲居住的那幢大楼业主更改了那里的宠物条约。因此，母亲只在8个月前的冬天见过“小淘气”一次。当时，我成功说服看门的那位女士为我破例一次，把“小淘气”放上楼，给母亲一个生日的惊喜。

当时，“小淘气”还没有那般萎靡不振。它像往常一样蹿进母亲房间，跳上她的床，舔了她满头满脸的口水。“小淘气”简直是坐在了母亲身上，她却并不在意。接着，“小淘气”又冲进客厅，在一张椅子上找到母亲给它的玩具小熊，一口把它拽下来，拖到房间另一头，毫不怜惜地摇来晃去。

一周后，母亲说她梦见了“小淘气”。“我们带它去四季餐厅（父亲生病前，他俩有时会去那吃晚饭）。一群小女孩在门厅玩耍，女孩们往它脖子上套了根长长的粉色缎带，然后围着它一边转圈，一边唱《山谷里的农夫》。然后，它也跟着她们跳起舞来！

“它摆动着四条小腿，跳得可好了，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母亲说，门厅的里一个男人“是搞电影的”，他立刻拨通了一位电影经纪人的电话，称，“他们决定拍一部‘小淘气’在这儿跳舞的片子！”

另一天夜里，母亲又做了个关于“小淘气”的梦。她梦见我上大学前认识的一个男孩（她向来不喜欢他）试图杀掉“小淘气”。梦中，我父亲说：“我不相信他，看来我是对的，我一直都知道他人格扭曲。”不过，母亲也说，她在梦中问自己：“这事是真的吗？我醒了吗？还是仍在做梦？”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一直向我打听“小淘气”的情况。她知道大楼更改规则后，我曾成功地将它带进来，所以我不再带它来的事让她越来越狐疑。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肿瘤也越长越大。我只得尽力用模棱两可的理由敷衍母亲。然而，她颇具钻研精神的本能实在太过敏锐，我根本无法骗她太久。在她的连番审问下，最终，我只得告诉了她实情。

“我就知道。”因为知道我一直在骗她，她的口气并不友善。

8月28日，她说她又做了个梦：“你睡在楼上。那有段狭窄的楼梯可以通到楼下。有时，‘小淘气’会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楼下的客厅。一天夜里，你醒来之后发现它不见了，于是也走下楼，在沙发上找到了它。你坐在它身边，将它搂进怀里。它抬头看着你，眼里却满是悲伤。那时，它已经一动也不能动了……”

母亲做那个梦时，“小淘气”已经虚弱得连屋外的花园都去不了了。我把报纸放在厨房门口，它又恢复了小时候的习惯（还是小狗崽时，我便那样训练过它）。但那一天终究还是到了。即便我拿着它最爱的食物引诱它，它也不肯再吃东西。我给打小就照顾它的那位兽医打电话，他真是非常好心，决定开车到我家，帮助“小淘气”长眠。

把它葬在过去经常玩耍的花园后，我驱车前往波士顿母亲的家中。刚提到“小淘气”的名字，一句话还没说话，母亲便抬起她那只患了关节炎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朱莉娅陪我们坐在卧室。后来，她注意到我母亲并未像以往那样脆弱而迷离地陷入她时常依赖的幻境中，反而异常坚定地直面痛苦的现实。

“这是我们要接受的惩罚。”母亲说。

“考泽尔太太，这怎么是惩罚呢？”朱莉娅问。

“爱的惩罚。”母亲轻声回应道。

随后，朱莉娅去了厨房。茶点准备好后，我们搀扶着母亲来到餐厅。

朱莉娅熟练地将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喝完茶后，母亲问我是否能去卧室写字台里找张“小淘气”小时候的照片来。把照片递到她手中后，她说她想单独在餐厅待一会儿。

“你现在可以走了。”她命令道。

朱莉娅和我一起来到走廊。我想，她知道我想待在这，再多陪陪她。那突如其来的空虚感正在家中等着我，我一定会觉得非常难熬。

到了9月中旬，父亲的事我已经耽误了整整一个夏天。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既不是母亲坚定的决心，也不是那些给我意见之人的支持。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是父亲信托律师提供的一条意想不到的信息。

他替我父母投资了几笔资金。前几年，我问过他几次，那些钱是否还够支付疗养院高昂的开支（保险公司或老人医疗保险系统都无法报销这部分费用）、父亲需要的额外护工、母亲需要的护工，以及母亲的房租和住在公寓里的一切其他开销。他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上一句“你父母的经济情况良好”之类的话，表示没什么好担心的。三年前，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的资产已经接近200万美元。

现在，情况却突然变了。而且，只有当我问起，他才告诉我因为当年和前两年市场低迷，他们的总资产已经缩水了1/4。而且，照他们目前的消费速度，剩下的钱只够支撑18个月左右。

一次会面中，我们粗略地做了一番计算。最后，他总结道：除养老院的开支和一些额外的支出，我或许需要承担上门护工的费用。这样的话，我父母的资产估计还能支撑3年多。届时，他们（或其中的一人）若依然在世，就将一贫如洗。

第二天，我坐到西尔维娅面前，问她是否有可能抽身于目前效力的机构，避开那份必须履行的职责，以省下该机构对外收取的那一大部分服务费。她告诉我，她觉得这应该不成问题。（该机构总监了解相关情况后，同意了她为我们服务的请求。）西尔维娅还说，她想再跟朱莉娅谈谈。如此一来，她们就能估算出到底还需要多少人，尤其是她或朱莉娅都离开的时候。

过去，我经常就西尔维娅“接管一切”的强烈愿望开玩笑；如今，我却发现自己非常感激她的这些品质。她做起事来总是干脆果决、雷厉风行，让我得以自由地着手很多其他需要尽快处理的细节。

告诉露辛达我已经下定决心时，她答应在尽其他义务的时候，至少定期监督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尽管已经做好免费帮忙的准备，我还是说服她接受我微薄的酬劳，因为她不仅要供养家庭，还得支付执业护士的学费。

然而，我最依赖的两个人必定还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要是没有她们，我根本无法将父亲带回家。虽然根据制定的日程表，两人有足够长的共同工作时间，可以协助对方解决一些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但每天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得完全靠自己。

两位女士异乎寻常的道德感赋予了她们极强的责任心。尽管我一直渴望对病人的这种密切关注，事实上，那些不久就会成为父亲主治医生的波士顿老年病学专家却并非总是指望得上。因此在父亲最后的几年里，完全可靠并能迅速为他提供健康服务的人，就只有西尔维娅和朱莉娅。

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看护和家庭陪伴的人往往不受尊重，获得的薪酬也势必远远低于医生和其他在医疗产业中从事更高层面工作的人。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才是唯一真正了解病人，并尽最大努力为此奔走呼号的人。比起“临床医生”这个称呼，我父亲更喜欢“医生”这个词，因为后者显得更直接，永远不会让他与自己需要照顾的病人之间显得太过疏离。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永远忠诚、时刻警醒的朱莉娅和西尔维娅就成了父亲实际意义上的临床医生。她们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她们会十分专业地向露辛达提出各种疑问；其次，通过密切观察父亲的情况，她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派访视护士到公寓替他检查身体。

然而，这一切仍是后话。说服自己一切都尽在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掌握之中后，我正式通知疗养院，父亲将于10月10日离开。

“我们要回家了吗？”陪他在疗养院度过最后一晚后，父亲像往常很多次那样，带着些许可称为焦急，也可以说是渴望的神色，问出了这句话。

“没错，爸爸，”我应道，“这次，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1] 我在父亲办公桌里找到的这份遗嘱副本写于1948年6月。根据父亲写给罗伯特·梅泽夫（卡洛塔聘请的一位波士顿律师）的信来看，后来这份1948年写下的遗嘱被1951年3月5日写下的另一份新遗嘱取代。新遗嘱是奥尼尔趁卡洛塔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时，在梅里尔·穆尔的催促下签署的。随后，那份遗嘱也被撤销，由第三份遗嘱取而代之。我相信，第三份遗嘱是由梅泽夫起草的。

[2] 我第一次读到的斯维尔达纳·恩布勒姆·奥尼尔的遗嘱，是一份打印的文件，文件上的落款是这样写的：“大道别墅，1940年12月17日。”奥尼尔去世6年后，卡洛塔把这份遗嘱的私人印刷副本寄给了父亲。她在副本上题写道：“来自奥尼尔、贝勒姆和卡洛塔。”

[3] 父亲引用尤金·奥尼尔的话、奥尼尔与卡洛塔之间的争吵以及提起女儿时，奥尼尔表达出的悔意——本书在此处及其他地方对上述场景的描述，主要的参考资料均为我父亲手写的笔记和他打印的更为详细的记录。那些记录源自与奥尼尔的交谈，以及之后不久，父亲自己定期记录下来的观察、思考和总结。他与奥尼尔的女儿乌纳在其位于瑞士家中那些最初和随后的谈话，也通过他的笔记和两人的通信保存了下来。

[4] 帕特里夏参与试镜的那部戏叫《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1947年，该剧虽在几个城市巡演，但在剧作家有生之年里，它却并未登上百老汇舞台。尼尔小姐在她的自传《平凡如我》（As I am）（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88年）中，曾谈起与奥尼尔的那些会面和两人之间的友谊。

[5] 据2010年8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的帕特里夏·尼尔讣告来看，1964年，这位女演员凭借《原野铁汉》（Hud）一片获得奥斯卡奖后，于1965年突发脑溢血。然而，她成功地于1968年重返影坛。

[6] 据父亲的笔记称，后来她还告诉旅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她的允许，奥尼尔不得离开大楼半步。”

[7] 父亲对奥尼尔的治疗始于1951年5月中，一直持续到1953年11月27日剧作家逝世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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