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家洛到达杭州后，即受到当地会众的欢迎。绿营中的许多士兵都是天地会的成员，他们前来参拜陈家洛，宛如公开的反叛。但陈家洛和天地会的首脑们并没有直接的危险，在杭州天地会有三千名会员，与政府军——其中包括皇帝的护卫军——几乎形成了均势，在此期间，陈家洛与高宗也以匿名的身份会面，高宗惊讶地发现他长得与自己不无相似，最为奇特的是他和自己的私生子福康安（1740年—1796年）难以分别，当知道陈家洛是陈世倌之子后，他对自己的身世大概就更加确信了。

此后几天，天地会又进行了两次大胆的劫狱，但都失败了。为了解决张召重，陆菲青从武当请来了其掌门人马真修士，马真斥责了张召重为清朝服务的做法，将他带回武当惩治。此后，天地会通过挖地道终于进入文泰来的囚室，救走了他。

陈家洛很快从文泰来那里得知了高宗的身世问题和于万亭的大胆计划。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陈家洛开始策划和高宗最后摊牌，而他面临的时机相当有利。此时皇帝也在极度焦躁中，在得知文泰来被劫走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秘会被公诸天下。在其即位以来第一次，高宗发现自己面临着以至高皇权也无法解决的困境，并且这种困境还可能让他的无限权力都化为乌有。

为了排遣烦闷，在9月20日高宗离开他的行在所，观赏了一次西湖上的选美比赛，这是当地各大妓院之间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在比赛中，妓女们轮番亮相，接受人们的赞美与欢呼。高宗被一个叫玉如意的名妓所深深吸引，并被她引诱到妓院中。当高宗在房中和她独处时，其皇家护卫军都在门外守护。但天地会的武术家却蓦然出现在房中，他们通过一条地道将皇帝带走，并囚禁在著名的六和塔上。294事后知道，这条地道并非临时挖掘的，而是早已准备好的秘密通道，当地的娼妓业大部分是天地会所经营的，也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玉如意正是天地会控制的一枚棋子，用以对清朝的地方官员进行性贿赂。当发现高宗被玉如意带回妓院时，天地会就临时采取了行动。

虽然取得了俘虏皇帝这样惊人的重大成就，不过天地会不敢真正伤害他，相反，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必须释放他。在六和塔上，陈家洛和高宗再次见面，陈家洛向他亮明了同胞兄弟的身份，并且指出，作为陈氏家族的长子，他对父母和自己的民族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陈家洛建议他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赶走满洲八旗，重建纯汉族的王朝。

曾经困扰过萧峰的血统问题，对于高宗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中，家族和血统具有无可言喻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担负着将自己家族发扬光大的责任，而如果将敌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则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与萧峰相反的是，高宗在得知真相后不久，就很快在内心认同了自己的汉族身份。虽然他是作为满洲的统治者被培养的，但他的教育者主要由汉族的文人和学者组成。在这一汉化的语境中，“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具有更高的优越性这一点很容易被接受。高宗曾经撰写过大量的诗文，在其中他陶醉于自己以传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的形象。

但高宗仍然怀有强烈的罪恶感：现实中，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并非爱新觉罗的后裔，但内心却无法否认这一点。他逐渐接受了民族伦理的道义性，但又无法按照其教诲行动。陈家洛的进谏让他发现可以摆脱这一两难处境。陈家洛告诉他的是，他不仅可以忠实于自己真正的祖先，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帝王。这击中了他内心深切的渴盼。

被民族激情感染的高宗顺利地和天地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矢志一同为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的陈氏王朝而努力。高宗向陈家洛承诺，他会在恰当时机让后者负责御林军和主管北京防务，而各省的军队实权，也将被安排到汉族人手中，八旗军将被限制和拆散，以便最后可以驱逐满洲八旗。

天地会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不过陈家洛并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杀掉高宗，对于天地会的事业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白白损失一张王牌，并且激怒清政府对自己全力加以镇压。高宗为何允诺与天地会结盟，在史学家中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国历史学家孟森认为：

洪门囚帝于六和塔，卒与之盟，如曹沫之劫齐桓，蔺如之逼秦王，此盟固非帝之本心。夫满清之有天下，斯百年矣，八旗根基，深固不拔，岂可人主一言而废乎？且有废必有立，使家洛掌兵于内，洪门应援于外，则天下之大柄谁归？六合以内乃为一六和塔，而帝必不得自主矣。纵大业得成，清社既屋，汉鼎光复，安知无烛影斧声故事耶？以高宗之明断，岂计不及此者，悔盟反噬，良有以也。是知家洛之谋，绝无可成之理。295

孟森认为，一开始双方的盟约就建立在劫持的基础上，其实质是用高宗的身世秘密来要挟，这种状况是皇帝所无法忍受的。并且如果结盟，权力会被陈家洛所攫取，对高宗没有丝毫益处，因此他也不可能履行盟约。这种传统观点未免过于简化了矛盾所在。事实上，天地会此后的行为对于盟约的废弃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下面，我们将看到历史进程是如何令这一奇特的密约在一年后就被撕毁的。

<h3>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h3>

在密约达成后，天地会释放了高宗。为了让皇帝进一步确信自己的身份，陈家洛承诺去天山取回于万亭存放在他的老师袁士霄那里的证物。而无尘、赵半山等领导人也被分派到各省份去联系重要的武术人物。虽然陈家洛嘱咐说：“各位分散到各省，并非筹备举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根基。”296但这种专程前去进行的联络行动很难和发动起义的准备区别开来。

当这些天地会活动频繁的情报被收集和传递到北京时，不能不引起高宗怀疑和恐惧。高宗此时也的确在清朝内部进行秘密调动。浙江水路提督李可秀被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接管了北京附近的防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297他的私生子福康安（此时当然也属于汉族了）成为北京的九门提督；其他汉族或汉军旗的官员也多被授以要职。清朝官方记载了其中若干重要变动：

[乾隆]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298

从这一纪录可以看出，在1759年初，高宗所提拔的实权官员绝大部分都是汉人或汉军旗人，只有个别满人作为点缀，这一比例在其统治时期是相当罕见的。

虽然双方都在进行准备，然而天地会的准备活动和高宗所进行的部分是完全脱节的。两方面对于恢复汉族王朝这一共同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陈家洛来说，他仍然延续了天地会百年来的思维定式：在各地积聚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皇帝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在敌人的核心配合自己，令清廷方面陷入瘫痪。但高宗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帝国中枢，将重要职位和军权从满洲亲贵手中完全收回，通过自己分给诸汉臣。这样一来，权力无论在下面如何分配，最终都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无法接受天地会所默认的起义模式，后者以削弱清廷的力量为代价，事实上也就是削弱皇帝自己。

这最终涉及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皇帝还是总舵主手中的敏感问题。撇开这点不论，高宗的途径看上去是较好的选项，这几乎只是一场体制性的改革，而无须发动起义战争。但天地会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其方略进行，而必然进行独立的准备活动加以牵制，这会进一步拉开二者间的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要求陈家洛去取回证物，并非真的对自己的身份仍然有所保留，而更多的是为自己争取缓冲的时间并观察天地会进一步的动向。但此后一年中的情况却越来越无法令他满意。

通过营救文泰来和擒获高宗两件功绩，陈家洛牢牢掌握了天地会的最高领导权，不过他也赋予无尘和赵半山等人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去地方上行动。陈家洛只将文泰来的嫡系——文泰来、骆冰、章进和余鱼同——留在自己身边，因为陈家洛为拯救文泰来所做的工作，他可以充分信任他们的忠诚。他还重用了足智多谋的徐天宏，并为他缔结了匹配的婚姻，撮合了他和周仲英的女儿周绮，赢得了后者的效忠。

在1758年秋，这一新组建的天地会核心开始向新疆进发，并在当年冬天到达。此时清朝定边将军兆惠的军队正在和“小和卓”霍集占木卓伦（Khoja I Jahamujorun，简称霍集占）的叛军交战。天地会遂加入了这场本来与自己无关的战争中。

在准噶尔人的鼎盛时期，当地的各伊斯兰民族被其奴役。在喀什和叶尔羌一带，被俗称为回部的维吾尔人是其中之一。自17世纪以来，回部的领袖一向出自被认为是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Khoja）”家族，但这一代的“小和卓”霍集占长期被准噶尔人囚禁在伊犁。2991755年，当清军消灭准噶尔后，就释放了他。高宗认为霍集占将会因此衷心感激清廷，对他加以优待，鼓励他返回自己的祖地叶尔羌，招抚回部服从清朝的统治。

但这并不是霍集占本人的想法。当他返回故地后，受到回部人民的拥戴，于是决心自立为王，这给了高宗一记重重的耳光，他在1758年命令兆惠率军征讨回部。兆惠则打算用“柔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当他听说和卓家族尊奉一部从麦加传下的《可兰经》为圣物时，就派人偷来，以此逼迫霍集占投降。这一头脑简单的做法却更加给霍集占以起兵抗清的口实，当年5月，清军的蒙古副都统阿敏道被霍集占抓获后杀害。兆惠将经书送往北京，而霍集占则派他的儿女霍阿伊（Khoja Ali）和霍青桐（Khoja Kingdom）跟踪兆惠派遣的车队，去夺回经书。

汉族复国主义者们对于回部的反清活动一向颇感同情，甚至认为有利于他们推翻清朝统治而推波助澜。许多抗清的武术家，包括“天山的鹰夫妇（Hawk Couple of Mountain Heaven）”即陈正德与关明梅夫妇，以及曾是关明梅前男友的“古怪之侠”袁士霄都居住在天山，即11世纪逍遥派的故地，当地自昔日的“儿童婆婆”之后，仍然有间或的武术传承，陈正德夫妇的武术来源或许与之有关。而此时在回部中也出现了阿凡提（Nasreddin，生卒年不详）这样卓越的武术大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北武术群落。

武术家们和当地的回部民众保持了友好关系，陈正德夫妇甚至让霍集占的女儿霍青桐跟随他们学习武术。天地会也将回部视为同道，在1758年春，陈家洛上任后不久，他们帮助霍青桐的队伍夺回了《可兰经》，霍青桐也赠陈家洛以一把珍贵的短剑，双方缔结了友好的关系。当年底，陈家洛一行到达新疆后，又和霍青桐及霍集占等人会面。不久，在陈家洛和霍青桐的美貌妹妹，俗称“香气公主”的霍‐喀丝丽（Khoja Catherine，1742年—1758年）之间燃起了爱火。喀丝丽据说能够散发一种浓郁的人体荷尔蒙激素，对男人具有不可抵挡的效果。陈家洛很快成为了她的入幕之宾，这令霍青桐十分伤心。霍集占却乐见其成，无论哪一个女儿嫁给陈家洛，他就可以拉拢天地会作为其反清运动的援军。

无论出于个人感情的理由还是传统上对回部的同情，陈家洛都无法和回部划清界限，更何况他也认为回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盟友。他帮助回部挫败了兆惠派来的骄横使者，并陪同喀丝丽去兆惠军营中交涉，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清军发生了武力冲突。这些情报被火速传回北京。高宗对天地会的举措越来越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事实也相差不远——天地会正在他的军队刚刚征服的新疆上下其手，企图使得这一省份脱离清朝的掌控。这看上去是为了一己私利让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奏，绝非恢复汉人统治所需要的措施。

事实上，高宗在回到北京后就停止向新疆增派清军，以求稳定形势，这可以视为忠于与天地会的密约。300但形势并未因此缓解，兆惠孤军深入，被霍青桐坚壁清野，处境艰难，在1759年初，清军渡过黑水河时被回部截断，分成各自为战的几部分，各分队被先后歼灭。霍青桐进一步用诱饵战术将其主力引入流沙地中，死伤惨重，只能在黑水河一带扎营防守，此后兆惠被霍集占的军队重重围困了四个月。在此期间，陈家洛和天地会站在回部一边作战，加上回部武术大师阿凡提的协助，导致了清军的惨败。301此时“火焰之手的地狱审判者”张召重在争斗中杀死了师兄马真，而后重回清廷效力，被高宗紧急派往回部调查情况，他发现自己再度面对去年曾经交锋过的叛乱匪帮，不免接连受挫，最后也被杀了。

天地会方面尽可能利用回部的叛军牵制皇帝，但也不愿在这场边疆战争中卷入太深，陈家洛在霍青桐占到上风后就离开回部，去天山见他的老师袁士霄，并顺利拿到了几件证物。不过陈家洛对母亲徐氏和于万亭的关系也产生怀疑，此后又奔赴莆田的南少林寺去查询于万亭的事迹。

在此期间，高宗也无法对黑水营被围置之不理，他派出数千名援军，命令副都统富德率领前往增援。其中包括在准噶尔战役中表现突出的黑龙江青年武术家海兰弼（又名海兰察，1740年—1793年）。回部在对黑水营长期围攻不下后也已无力为继，海兰弼率领精兵冲锋，迫使回部撤走，清军会师后遂反过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举追击。在叶尔羌城外进行了最后的决战，霍集占和霍阿伊战死，霍青桐在“鹰夫妇”的救援下逃走，而不幸的喀丝丽被清军俘虏，因为她的高贵身份而被送往北京。

<h3>高宗的背盟与复汉计划的失败</h3>

高宗在1759年夏接收了回部的俘虏，并宣布纳被俘的喀丝丽为妃，封号为香妃，他还为她建造了专门的伊斯兰建筑的宫室。这并非单纯因为香妃本身的美貌，而更多是一桩政治婚姻，以此在新疆的回部和北京朝廷之间缔结牢固的纽带。此外，高宗也不放心让具有号召力的和卓氏的女儿嫁给他人。不过香妃一直表现出对陈家洛的眷恋，令高宗十分恼火。在是年9月，陈家洛和天地会的首领们如期到达北京觐见高宗，首先就面临这一棘手问题。高宗准许陈家洛与香妃会面，陈家洛知道这是高宗的试探，他忍受了吴三桂所无法忍受的痛苦，劝导香妃顺从皇帝的意旨，并取悦他。但高宗对于天地会在新疆的挑衅行径却无法忘却。

此时高宗还必须面对另一方面的麻烦。孝圣太后钮祜禄氏在世宗死后，仍然掌握一些粘杆处的特工。在陈家洛和天地会的人马来到北京后，立刻被太后所侦知。此前高宗前往海宁，与陈世倌的家人接触，已经令太后感到蹊跷，当他和天地会也证实存在本不应该发生的联系后，太后最严重的猜想被证实了。母子间的温情面纱被撕得粉碎，孝圣和高宗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晤谈，并告诉他世宗有一份遗诏中间有全部的真相，一旦她公布这份诏书，他本人就会名誉扫地，帝位也会被废黜。

当然，这份诏书是否存在不无可疑，因为高宗大概并非世宗的法定继承人。不过世宗也的确可能考虑到弘历在他死后篡位的可能而决意加以预防。无论如何，高宗心怀鬼胎，对孝圣后的恐吓不得不认真看待，态度很快软化。太后连夜召开了皇室的亲贵会议，提出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措施，将八旗军队的兵权分给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等皇室诸王。这就在名义上恢复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旗主制度，并且由于将皇帝亲自统帅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也分派给了各亲王，权力系统甚至比开国时期更为分散了。302

但清朝已经建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官僚制体系，皇权的集中史无前例，要恢复军事贵族议政的旧体制是不可行的，如今的皇权可以轻易从任何一个环节上卡断其权力实施。并且八旗军也以惊人的速度腐化，战斗力日益低下，清军的主力已让位给全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孝圣后的预防措施可以说相当薄弱，不可能给皇帝带来直接的威胁。但被太后如此胁迫，也令高宗大感愤怒。

孝圣后将遗诏放到雍和宫的绥成殿，命令上百名卫兵严格看管，即使有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走开。高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双面的要挟，下决心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在10月12日这一天，他安排天地会的人众到雍和宫饮宴，并慷慨地赐予他们一些空头名爵，暗中却在雍和宫中埋伏了大批精锐的御前侍卫和御林军，并让太监为与会者斟上有毒的酒水，目的是将这些武术精英一网打尽。另一方面，他让喇嘛呼音克放火烧掉绥成殿，这样遗诏也可以毁于大火。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不仅让李可秀和白振分别带领军队和侍卫进行，还让自己的私生子、骁骑营的统领和九门提督福康安亲自督办。

不过这一天是星期五，属于伊斯兰教的主麻日或聚礼日，当天香妃要求到宫外的一座大清真寺去礼拜。高宗同意了，但派了许多侍卫将她和她的同胞们分隔开来。在听阿訇讲道时，香妃在清真寺里被刺死去了，据说她是用一把贴身的小刀自杀的。自杀是伊斯兰教义所严禁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极为蹊跷的举动。或许她是在那里被太后或皇后派人秘密杀死的。高宗对香妃的宠爱已经引起了皇后和众多妃嫔的嫉妒，太后对她也很厌恶，在她死后甚至不允许将他的尸体抬进宫中。303

这一问题已经找不到答案。但当陈家洛听说香妃的死讯后，他在悲恸中将此视为后者对他的示警。他嘱咐同伴携带上涂上毒药的微小暗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天地会成员们按原计划去雍和宫赴宴，但看穿了高宗的布置，他们杀死了企图给他们下毒的太监，并和前来围剿他们的卫士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勇敢之石”章进在战斗被杀。但因为作了充分的准备，形势向有利于天地会的一方面逆转。侠客们挟持了主持围歼的福康安，冲出雍和宫，大胆地攻向紫色禁止之城。“鹰夫妇”陈正德和关明梅首先越过高墙，进入宫廷中，并找到了高宗所在的宫殿。他们想要杀死皇帝，却重演了百年前归辛树夫妇的悲剧，死于大批武术侍卫的围攻下。但高宗也未能及时撤退，就落入随后赶来的陈家洛等人的掌控，并遭到骇人听闻的殴打。御前部队姗姗来迟，只得将宫殿重重包围，局面进入了僵持阶段。

当愤怒的浪潮过去后，天地会方面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明白，如果杀死皇帝，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和谈判，天地会最终释放了高宗，不过仍然挟持着福康安一起离开北京。他们在城南的陶然亭秘密埋葬了香妃，然后向新疆逃窜。由此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江湖盗匪与皇帝的离奇合作，恢复汉族统治的宏伟计划烟消云散。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计划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本人，也并非只是为了争夺香妃而产生的争风吃醋。一年来天地会在各地的扩张，以及陈家洛在新疆公开支持叛乱军队的活动，无不引起高宗的焦虑不安。双方在如何恢复汉族地位的途径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几乎永远也不能相互信任。

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目标本身。与通常所以为的不同，在有史以来皇权最集中的时代，满洲亲贵集团对于高宗并没有致命的阻碍。在精心的安排下，他完全可以抛开他们，主要依赖汉族及汉军旗的官僚进行统治。但是这种改革有其限度，不可能再更进一步，改变清朝的国号，恢复传统的发型和衣服，宣告爱新觉罗家族是血统卑贱的野蛮人，建立陈氏王朝，这些天地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却是不可能做到的。高宗所掌握的权力的全部合法性都在于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而非一个汉族大臣的儿子。只要他仍然具有这一合法的身份，他可以进行许多自己喜欢的改革，臣僚们没有政治资源反对他，正如他们无力反对世宗的许多激进改革一样。但一旦他宣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脱离了皇权的保护，再没有什么能保证他的地位，他可能很快会被满族和汉族的臣属们一起从皇位上赶下来。

一个常常被武侠史学者忽略的事实是，在高宗时代，清朝的统治如果不是在民间，至少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已经具有了无须置疑的合法性。清朝是明朝的继承者，是又一个获得并保有天命的历史王朝，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理应忠于它。甚至在康熙时代，这些观念就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来了。304在近百年后只能更加稳固。在儒家的忠君思想面前，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是最高的。张召重就将忠于皇帝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侍卫首领白振——即使天地会的反叛者们也对此人感到钦佩——因为惭愧自己无力解救皇帝而自杀殉难，从儒家角度来看堪称忠贞。305

因此，即使高宗是和天地会成员一样激进的汉人复国主义者，也不可能战胜比他还要强大的清朝的合法性。如果他要这么做，就不得不把自己置于非法篡位者的地位上而招致毁灭。高宗直觉到了这一根本问题，但对于天地会这却是其视角中的盲点。他们认为人人都憎恨清朝，只是迫于满洲人的武力而被迫服从，这一理解模式距离帝国实际相差甚远。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如果天地会要求的是一种较舒缓的改革，譬如废黜旗人的大部分特权，实现除皇室外满汉关系的平等，允许满汉通婚，是否可能实现？这些的确可能在高宗治下实现，但是与天地会毫无关系。相反，却会导致天地会本身奋斗的目标失去意义，从而让他们自身边缘化，这是天地会的那些激进革命者所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求皇帝所进行的那种极端形式的革命，最终只能让皇帝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双方的误解与错位中，一次极其珍贵的、改变整个帝国历史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这不是历史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却是最为戏剧性的一次。正如陈家洛在逃离北京的前夜所悲叹的：“无论我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切都像梦中的蝴蝶般飞去不见。”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