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荣誉的另一种追求,是我们对自己的长处评价过高。这是我们对自己怀有的本能的爱,这种爱使我们把自己看得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就像爱情能把美貌和优雅赋予被爱的人,并使爱恋的人们失去清晰和正常的判断力,把他们所爱的人看得与实际不符、更加完美。
我并非因害怕犯这种错误而希望一个人看轻自己,也不希望他把自己看得比实际情况更坏。在任何情况下评价都应同样公正:每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都应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是凯撒,那就让他大胆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我们关心的只是体面,体面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使我们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我们抓住了树枝,却抛弃了树干和主体。我们要女士们在提到一些事情时感到脸红,但她们去做这些事情却丝毫也不感到羞耻;我们不敢说出我们某些器官的名称,但我们却毫不羞耻地使用这些器官去干各种淫秽的勾当。体面不准我们说出合法和正常的事物,而我们也对此完全服从;理智不准我们做出不合法和不好的事情,对此却无人加以理睬。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体面的法律在束缚我的手脚,因为体面既不准我们讲自己好,也不准我们讲自己不好。对此不必多说。
有些人因命运(你如果愿意,可以称为好的或坏的命运)而过上高于一般水平的生活,他们可以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是怎样的人。但是,有些人命中注定默默无闻,如果他们自己不谈就无人会提起他们,万一他们斗胆向希望了解他们的人们谈论自己,这样倒情有可原,在这方面有卢齐利乌斯[1]的榜样:
他像告诉忠实的同伴那样,
把他的秘密告诉他的书籍,
他失败或成功的唯一倾听者:
这样,这位老人的一生都描绘了出来,
犹如写在还愿的板上一样[2]。
——贺拉斯
此人在纸上记下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并根据自己的感觉把自己描绘了出来。“卢齐利乌斯和斯考鲁斯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怀疑,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指责[3]。”
我因此而想起,从我孩提之时起,别人就发觉我身上有某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举止和派头,显示了虚幻和愚蠢的自豪。为此,我首先想说的是,我们生来就具有一些特点和倾向,是毫不奇怪的事情,这些特点和倾向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使我们无法感到和察觉。在这种自然倾向的影响下,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中不由自主地养成某种习惯。意识到自己的美并因此而装腔作势,使亚历山大大帝的脑袋微微向一侧倾斜,使亚西比德说话有气无力、含糊不清。朱利乌斯·凯撒用一个手指搔头,就像心事重重那样;西塞罗看来有揉鼻子的习惯,这说明他生来就瞧不起别人。这些动作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出现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是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动作,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例如男子敬礼和女子行屈膝礼,通过这些动作就能得到往往是不应得到的名声,即被认为是谦虚、有礼的人,而有些人是因为贪图荣誉才装出谦虚的样子。我很喜欢行脱帽礼,在夏天尤其如此,除了我的下人之外,只要有人对我行这种礼,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我都要对他还礼。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认识的某些亲王少行这种礼,即使行这种礼也要十分审慎,因为如果见到每个人都要脱帽,这种礼节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种礼节不加区分地用于众人,就会失去自己的作用。说到异乎寻常的举止,我们不要忘记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傲慢。在大庭广众之中,他总是保持昂首的姿势,既不回头,也不低头,不去观看站在道路两旁欢迎他的人群,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虽说马车行驶时会有颠簸,他不吐痰,不擤鼻涕,也不擦脸上的汗水。
我不知道别人在我身上发现的这些习惯动作是否是天生的,我对上述的坏习惯是否真的有一种隐秘的倾向,这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因此,我对自己肉体的运动无法负责。但是,对于我心灵的运动,我想在这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傲慢有两种原因:对自己评价过高,对别人评价过低。至于第一个原因,既然说到了我,我觉得首先必须注意一点,即我总是觉得有一种心灵迷失的压力,这种压力使我感到难受,是因为它毫无根据,是因为它老是缠着你。我试图减少这种压力,但不能把它完全消除。问题在于我总是降低我拥有的东西的真实价值,同时提高别人的、不存在的和不属于我的东西的价值。这种感觉会使我走得很远。犹如丈夫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会看不起自己的妻子,有些父亲也会因此看不起自己的孩子那样,我在两部价值相同的著作面前,总是会对自己的著作更加严厉。这并不是因为对完美的追求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的愿望,才使我不能对自己的著作感到满意,就像占有会使你蔑视你拥有的和能够支配的东西一样。远方的国家和风俗及其语言吸引着我。我发现,拉丁语因其优点而使我产生的敬意,超过了它应该得到的敬意,在这方面我同孩子和民众一样。我邻居的财产管理、房屋和马匹同我的一样,但在我看来却比我的更好,原因是它们不是我的。尤其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因此我欣赏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这就使我感到,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敢说我能做什么事情。我在事前和开始做某种事之后都看不清自己的能力,只有在自己做完之后才能看得清楚:我对自己力量的了解,就像对初次遇到的人的力量的了解一样。因此,我万一能胜任某件事情,就把它归功于自己的运气,而不是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这尤其是因为我在做任何事情时,心里都十分害怕,并希望自己走运。同样,总的说来,我有个特点,在古代对人的评论中,我最容易接受、最欢迎的是那些对我们最蔑视、最贬低和侮辱得最厉害的评论。我感到,哲学只有在制止我们的傲慢和虚荣的时候,只有在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优柔寡断、无能为力和无知的时候,才能起到自己的作用。我感到,社会和个人最大的谬误的根源,是人对自己的评价过高。这些人骑在水星的本轮[4]上,观看天空的深处,我觉得他们同治牙的庸医一样可恶。我以人为研究对象,我看到的有关这个客体的观点各种各样,我遇到的困难重重,犹如深不可测的迷宫,在这智慧的学校里有着如此众多的犹豫和矛盾,你就可以认为,既然这些人无法了解自己以及一直展现在他们眼前和存在于他们之中的他们自己的状况,既然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使其运动的东西如何运动,也不知如何来描写和解释他们拥有和使用的弹簧的作用,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所说的第八个行星运行的原因以及尼罗河涨潮和落潮的原因呢?《圣经》中说,让人们产生了解事物的好奇心,无疑是一种祸患。
我再回过头来谈谈自己。我感到,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的评价比较低的人,或者要找一个对我的评价低于我对自己的评价的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是平平常常的人,我同别人的唯一区别,是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比普遍存在的缺点还要卑劣,但我既不想否定它们,也不想为它们辩解。我欣赏自己只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
如果我会显得傲慢,那只是表面的现象,是因为我性情一时冲动所致。这种傲慢只是小事一桩,甚至不会被我发现。
我只是被它浇湿,并没有被它染色。
确实,说到思想的产物,不管它们由什么构成,我这里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能使我真正感到满意的东西,别人的称赞也不会使我感到高兴。我的评论谨慎而又苛刻,在涉及我自己时尤其如此。我不断否定自己,我总是有一种感觉,仿佛我因软弱而动摇不定,并作出了让步。我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的理智感到满意。我看得相当清楚、准确,但我着手工作之后,我的看法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在诗歌方面进行自己的尝试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我极其喜爱诗歌,我对别人的诗作看得一清二楚,但当我自己动手写诗时,我却变得像孩提一般,对自己无法忍受。在其他任何事情上可以是傻瓜,但在诗歌上却万万不行,
神祗、人们和展示诗人作品的海报柱,
都不准诗人处于平庸的状态[5]。
——贺拉斯
最好把这个警句张贴在我们所有出版商的铺子门前,以便不让这么多的蹩脚诗人进去,
任何人都不像蹩脚的诗人那样自信[6]。
——马尔希埃
像下面说的那样来理解这件事的民族,为什么已不复存在?大狄奥尼西奥斯[7]对自己评价最高的是他的诗歌。在举办奥林匹亚竞技会期间,他除了派出在豪华方面压倒其他车辆的马车之外,还派出诗人和乐师来介绍他的诗歌,并让他们带去装饰得像帝王使用的那样金碧辉煌的营帐。当轮到他的诗歌朗诵时,听众在开始时被朗诵的诗歌的典雅和华丽所吸引,但听到后来,觉得作品毫无才气,就对它表示蔑视,评论也越来越尖刻,最后竟生起气来,把他的所有帐篷都推倒、撕坏。他的马车在比赛中也没有得到任何出色的成绩,他手下的人在回去时乘坐的船只因风暴没能到达西西里岛,而是撞在塔兰托附近的海岸上,被撞得四分五裂,民众认为这肯定是神祗愤怒的表示,就像他们对这蹩脚的诗歌表示愤慨一样。在这次海难中生还的水手们也同意民众的这种看法。
预言大狄奥尼西奥斯即将死去的神谕,看来和这种看法不谋而合。神谕认为,大狄奥尼西奥斯在战胜了比他优秀的人们之后,就是他死到临头之时。他则认为神谕中所说的是比他强大的迦太基人。在同他们打仗时,他常常有意错过胜利的机会,在中途停顿下来,以便使这个预言不能兑现。但是,他对预言作了错误的理解,因为神指的是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后来通过贿赂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战胜了那些比他更有才华的悲剧诗人,在雅典上演了他的悲剧《莱内尼亚人》。取得这个胜利之后,他突然死了,这部分是因为他过于兴奋。
我觉得自己可以原谅的地方,并不是从它本身来看,也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而是同更坏的东西比较而言,因为我看到别人对这些东西都表示赞同。我羡慕有些人的幸福,他们会因自己做的事情而感到高兴,并会因此而心满意足。要感到愉快,这是十分容易的办法,因为这种快乐你可以从自己之中得到,如果你对自己的评价深信不疑,那就更是如此。我认识一位诗人,对于这位诗人,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不论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叫喊,甚至老天和大地也在叫喊,说他对诗歌一窍不通。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确定的方向去做。他仍然做以前所做的事情,不断地进行修改、加工,坚持不懈地干下去,由于他依靠自己一人来维持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对自己的看法坚定不移、不屈不挠。我的作品不仅不会使我感到高兴,我每次触摸到它们时,还会感到恼火:
我重新读到它们时,看到其中有许多段落,
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些段落应该删除[8]。
——奥维德
我的内心总是有一种想法,还有某种模糊的形式,犹如在梦中一样,我感到这种形式比我使用的形式要来得好,但我又无法捕捉它并加以使用。实际上,这种想法并不高明。我由此可以看出,我十分广阔的想象和愿望同古代那些伟大而富裕的灵魂的产物相比有着多么大的距离。他们的作品不但使我感到满足和充实,而且使我感到惊讶和赞赏。我清楚地感到它们的美,我看到这种美,即使不是完全看到,至少也看到我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不管做什么,都必须为美惠女神作出牺牲,正如普鲁塔克在谈到一个人[9]时所说,以便博得她们的青睐,
因为能使人喜欢的一切,
能使凡人的感官愉悦的一切,
我们都应归功于可爱的美惠女神[10]。
她们到处都把我抛弃。我写的一切都十分粗糙,还缺乏雅和美。我不能把事物描绘得超过它们实际的价值。我的加工不会使素材增色。因此,我的素材应该有更好的质量,能使人产生印象,能自己放出光彩。我用比较朴实、引人入胜的方法来处理题材,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喜欢全世界都沉溺其中的迂腐和忧郁的想法。我这样做是为了使我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使我的风格变得轻快活泼,因为我的风格更适合于严肃的题材(如果说我应该把风格称之为无定形的和不规则的话语,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朴实无华的语言,是无题目、无段落、无结论的叙述,杂乱无章,就像阿马法尼乌斯和拉比里乌斯[11]说的话那样)。我不会取悦于别人,使人开心,也不会唤起别人的想象力:世界上最好的故事到了我的手里也会变得枯燥无味、黯然失色。我只会谈论我事先考虑好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我的许多同行所具有的能力,即善于同初次见面的人进行谈话,让一群人听得全神贯注,或是不厌其烦地谈论各种事情,使一位国君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这样夸夸其谈,从不会感到缺乏话题,因为他们会抓住他们偶然想到的话题,并使其适应同他们交谈的人们的情绪和水平。国君们不喜欢严肃的谈话,而我却不喜欢讲有趣的故事。首先想到、最容易想出的理由通常最具有说服力,可我却不会加以利用,这说明我不善于对公众说话。不论我谈到什么题材,我总是希望说出我所知道的最为复杂的东西。西塞罗认为,在哲学论著中,最困难的是引言部分。不管他说得是否正确,我觉得最难的还是结论。
一般来说必须善于把弦调到各种各样的音调;最高的音是演奏时用得最少的音。要举起轻物,至少要有不让重物掉落下来所必需的灵巧。有时只须触及事物的表面,有时则须深入事物的内部。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大部分人都处于这低级的层次,只是从事物的外表去认识事物,但我也知道,像色诺芬和柏拉图这样最伟大的大师往往俯就屈尊,用民众的粗俗方式来说话和讨论各种事情,并用他们特有的优雅点缀这种说话方式。
不过,我的语言并没有通俗和文雅的特点,而是尖刻和倨傲,其剪裁配置自由,不受规则的约束;我喜欢这种语言,如果说不是出于我的判断,也是出于我的癖好。但我清楚地感到,我有时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想要避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想要简洁,
却变得晦涩[12]。
——贺拉斯
柏拉图说,长或短都不是使语言增色或失色的特点。每当我想要仿照另一种风格,即匀称、单一和整齐的风格时,我都会遭到失败。另外,我虽然更加喜欢萨卢斯特的停顿和节奏,却仍然认为凯撒更加伟大,更加难以模仿。我的爱好使我更想模仿塞涅卡的风格,但这并不妨害我更为欣赏普鲁塔克的风格。不论在行为上还是在讲话时,我都听其自然,因此,我讲话也许要比写作来得好。运动和活动会使话语变得生气勃勃,对那些会突然振奋——就像我那样——和激动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举止、面孔、声音、衣服和心境会使物体具有它们所没有的价值,甚至连喋喋不休的废话也是如此。梅萨拉[13]在塔西佗家里抱怨他这个时代的某些紧身服装,也抱怨演说者的讲台会使他们的雄辩受到损害。
我的法语在发音和其他方面受到我出生的地区的粗俗影响;在我们的地区,我认识的人都发音不清,纯粹的法国人听起来很不顺耳。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佩里戈尔方言掌握得很好,我对这种方言的掌握并不比德语来得好,对此我一点也不引以为豪。这种方言就像其他地方的方言一样,例如普瓦图方言、圣通日方言、昂古莱姆方言、利摩赞方言和奥弗涅方言:有气无力,声音拖长,啰啰唆唆。在比我们这里高的地方,在靠近高山的地区,有一种加斯科尼方言,我觉得这种方言特别美,它简单明了,却又意味深长,比我知道的任何一种方言都更有阳刚气和尚武精神;这种方言刚劲有力又恰如其分,就像法语优雅、细腻而又丰富多彩一样。
至于拉丁语,它实际上曾是我的母语,但由于我不再把它用作活的语言,所以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能流利地讲这种语言,同时也不能用这种语言进行写作,而在以前,我对这种语言的掌握十分出色,被别人称为老师。在这方面我是一文不值。
美在人们的关系中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最能使人们互相吸引,一个人即使十分粗野、阴郁,也不会对美的魅力无动于衷。肉体是我们的存在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它的构造和特点理所当然地受到特别的注意。谁要是想让我们肉体的两个主要部分同肉体脱离,并使它们互相分开,谁就犯了错误。相反,应该让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把它们合成一个整体。必须叫我们的灵魂不要呆在一边,不要蔑视和抛弃我们的肉体(它只会因可笑的装腔作势才这样做),而是要同肉体紧密地连在一起,同它拥抱,喜爱它,帮助它,看着它,给它出主意,当它误入歧途时,帮助它回到正路上来,总之是同它结婚,成为它的丈夫,以便使它们的行动不要互相矛盾,而要协调一致。基督教徒们特别了解这种联系,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法律赞成肉体和灵魂的这种结合和联系,肉体必然和灵魂一起永远受苦或者永远享福,他们也知道,上帝看着每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并希望人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惩罚或奖赏。
在所有的哲学学派中,逍遥学派最为人道,它认为明智的举动是为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部分造福。该学派认为,其他学派对这种共存的现象研究得不够深入,犯了片面性的错误,有的学派重视肉体,有的学派重视灵魂,但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忽视了他们的研究客体——人,他们一般认为,引导他们研究的是大自然。
对人们进行区分的首要标准,使一部分人优于另一部分人的首要条件,很有可能就是美貌:
他们分了土地,
并根据每个人的美貌、体力和智力进行分配:
美貌十分重要,体力受到重视[14]。
——卢克莱修
然而,我的身材略低于中等身材。这一缺点不仅有损美观,而且对担任统帅和高级职位的人来说还会带来种种不便,因为外貌的美和健壮的身材所赋予的威望,远非是十分次要的东西。
马略不喜欢接见身高低于六尺的士兵。《侍臣论》[15]希望贵族最好具有中等身材,并且不希望他突出得让人指指点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我认为对一个军人来说,高于中等身材比低于中等身材要来得好。
亚里士多德说,矮个子的人面容可爱,但并不漂亮;在高个子的人中可看到伟大的心灵,就像高大的身躯显得美一样。
他又说,埃塞俄比亚人和印度人在选择自己的国王和行政官员时注意人的美貌和高大的身材。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支军队的统帅如果长得英俊、威武,他的部下就会对他尊敬,他的敌人就会感到害怕:
在第一排走着图努斯,
他仪表堂堂,手握武器,比周围的人高出一个头[16]。
——维吉尔
我们伟大的天主的每一个思想,我们都应该认真地、虔诚地和崇敬地去接受,天主也并不忽视肉体之美:“你比世人更美[17]”。
柏拉图要求他共和国的官员除了节制和坚强之外,还需有漂亮的外貌。
如果有人看到你在你手下的人们之中,并问你:“您的先生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对你的理发师或秘书热情地打招呼,而对你却十分冷淡,那就会使你十分难过。可怜的菲洛皮门[18]就遇到过这种事情。有一天,他来到等他去作客的屋子要比随从人员早,主人不认识他,又见他长得丑陋,就叫他去帮助女仆提水或是把火拨旺,以便接待菲洛皮门。他的随从人员到达之后,看到他在干这种活(因为他觉得必须服从主人对他的吩咐),就问他在干什么。他对他们回答道:“我在为自己的丑陋付出代价。”
身体的其他部分的美是女子所需要的,但身材的美是男子必须有的唯一的美。如果身材矮小,即使前额宽大、凸出,即使眼白很白,目光温柔,即使鼻子形状优美,即使耳朵和嘴巴娇小,即使牙齿整齐、洁白,即使栗色的胡子密度划一,即使小胡子长得很美,即使长着圆圆的脸蛋,即使脸上容光焕发、表情优雅,即使身上没有难闻的气味,即使四肢匀称,也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
在其他方面,我身体结实,身材矮壮;我的脸并不肥胖,但很饱满;我的性格介于开朗和忧郁之间,一半活泼一半暴躁,
因此,我双腿和胸部都长满了毛[19];
——马尔希埃
我身体很好,精神饱满,虽说我已上了年纪,但却很少生病。在此以前我一直这样,但我现在已年过四十,我已进入通往老年的道路,所以我不再认为自己仍然这样:
青春的力量和活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年龄的增长使它们衰退[20]。
——卢克莱修
从此之后,我只是个半条命,我不再是我自己。我每天都在离我而去,都在避开我自己。
我们的财产,一件件被流逝的岁月抢走[21]。
——贺拉斯
说到敏捷和机灵,我以前未曾有过。我的父亲精力充沛,而且到暮年仍然十分活跃[22]。在同他地位相同的人中,没有人能在体育锻炼方面达到他的水平,就像无人能在这方面超过我一样,但赛跑除外(我赛跑属中等水平)。至于音乐,在我很不擅长的唱歌和乐器演奏方面,别人不能从我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在舞蹈、网球和摔跤方面,我只是学了一些皮毛;而游泳、击剑、马术和跳跃,我一点也不会。我的手相当笨拙,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看了也不满意,因此,我即使写了一些东西,也情愿重新写过,而不愿花力气进行修改;我朗读起来也还是不好。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会使听众感到难受。总之,我不在行。我不会正确地把信封好,从来也不会修剪羽笔,也不会正确使用餐刀,不会给马匹套上鞍辔,不会用手抓住猎鹰并把它放出去,也不会对狗、猎鹰和马匹说话。
总的来说,我的身体状态和我的精神状态相符。丝毫也没有灵活的感觉,有的只是刚强和坚定。我吃得起苦,但我只有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只有在我心甘情愿的时候才会去吃苦,
乐趣伴随着工作,才会使人忘记工作的疲倦[23]。
——贺拉斯
换句话说,如果我不是受到某种乐趣的吸引,如果引导我的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就会毫无价值,因为除了健康和生命之外,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会让我去损坏自己的指甲,会让我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的代价来换取,
我不想用这个代价来得到
两岸绿树成荫的特茹河的沙砾中流向大海的所有黄金[24];
——尤维纳利斯
我极为懒惰,极其喜欢自由,这出于我的性格,也出于我的信念。我情愿献出自己的鲜血,也不愿多去费神。
我的精神只属于自己,习惯于自行其事。我至今还从未有过指挥官和强加于我的主人,我毫无阻碍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而且以自己喜欢的步伐行走。这使我变得娇气,不能去服侍别人,只能对自己有用。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迟钝、懒惰和喜欢清闲的性格,因为我从出生之日起就十分幸福,觉得可以一直处于这种状况,而且头脑十分清醒,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没有寻求任何东西,也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顺风没有把我的帆吹得鼓起;
逆风也没有阻止我的船行驶。
在力量、才能、美貌、德行、出身和财产方面,
我在一流中排在末尾,但在末流中排在首位[25]。
——贺拉斯
我需要的只有一点,就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也就是处于一种精神状态,老实说,对任何一种地位的人来说,具有这种精神状态都十分困难,但在实际上,穷人要比有钱人更容易具有这种精神状态。其原因是致富的愿望同我们的其他所有嗜好一样,在尝到富有的滋味之后要比在对此一无所知之时更为强烈;另外,节制的美德要比忍耐的美德更为罕见。我只需要慢慢地享受天主慷慨大方地交给我的财产。我没有做过任何繁重的工作。我做的几乎总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说我有时也为别人做事,那只是因为有一定的条件,即我做这些事是在我觉得合适的时间,而且是以我的方式来做。另外,请我做事的人都相信我,了解我,而且不来催我。要知道有本领的人能让脾气倔强和患喘息症的马为自己干活。
我的童年也是在宽松、自由的条件下度过的,没有受到严格的约束。所有这些都使我养成温柔和动摇不定的性格。别人不在我家里谈论我的损失和缺点,以便不触及我的痛处,我对此一直感到十分高兴:在我的开支之中,我加入了因漫不经心而在仆人的食宿和工资中多花的费用,
肯定是这笔多余的钱,
逃过了主人的眼睛,成了盗贼的外快[26]。
——贺拉斯
我情愿不去算帐,以便对我的损失没有十分确切的感觉。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对我没有感激之情并对我进行欺骗,这时我就请他们对我装出感激的样子。我不够坚强,不能忍受我们所遇到的麻烦事情的不利影响,也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来处理好自己的事务,所以我在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的同时,尽可能地确立这样一种原则,即在任何事情上都作最坏的打算,并准备用温顺和耐心的态度来承受这最坏的结果。我致力的只有这点,这也是我所有议论的结果。
当我遇到危险时,我并不是老是去想如何避开它,而是主要去想我避开危险是如何的无关紧要。如果我遇到危险,那又会怎样呢?我无法对事件产生影响,就去影响我自己,我既然无法让事件跟着我走,就顺从地跟着事件走。我从未能巧妙地驾驭命运,不能避开命运的打击,也不能迫使命运为我效劳,我也从未能谨慎地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我更没有耐心为此去做艰苦的工作。对我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看到事情挂在那儿,把我憋得透不过气来,莫过于在担心和希望之间摇摆不定。反复考虑一件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使我感到腻烦;我感到,我的思想不能忍受怀疑和犹豫所引起的各种动摇和动荡,却能在有机会时作出某种决定。只有很少的嗜好扰乱过我的睡梦,但任何无足轻重的思考都会妨碍我的睡眠。这正如我在道路上不喜欢走倾斜和发滑的两边,而要走车马走得最多的部分,虽说这部分道路既泥泞又坑坑洼洼,因为我想要安全,在那儿走就不会跌到沟里去。同样,我喜欢显而易见的倒霉事,因为它们不会因意外而使我感到难受,并一下子把我推到痛苦之中。
不能肯定的坏事是对我们最大的折磨[27]。
——塞涅卡
对于不幸的事情,我会像男子汉那样去对待;但在其他情况下,我的表现却如同孩童一般。对倒台的恐惧要比这一打击本身更使我感到着急。得不偿失嘛。吝啬鬼因爱财而受到的折磨要比穷光蛋来得厉害,嫉妒的丈夫因爱情而受到的折磨也比戴了绿帽子但蒙在鼓里的丈夫厉害。失去葡萄园往往要比因葡萄园而去打官司所受到的损失来得少。最低的梯级最为牢固:它是整个楼梯稳固的基础。你站在上面,一点也不用担心。它紧紧地装在那里,支撑着楼梯的其他部分。下面的例子说的是一个贵族,在当时有许多人知道,这个例子是否包含着某种哲理?他在年轻时不务正业,到年纪很大才结婚。他能说会道,爱开玩笑。他想起戴绿帽子这个话题能使他谈论和嘲笑别人,又不会被别人嘲笑,就在每个人只要出钱就能找到女人的地方娶一个女子为妻,并同她一起生活。他们在见面时这样打招呼:“你好,婊子!”——“你好,王八!”他在家里同客人们谈得最多和最公开的话题是他为什么要娶这个女子为妻:这样,别人就不会在背后议论他,即使责备他也不会十分尖刻。
至于贪图功名,它同自命不凡十分相近,确切地说是自命不凡的产物,但要使我对此产生强烈的欲望,就必须让命运之神跑来抓住我的手。因为我决不会为不可靠的希望来操心,决不会去做各种艰苦的工作,而任何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声誉,在开始时都要做这样的工作:
我不会用这样的价钱去买希望[28]。
——泰伦斯
我喜欢我看得见和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港口,
用一把桨劈开波浪,用另一把桨触及沙滩[29]。
——普罗佩提乌斯
另外,如果不首先把自己的财产押上去,就很难取得什么进展。我认为,如果你有足够的财产,可以使你保持你在出生和成长时的生活条件,那么,你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为增加自己的财产而花费金钱,无疑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但是,如果命运不准一个人呆在某个地方去过宁静的生活,那么他用自己的财产去冒险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不管怎样,都必须去寻求自己的幸福。
在逆境之中,必须选择冒险的道路[30]。
——塞涅卡
我更会原谅把自己所得的遗产随便乱花的幼子,而不会原谅负责维护家族荣誉的长子,因为他犯这样的过错会使家族破产。
我在过去的好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最容易走的捷径,即摆脱这种欲望,过着平静的生活,
要得到美好的棕榈枝,身上就会布满灰尘[31],
——贺拉斯
我也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力量,觉得凭这些力量干不了大事,另外我也记住已故的掌玺大臣奥利维埃的话,他说,法国人就像猴子一样,它们爬到树上,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树枝,不停地往上爬,一直爬到最高的树枝,爬到上面后就把自己的屁股给别的猴子看。
把顶不住的重物放在自己的头上很不光彩,
因为膝盖很快就会发软,只好把重物放下[32]。
——普罗佩提乌斯
我身上那些无可指责的品质,我觉得在这个世纪毫无用处。我生性随和,会被人说成软弱无力;信仰和真诚会被人认为相信迷信和谨小慎微;坦率和自由会被人认为令人腻烦和大胆妄为。但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出生在道德败坏的世纪里并非坏事,因为同别人相比之下,你不用花费很大的力气就会被认为有道德的人。在我们的时代,只要不杀害父母,不亵渎神明,就是个正派、诚实的人:
现在,如果一位朋友不否认把钱存在他那里,
如果他把你的旧钱包交还给你,
里面放着他那些带铜绿的硬币,
这样的忠实可靠简直就是奇迹,
值得记载在伊特鲁立亚人的古籍上,
并应该杀一头戴花冠的羊来进行祭献[33]。
——尤维纳利斯
在以前,在任何地方,君主们都从未因自己的仁慈和公正而得到如此肯定和如此巨大的感谢。他们之中第一个想到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博得民众的喜爱和信任的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一定会大大胜过其他君主。力量和强暴有某种用处,但并非总是万能。
我们可以看到,商人、村里的审判员和手工业者在勇敢和军事知识方面一点也不比贵族逊色:不论在群体和个体的战斗中,他们都打得十分出色,并在我们现在的内战中保卫了城市。在这样的混乱之中,君主失去了自己荣誉的光环。但愿他发出人道、真实、正直、节制以及首先是正义的光辉:在我们的时代,这些特征十分罕见、无人知晓、不受欢迎。只有民众的良好愿望才能使他干出大事,而其他任何品质都不能使他得到民众的良好愿望,因为这些品质要比其他品质有用得多。
任何东西都不像仁慈那样深得人心[34]。
——西塞罗
同我这个时代的人们相比,我会觉得自己十分伟大、不同寻常,但同过去某些世纪的人们相比,我就显得微不足道、十分平凡,在那些世纪里,如果没有其他更值得称道的品质,那么,稳重的人渴望报仇,懦弱的人对别人的侮辱记恨在心,虔诚的人信守自己的诺言,没有人口是心非,没有人随机应变,没有人让自己的看法服从于他人的意志和变化无常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情愿自己所有的事情都遭到失败,也不愿为事情的成功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因为我对于现在十分行时的虚假和伪善的美德极为痛恨,在所有的恶习之中,我觉得没有一种是如此卑鄙无耻。这是一种奴颜婢膝的习性,是用一种假面具来伪装和掩盖自己,不敢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这样一来,我们同时代的人们就学会了背信弃义:他们不得不说假话,说了话不算数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心灵高尚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思想,而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心灵的深处。他一切都好,或者至少是一切都充满人情味。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的高尚之处在于能同时公开说出自己的爱和恨,能十分坦率地评价和说出任何事情,能为了真理而不去考虑别人的赞成或反对。
阿珀洛尼厄斯说,说谎是奴隶做的事,说实话是自由民众做的事。
这是美德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部分。必须为了美德而爱美德。有人说实话,是因为他出于其他原因不得不这样做,或者是因为这样对他更加有利,在无关紧要的情况下不怕说谎的人不能算是十分诚实的人。我的心灵没有说谎的癖好,甚至一想到说谎就感到讨厌。
我有一种廉耻之心,如果我有时不由说出谎话,我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谎话有时还是会说的,那是在我遇到意外的情况、无法在进行仔细考虑之后再作出反应的时候。
不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因为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你说的话都应该是你心里想的,否则的话就是不怀好意的欺骗。我不知道那些没完没了地在说谎和弄虚作假的人到底想得到什么好处,依我看来,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即使说了真话,别人也不会相信他们。说谎能够欺骗别人一次或两次,但是把弄虚作假变为自己的习惯并对此感到自豪,就像我们某些君主所做的那样——他们说,如果他们的衬衣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就把它扔到火里去(这是古代马其顿的梅特卢斯说的),还说谁不会弄虚作假,谁就不会统治—,这就无疑是预先告诉同他们打交道的人们,他们嘴里说出的话都是谎言和欺骗。“如果失去了诚实的名声,人越是聪明、机灵,就越是可憎、可疑[35]。”对于像提比略那样表里总是不一的人,如果有人会轻信他的脸部表情或他说的话,此人的头脑就过于简单。既然这些人所说的话都不能算数,我不知道他们在同别人交往时到底指望什么。
谁对真理不诚实,谁对谎言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时代,有些人评论一位君主的义务时只是谈论他在管理国家事务时获利的方法,而忽视了他为维护自己的信义和无愧的良心所作的努力,这些人可能会说出一些有道理的话,但他们的建议只适合于命中注定要用食言的方法来处理好自己事务的君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君主们往往使用这种方法,并且不止一次地媾和或缔结某个条约。利益使他们做出第一件背信弃义的事情(利益几乎总是使人们做出各种坏事:为了某种好处而渎圣、凶杀、叛乱、背叛),但这第一次获利却给他带来无数的损害,这背信弃义的例子使这位君主失去了同其他君主保持的良好关系,并再也无法同他们达成一致的意见。苏莱曼[36]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并不十分信守诺言和遵守条约。在我童年的时候[37],他领兵来到奥特朗托海峡,获悉梅尔库里诺·德·格拉蒂纳尔和卡斯特罗的居民在交出这个要塞并投降之后被当作俘虏关押起来,违反了他们投降的条件,就令人把他们释放,原因是他还要在这个地区办其他几件大事,这件事不信守诺言虽说从表面上看有利可图,却会给他带来不良的名声,使别人不相信他,从而造成无数的损失。
从我来说,我情愿当让人讨厌、有话直说的人,也不愿当阿谀奉承、城府很深的人。
我承认,一个人表现得这样真诚和直率,而不去管别人的情面,可能也掺杂着某种高傲和倔强的成分,所以我感到,我变得有点无拘无束,是在不应该自由自在的地方,非要我毕恭毕敬,会使我变得焦躁不安。另外,我由于单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按自己的本能行事。我在同大人物交往时,言谈和举止都毫无拘束,就像同亲人们在一起时那样,我感到这样做是多么冒失和失礼。但是,我生来就是如此,除此之外,我的脑子不够灵活,不能对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作闪烁其词的回答,并转弯抹角地避开这种问题,也不会去捏造事实,我也没有很好的记忆力,记不住这个事实是我捏造的,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肯定这一事实;总之,我因懦弱而变得勇敢。因此,我就听其自然,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这样做既符合我的性格,也符合我的推理,是想让命运来对我作出安排。
阿里斯蒂帕斯说,他从哲学中得到的主要好处,是他学会了无拘束地和坦率地和任何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