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甚至根本就是“做戏”。因为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什么是“做”?就是表演，即戏曲剧本上所谓“作某某状”。中国人在“做人”时，常常要“作某某状”。——父母面前作听话状，老师面前作勤勉状，长辈面前作恭敬状，皇帝面前作忠诚状，领导面前作服从状，群众面前作谦虚状，女友面前作潇洒状，男友面前作娇嗲状。总之是只要面对“观众”，就要进入“角色”。担任什么角色，就作什么“状”。
不过，一个人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儿子面前是老子，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此外，年龄的增长，名声的得失，地位的升降，财富的盈亏，都会引起和造成角色的变迁。所谓“一阔脸就变”，就是说地位高了，财富多了，角色大了，面子也大了，对于先前和自己面子相等的人，便会不大看得起。
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具体来说是：当角色变小时，面子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相反，当角色变大时，面子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这样可以获得“谦和”、“念旧”、“不忘本”的好评(也是一种面子)，也可以免遭“一阔脸就变”的物议(遭人物议也难免丢脸)。《儒林外史》第二回写范进中了生员，身份和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面子经”，说是“你如今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妆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账之处，但抽象地看，也还是符合“面子逻辑”的。及至范进中了举，成了“老爷”，张乡绅亲自来贺时，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妆大”，甚至连“面”也不敢出来了。这正是角色变换之后所必然引起的面子变换。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要想不伤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当了官，做了教授，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面，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甚至不可直呼其名，免得他当场下不了“台”。比如陈胜当长工时，曾与伙伴们相约云：“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胜当了王，伙伴们来找他，却不懂规矩，叫他的名字，说他的隐私，大伤了陈胜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能共富贵，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同理，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或候补主角。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和虚拟的两种。真实的如升官、升职称等，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赏穿黄马褂等。虚拟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比如称年龄、辈分比自己小的人为“兄”，或自称“鄙人”、“在下”、“区区”等。总之，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就同样行之有效。这就好比演戏。配角抢主角的戏，是“犯规”(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主角给配角让戏，则是“赏脸”——把原本属于自己的脸谱赏给对方。既然是赏脸，那么，它也就是殊荣、恩典，至少也是客气、情分，不能“给脸不要脸”，但也不能白要，而必须回报。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那么对方的让戏便是谦让，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脸”还回去；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就是赏赐，自己可能已无“脸”可还，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则原本无戏可让，但既有孝敬之心，自然也该“赏脸”。总之，在社会交往中，只要大家都能让着点，那就大家都有面子，都有“戏”。
<strong>有意与无意</strong>
戏是给人看的，所以面子必须好看。
事实上但凡可以称之为“面子”的，都无不好看。这就像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脸谱，无论忠奸贤愚，都一律画得漂亮，富于装饰美。比如历史上的暴君、昏君，死了以后，也要有一个“谥号”作为最后的面子。这面子当然不能叫“昏”、“暴”、“戾”，只能叫“幽”、“厉”、“灵”。如果你不懂“谥法”，便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贬义。还有一种更妙的，叫“恭”，是“知过能改”的意思。既然知过能改，则先前的错误，也就一笔勾销，仍可坦然地进宗庙去享用牺牲和香烟。又比如，一个同志毛病不少，但做鉴定时，也要给他留点面子，决不可将他的缺点错误直通通地如实写出，而要说“希望今后注意某某方面”云云。似乎这位同志的缺点错误，只不过粗心大意，“不太注意”罢了，其实无伤大雅，无碍于晋升和调动。否则这位同志丢了面子，闹将起来，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这就和戏剧一样，有一个“台前”和“幕后”的问题：“言”不过是台前的表演，“言外之意”才是幕后的真实内容。读中国书，看中国报。听中国人说话，欣赏中国艺术，都要学会听“弦外之音”，悟“言外之意”，否则就会不得要领，甚或上当受骗。比如“研究研究”，其实并不研究；“以后再说”，其实并无“以后”，也不会“再说”。你如果傻乎乎地等下去，肯定等不出什么结果来。总之，一切让人不愉快的事，都一定会有比较委婉动听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死亡叫“仙逝”，撤退叫“转移”，连吃败仗叫“屡败屡战”。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官方的说法却叫“两宫西狩”。狩，是打猎的意思。鬼子进京了，太后和皇上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打猎?也就是自己哄自己罢了。
但这是不能说穿的。一说穿，就没戏看了。戏剧艺术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做假，大家都不说穿，戏才演得下去。比如一个演员演林黛玉，大家都看得十分有趣，你偏要来“拆台”，说她原不过某某，既没有病也不曾失恋和葬花云云，便不免大煞风景。
所以，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不宜到幕后去寻根问底，因为那会“拆穿西洋镜”，种种“把戏”也就演不下去。比如某领导为了作谦虚状，跑到基层来征求意见，原本只是走过场，甚或是要听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你却当真一五一十地历数其“不是”，这就会使该领导难堪，连带在座的基层领导和同事也会尴尬，以后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又比如开学术讨论会，主持人请来领导和名流“撑门面”。尽管那领导或名流的讲话驴唇不对马嘴，或实在肤浅得可以，你也只能频频点头称是，或作认真记录状。同样，如果哪天我们发现一个公认的坏种或蠢货也忽然“当选”了什么，也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真正的功夫都在幕后，前台的选举不过“行礼如仪”而已。
然而生活不是艺术。艺术原本就有“虚拟性”，——画的鞋子不能穿，画的苹果不能吃，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所以艺术可以是“有意的自欺”，不妨“明知是假，认真去做”。反正一则是“有意识”，二来也不过“骗自己”。由于是“有意识”，在短时间的艺术想像后，仍能回到严峻的现实；既然是“骗自己”，便至多不过只是自我陶醉，尚不至于误国误民c-遗憾的是，中国的“面子主义”者，却总是忘记了这两条界限，一方面由“自欺”而“欺人”，另方面又由“有意”而“无意”，其结果，便势必是害人害己。
比如清朝末年，清廷派往欧洲的一位使臣刘锡鸿大人，便是这类因自欺欺人而自我陶醉的角色。当一位波斯藩王对刘大人谈起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并为此深感忧虑时，刘大人却坦然地告诉他毋庸忧虑，并对他大谈其东方哲学：跑得快的，人喜其捷，却不知那是会摔跤的；走得慢的，人苦其迟，却不懂那是最稳当的。太阳到了中午，就要下山了；月亮到了十五，就要亏缺了。西洋发展得这样快，难道不是自速其亡吗?列强贪欲这样多，难道不会触怒天道吗?至于中国没有铁路火车，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大清正要建造一种世界上最优秀最神奇的火车头，那就是遵照先王和圣人的遗教，“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这种“精神火车头”，举世无双。它“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哪里还用得着与西洋争一日之短长呢?
这真是阿Q得可以!你西洋不就是“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阂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吗?那都是因为孔孟之道“声教迄于四海”，使洋人也“得闻圣教”而已。正本清源，当然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欧美不就是富一点、强一点吗?可那种“贪得”之富、“好胜”之强，咱们根本就不屑，——“孙子才画得圆呢!”作为出使欧陆的中国使臣，刘大人的“门面”装得算是够可以的了。可惜，“孙子”们并不吃这一套，而历史的辩证法，亦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以贪得为富、好胜好强的“学生”们还是拿着“先生”发明的罗盘和火药来打“先生”了。这可不是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可以对付的。结果，“门”被打开，“面”也难保。刘大人的如簧巧舌，哪里抵挡得住列强的坚船利炮?
<strong>真话与假话</strong>
这就是“面子”了。它既然是“面”，那就肯定不是“里”；既然只能“好看”，那就难免成为一种“文饰”，甚至“文过饰非”。
文饰也未必就不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谁愿意把自己弄得脏脏的丑丑的?谁都要修饰修饰打扮打扮么!尤其是有人看的时候。再说，修饰打扮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一个平时穿着顺便的人，如果忽然衣冠楚楚起来，便八成是要去见什么重要的人，比如贵宾、上司或恋人。当然，反其道而行之的也有。比如京城里的那些“腕儿”，就会光头铛亮胡子拉楂，大裤衩子小背心，趿拉着拖鞋出入那些所谓“体面”的场所。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摆谱”、“拔份儿”罢了，意思是“老子偏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实际上，在任何民族那里，蓬头垢面、不加修饰地“面对”他人，都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似乎隐含着“你也配让我修饰吗”的意思。所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别人，或让别人来看，就不仅是自己要面子，也是给别人面子。
但再合理的事情，也得有个分寸才行。可惜在中国人看来，让所有的人都有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于是，要面子，甚至为了要面子而不惜“文过饰非”，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比如出门开会特地穿上平时不穿的新衣，客人光临之前把家里突击打扫一遍，外宾参观时专挑“好看”的部门、单位或地段让他们看，上级来检查时“报喜不报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久而久之，有意或无意的“自欺”就会变为有意或无意的“说谎”。至少是，说的是一种情况，实际则是另一种情况。
就说“谥号”，表面上看来大都是很好听的。比如“灵”，无论怎么看都是好词儿：灵验、灵通、灵巧、灵活、灵敏、灵性、灵气、灵感、灵光、灵丹妙药，都是好得不能再好。即便用于死人，也是尊称，如灵牌、灵位、灵柩、灵堂。然而我们看看谥号叫“灵”的国君，又有几个是好东西，几个有好下场?郑灵公为吃王八，被臣下杀死；陈灵公南冠而会情妇，被情妇之子射死在马厩。晋灵公暴戾不君，站在高墙上用弹弓射人，看人躲避为乐；厨师煮熊掌不烂，他就把厨师杀了，装在畚箕里招摇过市；大臣劝谏他，他反倒派人去暗杀谏臣，最后终于死于非命。这三个，算是最差劲的。此外如楚灵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自缢于臣下之宅；许灵公如楚请兵伐郑，不遂而客死他乡；蔡灵公国破身亡，成为亡国之君，也都很悲惨。看来，越是叫做“灵”的，反倒越是“不灵”。
谥号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炫耀功德的，如文、武、成、襄；另一种则是掩盖过失和不幸的，如灵、恭、闵、哀。这也不奇怪，因为面子就像服饰，也有两大功能：显示与遮蔽，或者炫耀与文饰。正因为面子兼此两种功能而有之，因此面子表现的内容就可能真真假假。当它用于显示时就可能是真的，当它用于遮蔽，尤其是用于“文过饰非”时，就难免弄虚作假。比如康熙庙号“圣祖”，乾隆庙号“高宗”，大体上还说得过去，而内战外战都很外行的咸丰，庙号竟日“文宗”(慈惠爱民日文，忠信接礼日文)，便让人觉得简直就是讽刺。莫非连吃败仗就是他的“慈惠爱民”，割地赔款就是他的“忠信接礼”么?
皇上和朝廷既然带头说谎，则臣下和小民们也难免口是心非。事实上，由于做人要按“面子格式”去表演，做事要按“面子法则”去操作，也就容易造成一大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口蜜腹剑的阴谋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且，越是心狠手辣，就越是慈眉善眼；越是污秽歹毒，就越是道貌岸然。这就不能不让人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所有人的内心世界都被面子裹着，哪里弄得清真假?所以，中国这方面的古训也特多，什么“听其言，观其行”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都是。
其实，不要说那些“大奸似忠”的阴谋家野心家，即使一般的“良善之民”，也难免要多少说点空话、套话或假话，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谓“一根肠子通到底”，平生半句假话不说的，其实并不太多。因为句句都说真话，事事都讲真实，便难免会有“违碍之处”，或让某些人听了不高兴。这就会得罪人。得罪了人，自己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平心而论，说假话，甚或搞阴谋，确实也有不少是被“逼”出来的。比如一个人想说真话，但说出来会伤了别人的面子，便只好说假话，或者“打哈哈”。又比如，一个人，能力很强，资历也不浅，明明有资格担任某一职务的，但如果明说，便会视为“有野心”或“厚颜无耻”，也就只好“作谦让状”，或者搞阴谋。例如曹操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也敢讲真话。他曾公开宣称：倘若没有曹某，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是真话，但也不讨人喜欢，因为把别人的“假面”都揭开了，于是引起公愤。结果呢，别人(如刘备与孙权)都堂而皇之地称了帝，没当皇帝的他反倒成了“奸臣”，你说这算什么事?
所以做人必须“世故”。不世故，便会或因不会做人而伤了别人的面子，或因不会认人而为别人的假面所惑。伤人不落好，被惑要吃亏，因此“人情世故”四个字，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也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琢磨，甚至必须耗尽一生精力才能弄懂学会的“必修课”。不过，世故既与人情有关，那么我们就还是先来看看“人情”是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