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将士同命，我决不后退。你去告诉二旅，就说我在他们身后，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有朋友询问老萨对于冯导的作品《集结号》怎么看。实在惭愧得很，这部电影老萨至今还没有看过。对这部片子，我还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最初是在一篇写海军的文章后面见到朋友的谈论，曾窃以为《集结号》是一艘军舰的名称，当时还感到颇为迷惘，因为把军舰起成这样的名字太卡通了吧？后来才理解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从片花看，拍得十分用心，有一点东方版《拯救大兵瑞安》的风骨。对于冯小刚导演的作品，我一向比较看好，以他的才华和稳健，相信应该是一部好片子。
不过，看过这部片子的简介，恰好又看到另一个战例。
我军队的一支劣势部队，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的狂攻中被要求死守住自己的阵地，拼到最后一人。
几乎和《集结号》同样的场景。
那一仗，上级指挥官的命令和《集结号》一样的残酷无情。一个接着一个的强硬命令被传达到伤亡惨重的第一线阵地——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你们要坚决守住阵地，不许后退一步！”
“不管上来多少敌人，都要顶住，就是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
“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我交给你的任务只有两个字——守住！不准后退一步。否则，按军法从事！”
“你不能退！”
“剩下一个人也要打！”
“守不住阵地，杀头！杀头！！”
这是真正的“死守”。看惯了南征北战之类战争影片的我们，几乎难以相信这是当时我们军队中发出的命令。然而，这些句子，都是从当时的战斗记录中直接摘录下来的原文，几十年后文字背后的惨烈依然清晰可辨。
这就是我军与国民党军于1947年12月13日发生在河南信阳的一场恶斗，此战国民党军攻得凶猛，我军守得顽强，双方打得异常血腥，史称“北向店之战”。
这是一场与《集结号》背景极为相似的战斗，而进程又有很多不同。
如果了解这场战斗的背景，大体可以理解此战为何使双方如此寸土必争。
1947年冬，面对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国民党军中的第一智将白崇禧亲自督军九江，全军出击大别山，国民党军十四个整编师（相当于军）和我军六个纵队（相当于军）缠斗在一起，广阔的大别山顿时变成了拥挤的绞肉机。巨大压力下的刘伯承当机立断兵分三路，使本就异常混乱的战场失去重心，一举卸去白崇禧的攻击猛力。三路大军中刘伯承亲率一纵和后方总部，中原局北上淮西，却在北向店与南下阻击的国军迎头相撞。
12日夜，刘伯承总部在行军中与掩护部队脱节，宿营何小寨时与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十八旅五十四团同宿一村。双方几乎同时发现了敌手，混战中总部军政处长杨国宇指挥警卫人员掩护刘伯承、张际春等突围到北向店以南与掩护部队会合，国民党军十八旅旅长覃道善少将也匆忙指挥所部撤离险地，双方重新集结后弄清了情况，北向店战斗就此打响。我军以一部打通向淮河通道，一部力阻国民党军的攻击。国民党军发现网中出现大鱼，白崇禧亲调三个整编师迅速赶来意图全歼中野总部。一方要守住要隘，渡淮杀开一条血路，一方要活捉“共军第一悍将”（白崇禧语）刘伯承，此战双方精锐尽出，目标明确，战斗从早上8点一直打到夜间9点，整整持续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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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
顺便说一句这一年，蒋介石在中野的战略进攻面前，表现可称奇怪。
1947年，是三年内战发生转折的一年，其中军事上的转折点，就是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强突黄河天险，跃进大别山。这一击对国民党军来说堪称致命，盖因此前国民党军正对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大别山恰在国民党军进攻的两路中间，如果用武术动作形容，就是老蒋一记双封贯耳，恰在双拳击出，门户大开之时刘伯承还了一记黑虎掏心。
大别山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最大的山地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刘邓取得此地，上可威胁武汉，下可直逼南京，从此国民党军长江腹地再无宁日。但国民党军对刘邓的大军南下明显准备不足，既未能在途中阻截住行军状态的中野大军，也未能在刘邓立足未稳之际围歼这支疲惫之师。应该说老蒋这次的反应如此迟缓很不正常。大别山的重要性蒋介石非常清楚，在抗战期间将其作为最重要的游击区之一进行建设。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就是因为不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擅自撤退，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大别山的重视丝毫没有动摇，廖磊等部始终以极大毅力坚持在大别山游击作战。既然对大别山的重要性如此明白，却对刘邓的南下猝不及防，只能说蒋介石因为占领了延安，有点儿烧糊涂了。
直到刘伯承在当地站稳了脚，国民党方面才如梦方醒，蒋介石指令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指挥精兵承担征剿刘邓之战。抗战期间武汉战役中白崇禧将十几万大军藏在大别山中，利用山势步步阻击，把江北山区变成了日军西进的伤心战场，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将军对此处的风土民情，军事要点了如指掌。此后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从几十年后我军军史仍评价刘邓当时承担的是“啃骨头”的任务来看，白崇禧的确给刘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能够活捉刘伯承本人的机会，似乎上帝仅仅在北向店给了白崇禧一次。
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都是双方最为精锐的劲旅。这是一场真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战。这一战，我军退一步，就是中野指挥机关的全军覆没，在一线担任阻击的部队，比谷子地的九连承担的压力只有更大。
只是，这场阻击战中，并没有集结号的出现。解放军的条令中，就没有“集结号”一说，这是冯小刚导演的艺术创造。
且历数一下双方参加这一战的骄兵悍将吧。
我军方面参战的是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相当于军），下属三个旅——第一旅、第二旅、第二十旅。众所周知，每个野战军的第一纵队都是它的老底子，战斗力极强，一纵堪称中原野战军的看家部队。这个一纵的后身，就是今天威震喜马拉雅山南北的十八军。在对印反击战中活捉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的，是该军的第八七四团（老萨此处有误，不光是第十八军，我军全军都没有这个番号，活捉达尔维准将的应是藏字四一九部队［当时十八军番号已撤销］的第一五七团——引者注），而如果有藏独分子听了十八军一四九师不打哆嗦的，你大可怀疑他是冒牌的藏独。
杨勇，解放军中的传奇猛将，身上至死带着一块日军山炮炮弹的残片——那记录的是大战平型关时死守老爷庙制高点的光荣；脸上有一处明显被子弹穿过的弹痕——那是川军郭勋琪“模范团”在土城战斗中留下的纪念。他的政委则是后来成为海军司令员的苏振华。杨勇将军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员，指挥过奇袭白虎团战役还因为他曾经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接待过蒙哥马利元帅，留下了一段佳话：检阅中元帅突发奇想，取枪射击，正中靶标。杨勇立即有礼貌地也取过枪来，连发九枪，将剩下的九个靶标全部打掉。蒙哥马利在香港对记者说：“我要告诫同行，永远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将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杨勇还是种菜高手，尤善种植苦瓜。
杨勇好面子，年过古稀还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去除脸上的子弹疤痕……
杨勇手下的三个旅（本来还有一个十九旅，留在了大别山没带来）各有不凡之处，此战前，杨勇安排三个旅环绕刘伯承总部成品字形行军，二十旅在前、二旅在左、一旅在右。
一旅脱胎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战斗力很强，遗憾的是此战中由于位置原因和遭到罗广文部的阻击，一旅基本没有投入主战场。
二十旅就是《亮剑》中在赵庄硬顶黄维兵团几天几夜的那支部队的原型，旅长吴忠，开国少将，荣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军事寿命极长，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一线战场指挥官。此战二十旅本来是担任总部的直接掩护部队，但在行军中和总部脱节，以致刘伯承在何小寨与国民党整十一师遭遇时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险些酿成大祸。但此后二旅承担打通前进道路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夜晚又抽调兵力协助二旅进行反击，为总部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立下了殊功。
此战我军真正的主角是戴润生的二旅，它本来在二旅左后方行军，国民党军十八旅无意中恰从这两个旅之间的缝隙钻入，形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局面。天亮后，戴润生率部追上总部，随即接到命令抢占北向店张大湾（又名五虎岔羊），承担阻击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整十一师的任务。以四千之军硬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整一天，一纵二旅一战成名。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戴润生身边只剩了警卫员，被迫要求从刘伯承警卫连中抽调一个排放在总部和戴之间担任警戒。
戴润生是开国少将，后官至海军东海舰队政委，文中引用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语录，大多是他下达给一线部队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战中我军指挥官多有后来进入海军的，前面提到的一纵政委苏振华如此，戴润生如此，直接保卫刘伯承安全的军政处长杨国宇也是，这位杨处长后来官至海军副司令员，曾率舰队远航南太平洋完成洲际导弹试验，并亲自参加南极考察任务。
如果说双方在二旅阵地上的死战是此战中的关键，那二旅四团，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它的阵地，恰好是国民党军攻击二旅时选择的突破口，整个整十一师十八旅加一个团加全师炮火，目标都是晋士林指挥的这个团，战斗结束后统计，仅仅这一个团，在战斗中就伤亡八百余人，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多有记录此战我军八百换了国民党军三千，实际上，八百是阵亡数字，如果计算伤员，仅仅四团一个团就已经八百了）。晋士林是刘伯承麾下的一员猛将，每战必冲锋在前，官兵极为服气，但也种下了他早夭的命运。淮海战役中，晋士林在黄家阵亡，是此战中双方参战将领中唯一没有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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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欣赏《集结号》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说完我军再说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此战出动了三个整编师，其中整编八十五师动作迟缓，直到仗打完还没露面，另两个整编师的师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整编第十师师长罗广文，是陈诚部下的嫡系将领，曾任十八军军长。陈诚喜欢吞并旁系部队，罗广文则善于整理这些“滥部队”以为己用，因此深受陈诚信任。1949年，罗广文官至兵团司令，在四川起义。值得一提的是罗广文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弟弟，那就是《红岩》的作者之一，曾被关押渣滓洞的中共地下党员罗广斌。然而，罗广文虽称陈系大将，在此战中他只能成为配角，此战国民党军中能够和我军上将杨勇比肩的，唯有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
胡琏，陕西华县人，是陈诚嫡系部队中最能打的将领。陈诚的基本部队，号称“土木工程系”，来源是他起家的部队十一师（合为“土”），十八军（合为“木”）和该军下属攻城旅（即“工程”）。他这个派系，普遍的看法是政治能力强于军事能力，包括陈诚本人，都是官场上得意战场上失意的，唯有胡琏是其中异数，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善战著称。他作战头脑灵活，刚柔并济，无论是此前在石牌要塞大战日军，还是此后在金门鏖斗叶飞，都有出色表现，淮海战役中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还慨叹此战失利是因为黄维指挥十二兵团，而不是胡琏，否则绝不会被轻易围住——“胡琏打仗多刁啊！”这种情况下还被部下崇拜到如此地步，被誉为一代名将胡琏应该是称得上的。
事实上胡琏这一仗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为了活捉刘伯承，他率整十一师后续部队一日行军一百六十公里，充分保障了前线国民党军兵力火力上对我军的优势。
胡琏是国民党军败逃台湾后硕果仅存的一线骨干将领，长期驻守金门，有“金门王”的美称。
胡琏死于1977年，死时正在台北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论文已经写好，可惜尚未答辩已经辞世。
直接面对戴润生、晋士林的，则是国民党军整十八旅旅长覃道善。覃道善名道善可一生皆是戎马，抗战中和日军从淞沪打到宜昌，一路苦战，也可说功勋卓著。覃的结局不太好，在淮海战役中第十军军长任上被俘，奇特的是由于当时对国民党被俘将领的政策尚不统一，覃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当然后来没有执行），是功德林国民党将军中少有的被判死刑的人物。覃曾回忆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对被包围的部队一面用扩音器喊话，一面用门板等写上很大的优待俘虏等标语竖在前沿战地上。士兵和下级军官看了更不想再拼命，不少人暗地里去向包围的解放军要东西吃，要到之后又跑回自己的战壕来”，这段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集结号》中谷子地招降国民党军的场面。
有趣的是，这三名国民党将军，都出自黄埔四期，是共产党军事天才林彪的同期同学，人言黄埔四期多人才，可谓不虚。
算起来，几名国民党将领都曾在抗战中和日军殊死奋战过，我想，他们的子孙永远也不会忘记先祖在这段历史中的刚强和气节。然而，相比我军几位将领此后在朝鲜、南太平洋，甚至南极扬威异域的荣光，我猜，几位国民党将领恐怕心中也难说没有一丝羡慕或感慨。
说来都是民族的精华，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事情，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吧。
将，可谓棋逢对手，兵呢？
双方部队的素质可说都是最优秀的。
我军方面，参战的三个旅都是跟刘邓从晋冀鲁豫杀出来的老主力部队，全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战斗力决非普通部队可比。比如晋士林的二旅四团，前身是红四师红十二团，彭德怀的基本部队。好部队是讲传统的，看这个番号就可以理解它的精锐，红四师的三个团，红十团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四团（老萨军训就在那里），红十一团是华野三纵的骨干，人称“攻坚老虎”，红十二团，就是晋士林这个团。国民党方面，整十一师是此战国民党军的主力，也是陈诚的看家部队，由抗战胜利后的十八军改编而成，此战后第二年即恢复十八军番号。这支部队的人员多是打过抗战的老兵，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与整编七十四师齐名，想想毛公得知七十四师覆没孟良崮后逮着谁跟谁握手的场面，就知道五大主力是个什么身份了。
双方都属精锐，从前哨战也可以窥见一斑，刘伯承夜宿何小寨，双方都力图迅速识别对方，杨国宇令作战参谋马焕越派人联络一纵的掩护部队；同时派另一个作战参谋王文桢带一个通信员两个骑兵去摸情况。结果马焕越的部下遇上了国民党军整十一师搜索连的两个兵，当即诓骗之抓了俘虏，而王文桢却和国军十八旅遭遇，王匆匆回撤中通信员负伤，两个骑兵被俘。
前哨战，双方打成2∶2.5，战绩上国民党军略占上风，但我军一方一枪未发就活捉了两个，手段明显高于对方。兵员素质上双方可说各有千秋。
然而，数量上，装备上，国民党军则明显占有优势。论人数，我军三个旅加总部总计一万三千人，国军整十一师三旅六团计两万人（实际参战一万八千三百），整十师投入一旅一团，约五千人，加上淮河的河防部队和地方游什，总兵力应该是我军的三倍。如果论装备，那就相差更远了，整十一师1944年全面换装美械，全军都是卡宾枪。陈诚担任军政部长后更是不断偏心补充自己的这支基本部队，以至于北向店战斗打响后，覃道善用一百多门大炮狂打晋士林。而刘邓的部队，只有普通步枪，重武器少得可怜。中原野战军的重炮部队曾经威风一时，但在南下途中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全部自行炸毁，电影《挺进中原》对此曾有真切描述（中野老人回忆当时的炮兵指挥官陈锡联接到炸炮命令曾经大哭，陈是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名将，素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若有此事，大约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了）。当时中野一个旅能有四五门山炮就当宝贝了。
13日晨7点，前出到北向店以北靠山屯的一纵司令部和二旅一部与国民党军十八旅遭遇，北向店之战打响，二旅当即阵亡一个营长，部队回撤到北向店张大湾，以二旅为主力进行据守，二旅背后就是纵队司令部，纵队司令部背后，就是刘伯承。
此时，二旅还来不及在张大湾构筑坚固的工事，这样一场阻击战注定了异常艰苦和血腥。
关于这次战斗，在《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刘伯承何小寨遇险》一文中，对它是如此描述的——
零时许，敌部覃道善率领第十八旅前卫赶到北向店北侧。由于我第二旅伪装严密，没露一点痕迹，覃道善以为自己先于共军到达，甚是高兴，即令部队抢占对面的高地。敌军士兵们提枪猫腰，踩着齐脚脖深的积雪，吃力地朝山脊攀登。戴润生看在眼里，命令战士们：“敌人不到前沿50米不打。”300米，250米，200米……50米，打！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接着，步机枪一齐开火。敌军遭此猝不及防的袭击，纷纷倒地，向后溃退。
覃道善叫苦不迭。
赶来督战的胡琏，见罗广文的十师一部已到，便对覃道善下死命令：“必须在12时前夺占北向店东西高地！否则让你的勤务兵抬你的尸首来见我。”
覃道善豁出全部血本，调集全旅82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一百余门，把所有的炮弹倾泻到北向店西侧我第二旅四团的阵地上；又将三个步兵团和旅部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编成四个梯队，从狭窄的正面进攻，成密集队形轮番攻击我四团阵地，企图从这里打开突破口。
我第二旅指挥所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话筒里传出我四团团长晋士林紧张而又急躁的声音：“旅长，敌人的炮火很猛，像倾盆大雨，我们临时构筑的工事顶不住了。敌人的步兵又不断攻击，我们的战士伤亡很多……”
中午12点，戴润生向杨勇汇报战况，建议纵队和“后指”机关向后移动位置。
整十一师不愧是国民党军精锐，戴润生是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干死日军大队长长田敏江的猛将，说出这句话，那一定是真有点儿顶不住了。
几乎没有犹豫，杨勇就否决了戴润生的建议，要求二旅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
理由很简单，国民党军作战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因为部队控制力较弱，夜间只进行防守，绝不进行进攻作战（说来可怜，志愿军在朝鲜因为只能依靠携行干粮作战，得了个“礼拜攻势”的绰号，而国民党军一次进攻只能持续一个白天，连24小时都撑不了，这样能够打赢才叫奇怪），由于二十旅开路进展得顺利，如果坚持到天黑，全军就有脱险而去的可能。
事实上，这次作战，的确以我军乘夜突围渡河而去告终。
问题是此时还是正午12点，离天黑透起码要七个钟头呢，杨勇又没有部队可以补充给二旅，让戴润生怎么坚持到天黑呢？
而且，戴润生的意见，并不是自己不守，而是建议至少将“老头”（刘伯承的代号）先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