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和痛苦也是火。这是永远燃烧于他的灵魂之中的火。过去人们（包括我自己）常常谈到热情是巴金心中不灭的火，有热情，才有巴金的创作，才有巴金的风格。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述未必准确，或者说，可能只是一种着眼于外在形态的概括。不错，热情是一团火，巴金自己也一再强调他在创作时，心中总是充满着激情，而且有的作品，完全是受某时某事激发出来的热情而创作的。但是，热情这把火的燃料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热情不同于他人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忧郁，他的痛苦。他的热情往往因忧郁和痛苦的相拥抱而产生，而发泄。热情的形态，本来就应该是千姿百态。忧郁和痛苦，未必一定是消沉冷寂，在巴金那里，恰恰形成他胸中炽烈的情感。正是这由忧郁和痛苦形成的火，使他注定不可能按照少年立下的意愿去成为理论家思想家，而是不得不受它们的驱使，将思想、将心中的矛盾、将生活赐予的一切转换成文学的形式。

巴金性格中的忧郁来自何处？父母的遗传？童年环境的影响？走入社会后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折磨？他本人并没有清晰地叙述过；另外，根据我的看法，一个作家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或性格的解剖，有时不一定准确，不一定完整。性格，与生活中呈现出的丰富多彩一样，会有许许多多的话题。在我看来，过早地失去父爱母爱，应该是巴金的忧郁产生的主要原因。年幼的他，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旧式大家庭里，种种不期而至的感觉，如孤独、寂寞、恐惧等等，会一日日一夜夜地侵袭他的心灵，走进他的梦，这种心境，这样的环境，自然会给一个开始形成的性格，蒙上了阴影。

我见过一些巴金早年的照片，特别是有两幅他和大哥尧枚和三哥尧林的合影，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两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一是 1925年，一是1929年，从照片上看，他们弟兄三个的目光给我的感觉都是忧郁的，他们的表情一点儿也没有年轻人的朝气。他们似在思考着什么。从巴金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也能得知他的大哥和三哥的性格，和他有相似的地方。这更证明了父爱母爱的过早失去，对他们忧郁性格的影响。我不止一次地凝望过这两幅照片，写这篇文章时，我又一次将它们放在我的面前。

巴金也曾经有过没有忧郁没有痛苦的时候。五四运动在四川掀起浪潮之后，十五、六岁的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他走上街头撒传单，坐进阁楼编杂志，或者参加集会。孤独寂寞消融在年轻人的友爱之中，忧郁也被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急切愿望和热情所代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随处散发我的热情，我没有矛盾，没有痛苦。”（《片段的记录》）

没有矛盾，没有痛苦，假如真能永远如此，该是多么美好的梦！忧郁也好，痛苦也好，是不该属于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对信仰对未来充满浪漫情感的年轻人。可是，在我看来，没有了忧郁，没有了痛苦，一颗透明的心，一种单纯的感情，又怎能去感受丰富复杂的现实呢？

巴金后来未能像早年那样继续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而是转而走上了文学之路。于是，他为此感到痛苦，于是，他几乎无休止地自责。自创作第一部小说《灭亡》起，他就陷入了极度矛盾的痛苦之中。理想与现实、爱与恨、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感情，等等，一对对冲突折磨着他的灵魂，他又将它们化为文学形象，他自责，抱怨，他把当一个文学家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失败。他甚至将这一切归于他的忧郁性格。1933年他便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 （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有什么抱怨。”（《新年试笔》）

每次见到巴金，我都会想起他对自己的这种自责，我真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错了。你的忧郁性，你的性格并没有毁坏你的幸福。”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性格这种痛苦对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自觉地去比较，这种痛苦与早年那种热情、单纯、幸福，哪一种更有意义。我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的小说，他的文字，才会那样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因为生活中，人们原本就有着各种各样精神上的痛苦。读《爱情三部曲》，读《家》，读《随想录》，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中找到感情的、思想的共鸣。如果说一个人的幸福不只限于个体，而是应将之置放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理解，那么对于巴金，有那么多的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得到安慰，也包括得到美的享受，并且因这些文字，人们而敬仰他的人格，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吗？他没有实现成为理论家政治家的愿望，但却完成了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者的跋涉，通过由忧郁和痛苦而升华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他未能预料到的、永恒的精神幸福，冰心所说的“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是否就是我所理解的这种含意呢？我没有问过她，但想必有相通之处。

不过，我自己也时常陷入一种理性的感情的矛盾。从理性上说，我信服上面那些我对巴金的幸福的表述。可是，当坐在巴金面前看着他苍老的面孔时，我又深深同情起这位老人。我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活得太累，太不潇洒，太不超然。

从年龄来说，文革之后他本可以早早将忧郁和痛苦忘掉，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完全可以由别人来做。他也不必做那么多的恶梦，在梦中，在梦醒后揪住自己的灵魂询问，做那么多忏悔和解剖。小小文坛有多少丑的恶的卑鄙的无聊的人与事在人们眼前表演过，人们怎么会去在乎他这个并没有失去善良和正直的老人，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小过失。他那种身体，那种在文革中失去妻子之后的心境，本该让清风、阳光、鸟鸣来慰藉，安度一个平稳轻松的晚年，何必再让许许多多的从未间断过的误解和歪曲来折磨他的心灵。可是，性格就是这样顽固，它使巴金不能不在忧郁和痛苦的驱使下，重又走文学的路，思想的路。有这祥的性格，有这样的思想，人只能活得如此之累。

我最近一次到上海，是在1991年的10月，北方已是深秋，每天早上起床走到窗前，都能看到一夜间地上又洒满了落叶。上海还没有这种萧瑟，巴金的庭院里，小草依然青青，阳光照在身上，尚觉得有些暖融融的。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采访他，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刚刚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他这样说：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的一切。”

我感动了，从字里行间，我又一次感受到他的人格的力量。我惊讶面前如此衰惫的老人，瘦小的身躯里却依然有着如此令人钦佩的活力。他没有停止思索从而我相信，他的思考与他的生命同在。

谈话中，我向他提到了这封信，这时他只缓慢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总得说真话。”

简单到极点朴素到极点的一句话，但对于巴金，他是在用全身心拥抱它。它的所有内涵，已经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思想全部情感之中了。

如果把这句话看作一个世界，我看到那片云，看到了那团火。我知道，这个世界也是巴金的忧郁和痛苦所升华出来的。看到了这样的人生风景，我感到充实，我感到满足。于是，我把云与火构成的景象，我把我所敬重的老人的这句话，一并装进了我的记忆我的思想中：

“人总得说真话”。

□读书人语

这是巴金的一幅极生动的肖像画。感觉与思考，形象与抽象，学者意识与散文心态，相互碰撞着，在这里呈现出色彩地斓的图景。用“忧郁”、“痛苦”形容巴金的气质与精神，是准确的，而用“云”与“火”来比喻巴金内心的角斗、自省的过程，也极为贴切。李辉抓住了巴金世界核心的东西，文章优美而深沉，犹如思想者的充满理性直觉的独白，将这位老作家的心灵过程富有寓义地表述出来。学者型散文的特点在于，它不停留在现象界的表层，而往往把你带到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世界，并把你未所领略的理趣告诉给你。李辉的美文做到了这一点。读后，巴金的形象更清晰了，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痛苦而沉重的灵魂，在我们的面前游荡着……　【孙　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