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虚》用十分绚丽的文字来形容美的存在，“生命之最大意义，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彩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是这样写的，而我当时想，他自己，也应当属于这几个人中之一。

“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他是多么懂得美、生命、社会和艺术家的关系的人。这些“独白”，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进入过的境界，我非常羡慕这个人有这样好的一个脑子，尽管我自己那时已长期接触文艺，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几年以后，记得徐迟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华尔腾》——一位美国隐士的笔记，思想和风格，约略与此相类。但文笔逊其瑰丽。

沈从文先生那时在昆明，我和他还从未谋面，虽然我已读过他不少小说，但这本散文《烛虚》却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然而，沈从文自己也清楚，发现了宇宙间存在美这一“抽象”，并不能就此解决社会的丑恶，不能消灭侵略、饥饿与人世的不平。相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烛虚》在当时，也只能是烛照出美与丑的对比存在，哲人与庸俗世界的存在，而无法使现实世界接近美而消除丑，这就是疯疯癫癫的屈原之徒的哀寂，沈从文先生的大多数作品，在极美中也总带着悲悯，原因亦在于此。

生命的悲哀就在于不能不和生活互相依存！

二

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文章的风格很像《庄子》，也像佛经，思想的哀艳处像屈原，句子美得像经过精雕细镂的琉璃瓶那样，光芒耀目，它是从哪里得来的？沈从文大概从小就是个“书香子弟”，是泡在书里长大的？

不！他自己的回答是：“是个乡下人。”

十四岁前是从不爱用功，爱看热闹，打架斗蟀的野孩子，二十岁以前，是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的“拉兹”（虽然他还没像拉兹那样当过小偷，他大部分时间是当兵，当无业游民、旧军队的文书和税收员）。二十岁以后他在北平继续“打流”。他出生于湘西、黔北、川东交界的山区凤凰县。这个地方是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的自治区，在他的家庭中，有土家人的血统。家庭世代出身行伍，祖父在清朝当过武官，父亲也当过级别不高的民国军官，后来破了产。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籍贯、出身和早年经历的文学家。

如果说：马克·吐温年轻时候也和沈从文有相似的经历（虽然时、地、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文风全不相同），那么就是上帝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的身世非常不相称的头脑，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出生到他第一次挟着铺盖让火车拉到北京前门车站为止，这二十年间，沈从文细致地领略自己祖国的一个偏僻地区的社会生活（十多年后，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又回去过一次），他凭着爱和同情去看自己的乡土、亲人、士兵、农妇、水手和勤劳爱娇少女。他迷恋那些河市、山城、荒邑、小镇的码头船筏，缆火楼灯。他熟悉所有士兵、铁匠、纤夫、店主、舵工的生活作息，悲欢喜怒，撒野抒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都显出性格，具有灵魂，使人感到是活生生的真人。由于他对这些人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善于用这些工、农、船户自己的语言神态，入木三分地去表现他们的身份、性格。他以悲悯的心情去描写土匪豪霸愚蠢和“英雄”交错的行径，描写江边吊脚楼上妓女的皮肉生涯。他对于一个摆渡人的小孙女爱情的不幸写出叙事诗般的故事（《边城》）。“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按指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毕的业。我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种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湘西·题记》）凡是读过沈先生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等作品的人，都为他那情致缠绵的乡土之爱所陶醉，使人觉得这里的芸芸众生，既是非常可爱，又非常可悯。这就是五十年前旧中国的缩影。是作者掬出自己对土地、对人民的至诚，写出来的挽歌。

由于对湘西风物的熟悉，沈从文能一口气把沅江流域各种航船的名称、特点、船户、航程娓娓动听地告诉你：运盐的“大鳅鱼头”是三桅的大方头船；桅高帆大，首尾收敛的“乌江子”，是粮船；方头高尾、颜色鲜明的洪江油船，平头大尾，船身坚实的“白河船”、……辰溪的“广舶子”，活跃的“麻阳船”，“桃源划子”都各有特性，他几乎能数出每一条船的历史，每个船主、水手的习惯爱好，以及这些船只所经过的每个码头的风土、生活和可歌可泣的故事。

例如他写沅陵地方：“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同一渡船，大多数是妇人，……有些卖柴卖炭的，来回跑五六十里路，上城卖一担柴，换两斤盐，或带回一点红绿纸张同竹蔑作成的简陋船只，小小香烛。问她时，就会笑笑的回答：‘拿回家去做土地会。’你或许不明白土地会的意义，事实上就是酬谢《楚辞》中提到的云中君——山鬼。这些女子一看都那么和善，那么朴素。年纪四十以下的，无一不在胸前土蓝布或葱绿布围裙上绣一片花，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

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这地方妇女出来多的原因是由于兵役法的苛刻。男子不是被拉去当兵，就是被逼逃避兵役，“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

对于湘西的风景，照例写得极美：沅陵下行四十里就经过青浪滩，“青浪滩脚有个大庙，名伏波宫，敬奉的是汉老将马援。行船人到此必在庙里烧纸献牲。……庙中屋角树梢栖息的红嘴红脚小小乌鸦，成千累万，遇下行船必飞往接船送船，船上人把饭食糕饼向空中抛去，这些小黑鸟就在空中接着，把它吃了，上行船可照例不光顾。虽上下行船只极多，这小东西知道向什么船可发利市，什么船不打抽丰。船夫传说这是马援的‘神兵’，为迎接船只的神兵，照老规矩凡伤害的必赔一大小相等银乌鸦，因此从不会有人敢伤害它。”（《湘西·沅陵的人》）

关于伏波祠“神鸦”的记述，记得宋以来有些笔记、游记等，就有记载，但如此美丽自然的文字，却是少见。

令人神往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不胜枚举。他提到沅水上游的泸溪、浦市之间的箱子岩，在写完一段龙舟竞渡的动人光景之后，他描写这一带的平时景色：“遇晴明天气，白日西落，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渔船，烧湿柴煮饭，炊烟受湿，平贴水面，如平摊一块白席。绿头水凫三只五只，排阵掠水飞去，消失在微茫烟波里，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湘西》）

不但写景，河边小村镇生活也写得非常之美：“小船上尽长滩后，到了一个小小水村边，有母鸡生蛋的声音，有人隔河喊人的声音，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许多等待修理的小船，皆斜卧在岸上，有人在一只船边敲敲打打，我知道他们正用麻头与桐油石灰嵌进船缝里去。一个木筏上面还搁了一只小船，在平潭中溜着，忽然村中有炮仗声音，有苏尔奈声音，且有锣声；原来村中人正接媳妇。锣声一起，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都停止了工作，向锣声起处望去。——多美丽一幅画图……”（《湘行散记》）

这真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山村小景！

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知道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凡是好的作品，都是从人民生活中来。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沈从文常常把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叫做“读一本大书”，他把这本异常伟大、无边无尽的大书贪婪地翻阅、思考、学习。他那二十年没有离开的乡土，使他得到真正的学问，写出如此美好的乡土文学。

然而，近几十年来，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一正确道路也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同志下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却依然写不出作品或写不出好作品，下乡下厂，晃晃悠悠，时间过去，脑子还是空空的，没有反应。这是为了什么？我想，读一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就该感觉到感情对于一个作家的必要。沈先生不仅熟悉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那里的人们的作息生死，更重要的作者本人具有深切的对人民生活之爱，对家乡之爱，对大自然之爱，这一点爱是那么真切，那么纯洁，它能燃起读者无限的同情。由于作家带着火热的感情去爱土地，爱人民，他才能深入地同化在生活里，同那些贩夫走卒、普普通通的乡妇、船伕、士兵、苗女同其忧乐，同其对自己长期休养生息的一山一水怀恋赞叹。如果没有这一点拥抱着大地、拥抱着人民的深挚的爱，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鲁迅先生对于他的故乡绍兴，老舍先生对于北京，也都非常熟悉，非常爱，但他们很少留给我们正面描写家乡的散文游记，他们主要是把自己家乡的山川人物作为背景去描写，而以虚构的故事为中心的（当然，沈先生也经常采用这个方法，例如《边城》）。现代作家中，像沈从文这样深刻地表达对乡土之爱的，还是少见的。文笔之美还是其次，感受之深则是主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沈先生的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的产物，他所表现的只是旧中国、旧风土和旧时代的人物，这些描写，总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文笔尽管很美，而感情却多少带点哀伤。他所描写的人物，尽管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除极少数外，大都具备勤劳、吃苦、乐观、勇健的品质，但是他们身上还存在着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山沟闭塞风气、军阀暴力统治下的落后愚昧；爱这些亲人的美好品性而怜悯这些人的缺点。“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本人的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的确，他虽然把“山大王”写得很豪侠，对“吊脚楼”的妓女和水手写出缠绵的爱情，可是这都是蘸着悲悯的泪水写出来的。他的大多数小说和散文，总不免带着三千年前那个疯疯癫癫的楚人屈原的影子。似乎因为他也是楚人。后面他接着写道：“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藏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一九四四年版《湘行散记·题记》）虽然沈先生那时还不太明白这个“未来”的实景是什么，他也不理解那时他的湘西同乡——我们的贺龙同志等，基于对未来的信心，不久即创出不朽事业。

可是，沈从文也创出了他自己的事业，那就是像《九歌》、《九章》那样把对国家、对人民、对乡土的赤诚，贡献给后来的人。

三

我第一次同郁风去拜望沈从文的印象至今犹新，那是五十年代初我们刚到北京不久，那时沈先生住在沙滩五老胡同，记得是由熟人先约了时间去的。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第一次见面，沈先生就激动而沉静地对郁风回忆起一九二三年冬，郁达夫冒雪到北京湖南会馆去看他，这个青年沈从文，那时住在冰冷的小屋子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钱，没有生炉子，没有棉衣，有一双冻僵了的手在写稿子。郁达夫一进门看见这光景，就先解下围在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给他围上。然后同他一起去吃一顿饭，并把吃饭剩下的几块钱全都给了沈从文。这件事沈先生是经常回忆起来的。

人对于世事常常有错误的估计，我自己最大的错误估计是对于沈先生，我那时坚信他在解放后仍然将继续写小说或在大学教书，谁知后来他却改了行，去历史博物馆当顾问，并且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在什么时候装满了一肚子的美术考古学知识，但是以后见面，我总是孜孜不倦的向他老人家请教这方面的知识。他告诉我汉代丝绸外销的路程、产地、质料、纹样，告诉我周以前已经有了带釉的陶器。告诉我洛阳出土五个带假发的唐代女尸，发式极美，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化妆的考究，可惜出土时假发损坏了。殷周的一处墓葬，墓穴表层用各色土粉绘成花纹图案，可惜揭开时毁掉了。沈先生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他提到这些先代遗产的时候，是那样欢喜赞叹，那样陶醉，那样心情舒畅，他涉想着这些文物珍品将如何对今后的中国文化艺术辉煌发展，起着作用，仿佛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作为一个有长远优秀文化的民族成员。

事物总是有反有正，正是由于这份幸福感，才带来了林、江一伙文物大破坏大掠夺给予沈先生的沉重创伤。在和朋友谈到这件事时，我总是说：如果沈先生不是那么对祖国文化艺术遗产的了解和热爱，而是一个对文物价值了无所知，对祖国文化漠不关心的人，他也就没了这份苦恼了。

事物也总是有赢有亏。我们这位五四以来具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从事“文物”，便没有生产“文章”。我说没有，那也是有点夸张的，其实一九六○年他还出版过一本主要是关于文物的散篇文集《龙凤艺术》。可是拿他三十年前的写作量——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杂文等等来比，那就等于没有。

可是沈先生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介意——至少在表面上。他永远是兴致极高地谈他的美术考古。只要你识货，解放初期琉璃厂和其它地方的古董店甚至地摊、旧货店都很容易买到珍贵书画、文物、家具、古锦等等，沈先生就像着了迷一样去搜罗，搜罗得多，家里没地方放，就无条件捐给博物馆，这些珍物经过他手，最后“得其所哉”，这就是他精神上莫大的享受了。

“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兴致极高地去研究十多个考古专题，去参观秦俑、看马王堆那老太婆殉葬品。最近他来信，还谈到今年要到广东去看汉代玻璃，到福建看宋代纱衣，到景德镇去看一千多宋代戏剧瓷俑。

去年八月，那时齐燕铭同志还在医院，他给我一封信，让我去看一次沈先生。他关心他那本《中国服装资料》，信上提到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让齐燕铭同志建议沈先生写的。这本书经过“四人帮”的文化大扫荡，就不必谈它的恶劣遭际了。最近，沈先生（他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又兴致极高地把它整理出来，但齐燕铭同志也已经看不到它的出版了。

沈从文先生是否就永远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了呢？并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谈起，在国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艺作品的学者得到了博士学位。沈先生羞涩地笑一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读书人语

知人、知心、知文，才能写出如此美妙中肯的文章。作者为从文先生的老友，1982年我去香港永玉家，就看过从文先生偕作者诸人回故乡凤凰寻访觅踪的录相片，是永玉沿途亲自拍摄的。

作者从《烛虚》开篇，继而谈论《边城》、《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诸名著，还涉及老人晚年对美术考古的研究和贡献。

“生命是美的化身”、“生命的最大意义，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而有些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的人，虽获得了“生活”，却丢失了“生命”，因而也就丢失了美。这是《烛虚》的灵魂。由于对湘西风物的熟悉，对家乡一草一木和人民生活的热爱，感受之深切，才能写出像《边城》等如此美妙的乡土文学。作者也指出了从文先生的局限性，认为他的作品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感情多少带点感伤。当是蘸着悲悯的泪水写出来的。　【单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