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退休生活与在职生活的详细比较搁置起来吧。至于那掩饰野心和贪欲的，说什么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公众的漂亮话，我们就大胆地听凭在职的人们去评说它吧。愿他们扪心自问，世人对地位、职务的孜孜追求，难道不正是反其道而行之，想从公众那里获取个人的好处吗？世人在争位争职时采用的恶劣手段，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目的并不值得称颂。让我们这样回答野心吧：正是它使我们产生隐退的兴趣的，因为隐退竭力逃避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与公众的交往吗？它又在竭力寻求什么呢，难道不就是行动的完全自由吗？世上好事坏事处处都有可能做。不过，若是真像比亚斯[1]所说，坏事要比好事多，或像《传道书》里说的千件之中也不见得有一件是好的：

好的寥寥无几，充其量只和

底比斯的城门或尼罗河的河口一样多[2]。

——尤维纳利斯

这种情况蔓延到广大民众之中是很危险的。对于坏事他们不是仿效便会是深恶痛绝。因为坏的居多就去照样做，或者因为与己不同就深恶痛绝，这两者都是危险的。

出海的商人有理由看看，上同一条船的人可别是些放荡不羁、亵渎神明、作恶多端的人:他们觉得与这样的人为伍是不幸的。

因此，比亚斯对那些同他一起在澶遇危险的大风暴时祈求诸神救助的人开玩笑说：“别出声，但愿他们不要察觉你们在这里跟我在一起。”

再举个更近的例子吧。葡萄牙国王埃马纽埃尔的代表，印度总督阿尔布盖克在一次极其危险的海难中，将一个小男孩扛在肩上，唯一的目的是：在他们一起度过海难时，让孩子的天真无邪为他祈求神灵保佑充当担保和见证，以便使他安然脱险。

那位哲人并非在任何地方——甚至包括在宫廷的众人中——都不能满意地生活。但如果要他作出选择，他说，他连看都不愿看他们一眼。没有办法时，他可以忍受下去：如果随他选择，他就会选择逃避。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毛病还不少呢，可还非得让他对别人的毛病说三道四。

夏隆达将那些被证明在与坏人交往的人当作坏人来惩治。

世间不易交往的和容易交往的莫过于人了：说不易交往，是因为人的毛病，说容易交往，是因为人的本性。

有人责备安提西尼[3]与坏人为伍，他回答说医生在病人当中活得好好的。他的回答我看并未使指责他的人感到满意。因为医生固然为病人的健康出力，但他们会因为疾病的传染、因为连续地观察病情和接触疾病而损害自己的健康。

那么，逃避人群的目的呢，我想，那还是一个，就是生活得更加悠闲、自在。但是，人们并不总是在很好地探求做到这点的途径。往往自以为已经抛开了各种事务，其实只是舍此取彼而已。管理家政的麻烦并不少于管理整个国家。人的心思不管投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全力以赴。管家政事情虽小，麻烦却不会小。再说，我们虽然不再做官经商，我们还是摆脱不了生活中的主要烦恼。

驱散我们烦恼的是智慧和理性，

并不是远离人世的海角天涯[4]。

——贺拉斯

野心、贪财、踌躇、恐惧及淫欲并不会因为我们换了地方而离开我们。

恼怒骑在鞍后跟随着骑士[5]。

——贺拉斯

它们往往一直跟随我们进入隐修院和哲学讲堂。沙漠、岩洞、玩牌、斋戒都不能使我们摆脱它们。

腰间依然插着致命的箭[6]。

——维吉尔

有人告诉苏格拉底，说某人在他的旅行中丝毫没有变好。“我信，”苏格拉底说道，“他是带着自己的毛病走的。”

赴异国他乡求的是什么？

不是逃避自我又何必背井离乡[7]？

——贺拉斯

如果不首先轻装除去心灵的负担，那么这负担的晃动会使心灵遭受更大的压迫。这就如同在一条船上，装载的东西不动时，行走就比较自如。让病人挪动地方，对病人的危害比好处多。病痛受到折腾会深入肌体，就像木桩受到摇晃会越扎越深，越扎越牢。所以，离开人群，换换地方是不够的，必须克服自己喜好交友的秉性，必须阖门闭户重新拥有自己。

你会对我说，我巳经如此这般挣断了锁链，

不错，就像又拉又拽最后扯断了链条的狗，

逃跑中颈上还拖着长长的一段[8]。

——佩尔西乌斯

我们带着锁链离去，就不会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依然回首眺望抛下的东西，心中就会念念不忘。

我们的心地不纯是多么危险！

我们要应付多少无益的斗争！

何等强烈的欲望撕裂着受煎熬的心灵！

我们的骄傲、淫荡与愤怒，奢华与懒惰，

还要造成几多恐怖，几多灾祸[9]！

——卢克莱修

我们的毛病牢牢扎在我们的心里。然而，我们的心却不能自己净化自己。

所以，必须让它回归自我，让它自己照管自己：这是真正的清静，在城市和王宫都可以做到，但另有地方则更好。

现在，我们既然准备闭门谢客独自生活，那么我们的喜乐哀怨就让我们自己来把握。我们要摆脱同他人的一切联系，自觉自愿地做到真正自由自在地独自生活。

斯蒂尔波尼在他的那座城市的大火中幸免于难，失去了妻子、儿女和财产，德梅特里乌斯·波利奥塞特[10]见他遇上家乡如此巨大的损失脸上不显惊恐，就问他是否没有遭受损失。他回答说没有，谢天谢地，他本人丝毫没有损失。这就应了哲学家安提西尼的那句玩笑话：人应该带上可以漂在水面的食粮，遇上海难可以与他一起游着脱险。

当然啰，对哲人来说，只要他自己在，就无损失可言。当蛮族毁掉诺拉城的时候，波利努[11]是城里的主教，他失去了一切，成了他们的俘虏。他是这样向上帝祷告的：“主啊，请让我不要为这些损失惋惜吧，因为你知道，他们还丝毫没有触动属于我的东西。”使他成为“富翁”的那些财富，使他成为好人的那些好处依然完好无损。这就叫善于选择财富：它能够免受损失；这就叫善于收藏财富：藏到了谁也找不到、只能由我们自己泄露的地方。我们是需要妻子、儿女、财产，尤其需要尽可能好的身体，但不能执着到影响我们幸福的地步。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在那里，我们应该进行自己同自己的交谈，毫不涉及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要像没有妻子、儿女、没有财产、没有随从、没有仆人一样，在那里有说、有笑，以便在一旦失去他们的时候，不会有异样的感觉，我们的心本身就是能屈能伸的。它可以与自己作伴，它可以攻、守、收、授，不必担心在隐居中出现令人讨厌的无所事事。

清静中把你自己当成一群人[12]。

——提布卢斯

安提西尼说，道德是自足的，无需约束，无需宣扬，也不问结果。

我们平常的所作所为，做出一千件事也不见得有一件与我们相干。你看这一位，冒着火枪的阵阵射击，怒气冲冲发疯似地沿着这堵倒塌的墙向上爬行：再看那一位，满脸伤疤，饿得脸色发白，宁死也不给这一位开门，你以为他们在这里争斗是为他们自己吗？也许，是为了某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对他们的争斗不闻不问，正在寻欢作乐的人呢。还有这一位，你看他流着鼻涕，眼角满是眼屎，身上脏兮兮的，午夜过后才学罢归来，你以为他是在书中探求如何变得更正派、更满足、更有智慧吗？没有的事。他将读到老死，或者将告诉后人普劳图斯诗句的格律和某个拉丁字的真正写法。谁不在心甘情愿地以健康、休息和生命去换取名声、荣誉这些通常被人追寻的最无用处、最无价值、最为欺人的东西呢?我们自己会送命，这还不足以吓倒我们的话，那就把我们妻儿老小的命也搭上吧。我们所操的心给我们的烦恼还不够的话，那就让我们自己折磨自己，再把邻居和朋友们也弄个鸡犬不宁吧。

人怎能作出这样的决择，

喜欢东西胜过喜欢自己[13]？

——泰伦提乌斯

依我看，像泰勒斯[14]一样把韶光年华奉献给了世界的人，隐退是更为合理、更有理由的。

为人作嫁的时间够长的了，让我们至少把这一段生命留给自己吧。让我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幸福来思考和筹划吧。安然隐退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没有别的事情牵扯，这件事就够我们麻烦的了。既然上帝允许我们迁走，就让我们作好准备吧。让我们打好行李，早早地与同伴们告别，摆脱使人分心分神筋疲力尽的牵扯。一定要冲破各种牢固的束缚，从此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除了自我之外，不受任何约束。也就是说，让身外的一切从属于我们，却不让它们同我们粘连到不揭下我们一层皮不拉下我们一块肉就无法摘下去的地步。世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

既然我们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那就该同它分手了。无物借与人者勿向人借。我们已经气衰力乏，那就把力气收回来，集中到自己身上吧。谁能把自己对朋友和社会的责任推卸掉，那就让他这样做吧。这么一来，他在别人眼里就变成无用、累赘和讨厌的人了，他得当心不要在自己眼里也变得讨厌、无用和累赘。他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抚，尤其要自我劝导，完全尊重自己的理智和良心，直到在理智和良心面前，出了错就感到羞愧。“的确，很少有人充分地尊重自己[15]。”

苏格拉底说年轻人应该学知识，成年人应力争有所作为，老年人应退出一切军民事务，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被束缚在任何固定的职务上。

有些人在气质上一个比一个更适用这些关于隐退的箴言。有的人领悟能力不强，感情和意志脆弱，不易控制也不轻易投入——从本性和言论上看我都属于这部分人；有的人积极而又忙碌，他们事事都管，处处插手，热衷一切，一有机会就要自举自荐全力投入。比起后者来，前者更容易听从关于隐退的忠告。那些偶然的外在的有利因素，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要利用，但不应将它们作为我们主要依据。那是不行的；理智和天理都不允许。我们为什么要违背它自身的规律，让我们的幸福听凭别人主宰呢？因此，像有些人，像有的哲学家那样，出于宗教的虔诚或出于哲学的推理，为了防止不测事件，放弃到手的舒适生活，自己给自己盛饭端菜，睡硬板床，弄瞎自己的眼睛，将财产扔进河里，自找苦吃(有的人是想通过今生所受的折磨求得来世的幸福；有的人是为了让自己落到最后一个台阶上，从此不再往下落）那都是把道德推向极端的行为。天性更为倔强、更为坚强的人则将他们的藏身之地弄得非常豪华，非常令人羡慕：

我虽不富有，却夸耀微薄的可靠财产，

一点儿财产，令我满足，若更佳的命运

使我发迹，我便要高声说：

只有将收入建立在肥沃土地上的人，

才是世间幸福和明智的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