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做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做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锺书有时住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锺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锺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一二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用人经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会儿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不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她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着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花子偷了鸡怎么做“叫花鸡”，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个“叫花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花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㉖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㉗在上海启明教书，她是校长嬷嬷（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袴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做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惟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〇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一九三五年锺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㉘，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不及写信通知家里，立即收拾行李动身。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h2>
六</h2>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币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濛濛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联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出去，伺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人下饭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天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兵就接二连三地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子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巾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一九四〇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饭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锺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荡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锺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摘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磁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银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磁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摩，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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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h2>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锺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锺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惟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西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锺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了给锺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绝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些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磁、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来，馈××”。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释面》《释笑》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诗骚体韵》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锺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一九八三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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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补塘兄挽词五首</h2>
<strong>同学小弟侯士绾皋生</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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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年卓荦笑拘虚，两渡沧瀛穷地舆。返国久亲三尺法，闭门更读五车书。养疴暂止悬河口，投老欣逢滨海居。四十年来各奔走，幸今略补旧交疏。
扰扰粗才窥管天，纷纷俗子耘心田。心期独洽刘原父，腹笥交推边孝先。大小钟鸣随杵叩，浅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绝业今谁继，俯仰乾坤一泫然。
谁省人间万窍号，权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韵寻源远，神瞽调音造诣高。早岁准绳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诗骚（兄著《诗骚声势》待刊）。太玄传后差堪必，心力宁为覆瓿劳。
六书原委极钻磨，愧我青编轻读过。欲向楚金愧叔重，反同海岳哭东坡。茅亭质证成陈迹，水榭追随感逝波。自古儒林多大耋，于君独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阶平，旧学商量娱此生。匝月偶逢生鄙吝，踵门一见说归程。方夸元亮幽居乐，遽听彦龙蒿里声。任昉不堪思惜别，悲怀未叙泪先倾。
</blockquote>
补塘兄深于说文音韵之学，余与在大兴公园晤谈最多，四五年如一日。余尝为言我国语言文学音节之美，实在双声叠韵，而善于运用者，莫若司马相如《大人赋》，惜昭明寡识，《文选》失收。兄谓《诗经》一书，实为古时音韵谱，节奏尤美，殆均经瞽矇审定，所用双声叠韵，配列甚匀，多为对偶，如周南《卷耳》二章之崔嵬虺，三章之高冈玄黄，尤为显著。尝推本许氏《说文》声母通假，求得同声同韵之字，视前为多，再依据孔广森阴阳声对转之说，求得对转通韵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颂《清庙》，历来音韵家称为无韵者，均能有韵。兹正将《诗经》逐字逐句加注音韵，颇多创获。予谓兄言诗之成韵不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风《下泉》前三章之彼我两字，早经揭示，又各章往往仅有少数换韵之字不同，余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虽不在一章，亦自然成韵，如周南《樛木》三章，仅有首章之纍绥、次章之荒将、三章之萦成换字换韵，其余字句皆同，皆应成韵。余藏丁以此著《毛诗正韵》，照此求韵，所得较前人大为增多。见亟索观，旋为余言丁书甚精辟，大堪参究，尤嘉其遇不得解处能虚怀阙疑，惟不知采用阴阳声对转之说，致所收成韵之字仍多遗漏。后为余言《诗经音韵》已注就，并草成凡例，又以屈子《离骚》音调差堪比美，亦为加注如前，盖历久而两书始成，合名之曰《诗骚声势》㉙，……据称系用铅笔缮写，仍时加校正……此书稿本似应在苏寓……望善为保存，将来设法刊行，以传绝学……又余曾见兄署名“老圃”在《新闻报》登载《释面》、《释笑》、《自称》三篇，文字征引既博，树义亦精，不知关于此类著述以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他日刊印论丛等书，以广其传，实为余区区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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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申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h2>
本文见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申报》要闻。一九九三年三月由翟国璋先生发现。《杨荫杭申辩书》不及编入集中，特与司法部呈大总统文一并附录于此。
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交付惩戒，杨已向惩戒会提出《申辩书》，会中对于此事，已开过调查会一次，不日当有结果。兹觅得司法部请交惩戒之原呈及杨检长之《申辩书》并录于下。此案之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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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呈文</h3>
呈为检察官违背职务，请予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事。窃查侦查犯罪，固属检察官之职权，惟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较著事实、认为确有犯罪嫌疑，不得施行强制处分、率行传讯、拘押及搜索。此所以尊重宪法，保障人权也。本月四日，京师高等检察厅，将×××传讯拘禁于看守所，并搜索其家宅，既未奉令交办，亦无人告诉告发，而又乏相当之犯罪证据。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为理由，即行传讯拘禁及搜索，实属意气用事，违背职务。若不加以惩处，恐司法官流于专横，以国家保护秩序之法权，为个人挟嫌报复之利器，必至法厅失其信用，社会蒙其弊害，殊非国家明刑弼政之道。谨依据《司法官惩戒法》第一条第一项及第三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拟请将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荫杭及检察官张汝霖均以明令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是否有当，理合恭呈，仰祈大总统训示施行。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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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申辩书</h3>
查敝厅办理×××一案，自开始侦查后，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按照法律办理，本无丝毫不合。乃司法总长张耀曾忽以为违背职务，呈大总统交会惩戒。荫杭愚暗，实不解违背者系何项职务。查原呈请交惩戒之事实，谓“本月四日，京师高等检察厅，将×××传讯拘禁于看守所，并搜索其家宅，既未奉令交办，亦无人告诉告发，而又乏相当之犯罪证据。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为理由，即行传讯拘禁及搜索，实属意气用事，违背职务”云云。又查原呈司法总长张耀曾对于法律上所持之意见，则谓侦查犯罪，固属检察官之职权，惟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较著事实、认为确有犯罪嫌疑，不得施行强制处分、率行传讯、拘押及搜索。此所以尊重宪法、保障人权云云。今试将原呈所言，细加分析，逐条研究，则有以下数问题，试论列如左：
<strong>一、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传讯？</strong>
查传讯并非强制处分，检察官对于告诉人、告发人及证人、鉴定人尚得传讯，何况犯罪嫌疑人？且传讯之目的，在得证据。既有相当证据，即可交地方厅起诉，检察官在传讯前，断无先行举证之义务。查总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一百十七条：“侦查中因不失取证机会，且不损被告利益，应先讯问被告人。”观此，则知传讯为取证之机会，非取证以后始能传讯。
<strong>二、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拘押？</strong>
查敝厅并未将×××拘押，则此项问题无答辩之必要。
<strong>三、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搜查？</strong>
所谓“搜查”者，本系搜查证据，若既有相当证据，尽可不必搜查。使既得证据，而搜查不已，将发生滥行搜查之问题，而被告人将不堪其扰矣。推司法总长之责，似谓先有证据，乃能再查。然则搜查者何物乎？查总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检察官本有搜查证据之权，非先有证据而后可以搜查。
<strong>四、对于犯罪人，非有较著事实，能否传讯拘押搜查？</strong>
查司法总长所言相当证据、较著事实等语纯系空论，在法令上本无根据。其所谓“较著事实”四字，在法律上有何价值，更难索解。若就其文义解之，似指显著之犯罪事实而言。果尔，则前所谓相当证据，已包括此义。
<strong>五、×××是否有嫌疑？</strong>
查嫌疑不嫌疑，至如何程度方可开始侦查，均应听检察官酌量。如检察官认为嫌疑，不特司法总长不能命令检察官使之解嫌疑，即被嫌疑人之律师，亦不能于侦查中出头辩护，谓检察官滥行嫌疑，应行停止侦查本案。司法总长如欲问×××是否确有嫌疑，荫杭亦须还问司法总长此次×××是否确无嫌疑？荫杭确曾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道德高尚，决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答言：“交情甚浅，并不能保。”
<strong>六、并未奉令交办之案，检察官能否自行开始侦查？</strong>
查京外检察厅每年侦查之案不知几千几万，岂皆奉令交办之案？又查大总统交法庭办理之案，并非一经令交，即有特别性质。如检察官侦查以后，毫无证据，认为无庸起诉，即经大总统令交，亦不拘束检察官。如认为应行侦查，即未经大总统令交，检察官亦照常行事。不能因其曾任总长，遂认为神圣不可侵犯。
<strong>七、无人告诉告发，检察官能否开始侦查？</strong>
查检察官系刑事原告，法律上早有明文。京外各检察厅，每年侦查之案，不知几千几万，岂皆有人告诉告发？司法总长岂并此而不知？
<strong>八、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能否开始侦查？</strong>
查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十六条，因现行犯告发自首，报纸风闻，及其他闻见之事物，认明或逆料有犯罪之嫌疑者，应即开始侦查。观此，则检察官受法令拘束，苟有所见闻，即不能处于消极之地位。逆料有嫌疑尚应开始侦查，况经检查后认明有嫌疑，安能不开始侦查？荫杭待罪法曹，尚有丝毫天良，诚不敢涂聪塞明，自甘聋聩。
<strong>九、保障人权之研究</strong>
查约法，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罪之权。但本案尚非发生此项人权问题。敝厅对于×××既未逮捕，并未拘禁，亦未经审判厅审问处罪。不过由检察官认为嫌疑，依法传唤、依法讯问、依法搜查证据，并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自始至终，何有丝毫违法授人口实之处？
<strong>十、意气用事之研究</strong>
查检察官职司搏击，以疾恶如仇为天职。昔哲有言：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此诚检察官应守之格言。因检察官本不以涵养容忍为能事也。故谓敝厅为“雷厉风行”则近之；言敝厅为“意气用事”则不能然。即以“雷厉风行”言，敝厅亦不敢冒此美名。敝厅办理此案，始终出以冷静，出以和平，故×××到厅听其乘自动车，到厅后听其入应接室，而未入候审处。故谓敝厅为过于宽待则近之。谓敝厅为“雷厉风行”，则尚觉受之有愧。
<strong>十一、违背职务之研究</strong>
综观前列各项，则惩戒法中所谓“违背职务”四字，万难牵合，已极明了。果如司法总长之言，可强指为“违背职务”而受惩戒，则以后检察官对于犯罪嫌疑人，将无开始侦查之权。检察官偶一认定嫌疑，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侦查。检察官偶一传讯，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要求检察官提出证据，若无证据，即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传讯。又检察官偶一搜查证据，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要求检察官提出证据，若无证据，即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搜查。果尔，则凡与司法总长同党者，皆可肆行无忌，受司法总长之保护，而不受检察官之检举。是《司法官惩戒法》将为司法总长排斥异己之武器，而《司法官惩戒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将为司法总长庇纵犯人之护身符。身为司法总长，且不恤将司法制度根本破坏，设以后各省行政监督长官，相率效尤，试问执法之官，尚能履行其职务乎？观此，则知此次“违背职务”者，确系司法总长，并非高等检察长。
<strong>十二、司法总长请付惩戒之用意应注意研究</strong>
今试设为假定之辞。此案检察官果系办理不合，应负责任，则司法总长亦应俟×××将犯罪嫌疑洗刷净尽，方能议及检察官之责任。何以司法总长迫不及待，若惟恐继续侦查，不利于×××，遂将着手侦查之检察官，先行停职。然则司法总长固明知检察官履行职务，万不能加以惩戒处分，特借此手段束缚检察官之手，使不能发见×××之犯罪证，许汝曹染指。此其意固显而易见。藉曰不然，试问今日×××，果已由法庭证明其毫无嫌疑乎？又试问今日司法以外之机关，已停止查办，而深信其毫无嫌疑乎？又司法总长欲惩戒检察官，果无私意，尽可径行呈请，何至在国务院主张请大总统径行免职停职，并约法而不顾。此可疑者一。又敝厅办理此案之检察官，除由检察长主任外，尚有检察官五人。何以当时亲传×××之检察官置之不问，而独注射于赴津搜查要据之张汝霖，使之停职不能进行？此可疑者二。由此观之，则司法总长之用意，固在停止侦查，而不在惩戒法官，彰彰明矣。查刑事侦查，贵于迅速进行，不失事机，一经停顿，则证据从而淹灭，犯罪人并可布置一切。今司法总长对于×××一案，既如此不避嫌疑，则以后此案如果因干涉停顿，办理上发生重大困难。试问司法总长是否负完全责任？至于敝厅开始侦查之时，固深信此案确有把握，初不料司法总长有非法之干涉。然即经此次干涉，亦不敢谓此案必无把握。但苟轶出常轨之外，则不敢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