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作家常爱教训人，我却描述人，而且专门描绘他们中的一个；此人教育得很不成功，倘若我能重新塑造他，一定把他造就成另一个样子。不过现在木已成舟。我描绘的形象虽然变化无穷，一人千面，却真实无误。地球不过是一个永远动荡着的秋千，世上万物都在不停地摇晃。大地、高加索的山岩、埃及的金字塔也不例外。万物不仅因整个地球的摇晃而摇晃，而且各自本身也在摇晃。所谓恒定不过是一种较为缓慢无力的晃动而已。我把握不住我描绘的对象。他浑浑沌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如同一个永不清醒的醉汉。我只能抓住此时此地我所关注的他。我不描绘他的整个一生，我描绘他的转变：不是从一个年龄段到另一个年龄段——或者如常言所说，从这七年到下七年——的转变，而是从这一天到下一天，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的转变。必须把我描述的事与时间结合起来，因为我可能很快就变，不仅境遇在变，而且意图也在变。这里记录了各色各样变化多端的事件，以及种种游移不定、乃至互相矛盾的思想；或是因为我已成了另一个我，或是因为我通过另一种环境，用另一种眼光捕捉我描绘的客体。总之，我很可能会反驳自己，但是，事实，正如德马德斯所说，我绝不违背事实。倘若我的思想能稳定下来，我就不探索自己，而是总结自己了，然而我的思想始终处于学习和试验的阶段。
我呈献于此的是普通而且缺乏光彩的一生。这又何妨。道德哲学既适用于丰富辉煌的生活，也适用于平常家居的生活，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
作家们往往向公众展示自己特有的奇异之处，我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包罗万象的自我全貌的人；我作为米歇尔·蒙田，而不是作为文学研究者，诗人，或法学家与他们交流。倘若世人抱怨我过多地谈论自己，我则要抱怨他们竟然不思考自己。
但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并非想借此在公众中扬名，也并非要以我的相当柔弱的气质，在这个极其重视形式和技巧的世界上，制造一种朴素天然，不加文饰的效果。在人们心目中，构建一部作品而不讲求手法和技巧，不是无异于造一堵高墙而不用石头，或诸如此类的材料吗?音乐作品的构思要靠技巧的引导，我的作品的构思却是兴之所至。在文学领域内，至少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对自己描写的客体有如此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就此而言，我是在世的最有学问的人；其次，从未有一个作家对其写作题材钻研得如此深入，对题材的各部分剖析得如此细致；也没有人能比我更准确、更完全地达到作者为自己的作品定下的目标。为了使作品臻于完善，我只需赋予它忠实；而它的确是忠实的，忠实得真诚而纯粹。书中都是真话，虽则并非是我想说的一切，却是我敢说的一切；而我年事愈高，敢说的也愈多了，因为，按风俗习惯，人到老年就可以更自由地说长道短，更无顾忌地谈论自己了。这里不会发生我常看见发生的事，即作者与其作品互相矛盾：一个谈吐如此高雅的人何以写出这等愚蠢的文章？或者：如此博大精深的文章难道出自一个言谈如此贫乏者之手？其言谈如此平庸，而其文字却如此超凡脱俗，难道这才华是从哪里借来的，而非他自己的？须知，一个知识渊博者不可能事事都懂，而一个有才华者处处能显露其才华，甚至在他不懂的事情上。
我的书和我本人互相吻合，风格一致。对别人，人们可能撇开作者而推崇或指责他的作品，对我却不可能：触及我的书即触及我本人。谁若评价我的书而不了解其作者，则他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大；谁理解了我的书，也便使我本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公众承认，我让聪明人感到我善于利用知识——如果我有知识的话，并承认我应该得到记忆力更多的帮助，那么我的欣喜便超过我的功德了。
我常说我很少后悔，我的良心对自己颇为满意，当然不是像天使或马那样心安理得，而是作为人所能感到的心安理得，我将在此解释这句话；同时我还要加上另一段常弹的老调（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出于我对上帝纯真而与生俱来的遵从），即我说话时自己也心中无数，也在疑问和探求，至于答案，我只希望从大家共同的、正当的信仰中获得。所以我绝不教导人，我只是叙述。
罪恶，真正的罪恶没有不伤害人，不受到公正评论的指责的；罪恶是那么明显地丑陋和可憎，所以那些认为罪恶主要来源于愚蠢和蒙昧的人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很难想象有人明知道是罪恶而不憎恨它。恶意大多分泌出毒液，并且被自身分泌的毒液消蚀；而罪恶却在心灵上留下悔恨，这悔恨如同身体里的一块溃疡，不断绽破和流血。理智能化解其它的烦愁和痛苦，但却生出悔恨，悔恨比其它烦愁和痛苦更沉重，因为它发自内心，正如人在发烧时感觉的冷和热要比外界天气的冷和热更难受。我认为的罪恶（每个人都有自己衡量善恶的标准）不仅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还包括公众舆论铸成的，因为即使舆论是没有根据和谬误的，但只要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受舆论谴责的行为便构成了罪恶。
同样，没有一种善行不使心地高尚的人感到高兴。当然，我们做了好事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问心无愧时会感到一种圣洁的自豪。邪恶而胆大的灵魂也许能感到有恃无恐，但是那种怡然自得、称心满意的感觉，它是永远体验不到的。能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败坏的世风的传染，能对自己说：“即便一直审视到我的灵魂深处，也不会发现我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地方，我从未造成任何人的痛苦和破产，没有报复心和仇恨，不曾触犯过法律，从未煽动过变革和骚乱，从不食言，而且，虽则当今世风日下，放纵甚或教唆人们胡作非为，我可从不侵占别人的家产和钱财，而是一向自食其力，不管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太平时期，我也从未使用别人的劳动而不付报酬。”那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乐事，而这种淳朴的快乐是对善行最大的、也是唯一最稳当的报偿。
把别人的赞许作为酬报善行的根据，这种根据太不可靠、太不明确了。尤其在当今这个腐败和愚昧的时代，民众的赏识不啻是一种侮辱，你能根据谁的话来判别好坏呢？愿上帝保佑我，不做我每天目睹别人描写的那种好人。“昔日的罪恶今天成了风气[1]。”我的某些朋友有时也坦率地批评我、责备我，他们或是主动这样做，或是在我的鼓励下这样做，我把这看成是朋友的帮助；对一个教养有素的人来说，这种帮助无论其裨益和包含的情谊，都超过朋友的其他帮助。我总是彬彬有礼、满怀感激地洗耳恭听。不过现在来凭心而论，我常觉得他们的责备和褒扬中有不少错误的标准；我若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这种大部分时间离群索居，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内心应该有一个样模，以这个样模检查我们的行为，决定该自得，还是该自责。我有我的法律和法庭来审判自己，我经常求助于它们，而很少问别人。诚然，我也以别人的看法来制约自己的行为，但是我只按我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看法。你是否懦弱、残忍，或是否正直、虔敬，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识不透你，他们只能通过毫无把握的臆测来揣度你；他们看到的是你的外表而不是你的本质。因此，不要听他们的判决，要坚持你自己的判决。“应当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2]，”“个人的善恶意识举足轻重：丢掉这种意识，则一切皆垮[3]。”
有人说，悔恨紧跟着罪过，这话似乎不适用于盘踞在我们心灵里仿佛已在那儿安家落户的那种罪过。我们能痛悔和改正因一时措手不及或感情冲动而犯下的罪过，但是，那种年深日久、根深蒂固，而且扎根在意定志坚者身上的邪恶是不容易扭转的。后悔乃是否定我们的初衷，反对我们原来的想法，叫我们四处乱投，无所适从。你看，后悔甚至使此人否认自己过去的美德：
为何孩提的思想与现今不一样？
为何长大成人便失去丰润的面庞[4]？
——贺拉斯
连独处时生活也保持井然有序，这是真正美妙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当众演戏，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在私下，在内心，在可以无所不为，什么也不会被人看见的时候，依然奉公守法循规蹈矩，这便是道德的极致了。在自己家里和日常行为中能做到这样也接近极致，因为在家里是无须检点，无须做作的，日常行为是无须向别人解释的。比亚斯就曾这样描绘他家庭的可喜景象：“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慑于法律和人言时怎样行事，在家里也怎样行事。”尤利乌斯·德吕絮斯对工匠讲的话亦堪称金玉良言；工匠提出，他若付三千埃居，他们便可将他的住宅造得叫邻居什么也窥不见，他回工匠说：“我付你们六千埃居，请将房子造得让每个人不管从什么地方都能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人们怀着崇敬评论阿热齐拉斯的习惯，他旅途中总是投宿教堂，为的是将自己的一举一动置于民众和神明的目光下。某人在社会上备受赞赏，令人惊叹，而他的妻子和听差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色之处。受到自己的仆役钦佩的人为数不多。
史书的记载告诉我们：谁也不会被家人和本乡人视为先知。小事上亦复如此。下面这个平常事例可以让我们由小及大。在我的家乡加斯科尼，人们看到我的文章印成了书都觉得奇怪。离我的家愈远，我的名气愈大，声望愈高。在吉耶讷[5]，我花钱请印刷商印我的书；在别处，印刷商花钱买我的书。有人在世时隐身匿名，以便死后人不在时可以声名大振，就是这个道理。我宁可少点荣誉，我投身社会是为了从中得到教益和乐趣，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我弃之如敝屣。
民众怀着敬佩把一位卸职归隐的官员送到他的家门口，他丢下官职和官袍，他原先升得愈高，现在就跌得愈低。在他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品位低下，即便存在什么秩序，也必须极其敏锐、不同一般的判断力才能在日常平凡的活动中看出来，何况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色彩沉闷晦暗的东西。攻占一个要塞，率领一个使团，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持家教子，银钱往来，交朋结友，表达爱僧，是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事，然而能在这些平常事上做到公正平和，认真不懈，表里如一，却是更难能可贵的。因此不管社会成见如何，在我看来过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居官者难，功劳也更高。我们准备去完成丰功伟绩，往往是出于功名心，而非出于良心。其实，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倒是本着良心做你为功名而做的事。所以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6]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的品德不及苏格拉底在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活动中表现的品德那么伟大。我不难设想苏格拉底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但亚历山大大帝处在苏格拉底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却无法设想。若问前者，他能干什么，他会回答：“征服世界”；若问后者他能干什么，他会说：“按照人的自然状态过人的生活”，而后者倒是一门更具普遍意义、更合情理、更艰深的学问。精神的价值不在于爬得高，而在于行得正。
精神的伟大不表现为心高气盛，而表现为有节制，有分寸。有的人从我们的内在品质来评断我们，这种人不看重我们在公共活动中闪耀的光华，认为那不过是从淤泥厚积的河底溅出来的晶莹水花；有些人以外表来判断人，视我们的外表断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他们无法把我们身上那些普通的、他们也有的官能与另一些令他们赞叹的、他们难以企及的本领联系起来。我们不也认为魔鬼必定长得奇形怪状吗？谁又不把帖木儿想成两眉倒竖，鼻孔圆张，面目狰狞，并且根据他的名字的声音想象他必定身材出奇高大呢？若是过去我能见到伊斯拉谟[7]，那么我很可能以为，他对妻子和仆人讲话也都用格言和警句。根据一个手艺人的穿着和他妻子的表现来想象这个手艺人的生活比较容易，而从一个高级法院院长令人敬畏的举止和才能来想象这个院长的生活却要难得多，因为这些人似乎不可能从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过日常的生活。
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激励能做好事。同样，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受了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干出坏事。所以应当在一个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或把他放在家庭生活的环境中来评价他，或者至少在他处于接近平静自然的状态时评价他。天生的性格倾向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增长和加强，却几乎不会被改变和克服。我年轻时见过不少人冲破与他们的天性相悖的教育，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
当野兽长期离开森林关在笼中，
它们变得驯服失去往日的凶猛，
只要些许血滴入血盆似的大口，
唤醒野性和狂暴一发不可收，
尝到血腥味喉头鼓胀混身发热，
可怜驯兽人在劫难逃吓得发抖[8]。
——卢卡努
我们不可能把本性连根拔掉，只能遮盖它，隐藏它。拉丁语可以算作我的母语，我对它比对法语更精通。虽有四十年没用拉丁文说和写了，但在感情极端冲动时（这种情况我一生中遇到过两三次，其中一次是当我看到父亲好端端地突然仰面朝天跌倒在我身上，并晕了过去），我从肺腑里喊出的头几句话总是拉丁文；本性就是这样突破习惯的樊篱，猛冲而出。这个例子能说明不少问题。
那些试图用新观点来审查当今的社会风气的人，充其量只能改造社会的表面弊病，而其本质上的罪恶，不说他们在使之扩大和增加，至少是让它原封不动。担心罪恶会扩大和增加是有理由的，因为人们停留于外表的、随意的改良，便往往放弃其他益举；而改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样，人们就放过了那些本质性的、内在的罪恶。请看一看我们的经验：每个人——如果他审视自己——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在和教育及与它相抵触的激情风暴作斗争。至于我，我很少感到自己受阵阵骚动的干扰，我几乎总是处于一种惯常的状态，正像那些笨重的物体。即使我魂不守舍，也总游荡在很近的地方。我的放纵不会把我带得很远。在我身上不会发生极端和怪异的举动，却会有猛烈而有益的思想变化。
真正该谴责的——而且是人类行动中常见的——是人们的闭门思过也往往充满堕落和污秽：改邪归正的思想被他们糟蹋和歪曲了，惩罚的方式是病态的，罪恶的，与犯罪相差无几。有些人，或者因为与罪恶有本性上的联系，或者因为罪恶成了积年的习惯，他们已感觉不到它的丑陋可憎。另一些人（本人属于这一类）为自己的罪过负疚，但负疚感常被乐趣抵消，于是他们容忍罪过，并且不惜付出一定的代价沉湎于其中，不能自拔。所以，那种为了一点微小的欢乐而犯了大罪的情况或许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功利与诚实的关系一样。不仅像顺手牵羊这类偶尔为之、不构成罪恶的行为是如此，而且像眠花宿柳这样真正称得上罪过的行为也是如此。因为诱惑十分强烈，而且，有时是无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