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造反派”算不算光荣呢，反正他不觉得丢脸，荣耀的体验远比孤独的道德感直接而受用。然而，喜欢讲的几件事里也有这么一条：“反正我要开会，不像他们用细铁丝挂牌子，牌子下面不许坠砖头，没勒坏过人，没出过人命。”这能不能算美德呢？他觉得太能算了。

一九六三年，毕业生在给她的留言里写道：“我尊敬你，敬佩你。你有一颗赤子之心。王国维说，阅世越浅则性情愈真，你却始终保持真性情，你是群众的学生，也是群众的先生。”十年后的毕业生在留言本上直接叫她的名字，满纸叹号白字：“你要抓紧对自己的改造！这半年天天训你，现在又训你，想来对你有好处，必须粗暴地向你冲锋！”

林巧稚说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这该和终身未婚育一样，对她救治妇儿至少是没有影响。鼓浪屿有最早的教堂，一个斜坡上围成一个小公园，里面有她的雕像。很多旅游团被带到这里，导游把她的事情简单复述一遍，然后旅游团里一些身手矫捷的游客，开始试图爬到雕像上，勾着她的脖子照相。

【前腔】说起从前的酸楚，多是涂炭中的生离、老病关口的死别，或贫苦、运动、战乱里的苦厄。还有一种，是极热切地奔走，得来事事相反，无端害了人。他们因为相信天堂而死于地狱，按悲剧理解又不够贴切。不必历史评价，只需把他领回到青年的自己面前，会觉得可憎而陌生，欲语还休，只有歌者继续唱道：“如果你要为我哭泣，花样的年华，倒不如祭我一杯苦酒。”

“一九七九年记得吗？”在上海，一个警察这样问我。他说：当时东北边境形势紧张，居民开始备战。那年他四岁，跟当兵的父母在珲春住，因为要打仗了，父亲让司机把他送到一个亲戚家里，结果司机喝多了记错了路，把他送到了朝鲜一户人家，过了半年才被找回来，领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会讲汉语，满嘴擦哈密达。（抄录自@第二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大学里的政策是中国学生去留学生楼陪住，方便留学生了解中国。他现在回忆，学校胆子很大，不害怕他们接受不了这种事情：他的华裔同屋床底下的易拉罐一块钱一罐，比他一天的伙食费贵。那个小伙子说得最流利的一句中文是“对不起”。他接受了这种事情，他感谢学校让他很早就接受了。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我爸领我去一里外的食杂店，买一袋人造肉回来。是种豆制品，需要在水里泡（有点儿像多年后见到的腐竹），炒一盘，和山东老家寄来的花生米，和用炸过花生的油摊的黄菜一起招待他的大学同学。他们很严肃地吃人造肉、交换政治传闻和预测，小心地每样剩下一半，陆续掩门而去。我尝了尝人造肉，是对肉的向往和对肉的回忆。

那时，林区里有一种没长开似的小蘑菇，晒干之后富蕴异香，不像日后的猪拱菌浪得虚名，是口蘑鸡以外的逸品。大干部去视察，早起在集上乱转，认得这蘑菇，一问，二十元一斤，顶天的价格，沉吟片刻，掏钱买了二斤，很宝贝地包起来抱了回去。林场负责接待的干部知道，但装不知道。这种事儿放在现在说，好像成了一种感慨，其实只是好奇那蘑菇是什么味道。

一九八一年，有个瞎子在大别山山窝里称帝，自创道德金门教，按照评书里的体制，大封附近山民，计正宫、西宫娘娘及宰相、大将军二十一人，阉了条狗当太监。铸仙印四十一枚，其中错别字十余个。十年后，该“道国”被两个路过的乡文书发现，派出所午饭以前出动了几个警力，于是“灭国”，“满朝文武”因为坐了一次汽车感到挺开心。没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时有个风流的小木匠，像只蝴蝶一样穿梭于镇上的姑娘媳妇寡妇之间，他的事儿不好定性，最难听的话叫“奸出妇人口”。一直待在看守所里，老话叫“浮押”着，主要是修门窗桌椅，所长也不愿意放他走，因为他生得一双巧手，炖狗肉还好吃。连他自己都忘了案子其实还没结。“决定”是秋天传达过来的，头一批枪毙的里头有他，都有点儿意外和惋惜。

从我们大院里最先被抓走的几个人里，有个女人外号叫“大魔怔”，有一点儿痴呆，见到男人就嘻嘻傻笑着把自己松垮垮的裤子解开。她被认为是无所争议的女流氓，现在稍有见识的人就知道那是种典型的精神疾病。

我幼年对游街公审无限神往，但每次消息传来，我姥姥都把我按在床上逼着我午睡，禁止我跟在其他孩子后面去观看这狂欢。我只能想象一排背上长出木牌子的人站在绿色解放卡车上，子弹像蝲蝲蛄一样铺天盖地地飞过他们的胸膛和头颅，我梦想能捡到一把追忆着耀眼死亡的弹壳。

“剃头有用，你当清兵入关逼汉人剃头是闲着犯轴？八几年，小崽子学嬉皮士和香港人，长头发大喇叭裤，弄进去，先推个秃子，没了个性，再提审就软一大半，好用着呢。那时候学校也用这招。留发不留头，我猜是汉人给满族人出的主意，他们自己不见得懂这奥妙：要你自己跳出来，把立场摆在明面上，再残酷斗争，头发已经没了，脸也就不好意思要了。”

#罚#　“告诉你啊：要生下来，就得交罚款一万”，那是多少年的工资，她认了；“工资扣三级，以后也不给涨”，她也认了；主任又来了，“国家抓得这么紧，孩子生下来，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一辈子是盲流”。她哭了一夜，同意去做掉，计生办派俩人看着她被推进去，等她出来，那俩人已经走了，自己扶墙回家。孩子要是活着现在快三十了，总念叨：其实交了罚款就能上户口，叫他们骗了。

（续）那时候机关单位管得更严。她说：“其实呢，当时我非要生，也就生了，已经六七个月了，但是觉得应该响应国家号召。”补充了一句：“国家干部，谁敢不响应！”就去做引产。是个男孩，血糊糊地躺在蓝边儿白底搪瓷托盘里——她为什么要看？但是看了，看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整个国家都刚刚度过最严寒的岁月，正在侥幸地喘息。

（再）我大姐家女儿小名叫黑嫚儿，因为是超生的，款罚了两千，当年是让人胆寒的巨款，最严厉的打击是大姐夫没了吃公粮的身份，但也没后悔过，不知全国有多少以黑为名的孩子，自小被人取笑。此所谓不为国分忧。扒房牵牛的旧经验，再过几年，就要被当做传谣了。有家房子坚固得气人，生到第五个时，是可忍孰不可忍，多方协调，批来炸药，终于落实了“房倒屋塌”。

【前腔】多年以后，一份报纸上的一条普通报道写道：“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居民×××最大的心愿。去年，三十九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尽管取掉了节育环，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

气功在全国很流行过一阵，知名气功师里，稳健的表演隔空取物，激进的自称大兴安岭的大火是他踏着五彩祥云灭掉的。有大科学家铺保，还有大作家写传记传诵，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受骗而不是同伙。每到星期六晚上，大小礼堂里都有带功报告，上千人连哭带笑，一人顶一口铝锅。那时候的人单纯，不奢望成仙，更舍不得羽化，只是图个解闷而已。

可能是下海和炒股兴盛以后，气功就退潮了。其后十余年后又有传销之事。本市有块飞地，是个自办社会的国营厂区，民风淳朴。我去那里走亲戚，大街上正放着流行过了的歌曲，职工和家属都练市里人已经不玩了的气功，八块钱一盘买空白磁带翻录带功报告，翻录的也同样带功。亲戚家的小女儿寒假期间开了天眼，开学后，班上还有几个同学也都陆续开了天眼。

八十年代末，什么都开始带一点，时代重新伸向许多可能。有了股票和外贸，有了夜总会舞厅，过去的文化人下海办公司，踟蹰往复于许多可能之间。赚钱后去娱乐，老板许以随意和尽兴。也搂着年轻女子在灯球下打转，这有何难？酒酣耳热，调笑仍然斯文：“这首曲子很好听，叫什么？”女子一愣：“可不咋的，见天儿听，都不知道叫啥名儿呢。”遂顿感无味。

一九八八年，经济好像陷入某种艰难，而上海因为毛蚶陷入了甲肝恐慌。据说是运送水产的拖船也运送粪便所致——这是公共卫生话题了。我当时刚能勉强看懂本地小报，记者写道：在上海的一家饭馆里，一个刚刚被传染上的患者叫了两个菜，吃完之后，又恶狠狠地舔了一遍面前的餐具。这是我对世界的最初印象，其后也没有什么改变……

【馀文】“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度尽的年月褪掉污垢和光泽，不再有荣辱，只剩下广泛的孤寂和无始无终的畏惧。他们将神灵的审判视作绝对的仁慈，我们矜夸着各自的劳苦烦愁。在时间这条笔直的迷宫里，各自思索着不可说的问题。虽变化多端，但也是只是关乎自己的去向。在磨难与荣耀之间，或许有，或许并没有那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