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这些也还只是端倪，因为病根要深远得多。病根应该追溯到我们认为靠鉴别力和责任感来调节、控制的那些旧道德原则已经过时而应该抛弃的那个历史时刻。追溯到我们不再承认我们祖先赋予“自由”、“独立”的含义，不再承认这种含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不再承认祖先遗留给我国民族的这种含义而在我们的时代把它变成一句空话的历史时刻。追溯到我们用专利特许证来代替自由的那个时刻，而专利特许证允许在特许证的创造者和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们制定的法律范围内采取任何行动。追溯到我们用对任何抗议都无动于衷来代替自由，而且宣布允许在被阉割了的“自由”一词的掩护下采取任何行动的那个时刻。

真理也就在这个时刻消失了。我们没有废除真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真理扭转身去，不带一丝嘲讽，不带一丝轻蔑，甚至不带一丝绝望（但愿如此），就此离我们而去了。它就这样走了，或许，当我们遭到某种变故（不幸、民族灾难，如果这些还无济于事的话，还有军事上的失败）的时候，它还会回来，回来教会我们尊重真理并且迫使我们付出任何代价，做出任何牺牲（要知道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刚毅，只不过我们想尽量不运用这些品质而已），以便重新获得真理，保护真理，按照它自身不容妥协的条件（鉴别力和责任感）来保护它，使它永远不再离开我们。真理是一条长长的、干干净净的、明确的、不容置辩的、闪闪发光的笔直的准绳，在它的一边是黑色，另一边是白色；而在我们的时代，它成了一种角度，一种观点，某种不仅同真理，而且同简单的事实毫不相干的东西，某种完全取决于你的观察角度、你的立场的东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成了某种取决于你是否能够迫使你想欺骗或蒙蔽的人在观察时采取一定立场的东西。

赌博下的注，打赌的金额是真理、自由和独立三者的统一体。过去是无限的自由王国的美国天空，过去散发着独立的活力的美国空气，现在变成了一团封闭的气层，它既压制自由，又压制独立，它剥夺每个人的个性，剥夺（下一步）他的最后一个庇护所——私生活，没有私生活，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我国住房的构造本身就是一种预告。过去住房的墙壁是不透光的，既不让人看见屋内发生的事情，也不让人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而且墙壁结实到足以遮盖屋内发生的事情。总有一天，人们会对屋内和屋外的事情都洞若观火。到那时，私生活就真的消失了。如果一个人那怕是只有背着人换件衬衣或是洗个澡这样的个人感情，他也会受到美国异口同声的唾骂，被指责是破坏美国生活方式、威胁美国国旗的独立的人。

自然，这是说如果（到那时）墙壁本身，不论其透明与否，还能经受住这疯狂的爆炸、这股象雷霆一样滚滚轰鸣直达美国式顶点的强大力量的冲击的话。这股力量有许多面孔，但是合为一体，通过那些疯狂而冷酷无情的预言家之口喷吐出那些早已被我们抽去了意义和除去工具的职能外，不起任何作用的词语，那些用来进一步压制精神上的个人自由的词语：“安全”、“颠覆”、“反共主义”、“基督教”、“繁荣”、“美国生活方式”、“国旗”。

每一个人都有大致相等的可能（自然是在不断作出某种努力的条件下）在另一个人的自由面前保护自己的自由，可是当一些强有力的联合会、组织、联合体，像出版康采恩和宗教教派、政党和法院，允许哪怕是一个分支机构利用象“自由”、“救国”、“安全”和“民主”这些假定的标记而不受道义责任感的约束，而为公司效力的个别人在这种允许的庇护下也不受个人责任感和限制的约束的时候，那就的确应该敲起警钟了。那时，即使是象奥本海默博士、林白上校和我（还有画报的编内工作人员，如果别人确实强迫他在好的鉴别力和行乞之间进行抉择的话）这样的人也应该联合起来，保卫私生活的权利，因为只有私生活才能保证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生存。

或者说是保卫生命本身，保卫自己的呼吸，而且不只是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生命，还有外科医生的父母和亲戚的生命。我指的是前不久因残忍地杀害妻子而受审的克利夫兰的那个医生，他的三位亲人：岳父、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活过这次审判。据在美国大多数报纸的头条位置一再报道这次悲惨事件的新闻界自己承认，对这次审判的报道是不实事求是的。我关心的是这三名受害者，而不是受审的人，因为他毫无疑问还能活很久，我关心的是他的三位亲人，其中的两个，至少是一个，据报纸报道，之所以死去是因为“对生活感到太疲倦了”，而第三个人（母亲）自杀了，她仿佛是以此表明：“我再也受不住了。”也许，他们的死仅仅是因为对这桩罪行感到震惊，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不是死在罪行发生的时间，而是死在公开审判的时期。再者，受害者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对生活感到太疲倦了”，而另一个则明显地表示：“我再也受不住了。”如果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不单单是悲剧事件本身呢？如果他们寻死的原因有好几个呢？那么，被称为新闻自由的机器，它在任何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里都应该是一个忠诚的骑士，用它的刚直不阿来帮助真理、公正和善良取得胜利；然而，它又纵容了多么令人发指的中世纪驱妖活动，以至罪犯的亲属用自己的死亡来衍赎他的罪恶？！而如果医生象他本人说的那样，是无罪的，那么这位骑士，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保护者，又参与了一桩甚么样的罪行呢？

我再说一遍，美国不需要艺术家。美国还没有为他找到立足之地，因为他只关心人的精神问题，却不会利用自己的声望去推销肥皂、香烟或者自来水笔，或者去给汽车、海上旅游、休养胜地的旅馆做广告，或者是（自然，如果他易于接受指导，而且能很快符合标准的话）在电台发表讲话、拍电影，那样他就会带来利润，从而不辜负别人对他的关注。不过，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还有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科学性还可以拯救这份文明，而那些靠人的卑鄙情欲和愚蠢养得脑满肠肥，却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职业救世主，那些靠人的贪婪和愚昧捞取资本，却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政客，那些利用人的恐惧心情和偏见投机取巧，却自认为是正人君子的教会人士，已经不能拯救这份文明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证明这一点。

赵永穆　译

□读书人语

私人生活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话题，作家认为它关系到美国梦想的遭遇。

美国梦想包含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个人之间的平等及人们对于真理的尊重与渴求等等蛊惑人心的内容。这些权利像空气与光一样，构成人的生存基础之一。然而，曾几何时，这迷梦已被悄悄篡改。“安全”、“基督教”、“美国生活方式”等美丽词语，已成空洞能指，成了压抑人的自由的工具。人们只关注广告、利润，热衷于推销。专利特许证代替了自由。而最富于灾难性的事实是私人生活的被剥夺。在“出版康乐恩和宗教教派、政党和法院”等强大机构的自由面前，个人的自由丧失立足之地。而人一旦失去了自由，就丧失个性。而没有个性的人，值得拥有什么呢？就这样人们失去了美国梦想，并不可避免地为真理所弃。美国文明面临危机。

作家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旧梦消逝的惆怅，对生活现状的愤怒和控诉，对自己回天乏力的无奈，对美国文明的忧虑，并代表人类深自忏悔。美国式梦想属于全人类，因而美国文明的危机具有世界意义。应该说，福克纳先生几十年前的这些控诉，忏悔和忧虑，迄今仍有深刘的现实意义　【林筱芳】

<h3>阿尔贝·加缪</h3>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尽止地忍受寒冷。

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尽止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

他说过：“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那就是说，他努力要做到相信这一点。可是他失败了。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寻求自己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如果他不想相信上帝，那他当时为什么不中止追求呢？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明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可是这不是“多久”的问题，也不是“多少”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的问题。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还能有何求呢？

□读书人语

两个伟大心灵的共通，常常令人感动而振奋。如果说加缪对于福克纳多少有些知遇之恩，那么后者在本文中对加缪的肯定和赞赏，也是相当诚挚和中肯的。福克纳巧妙地用加缪自己追求的一生证明了加缪式的神话——一个现代哲学的著名命题：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加缪不倦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可是没有结果就横死途中。他热爱生命，向往自由与阳光，但终未能战胜死亡。但是死亡也没能战胜他，因为他已向人们证明：“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这种肯定和赞赏固然体现出福克纳识见卓越，但更表明了这两个一样承担人类痛苦、寻求人类出路的伟大灵魂精神上深刻的共鸣。福克纳以如此的热情扣诚挚赞赏加缪的人生和思想，惋惜他工作的中断，加缪天堂有知，夫复何求？　【林筱芳】

<ol><li > </li><li alt="[93]">这是1775年4月23日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说的话，后来成为美国革命的口号之一。——俄译本注。</li><li alt="[94]">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俄译本注。</li><li alt="[95]">指马尔科姆·考莱（1898年生），文艺批评家，有多部评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著作：《继承精细的传统：1910年以来的美国作家》（1937），《文坛形势》，（1954）等，出版过海明威、福克纳、霍桑和惠特曼的文集并写了序言。——俄译本注。</li><li alt="[96]">查理·林白（1902年生），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21日完成自纽约横越大西洋至巴黎的不着陆飞行。——俄译本注。</li><li alt="[97]">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年生），美国物理学家，领导过洛斯一阿拉谋斯的美国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核子实验室的工作。由于他反对制造氢弹，在1953年被解除涉及机密工作的各项政府职务并被控对美国不忠诚。——俄译本注。</li> </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