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以前，之藩接中文大学之聘，从休士敦来此地任讲座教授，教的不是文学，是电子学。之藩在国外成了科学学者，在国内却是文学名家，这种两栖生命是令人羡慕的。当今台湾的文坛上，能如此出入科、文之间的，除了张系国之外，我一时还想不起第三人来。英国小说家兼科学家史诺子爵在「两型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慨歎传统的人文和现代的科学鸿沟日深，宜有桥樑以通两岸。若之藩者，诚可谓man of two cultures，可惜他近年只发表科学论文，却荒废了文学园地。其实像他这样的通人，应该像系国那样多写一些「通文」，来兼善两个天下才是。沙田七友是七座冰山，之藩之为冰山，底部恐更大于其他六座。他的科学家那一面，对我说来，已经不是冰山之麓，而是潜水艇了。
不谈山脚，且看山头。之藩好像从来不写文学批评，但自有一套武断的见地。夏志清论琦君时，认为散文家必须天生好记性，才能把一件往事，一片景色，在感性上交代详尽，使一切细节历历在目。之藩却说，记性好了便做不成散文家，因为熟忆古人的名篇警句，只有束手束脚，自惭形秽，无补于创造。有一次之藩直语思果，说他早期的散文胜于近期，思果以为知音。两位散文名家，一坦率，一谦逊，实在古德可风。又有一次他在山坡上遇见我，说我新发表的「菊颂」很有意思，「临风红妆」那一句刺得最好。我说：「给你看出来了。」他说：「谁都看得出来。」后来他又指出「北望」裏面写到天安门的一句，以为有预言之功。我说那只是巧合罢了。那几句诗是这样的：
月，是盘古的庾耳冷冷
在天安门的小小喧哗之外
俯向古神州无边的宁静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不久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可谓巧合，也可说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吧。不过四五事件，在清明之次日，正是阴曆三月初六，那时的弦月恰如一只瘦耳。
之藩在中文大学的宿舍，正好在我楼下，也是有缘，得以时常见面。至于陈夫人王节如女士，则一半时间住在台北，一半时间来香港陪他，所以较少见面。日子久了，才发现之藩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而又大节不逾，小节不拘，直是魏晋名士风标。中文大学依山面海，自成天地，没有一条路不随山势迴环，没有一扇窗不开向澄碧。之藩一见就大为动容，说「要知道这么美，早就来了。我去过各国的名大学，论校舍，中大平平，论校园，中大却是一流的。」他有糖尿症的初兆，医生要他少吃糖，多走路，因此山路之上经常见到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的中年教授，神思恍惚，步伐迟缓，踽踽然独行而来，独行而去。我在路上遇到他，十有六七他见不到我。不知他成天心裏想什么，也许是在想他的电子学吧，如是则说了出来我也不懂。至于甜食，理论上他不敢贪嘴，实际上却心嚮往之，时常逶逶然从城裏大包小盒地拎着糕点回来；其中最得意的一式，是家乡风味的老式鸡蛋糕，有小碗那么大，上面嵌些剥光的瓜子仁。这东西也是我父亲的「上品」，记得我小时候也爱吃的，却不知之藩在什么店裏发现了，惊喜之余，买了无数回来，每次飨客，总要隆而重之夸而张之地再三推荐，唯恐朋友印象不深，且又以身作则，啖之咽咽，味之津津，真是可笑又可爱。
有一次他照例从九龙搬了大批点心回来，又照例被太太骂了一顿。为了釜底抽薪，趁他不在的时候，陈夫人把那些汤圆和糕饼之类一股脑儿提上楼来，送给我家。之藩好吃，是不争之事。他自诩有胃而无底，烙饼数张，饺子数十，悉数吞下，肚裏却毫无动静，事后还要浓汤浇茶，也不觉有什么反应。思果的自我催眠，之藩的无我食量，简直一为梦神，一为灶仙，我这凡躯是修鍊不来的。
之藩为人，想的比说的多，说的又比写的多。这样其实很好。如果有一个人，写的比说的多，说的又比想的多，岂不可怕？众人餐宴或聊天的时候，他总静静坐着，听得多，说得少，即使在听的时候，他也似乎不太专注，却也不会漏掉一句。在太太面前，他更其如此，总是把发言权让给太太，一任太太向朋友夸大他的恍惚和糊涂，且带着超然的微笑随众人反躬自嘲。听他太太说来，他没有买对过一样东西，不是东西不合用，便是价钱太贵。有一次他买了件衣服给太太，太太居然讚他挑得好，他立刻又为她买了一件，颜色和款式跟第一件完全相同。不论他在科学和文学上有多少成就，在太太眼裏，他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于太太亲切的呵斥，他总是孩子一般欣然受之，从不反驳。我想，太太大半是在后台看戏，是不作兴鼓掌叫好的。在太太们的眼裏，世界上有几个丈夫是成熟的呢？
陈夫人出身旗人世家，小时候住在哈尔滨，三十年前初来台湾的时候，也在国立编译馆任职，乃与之藩结了姻缘。她颇通俄文，能票京戏，还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北方的麵食。俄文一道，无人能窥其奥。我学过两星期的那一点俄文，在健忘之筛裏只剩下了半打单字，连发问也不够资格。京戏一道，自有热切的票友如思果者向她探听虚实，一探之下大为佩服，说她戏码戏文之熟不消说了，随口哼一段举例更有韵味。至于厨艺，当然有口共赏，只需粗具嘴馋的条件就行。两家来往，只要走十八级楼梯，所以我存常下楼去，跟她学烤烙饼，包饺子，端上桌来，果然香软可口。之藩则奔走灶下，穿梭于二主妇之间。他的手艺也有一套，据说是因为曾在军中掌厨，早有训练之故，这又是「旅美小简」的读者想像不到的了。
胡金铨
无论凭靠我家或之藩家阳台的栏杆，都可以俯眺蓝汪汪的吐露港，和对岸山势起伏的八仙岭，却很少人知道，山麓那一条条浅黄色的印痕，正是胡金铨拍「迎春阁之风波」所用的一场外景。走近去看，就发现那些黄印子原来是为了建造船湾淡水湖挖山填海的遗迹，有些地方，像切蛋糕那样，露出有稜有角的黄土，面积也颇开旷，金铨灵机一动，就点化为群侠决战的「沙场」了。
我知胡金铨其人，是从「龙门客栈」开始的。当时我和一般「高眉」人士一样，以不看国片自高，直到有一天，全城的人都在阔论「龙门客栈」，我如果再不去看，和朋友谈天时，就成了「题外人物」，只好在一隅傻笑了。一看之下大为倾倒，从此对国片刮目相看，金铨的片子更不放过。除了早期的「大醉侠」之外，他的片子我全看过，有的甚至看过两遍。赏析金铨影艺的文章很多，我却愿意自撰一词，称他为「儒导」。这「儒」字，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忠义之气，一方面是指读书人的儒雅之气。金铨片裏的侠士都有这么一点儒气，而金铨自己，平日就好读书，常与作家往还，不但富于书卷气，拍起片来，更是博览史籍，遍查典章，饶有学者气。就算放下电影，金铨也别有他的天地。他的中英文修养都高，英文说得漂亮，中文笔下也不含糊，着有评析老舍的专书。难怪最后找太太时，也找了一位女作家，不是一位女演员。
金铨善用演员之长而隐演员之短，徐枫如果没跟金铨，未必能够尽展所长。六年前的夏天，我从台湾去澳洲，在香港转机，小停数日。金铨接机，把我安置在他公司的宿舍裏，他自己却不知去向。一觉醒来，才发现走廊对门而住的，竟是正在拍「忠烈图」的徐枫，还承她招呼我用早餐。当时我尚未看过她演的电影，所以印象不深，却记得她的气质不俗。据我看，徐枫在台下不算顶美，但在金铨的戏裏，却是眉间英气慑众的冰美人，那英气，给微翘的鼻子婉婉一托，又透出几分柔妩，所以十分动人。看得出，她不是能言善道之人，表情的变化也不多，所以金铨安排她的角色，也是话少而动作多，结果非常有效。
金铨拍片之认真，是有名的。有一次听他说，在「侠女」拍摄时，为了需要古宅空庭芦苇萧萧的那一股荒味，他宁可歇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这次他去韩国拍「空山灵雨」和「山中传奇」，天寒地冻，补给维艰，吃足了苦头。其中一场外景排在汉城郊外的一处古蹟，叫做收御将台，却发现设有建台何年之类的英文说明，不堪入镜。金铨急嘱他太太锺玲在港找些元朝的文告资料，以便书为揭示，将那碍眼的英文遮去。我为他们在中大的图书馆借了一本「元典章」，结果韩国当局又不准张贴，金铨只好弄一棵什么树来挡住，才算解决。这当然只是他面对的一个小问题，已够人折腾半天，亦可见导戏之难。好在新婚之后，内外都添了得力助手，锺玲不但做了主妇，更成了他的编剧，写了「山中传奇」的脚本。现在轮到心焦的影迷，包括沙田诸友，来等新片上演。
我和金铨也不常见面，大概一年也只有三、五次。席上宴余听他谈天，可谓一景。金铨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小个子，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见他沮丧过。他最爱穿绣有Safari字样的浅色猎装，把新剃后下巴上一片青青的鬚桩衬得分外鲜明。他从演员做到导演，在影剧天地裏不知翻过多少觔斗，口才又好，说起故事论起人物来，浓眉飞扬，大眼圆睁，脸上的表情大有可观。他交代故事总是一气呵成，势如破竹，几番兔起鹘落便已画龙点睛，到了终点。他一面说，一面绘声图影，一张嘴分成两个人，此问彼答，你呼我应，也不知怎么忙得过来的。这种独角相声是他的绝技，不但表情逼真，而且跳接迅快，你一分神，他已经说完了。在我记忆之中，好像只有梁实秋先生能有一比。这样子的人，方言一定也不含糊的，金铨当然不例外。他学上海和扬州的口音，每次都逗我存和我发笑。其实锺玲口齿也很灵便，只是不像他这么爱演谐角罢了。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金铨也有不济的时候，那便是醉酒之后。我至少见他醉过两次，不尽酩酊，却也不止微醺，形之于外的，是目光迟滞，像照相时不幸眼皮将閤未閤的那种表情，而且言语嗫嚅，反应不準，像一架失灵的高能电脑。有谁不信，我有照片为证。
刘国松
金铨虽说常醉，毕竟由于屡饮，其实他是颇有酒量的。朋友之中最不善饮到了滴酒酡颜之境的，首推刘国松。画家善饮，中外同然，唯独我们这位大画家，一口尚未落肚，玉山早已颓然。此人气壮声洪，说起话来，一口刚劲的山东乡音挟豪笑以俱下，不论有理无理，总能先声夺人。打起长途电话来，也是一泻千里，把一刻千金的账单全不摆在心上。可惜处处豪放，除了杜康，朋友提壶劝酒的紧要关头，总是死命摀着酒杯，真应了小杜的一句「唯觉尊前笑不成」。烟是更不抽的，所以我常笑他，不云不雨，不成气候。只怪他肠中没有酒虫，鼻中没有烟窍，除了苦笑，也莫可奈何。
沙田七友之中，第一近邻自然是楼下的之藩，其次就是对面宿舍高栖九楼的国松了。只要隔着院落看他窗口有无灯火，就知道画家在不在家，连电话也无须打。您一人独住，也是一个有妻、有期的单身汉，所以也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更过来同赏电视。其实我们真正共享的，是世界各地来访的朋友──台湾来的何怀硕、林文月，美国来的许芥昱、杨世彭、许以祺，义大利来的萧勤，澳洲来的李克曼，我们此呼彼应，顷刻之间便聚在一起了。单身的远客往往就住在国松的楼上，同寝共餐，旬日流连。许芥昱和李克曼都先后住过。李克曼「挂单」的那几天，不巧我正忙别的事情，只在他临行的上午匆匆一晤。他把自己主编的「四分仪」月刊中国专号送我一本，问我对中国大陆近日的「开放政策」有何看法。我说：「你是专家，怎么问我？」他的看法仍是存疑，且认为海外有些中国人的乐观未免早熟。许芥昱好像住得久些，又值我较为得闲，有缘相与盘桓。我的照相簿之中，还有他和我家蓝宝宝合影的一帧，最是可珍。他在单身汉的空房挂单，两个单身汉挂在一起却不成双，我对国松说，他的寓所可称为「单挂号」。那一阵子只见单身汉出双入对，许公的银髯飘飘，刘郎的黑髭茁茁，两部鬍子彼此掩护，我和我存临窗眺见，总不免感到好笑。
国松唇上那一排短髭并不难看，只可惜坐拥如此的戟鬃竟不解痛饮，真是虚张声势了。他为什么想起要蓄髭，事先有未取得太太同意，非我所知。五年前我也曾放下剃刀，一任乱髭自由发挥，养了两个礼拜，镜子裏看来似乎也有点规模了，我存倒没说什么，只是姑息地好笑，却被尚俭看见，笑我黑白二毛，不够统一。一沮之下，尽付与无情的锋。但每次见到国松，在五官之外无端又添上半官，雄辩滔滔之际，唇张鬚扬，还是可羡的。国松鲁人，一次在宴请怀硕的席上，大家称他做鲁男子，他欣然受之。国松交友和谈话，多是直来直往，确为粗线条作风。他在寓所请吃牛肉麵时，人多而家具少的大空厅上，他一个人的直嗓子响遏行云，压倒一屋子客人混沌的噪音。在他的功过表上，世界上似乎只分好坏两种人，一目了然，倒也省了不少事。说方言的本领也很有限，旅港六、七年，广东话依然水皮，比思果和金铨显然不足。但是他的水墨山水，云缭烟绕，峰迴岭转，或则球悬碧落，月浮青冥，造化之胜悉来腕底，却显然需要千窍的机心，不是一位鲁男子可以误打误撞出来的。介于两极之间，我始终不能断定那一个是他──那吆喝的鲁人，或是超逸的画家。
初识国松，忽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于今回顾，前尘历历在心，好像只是上星期的事情。当时他自然没有灰鬓，我也不见斑髮，他是挣扎求存的穷画家，我也是出道未久的青年诗人。两股刚刚出山的泉水，清流淙淙，都有奔赴大海的雄心，到了历史转折的三角河洲，自然便合流了。最近之藩还向我问起许常惠的近况，他说：「见到你和国松在一起，就想起常惠。以前你们三位一体，老在一块儿的。」之藩说的是十六、七年前的「文星时代」。那时三人确是常在一起，隔行而不隔山的三泉汇成一水，波涛相激，礁石同当，在共有的两岸之间向前推进，以寻找中国现代文艺的出海口相互勉励。当时台湾的文艺颇尚西化，我们三人的合流却多少成为一股逆流。无论在创作或理论上，我们都坚持，学习西方的文艺只是一种手段，创造中国的现代文艺才是终极的目标，至于本土的传统，不能止于继承，必须推陈出新，绝处求变。这一番大话当然是高悬的理想，能做到几分谁也不敢说，不过三个人未背初衷，都还在寻找各自的，也许最后仍是共同的出海口。
我常觉得艺术家有两大考验，一是中年，一是成名。往往，两者是一而二的。许多艺术家少壮时才思焕发，一鼓作气，也能有所创造，但蕴藏不厚，一到中年，便无以为继了。我相信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也会有更年期的。穷则变，变则通，恐怕是每位艺术家迟早要面临的挑战吧。至于成名之为考验，对艺术家而言，恐亦不下于失败。失败能使艺术家沮丧，但不成名并不等于失败，成名也不一定就是成功。失败因能使人气馁，成名也能使人满足，满足于已有的一切，满足于稳定的地位和安逸的生活，满足于重複成名作的风格。
国松在国际艺坛上享誉日隆，今年夏天更以亚洲分会会长的身分出席在澳洲亚德雷城举行的国际美术教育协会会议，并在该城与墨尔本举行个人画展。前述的两大考验之中，第一个考验国松当可通过，因为他早已进入中年而仍创作不辍。第二个考验能否通过，尚有待时间来印证。我深深感到，逆境难处，顺境更不易。这几年来国松新作的风格似乎变化不大，技巧的经营似乎多于意境的拓展。从山水的视觉到太空的视觉，曾是他的一大突破，但太空视觉之后呢？我期待着另一次的突破。二十年前，我们每次见面，总看得出他正在酝酿新作，并热中于画理的探讨。现在这种气氛似乎淡了。他当初的画友全散了，论战的「敌方」也不再威胁他──目前他所处的是一种「危险的顺境」。我深深怀念从前的日子。
黄维樑
我家厨房的碗橱裏，有一只长颈胖肚的七寸小瓶，外髹褐釉，裏面盛的是我自製的茱萸酒，用辛辣的茱萸子泡在绍兴酒裏配成。两年前的重九，维樑刚从美国回港，来中文大学任教，我邀他和太太江宁来家裏吃饭，便开樽以飨新科博士。酒味颇烈，主客又皆不善饮，半樽而止。后来向我存索饮，便叫它做「维樑酒」，她也知道是何所指。客厅壁炉之上，有一条黑石的搁板，纷然并列的饰物珍玩之间，有三件陶磁小品最富纪念价值，因此最逗我巡迴的目光。中间的一件是丹麦人鱼公主石上踞坐的磁像，色调鲜浅，轮廓温柔。右边也是丹麦特产的磁像，状为农家少女跪地为母牛挤奶，那母牛回过头来，亲切地对着少女，更越过她低俯的头上，望着海底上来的人鱼公主。两件磁器都是我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左边的陶艺，则是诗仙李白半倚在石几之上，右手搦管临纸，微扬的脸部将月光投向远处，似待诗兴之来，而身畔隆然，正是一罈美酒。诗仙乌帽青衫，风神朗爽，长髯飘飘欲动，真有出尘之想。但他目光所及，也正是那撩人遐思的人鱼；这么安排，似乎对李白有点失敬，不过礼教原不为诗仙而设，果真诗仙邂逅水灵，也许惊艳之余，一首七绝立挥而就，也未可知。这绝妙的陶像是维樑和国彬两对伉俪送我的生日礼物，鼓励我──多多写诗，不是多窥人鱼。
诗，正是维樑、国彬和我的文字因缘。也是我和千万朋友，识与不识的文字因缘。「太初有字，神其倡之，即字即神。」约翰福音开卷的名句，正好借喻来做我的注脚。我和维樑相识，也是从字开始，因字而及人的。该是「文星时代」的末期，维樑还在新亚书院读书，看过我的作品，屡在香港的刊物上用游之夏的笔名撰文评介。一九六九年春天，我来港开会，绍铭邀我到崇基演讲，维樑也在座中。后来他和十几位青年作者去富都酒店看我，面对全是陌生的脸孔，又且忙于答问，同时也弄不清黄维樑就是游之夏，匆匆一叙并未把「字」还原为「人」。那年秋天，也是巧合，他从香港，我从台湾，都去了美国；他远征奥克拉荷马的静水镇，修习新闻，我则高栖丹佛，两地相去约六百英里。第二年的感恩节，他驾了白色的科维尔，迢迢从静水镇北上丹佛来看我，正值商禽等几位朋友也从爱奥华赶来，一时热闹异常，欢叙三日才依依别去。记得相聚的第二天，主人带客登落矶大山游红石剧场，我驾自己的鹿轩载着家人前导，维樑则载着众客后随。落矶山高坡峻，果然名不虚传，到了半山，原来的鹅毛小雪骤密起来，紧要关头，正如维樑所担心，那老爷车科维尔忽然尾扬白烟，显然引擎过热，只好赶快熄火，推向路旁。最后总算蹒跚开去一家加油站，留车待修。众人并不气馁，改乘鹿轩登高赏雪，然后由我分两次载家人和客人回去丹佛，足足乱了一天。后来在中文大学同事，维樑又驾了一辆老爷白车，谨慎从事，担足了心。所以记忆裏的维樑，总是一位驱策顽驽困顿道途的烦恼骑士。不料近日他一气之下，逐走老驽，牵来新驹，唤我下楼相马。原来是一辆湖绿色的可睇娜，从此驰骋生风，变了快乐骑士。
在美国见到维樑时，他还是一个飘泊的单身汉，学业未成，所修亦非所好，容颜不算丰满。两年前在沙田重逢，这一切都变了。他胖了起来，不但结了婚，且做了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太太江宁出身于台大中文系，人极清雅，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维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文系讲师，颇受学生欢迎。也许在他眼裏，我的变化更多──九年前那位中年作家早生了华髮，湖海豪气，山河乡心，一半得向早岁的诗韵文风裏去追寻了，所幸者，手裏的这支笔缪思尚未讨还。
维樑体貌既丰，亦有减胖之意，一度与周英雄等少壮派拜在思果门下，勤习太极拳法，不知怎的，似乎未见实效。所以他最怕热，夏天来我家作客，全家都感到紧张，深恐热坏了他。他坐在那裏，先是强自忍住，一任汗出如蒸，继而坐立不安，仓皇四顾，看是否仍有一扇窗挡在他和清风之间，未尽开敞，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把所有的窗户逐一扭开，到再扭便断的程度，好像整个房间患了恐闭症一般。其实这时户外并无风的喜讯，他这样做，除了汗出加剧之外，毫无益处，主人看了，心裏更热。其实釜底抽薪之法，端在减胖，如能减到我这般瘦，问题自然消失──到了那时再烦心冬天怕冷，也不算迟，何况亚热带原就冬短夏长。看到维樑怕热，我就想到纪晓岚和乾隆之间的趣事。如果我预言不差，只怕维樑不容易瘦回去了，加以他性情温厚，语调在深邃富足之余有金石声，乃是寿徵，很有希望在晚年做一个达观而发福的文豪。也许正因自己太瘦，潜意识裏总觉得文豪该胖，像约翰生、柯立基、和蔡斯德敦那样才好，至于瘦子如萧伯纳、乔艾斯者，分量总像轻些。
这话并不是全然滑稽。今日台港和海外年轻一代的文学学者，人才济济，潜力甚厚，只要中国不乱，前途是十分乐观的。维樑正是其间的中坚。思果常对我说，他和英雄、国彬、维樑交接，常惊于他们的潜厚与淹通，宋淇对他们也具厚望。维樑出身新亚中文系，复佐以西洋文学之修养，在出身外文复回归中文的一般比较文学学者之间，算是一个异数。他动笔既早，挥笔又勤，于文学批评不但能写，抑且敢言，假以时日，不难成为现代文坛一个有力的声音。对于诗，他久有一份崇敬与热爱，不但熟研古典诗论，更推而广之，及于早期的新诗和台港两地的现代诗。在香港文学界，了解并关心两地诗运的青年学者，像维樑这样的并不多见。他论析古典诗评的「中国诗学纵横论」一书，已经留下颇深的印象，博得若干好评，至于散篇的文章，像对于郑愁予和黄国彬的评析，也详尽而有见地，与一般泛述草评的短文颇不相同，将来辑成专书，当有健康的影响。
沙田七友之中，只有维樑是粤人，且最年轻。或有「势奴」之辈咤而怪之，谓彼何人哉，乃附六友之末？在此我要声明，这只是与至记趣的长篇小品，近于英人随笔的促膝笔谈，所谓familiar essay者是也，初非月旦人物品评文章之学术论文，所以只字片言及于价值判断者，都不脱主观而带感情。何况波浪相推，今之后浪，他日终成前浪，代有才人，百年而后，究竟谁是龙头，谁是骥尾？至于友而举七，也只是取其吉数，浑成动听而已。此后有缘，或竟扩而充之，变成八友、九友，至于十二友之多，亦未可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