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和几位编辑朋友吃饭，吃到中间，有两位工作比较狂热的抛开梅菜扣肉又讨论起了稿子，中间冒出一句——“今天，你搞日了没有？”

嗯，这什么词儿啊？

好奇之下一问才知，“搞日”一词原来是个典故，在北京编辑界颇为流行。可能近来穿越流行，仓颉经常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三天两头创造出“BT”、“雷”之类新词，让字典追着改都来不及。大环境如此，作为文化人的一员，编辑们自然也不甘人后，这“搞日”一词，竟然是报纸上出了错字的意思。

这个词兴起来没多久。原来，某大报前些天发了篇历史评论，编辑一个疏忽，竟把“抗日”排成了“搞日”，一直到报纸上市了才发现。老总看见“搞日救亡运动”，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心说，我们当年确实抗过他们一回，可是我们并没搞他们啊！

这简直……

结果当班的编辑扣了五十块钱，“搞日”的典故，也就在圈里传开了，谁的版面出了错字，就是谁今天“搞日”了一回。

若不知内里究竟，看了这个词，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啊。

实际上，据老编辑讲，排错字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搞日”这类错误也不胜枚举。而且仿佛冥冥之中自有神灵，一旦出错，常常错得十分可怕。

比如，“文革”中，某报一次文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错，竟然错成了“中国人民解散军”，报纸已经印出来才发现，赶紧满街跑着往回收才避免一场灾难。

有经验的老编辑分析，这种错误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比如把“抗日”错成“搞日”，这明显是五笔字型造的孽，而“解放军”变成“解散军”呢？肯定和当时的铅字排列有关，“放”和“散”都是反文旁，当时这两个铅字位置是在一起的，排字工人一时眼花实在正常，但错得如此“政治”，不由人不怀疑那排字机跟“地富反坏”有亲戚关系。

根据大家说法，中国的报刊编辑制度一向是严格的，各级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比如周恩来总理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的清样，据说确实抓出过不少问题来，并不是摆摆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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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温厚的吴晗

但是，也有人比较宽容。

比如吴晗。他是旧文人出身，虽然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依然保留着一点儿喜爱潇洒自如的风格。这怎么形容呢？诸葛亮算是旧文人的偶像了，人家怎么说诸葛亮的？“读书不求甚解”，“观其大略”。

这种注重大的走向，忽略细节的性格，可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色。它有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的好处，也有不够细致，轻视数字的坏处，难以用好坏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