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1980

顾颉刚，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顾诚吾、颉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古史辨》、《尚书通检》等。

<h3>《古史辨》自序（节选）</h3>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练，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了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钻研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诏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法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 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评，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我知道固有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愤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藉，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的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说了上面一段话，或者读者诸君要疑我是一个傲睨万状的人，自满到极度的。其实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个性固然适于研究学问，我的环境固然已经指给我一个研究的新方向，但个性和环埦原只是学问的凭藉而不即是学问的实质。瞀如造屋，个性是基础，环境是梁柱，实质是砖石。虽则有了基础和梁柱可说具备了屋子的规模，但尤要紧的是砲成墙壁的砖石。倘使四壁洞然，这空架子要它干么，翻不如穴居巢处的可以得到简陋的实用了！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的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事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我的学问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范围放得极大的要求，现在则毕竞把它收缩，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几个问題上面去。但痛苦即由这方面起来了！其一，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现今这般民不聊生的中国，谁能安心从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于研究的设备的不完全，终于废然而返。我就是万分的努力，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正如到蛮荒垦殖的人，他的“筑路盖楼以启山林”的劳力不必说，就是通常的农人可以随便使用的一切东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织布；要睡觉只得自己盖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的，固然差得天高地远，就是比了掘井盖屋的土木匠，织布制衣的织工缝工，他们因机械的进步而能得到各种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废弃可以不必废弃的时间到他种研究上，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终至造成一种又乱又浅的局面，远难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唯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的了，治学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骤然把眼光放开，只觉得新材料的繁多乱目，向来不成为问题的一时都起了问题了。好像久囚于高墙狭弄中的犯人，到处撞头碰鼻，心境本是很静谧的，忽然一旦墙垣倒塌，伽锁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见万户千门的游览不尽，奇花异兽的赏玩无穷，翻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样办才好，新境界的喜悦与手足无措的烦闷一时俱来到了。我是一个极富于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范围缩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总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后，间题就来了；正在试作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别种问题又接二连三的引起来了。不去瞧则实为难熬，一去瞧又苦无办法。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学问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问题别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问题就可由他人去解决，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结果用来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够了。但在现在这样的生活之下，又哪里可以盼望这种境界的实现呢！

上条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学的烦闷，原是现在中国许多有志学问的人所共同受到的。至于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约略可作下列叙述。

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但这应加上一个说明，我随顺了自己的兴味而费去的时间并不在浪费之内，因为这是多少得到益处的。例如买书，看戏，听鼓词等等嗜好，当时固然完全为的是欣赏，但到了现在，在研究上都受用了。就是賭博，喝酒，逛窑子，坐茶馆等等，我也都犯过，但这只使我知道大家认为嗜好的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使我知道这些事情是不足以激起我的兴味的，从此再不会受它们的引诱，时间的破费也不是徒然。一个人自幼年到成长原只在彷徨觅路之中，走的路通，就可永远走下去；走的路不通，也可以不再费力去走。惟其当时肯耗费觅路的功夫，才能在日后得到该走的大道。所以只要自己有兴味尝试，总与自己有益。我在这些事上耗费的时间，是决不怨的。只有十余年来在新式学校中过的上课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学校教员的知识大都是不确实的，他们自己对于学问也没有什么乐趣，使我看着他们十分的不信任，几乎没有在课业中得到什么。中小学时代，我尚未发生爱惜时间的观念，随班上课，只是坐待钟点的完毕。在这熬耐钟点的时候，逢着放任的教员我就看课外的书，逢着严厉的教员我就端坐冥思，上天下地般瞎想。这样的生活过了多少年，造成了我的神经衰弱的病症，除了极专心读书作文之外，随时随地会得生出许多杂念，精神上永远没有安静。进了大学之后，因为爱好学问，不由得不爱惜时间。但是教员仍不容我，我恨极了！看我民国初年的笔记，满幅是这等的牢骚话。我以为我们所以要有学问，原要顺遂自己的情性，审察外界的事物，现在所学的只有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内既非情，外亦非物，为的只是教员的薪金和学生的文凭，大家假借利用，捱延过多少岁月。他们各有所为而捱延，却害苦了真正愿意自己寻求学问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阴在无聊的课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些粗疏的科学观念，但要得到这一点粗疏的观念只消自己看几本科学书，做上几次实验也就够了，何必花去十余年的大功夫呢！他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

自从出了学生界，免去了无聊的上课，我总以为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时间了，哪知道又不然。现在中国的做亊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少，在社会上跳动的老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似乎是万能的，样样亊情都须他们经手。我因为屡屡受了他人的邀约而发表些文字，姓名为世所知，所以一般人也以为我是有意活动的，结合什么团体，每承招致，我常把和我发生关系的团体（不管是实际的或名义的）写出一看，竟有了二十余个；分起类来，有历史，古物，文学，图书馆，教育，哲学，政治，社会，商业，途辑十种。这真使我惊骇极了！我一个人如何有这么多的技能，又如何有这么强的精力！在社会上活动固然有出锋头的乐趣，但我哪里爱出这种的锋头呢。要是我永久这样的做下去，我的将来的能力至多不过像现在一样罢了，我的一生也就完了！再想我在社会上是到处退避的，尚有这许多牵掣，那么，这些自吿奋勇的人，他们名义的团体又要有多少？社会上多的是团体，有了团体的名目再从亊于分头拉人。无论拉进的人必不能实心实意地做，就是愿意做切实的工作的也要不胜别方面的拉拢，做了一点就停止。这样做去，是永久活动而永久得不到结果的。

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浅，自己在学问上已竭力节缩欲望，更何能为他人夺去时间，所以要极力摆脱这种漩涡，开会常不到，会费常不缴，祈求别人的见舍。可是时代的袭击到底避免不尽，我的肩膀上永远担负着许多不情愿的工作。我只得取一点巧，凡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总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学问发生些联络。例如文学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众艺术的文字应付过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历史的文字应付了。这样干去，颇有些成效。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査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了。这当然是很不该的，但我深知道研究与事务的不相容，终不愿为了生计的压迫而把自己的愿望随人牺牲。只是这样做去，虽不致完全埋没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总是“鸡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绩决不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我心中有许多范围较广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结果来，须放下几个月或几年的整功夫的，它们老在我的胸膈间乱撞，仿佛发出一种呼声道：“你把我们闷闭了好久了，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出来呢？”我真是难过极了。所以我常对人说，“你们可怜了我吧！你们再不要教我做事情吧！我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职务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是忙不过来的了！”

我记得幼时常见人圈点一部书（如史记，汉书文选等），圈完了一遍之后买一部新的再圈下去。我很瞧不起这班人的迂拘和迟缓，以为读书只要翻翻就是了，照这样的读法，一生能够读得几部。那时我的胸中既没有宗旨，也没有问题，所以看书虽多，时间依然是宽裕的；因时间的宽裕而把学问看得更轻易。现在有了宗旨，许多问题都引起来了，无论看哪种薄簿的书，只觉得里面有许多是可供旧有问题的研究材料的，有许多是可以发生新问题的。因为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弃去，抄出既没有空闲，不抄出又似乎负上了一笔债，所以我到现在，真不敢随便翻动哪一本书，除了我要把它自首至尾读一遍的。我始回忆先辈的读书方法，很想拣出几部必须精熟的基本书籍，一字一字地读去，细细咀嚼，消化成自己的血肉。可恨现在的时势只许人发议论而不许人读书，所谓读书也只是浮光掠影地翻览，像我幼年的行径一般，我怀了正式读书的愿望久久无法使它实现。岂但是读书呢！我的袖珍笔记册积了一抽屉了，里面有许多是见闻所及的抄撮，有许多是偶然会悟的见解，很有謄入红格本笔记傳的价值。但是铅笔的影子已经渐渐地澌灭了，急写的字体也有许多认不清了，却还没有动手抄写。我真悲伤，难道我的过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些残影来吗？

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嘱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虽没有研究普通史的志愿，只因没有普通史，无论什么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种凭籍，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计，也原意从我的手中整理出一个大概来。我的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想借此得一解决，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篡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战国时，我国的文化固然为了许多民族的新结合而非常壮健，但到了汉以后便因君主的专制和儒教的垄断，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了。国民的身体大都是很柔弱，智识的浅陋，感情的淡薄，志气的卑怯，哪一处不足以证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现在世界各强国剧烈地压迫我们，他们的文化比我们高，他们再不会像以前的邻族一般给我们同化；经济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们人民的生计困苦到了极端；又因他们的经济侵略诱起我们许多无谓的内争，人民死于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们便将因穷困和残杀而灭种了！在这一方面着眼，我们民族真是衰老已甚，灭亡之期迫在目前，我们只有悲观，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去，原还有许多生路可寻。满蒙回藏诸族现在还在度渔猎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时代的人民。就是号称文明最早的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猺獞僰等未开化的种族依然很多，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至今未尽。这许多的种族还说不到壮盛，更哪里说得上衰老。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智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评，但合了全中国的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现在国势如此贫弱，实在仅是病的状态而不是老的状态。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状态来唤起国民的健康的要求。生计固然困苦，但未经开发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产，享用数千年来遗弃的地利，并不是件难事。内争固然继续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动人民参预政治的自觉心，使得他们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内部团结。（例如四川的民团因军阀的残暴而发生，现已力足抵制军阀。河南山东的红枪会也是由于自行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识太低，以至流于义和团一类的行径，这是须教育家补救的。）体质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观念的改变也足以渐渐造成强壮的青年，或者过了几代之后可以一改旧观。因此，在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彀发生自觉的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这真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究竟如何，非费多年的功夫去研究决不能清楚知道。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 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惟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至于研究的方法，我很想先就史书，府县志和家谱中寻取记载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风俗民情的实际的材料。可是我的生活如不能使我作安定的研究，这个计划是无从进行的，社会上固然期望我，但空空地期望而不给我以实现的境遇，也是望不出结果来的。（前年承沈尹默先生的好意，嘱为孔德学校编纂历史讲义，我即想向着这一方面走去；只因诸务忙冗，到今没有编了多少，很使我怅恨不安）。

我的第二种痛苦是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我幼年在翻书中过日子，以为书多自然学富，心中很自满。二十后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横通篇》中见到以下一节议论。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术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学者陋于见闻，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浊无别，而其人亦嚣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于横也！……

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夹背。从此想好好地读书，但我这时只把目录平议一类书算作我的学问的标的。过了几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国五年的笔记中有一则道。

自章实斋以来，学者好言校雠，以为为学始于目录，故家派流变，区以别矣。然目录者，为学之途径，非其向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径而止，遂谓纲目条最之事足以尽学，而忘其原本，此则犹诵食谱而废庖厨矣。太炎先生与人书云，“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歆《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何。”按，此即任目录而废学之弊也。予初诵实斋《通义》，即奋力求目录书；得其一勺，以为知味。自受业于伯弢先生，颇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不因陋就简。乃校课逼迫，不得专政；所可致力，仍继前轨。思之辄汗颜不止。

到这时，我才真想读原本书而不再满足于目录平议所载的纲要了。但我的心中还没有生出问題，以为整理国故只要专读书好了，若与世界学问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会的危险。直到近数年，胸中有了无数问题，并且有了研究问题的工作，方始知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旧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題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于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识和应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自小学到大学，为了对于教员的不信任，大都没有用过功，犹记在中学时初学几何，我不懂得它的用处，问同学，问教员，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以为这不过是算学上的一套把戏而已，并没有实际的需要就不去注意。到了现在，除了书首的几条定义还有些影子之外，其余完全模糊了。他种科学也都这样，翻开来时有些面善，要去应用时便觉得隔膜。我很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以前所受的课业统统温理一遍，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减少的常识，要在现在时代研究学问是不应不熟习的。外国文我虽读过四种，只因都不曾出力去读，也没有一种读好。近数年来，我用了极度的勉力，从没有空闲中硬抽出些时间来自修，结果却总是“一曝十寒”没有多大的效验。我也想得到二三年工夫，把它读好两种。所以我唯一的想望，便是如何可以获得五六年的闲暇，让我打好一个学问的根底，然后再作研究，再在文坛上说话。我相信社会上如要用我，也是让我在现在时候多读书比较多做书为更有益。如果我能够打好了这个根底，我的研究和主张才可达到学问界的水平线上，我的学问才可成为有本的源泉。像现在这样，固然也可以发表些研究的成绩，但这是唐花簃中烘开来的花，提早的开放只换得顷刻的萎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