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你这种灵活怎么能跟你所鼓吹的对真理的热爱相协调呢？既然这种热爱可以掺进这么多的杂质，那不就是假的了吗？不，这种热爱是纯洁真实的；它只是对正义之爱的一种表现，虽然常是难以置信，然而绝非假话。在我所说的诚实的人的心目中，正义和真理是两个同义词，他不加区别地加以使用。他衷心崇敬的神圣的真理根本不是一些毫无所谓的事实和毫无用处的名称，而在于要把应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归于每个人：包括真正属于他的事物、功绩或罪过、荣誉或指责、赞扬或非难。他对任何人都不虚伪，因为他的公正不容许他这样做，而他也不愿不公正地损害任何人；他对自己也不虚伪，因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这样做，而且他也不会把不属于他的东西归在他的名下。他所珍惜的是自尊自重，这是他须臾不可缺的财富，而他把牺牲这一财富去赢得别人对他的尊重看成是真正的损失。他有时也会在他认为无所谓的问题上撒谎，毫无顾忌，而且也并不认为是撒谎，但绝不是为了别人或自己的好处，也不是为了要损害别人或自己。在一切与历史事实、人的行为、正义、社交活动、有益的知识有关的问题上，他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防止自己和别人去犯错误。在他看来，除此之外的任何谎言都不是谎言。如果《格尼德圣堂》是部有益的作品，那么所谓希腊手稿这个故事就不过是个无罪的虚构，而如果这部作品是部危险的作品，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应该受到惩罚的谎言了。

这些就是我的良心在谎言和真实问题上所遵循的法则。在我的理性采纳这些法则以前，我的感情早就自发地遵循它们，而我的道德本能则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情况下予以实施。以可怜的玛丽永姑娘为受害人的那个罪恶的谎言，给我留下了无法消除的悔恨，使我在余生中不仅没有再撒任何这类的谎，而且也没有撒过以任何方式损害别人的利益和名声的谎，我把是否损害别人的利益和名声作为界线，运用于任何场合，省掉了去精确权衡利害、区分有害的谎言和出于善意的谎言的麻烦；我把这两种谎言都视作有罪，不许自己犯其中的任何一种。

在这类问题以及在一切问题上，我的气质对我的生活准则，或者毋宁说对我的生活习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是不大按照什么条规的，也可以说是在任何事情上，除了听凭天性的冲动以外，不大遵循其他规矩的。我从来没有起过念头要撒一个事先想好的谎，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过谎；不过当我不得不参加谈话，而由于思想迟钝，不善言词，必须求助于虚构才能找出几句话来的时候，为了摆脱窘态，出于害羞心理，时常也在一些无关紧要，或者至多跟我个人有关的事上撒谎。当有必要讲话，而一时又想不起什么有意思的真实故事时，就只好现编一点故事，免得一言不发；在编故事时，我尽量避免编造谎言，也就是说，尽量避免有损于正义和真理，而只是一些对任何人以及对我自己都无关紧要的虚构。我的意思是要在这样一些虚构中，用伦理道德的真实来替代事实的真实，也就是要很好地表现人心的自然情感，从中得出一些有用的教益，总之是要讲一点道德故事；然而这就要求有更多的机智，而且要求更好的口才，才能化闲言碎语为有益的教导。可谈话进行得很快，我的思路跟不上去，这就几乎总是迫使我没等想好就得开口，结果时常是蠢话连篇。话刚一出口，理性就使我感觉不对头，心里就直嘀咕，不过话既然没经思考就出了口，要改也改不了了。

还是出于我的气质的难以抗拒的最初冲动，在难以预料的瞬间，害羞和腼腆时常使我说些谎话，这里并没有意志的份儿，而是在意志力出现之前，由于有必要即刻作答而说出来的。可怜的玛丽永那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足以使我永远避免说可能有损于人的谎，可挡不住我在只牵涉到我个人时，为了摆脱窘境而说谎——这样的谎话，跟可能影响别人命运的谎话一样，也是违背我的良心和原则的。

我请老天为我作证，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马上就能把为自己辩解的谎话收回，把使我受责的真相说出来而不致遭受反复无常之讥的话，我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然而怕当众出丑这样一种害羞心理却把我阻止了；对这样的错误我是真心悔恨的，然而没有勇气去纠正。有一个例子可以把我要说的意思解释清楚，说明我撒谎既不是为自己的什么好处，也不是为自己的自尊心，更不是出于妒忌或恶意，而纯粹是由于一时的尴尬或难为情，有时也明明晓得这谎话有人知道底细，而且根本帮不了我什么忙。

不久以前，富基埃先生请我破例带我的妻子跟他和贝努瓦先生一起野餐，地点是在开饭铺的伏卡桑太太家里。这位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也跟我们一起用餐。在席上，那位不久前结婚并已有了身孕的大女儿忽然两眼瞪着我问我是不是有过孩子。我脸一直红到耳根，答道：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福气。她瞧着席上的人，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所有这一切的意思都很清楚，我肚子里也明白。

很明显，即使我有意骗人，我想要作出的回答也不该是这样的，因为从在座的人的情绪来看，我很清楚，我的回答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早就料到这个否定的回答，甚至是故意把它激出来，好享受一下看我撒谎的乐趣。我当时还没有傻到连这点也感觉不出来的地步。两分钟以后，我应该作出的回答终于涌上我的脑际。“一个年轻妇女对长期单身独处的老头提出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大得体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既没有撒谎，也不用脸红，既免遭他们的耻笑，又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叫她在向我提问时不再那么无礼。然而我没有这么做，没有说出该说的话，却说了既不该说又于我无益的话。显然，我这个回答既不是出之我的判断，也不是由于我的意愿，而是一时尴尬的产物。从前我是根本没有这种尴尬之感的，我承认我所犯的过失，更多地是出之坦率而不是出之害羞心理，因为我毫不怀疑人们会看到我身上具有足以弥补这些缺点的东西，而我也是感觉到我身上是具备这种素质的，而现在呢，带有敌意的眼睛使我痛心，使我心烦意乱：我变得越来越不幸，也变得更加腼腆了，而我从来也都是由于腼腆才撒谎的。

我从来没有比在写《忏悔录》时对说谎更厌恶的了；在写这部作品时，只要我的心稍为偏向这一面的话，说谎对我的诱惑就会是既频繁又强烈的。然而，于我不利的事我什么也没有不说，什么也没有隐瞒，却由于一种我自己也难以解释，也许是出之对任何模仿都存有反感的气质，我觉得我毋宁是在朝相反的方向撒谎，也就是说，我不但不是以过分的宽容为自己辩护，而是以更过分的严厉谴责我自己；我的心告诉我，来日人们在对我进行审判时将不像我对自己进行审判时那样严厉。是的，我现在以自豪的、高尚的心作出这样的宣告，并且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在那部作品中已把诚实、真实、坦率实践到与任何前人相较也毫无逊色的地步，甚至更为出色(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我感到我身上的善超过恶，把一切都说出来于我有利，因此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我从没有说得不够过，有时倒是说得有点过头，但这不是在事实方面，而是在事实发生的情况方面，同时这种谎言不是意志的产物，而是想象力错乱的结果。我把这算作谎言，其实错了，因为增添进去的东西没有哪一件够得上称作谎言。当我写《忏悔录》时，我已进入老年，对一度涉猎过的虚妄的人生乐趣已感到厌恶，感到它的空虚。我是凭记忆写的，有些事时常想不起来，或者只留下一些不完整的回忆，所以只好用我想象出来的可以作为这些回忆的补充的细节来填补，但这些细节是绝不会和那些回忆完全相反的。我爱对一生中幸福的时刻加以铺叙，有时又以亲切的怀念作为装饰来予以美化。对已经遗忘的事，我是根据我觉得它们应该是那个样子，或者它们可能当真就是那个样子来叙述的，但从来不会跟我回忆中的那个样子完全相反。我有时在真实情况之外添上一点妩媚，却从不曾用谎言来掩饰我的恶习或者僭取一些美德。

如果有时我在描绘自己的一个侧面时无意中掩盖了丑恶的一面的话，那么这种略笔却被另外一种异乎寻常的略笔弥补了：我在隐善方面时常是比隐恶下更多的功夫的。这是我本性中的一个特点，别人要是不信，那是完全可以原谅的；然而再怎么不可置信，这些特点却丝毫不失其为真实：我时常把我的毛病中的卑鄙可耻说个淋漓尽致，而很少把我的优点中的可爱之处极力宣扬，时常根本就不置一词，因为这些优点把我抬得太高，使写《忏悔录》一事可能变成自我颂扬。我在写我的青年时期时并没有写我禀赋中的优秀品质，甚至删去了过分突出这些品质的事实。我现在还记得童年时有两件事当初在写书时也是想起来了的，但为了刚才所说的那个理由，却把这些都放弃了。

我当年差不多每星期天都到巴基我的一个姑夫法齐先生家去，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印花布厂。有一天，我正在轧光机房的晾干棚旁观看那生铁的滚轴，它们发出的闪光使我很喜欢，我不由得把手指放上去了，正当我满心喜悦地抚摸这光滑的滚轴时，小法齐把飞轮转了小半个圈，正好把我食中两指的指尖压进滚轴，这就把两个指尖碾碎，把指甲也拽下来了。我发出一声尖叫，法齐赶紧把飞轮倒转，但是指甲还是粘在滚轴上面，血从手指直往下流。法齐吓坏了，高叫一声，撒开飞轮来拥抱我，恳求我别再叫得那么响，还说他这下可完了。我虽处于痛苦之中，却被他的痛苦所感动，就一声不吭了，两个人到了蓄水池边，他帮我把手指洗干净，用青苔止住血。他两眼含泪恳求我别告他的状，我答应了。我一直坚守诺言，就在二十多年以后谁也不知道我这两个指头到底为什么留下伤疤，直到如今。我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星期，两个多月没法用手，只说我的指头是被滚落下来的大石头砸碎的。

Magnanimamenzogna！orquandoèilveroSibéllochesipossaatepreporre？见塔索《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第二部，第二十二歌)。索夫罗尼为了搭救基督教徒，承认她并未犯的罪行。

(宽宏大量的谎言啊！难道有比这美妙的真相更值得去爱的吗？)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对这件意外事故的感受分外深刻，因为那时正是民兵操练的时光，我本来跟另外三个同年的孩子组成一列，穿上制服，跟我们所住的那一区的连队一起参加操练。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那三个伙伴在鼓声中跟连队一起走过我的窗口，而我却只能躺在床上。

另外一件事跟这也完全一样，不过发生在我年龄较大一点的时候。

我跟一个名叫普朗斯的伙伴常在普朗宫区在日内瓦。打槌球。有一次在玩的时候我们吵了起来，打开了架，他在我光秃秃的脑袋上打了一槌，打得是那么准，要是手再重一点的话，就会使我脑袋开花。我马上就倒下来了。可怜的孩子见我头上流血，那慌乱劲儿是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他以为把我打死了，赶紧跑到我跟前，拥抱我，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热泪横流，尖叫不已。我也以全身的力量拥抱他，跟他一起啼哭，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其中并不缺乏甘美的滋味。我的血还在流着，他赶紧把它止住；看到我们的两块手绢还无济于事，他就领我上他妈妈那里，她的小花园就在附近。这位好心的夫人看到我这副模样，吓得差点儿晕了过去，不过她马上鼓起勇气来为我包扎；她把我的伤口仔细洗过，把在烧酒里泡过的百合花敷在上面——这是我们家乡广泛使用的极好的敷伤药。他们母子俩的泪水浸润了我的心，我很久都把她看成是我的母亲，把她的儿子看成是我的兄弟，直到日后久不见面，慢慢把他们遗忘了为止。

跟前一件事故一样，我对这一件也是守口如瓶的。类似的事一生中遇到不下百次，我连在《忏悔录》里提一提的念头都没起过，因为我不想在这部作品里把我曾感到的我品格中的优点加以突出。当我违反我明明知道的真相而说话时，那总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且总是或者由于难以启口，或者出于写作的乐趣，绝不会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或是为了讨好或损害别人。谁要是能不偏不倚地读一读我的《忏悔录》，一定会感到，跟坦白一件虽然比较严重然而说出来不那么不光彩的罪恶相比，我在书里所作的坦白使我更加丢脸，说出来也更加痛苦，而我之所以没有说前一类的罪恶，那是因为我并没有犯过。

从以上这些想法可以看出，我所作的坦白，它的基础更多的是正直感和公正感，而不是事实的真实性；我在实践中更多地遵循的是我良心在伦理道德方面所受的指引而不是抽象的是非概念。我讲过不少无稽之谈，但很少撒过谎。在遵照这些原则时，我给别人抓住不少把柄，但我没有提任何人的不是，也没有把我的优点说过了头。我觉得，只有这样做，真实才能是一种美德。从其他任何观点看，它就只能是从中既得不出善也得不出恶的一种玄学而已。

然而有了这样一些区别，我并不因而就相当的心安理得，认为自己就是无可指责。在反复考虑我有负于人之处的时候，我是否充分考虑我有负于己之处了呢？如果说对人要公道，那么对己也要真实；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对自己的尊严应有的尊重。我不该由于言词枯窘而被迫编些无害的虚构，因为绝不该为了取悦于人而贬低自己；而当我为乐趣所驱，在真实的事上添加一些编造出来的点缀时，我就更不应该了，因为用无稽之谈来点缀真相，实际就是歪曲了真相。

然而使我更难以原谅的是我所选的那条座右铭指“终生献于真理”。。这条座右铭要求我比任何人更严格地信奉真理，而仅仅是随时牺牲我的利益和爱好也还嫌不足，还得为此而去掉我的软弱和天生的腼腆。应该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真实的勇气和力量，决不让任何虚构和编造的东西从奉献给真理的口中和笔下发出。这才是我在选择这条高尚的座右铭时应该想到，并在敢于遵循它的期间应该反复去想的一点。我的谎言从来不是出之虚伪，而全都是软弱的产物，但这并不足以为我辩解。性格软弱，至多只能做到不犯罪恶，如果还要侈谈高尚的美德，那就是狂妄和大胆了。

以上这些想法，要是没有罗西埃教士的启发，也许不会进入我的脑海。当然，要想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为时确已嫌晚；但用来纠正错误，把我的意志重新纳入正轨，至少还不能算迟，因为从今以后，这就是唯一操之于我的东西了。在这一点以及在类似的一切事情上，梭伦的那句箴言对各种岁数的人都能适用：要学习，甚至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去学习怎样做到明智、真实、谦逊，学习怎样避免自视过高，这总不会为时太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