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走路是坏事。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这些地方，人走路少，肥胖率就高，也会产生各种健康问题。纽约、洛杉矶这些便于散步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多胖子。我们这边的大路，很多没有人行道。要想走路，就只能走到边上的草上。很多公园倒有散步小道（walking trails）。小道上也浇了柏油，只不过窄得很，只容散步。搞笑的是，公园如果不在你家附近，想散步先得开车过去。这倒事小，更大的弊病，是太专用，太固定，走在上面缺乏探险和探索的感觉。

散步不光是身体锻炼，也是头脑的锻炼。英文有首歌叫“I Wonder as I Wander”（“一路走一路好奇”），我女儿就表演过。佛蒙特大学教授罗伯特·曼宁和他的妻子玛莎合著了一本书，叫《步行距离：普通人可以走的远足路线》，书中说散步是一种简单而深刻的运动，深得梭罗、华兹华斯等作家和诗人的热爱。柯勒律治说华兹华斯一生走了大约十八万英里的路。对作家来说，发呆和散步这些活动都是工作：他的脑子在转，他在采集素材，打腹稿，或发现灵感。

社会活动家也借远足实现自己的梦想。甘地为挑战英国的法律，1930年发起了盐路长征，走了两百四十英里到了海边。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在1965年步行了五十四英里，抗议不公平的选举法。那种抽象意义上的路，如独立、平权，还真是靠这些人走出来的。这些英雄一路走，加入的人越多，于是就成了运动。

一家人一起散步，是再好不过的亲子时间。出了门，散步时除了说话，没法去沾别的干扰。现在生活在都市的孩子，家长不推动不带领，他们是不会主动出去散步的。和电子游戏比起来，散步太没劲。不过，我们这些数字移民熟悉的“现实生活”（analog living），和他们这些数字原居民的“数字生活”（digital living）也不是非此即彼。我就在手机上安装了散步计步器程序，这种程序能把散步的距离，消耗的卡路里等数据统计出来，使得散步的价值更直观。

散步散步，散是一个要素。谁说非要去公园那种专款专用的散步小道？去健身房跑步机上走步跑步，感觉有点像转圈跑轮子的小白鼠。自然的散步更好。即便在俄克拉荷马，想出去走走也总会有办法。小区里面，有人行道可走。如附近有中小学，通常其操场也可使用。只不过有时候家长们怪得很：花钱让小孩去做的事，大家很积极；没有贴上价格标签的事，反而不屑一顾。要是小学说来操场跑一圈收五块，或是小区物业管理说管理费增加散步养路费五十元，保证带小孩出来走路的人更多。您看，自己去散散步，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让您知道您正在省钱是我作为一个作者很喜欢做的事。不用谢。

献血记

学校一个老师的亲戚，到了中国，遇到一事故，被烫伤。大的危险倒没有，只是家人抱怨“中国止痛药用得太保守”。根据我的了解，在中美两国即便生同样的病，用药剂量都大不相同。我以前一房东，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后，回到中国养老。回去把美国医生开的药拿给中国医生看，中国医生都很吃惊，说怎么这么大剂量？后来她吃药，都把美国医生开的处方打个折扣，按照三分之二的量吃。

这中间我估计一个原因是，美国人通常比中国人高大，所以用药量自然比较大。同样，我发觉体检抽血也是。化验的时候抽血，都是抽几大管子，看得人都想晕倒。有过这种抽血的经验之后，我去年跑去献了一次血，一看血站工作人员拿了大约五六个袋子跑过来，我差点就跑了。我记得我是来献血的，不是送死。还好后来工作人员跟我解释说只要一袋子，我才如释重负。

除了这种量上的差别之外，“质”上的差别也比较大。比如人发烧，我们用被子捂出一身汗就好了。美国医生让你自己洗温水澡降温。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会不会也和体质有关？大部分白人十分怕热，但是并不怕冷。民国时，有美国人去中国传教，在街上宣传说地狱的熊熊烈火如何酷热，有个中国人在观众中面不改色心不跳。传教士问：你哪里人？他说：我南京人。

而南京和江苏其他一些地方的传教士，如赛珍珠的爸爸赛兆祥，都在庐山置有消夏别墅，因为一到夏天，他们实在受不了。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一个夏天不知调整了多少次。空调稍微坏掉，我半天都觉察不了，但是我隔壁的同事准会跳起来，打电话去找人修。空调好了，突然办公室冷起来，我第一个会冻得哆嗦，但是几个白人同事就像没事一样。可见大家体质上对于外部环境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故而遇到发烧的时候，一个降温，一个加温。

再比如牙齿。我们中国的一些说法是，牙齿不好，那么肯定跟身体内部什么机能有关，或许是肾不好导致你牙齿松动，减少性生活有利于你的牙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牙齿能保留就保留。美国牙医则不同，给你拍下X光，然后拿出图片来告诉你，你牙龈的骨头收缩到了什么什么地步，你哪里哪里发炎了，然后说：拔掉！这时候你可以跟他发生言语上的拔河，说不拔。他说你不拔，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血液坏掉，这血液会流到你的心脏和身体其他各处。听他的口气，你不按他的说法去做，接着会死的，且可能马上就死。

由于这种体质上观念上的各种不同，我们一开始对于西医将信将疑。我家夫人尤其如此，一遇到什么毛病，她习惯于自己解决。她治病有三大法宝：醋、盐水、红霉素眼膏。这种治疗办法，往往让人提心吊胆。我说你又不是医生，瞎折腾什么，还不快快约医生！她说她很懂医学，说很多年前读书期间，她曾经看过《本草纲目》。我说从来没看你看文言文，怎么啃了《本草纲目》我都不知道？大隐隐于吾宅也！她说她看的是翻译过来的白话文版本。这哪行啊，李时珍错一点，翻译错一点，加上材料上差一点，结果还不失之千里？光学《本草纲目》不行，要想成为一名良医，起码还得学一点质量控制里说的六个西格玛，从而认识到每一个小环节上的失误，最终会造成结果上的巨大偏差。修家里的水龙头这种事，可以看Youtube录像自己动手，大不了水漫金山保险公司来赔。医学上的自助总是很悬乎。有一《庸医传》记载：“长兄某，幼学文，屡试不中。弃文从武，一发毙鼓吏。又学医，三年无一顾者。偶得小疾，自试一方，卒。”

但是某些人就喜欢用各种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来支持自己的决定。后来，《本草纲目》也记不得了，此君开始道听途说，广泛采纳各种偏方。有回体内出现结石，她就听说了一道美国偏方，就是连续很多天大量喝果汁。偏方之所以叫偏方，定有其偏颇之处——喝果汁的办法即便见效，结石或许没了，如此大量吸收糖分，不怕得糖尿病？最后，果汁白喝了，还是去医院给治了。

虚荣尺寸

有次保险公司安排体检，给我们量体重、身高、血压、血脂等等，我的体重是一百五十五磅左右，结果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表，上面说我属“超重”（overweight），我想这真是冤枉，我怎么可能会超重呢？

垂头丧气走出来，接着按他们给的网址，上网去填写健康问卷。该问卷询问我们一系列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以便对症下药地给出身体保健建议，我一一填写了。

后来报告出来，说我的体重目标是一百六十五磅。

这下我蒙了，刚才去体检室检查，说我一百五十五磅超重，现在说我必须瞄准一百六十五磅的目标。这是要让我减肥呢，还是让我增肥呢？

这是同一家公司做的检查和问卷，两个结果十分不准确，后来我也就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健康建议。我猜是因为两次测量用的标准不一样，殊不知我体重太正常了，检查工具没见过，傻了，给我瞎指挥一气。也可能是检查那天，我前面是一胖子，把体重计的弹簧给踩坏了，以至于系统失灵，使得我生平头一次被“超重”了。我平时不轻信统计数字，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恰好那阵子同学聚会，我没法参加，退而上网，求大家的玉照。这不看不要紧，一看我乐坏了。别看我比过去胖了些，跟他们一比，简直好多了！咱们在美国打拼很辛苦，还是国内生活滋润，同学们全都发福得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女同学还好，男同学一个个就跟破罐子破摔似的，打不赢光阴，身材随他去了。当年的他们，好像一个个被一伙胖子吞吃了。

不过和很多美国人相比，他们又算不了什么。美国肥胖症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更容易肥胖的是吃垃圾食物、没钱没时间去跑步去健身的中低收入阶层。肥胖会引起诸多健康问题，一些低收入阶层看病用免费医保，这样费用转移到了其他纳税人身上。

可惜生活习惯的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现在越来越多的州开始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一靠“质变”：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学区，学校放置的自动售货机，只能卖那种号称“节肥”（diet）的饮料（如健怡可乐），即便这些所谓节肥饮品，比常规汽水饮料对健康的危害小一点，但销量太大，对孩子们的影响还是值得忧虑。我一同事在高中任教多年，他说有些高中里，每个月这种自动售货机给学校带来三四千块的收入，足见购买者之多。

二靠量变，比如限制尺寸。最近，纽约市出台了一项法律，禁止商家出售大号杯汽水。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搞不好商家也开始搞“虚荣尺寸”，大杯充小杯，让你感觉良好，而且可以一次喝个够。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服装的尺码也变得很快。密歇根大学营销教授Aradhna Krishna曾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介绍：“1950年标为8号的尺码，到了1970年变成了4号，到了2006年变成了0号。”换言之，你的身材可能越来越臃肿，但是你去买衣服，却发现尺码越来越小，或者说没有变化。这让你购买时感觉良好，觉得时光这把杀猪刀，还没有宰到你。这种做法，叫“虚荣尺寸”（vanity sizing）。该报道还称，亚洲也一样有这个做法，比如胸罩的C杯，在美国只能算A。这个做法，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想来人类也挺绝望的，为了感觉良好一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