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室纪念地里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死亡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可我在原来的陆军司令部七月二十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他们被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但是，甚至在那样的脸上，总是会想到从前关于二次大战的电影里纳粹的样子，许多人穿着那时的德国陆军军装，他们是德国的职业军人，参加了许多次战争。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使深受德国人信赖的隆美尔元帅起意谋杀希特勒，以结束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样的事实得以掩盖，保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七月二十日晚上，知道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就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7月20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带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的小孩，肩上靠着自己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的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九百天被德军围困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夜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在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二千五百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这个六月，是我第六次到柏林来，但是，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几乎称不上是个小博物馆的纪念地来参观。九年以前，我去了达号死亡营，八年以前，我去了奥斯维辛死亡营，而在一个月前，一个在上海的德国问题专家给了我普劳森湖监狱的地址，我才知道这地方，才请老朋友带我来这里，在我们一起去了柏林不少地方以后。我和我的老友一言不发地离开那里。

在高墙外面，我们找到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车，等车里热气散出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看到了纪念地门口那条单车道的小马路的路牌，就是死在行刑室断头台上那个修女的名字。

“原来莱登路，是用她的姓来命名的。”我的朋友说。

小马路上没有人。

“为什么都没有人提起这地方，也没有人来，柏林的旅游书上也不介绍。”我说。

我的朋友说：“按照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德国发动的战争，我们要多说自己的错和责任，不应该多说我们的痛苦，我们德国人的被杀，与犹太人的被杀相比，就不那么重要。而且，而且，”我的朋友伸出一只手指来强调，“也并不是有许多人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大家到柏林来，更愿意去看漂亮的地方，宫殿、博物馆、咖啡馆，不想过一个痛苦的六月的礼拜天下午。”

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一对男女往四下里张望，不知道他们是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呢，还是他们走错了路。如今繁花似锦的德国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从希特勒的影子里走出来呢？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可那条离开阴影的道路，看起来仍旧是那么漫长。

陈丹燕（1958—），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女中学生三部曲》《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