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她去结婚生子，有个完整的家庭。她完全是为了我而生活。她离婚等了我十二年，我们一九八六年才在巴黎结婚。

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在巴黎初次见到的柯莉丝婷。一个温暖如春的女子，亭亭身段，丰润的脸，笑起来可真是芙蓉如面，整个人散发一股内敛的力量，是那种经过苦难而凝成的力量，你可以感觉到，但不耀眼。她本在罗马尼亚一学院教心理学，为了卜瑞邦，来到巴黎，下定决心，从头做起，找工作糊口，支持她心目中的天才丈夫写作。终于找到一个画廊书店的工作。捆扎大包大包的书和画册，一天下来，两手出血。中午必回家和丈夫一道吃午饭。晚上将丈夫的小说译成法文。我们见到她时，她已是画廊书店的经理了。我们和他俩在塞纳河边散步，走着走着，他们就搂起来接吻。Paul笑对我说：我们得盯着这对年轻夫妇，他们必须守规矩。

柯莉丝婷比你年轻得多吗？我问卜瑞邦。

嗯。年轻十二岁。现在，还可以。但是到我老了……

没问题。Paul比我大十七岁。

那就好。我第一个妻子很美，很聪明，有精神病，我不能离婚……

我和我前妻的情况，和你们完全一样！Paul说。

一九七四年，她上吊自杀了。卜瑞邦说。

啊，人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死亡。Paul说。

人的生活是死亡的结果。夫妻关系是最根本的人的问题。我的小说写夫妻关系而衍生的人的问题。

你离开罗马尼亚，流放在巴黎，对你写作有什么关系吗？我问卜瑞邦。

我活在过去，在哪儿写都一样。不写的时候，我才活在现在。我若留在罗马尼亚，准会坐牢。一九七二年，你们到玛玛亚海边作家之家，我看到你们，没打招呼，那时候许多人都拥护齐奥塞斯库，我是批评他的……

你为什么没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呢？我问。

我若有政治庇护，就回不了罗马尼亚了。

你想念罗马尼亚吗？

现在不想。但是我终归要回去的。现在，我正在写七个长篇小说，各自成一体，但是一整套小说。只有在巴黎，我才能写下去。

一九八七年法国的《世界报》选出五十年来世界八十位最好的小说家，卜瑞邦是其中之一。

饭后已近午夜，三人又去小巷溜达。溶河，断桥，石头城墙，石砌教堂，蒙蒙的夜空渗着微光，那中古石城竟很柔美了。我想象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头发披散在长袍上，就在那样的夜光中，溜到小巷尽头去幽会。

我们走到小巷尽头，Paul突然指着一栋屋子楼上的窗口大叫：看！那是谁？

毕加索！他在窗口盯着我们！我说。

活脱儿的一个毕加索！卜瑞邦说。

啊！原来是一幅有立体感的毕加索画像。

阿尔勒——寻找梵高

阿尔勒是西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废墟。罗马帝国的城墙，经过世世代代沧桑，断断续续，留念不舍地绕着阿尔勒。古城依山蜿蜒而上。建于纪元前一世纪的斗兽场，半圆形，可容两万观众，现在是斗牛场了。当年那斗兽场是将基督徒扔进去，人和兽斗，人终被兽吃掉。

现在可是人斗人了。人也可以吃人的。Paul说。

一点也不错！卜瑞邦说。

我们一到阿尔勒，就寻找梵高的故居。一条又一条小巷，兜来兜去。

Paul说：梵高有些重要作品是在阿尔勒期间画的。这儿一定有他的博物馆，一定可以找到他住过的地方。

卜瑞邦说：高更也在这儿住过一阵子。两人闹翻了，梵高拿着剃须刀追，结果把自己左耳割了一半，据说他跑到妓院，把血淋淋的半只耳朵给一个妓女，对她说：好好保存这东西。

我们三人大笑。

我说：艺术家的毛病发挥到了极致——自毁倾向，自我崇拜。

Paul说：一点也不错。梵高那幅自画像就是那个时期在这儿画的。他后来进了疯人院。

他怀才不遇，死后才出名。卜瑞邦说。

现在他一幅小小的花卉画，有个日本人出了三千八百万美元买去了。Paul说。

我们三人边走边谈，逢人卜瑞邦就用法文问：梵高住在哪儿？

路人摇摇头。

又问：梵高博物馆在哪儿？

路人摇摇头。

我们只好走进又一条小巷。一个小店的橱窗摆着梵高画册。好，终于有人知道阿尔勒曾经有个梵高。三人喜不自胜，走进小店。一个面貌清秀的女孩笑脸相迎。

我们找梵高博物馆。卜瑞邦用法文说。

现在还没有，也许明年会建立梵高博物馆。

你是阿尔勒惟一的一个人知道这儿曾经有个名叫梵高的画家。

我是画家。

你在这儿一定很寂寞。梵高在这儿被遗忘了。Paul说的是英文。

我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女孩用英文回答。

梵高的故居呢？

女孩用法文对卜瑞邦讲了一下，一面用手比划着。

卜瑞邦好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是对我们说：走吧！

Paul伸手和女孩握手：我很佩服你，寂寞的艺术家。

走出小店，卜瑞邦叹息了一声：他们忘记了梵高，但是记得斗兽场，恢复了，常常有斗牛表演。

三人在依山小巷兜圈子，最后看到三个老人在路边喝酒。

你们知道梵高以前住的地方吗？卜瑞邦问。

知道。

好，在哪儿？

一个老人指着小巷尽头一栋黄色楼房说：梵高就住在那儿，但是战争中毁掉了，楼房是以后盖的。

我们三人都不愿去面对那再造的历史。信步溜达突然发现褪色的梵高那两个字，原来是家餐馆的招牌，隔着小巷，还有个叫高更的酒吧。木门，木板窗。

无论如何，阿尔勒还透着木料香，也没有闪闪烁烁的霓虹灯。

埃可丝

古罗马的威力，公侯伯爵的荣耀，隐没在埃可丝的废墟中了。但是，走过那寂寂小巷，洁净的庭院，石雕英雄的喷泉，杏黄泛黑的沉重楼房，你仍然沐浴在那盛年古风中。夹道高大葱翠的梧桐，婉婉向上结合成一溜新月。

早上一出门，就是一片鲜花，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花市。繁花似锦，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在这儿可真觉得真切。走过杂货市场，只见一人，啪的一下，一手将一把大刀扔在身前的矮桌上，有腔有调地唱着，拿起一张纸，凌空哗的一下，切了一条，又一条，大大小小的刀，一把一把啪啪扔在桌上，一张一张纸哗哗切成条，一面唱着：买一把，送一把。行人停下看着他耍刀，争着买刀。他卖了一副刀，又接着耍下去。他那江湖气派，撩起儿时记忆。那正是小金童教我唱小白菜的时候，我怕看血，怕看枪，怕看一切杀人的武器，但是，看到江湖人耍刀，我就要看下去，坐在小金童肩上，一直看到散场，只因为江湖人耍刀耍得潇洒，耍成了把戏，没有杀气。

埃可丝的人行道和马路一样宽敞。我们去俩小子酒吧吃午饭，只见梧桐树拱下，一张张小桌，坐满了人喝咖啡。走进酒吧，猛然一惊，不知哪个我才是真我。四面墙全是镜子，一个一个幻影。侍者一抹小胡子，招待我们坐下，递给我们菜单。即令菜单也讲着文化轶事：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两个流浪汉到埃可丝就停下了，开了这个俩小子酒吧。你坐的地方，就是沙特、毕加索、塞尚坐过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晚饭前四五点钟来，逗留几个钟头。这个历史古迹可用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话来作见证：我每年到这儿来，坐在这廊下，只为要证实那一溜梧桐永远在那儿，证实幸福仍然可求，只要青春延续下去。

我究竟在哪里呀？

南斯拉夫一九八八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三天国际作家会议，有六十八位作家，从世界不同的地区被邀参加，讨论的主题是“流放与文学”。从美国去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美国桂冠诗人史传德（Mark Strand），Patti Engle和我。

我被主席点名在开幕那天上午讲话。我说二十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我从中国历史上流放的人物，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谈到广义的流放：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离开家园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园，也可能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屈原，李后主，蔡文姬，是被迫的流放。陶渊明，不见经传的诗人寒山，是自我流放。现代中国作家，如沈从文，卞之琳，他们后来几乎都停止创作了，也是自我流放。而流放异域的作家处境最可悲，没有家园，也失去了母语，他们必须拼命抓住自己的母语。母语就是故乡。

我自己呢？流放了一辈子。我是故乡的日本租界的中国孩子，租界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华人免进”的牌子。抗战时期，我是流亡学生，到处流浪。我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我在大会上讲着讲着，自己笑了起来：我究竟在哪里呀？

在会议上讲话的作家多着重母语对作家是多么重要。

一位南斯拉夫流放加拿大的作家说：当我离开南斯拉夫，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已入加拿大国籍。那个不相干。我仍然爱我的国家。我常常梦想南斯拉夫的蓝天和云彩，闻到祖母烤出的热面包香，看到她在园子里种玫瑰花的笑容，听见……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布罗茨基说：刚才有作家把流放称为戏剧。流放可不像戏剧那样有趣。不过，作家在异国的陌生人之中流放，比在自己国家流放好得多。当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很意外的收到流放美国的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一九八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信。他说：我知道你很害怕。你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写作。假若你不能写了，那也很好。你写不出，不是因为你没有才能。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最正常的处境。

一九七五年左右，我和Paul曾邀请布罗茨基到爱荷华。他刚到美国不久，含蓄，沉静，透着点儿忧郁。一九八八年的今天，在贝尔格莱德重见，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是一个打了场胜仗的战士，有点儿疲倦吧，目光却咄咄逼人，透着点儿狠，曾经拼过你死我活的那种狠。他就在头一年一九八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布罗茨基在贝尔格莱德大剧院朗诵诗。剧院挤满了听众。人人打扮得如赴盛宴，叫人感到塞尔维亚是注重诗的民族。布罗茨基先用俄语朗诵，再由当地人朗诵翻译。俄语是男性的语言，铿锵有力，透着俄罗斯民族的悲怆。从布罗茨基朗诵的韵律和节奏中，可以感受到一股磅礴的气势，一股撼人的力量，宛如莫斯科广场的钟声。

布罗茨基朗诵后，要听众随便提问题。他对各种问题回答直率：

我在我的国家生活了三十二年，绝不以游客的身份回去……

我的国家没有我可以干得很好。我没有我的国家也可以活下去……

人们有健忘的才能，忘记现实，忘记政治现实。人民有表示他们是牺牲者的自由……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写诗。有个诗人，比我大七岁，我把写的诗给他看。他逐渐喜欢我的诗了。我从他那儿学到写诗的秘诀：尽少的形容词，尽多的名词，名词是具体事物……

我绝不会放弃我的母语。我的国家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语言：俄罗斯语。

聂华苓（1925—），美籍华裔作家。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1964年，由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聂华苓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创作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与《沈从文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