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性格是从有井田时已经成定了，其后至秦汉虽废井田，亦只如欧氏几何学之后更有非欧几何学，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于今，中国人对于西洋的东西可以如庄子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而鱼则不能晓得庄子。
财产制度的问题，中国是井田时已私有，而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个大的风景里，觉得携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种亲爱，对贴身穿戴的衣饰更有一种欢喜，虽然那人那衣饰亦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鬓际，这份私情原来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财产方面可以私有与公有不起冲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无求，大而至于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与焉”，不是一种权，一种干涉的有，所以亲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则是霸占，中国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却占而不能有。日本军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当时并不觉得失去了，不过沦陷而已，照常有着它。而西洋人的占有则不能这样的遍在自在，又常会失去，故西洋史从来诸行无常。私有公有是总要能有得好，怎样的革命，若只把私占变成公占，予掠夺者以掠夺，则狼群及蜜蜂蚂蚁社会亦共产，有何好呢？
财产制度私有公有的变化原是极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于阶级斗争，而且要说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与合理的分配。野蛮人才是生产第一主义，而且那样严肃的在分配，又时而把抢劫亦当作是生产与分配，而如何处理这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则只是茹毛饮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产成为美，而且使生产品在使用时成为美。
若知使生产亦成为美，则今日的工厂与机器必定还可以更好看，而劳动亦可以更有喜乐，经济制度将不只是取决于劳资双方的权利之争，而以一种更高的标准，即人情物意之美来衡定，生产不应只是生产关系，却是还要有好性情的。中国向来即学徒店伙亦分得红利，雇主与被雇，一是东家，一乃西宾，过年还分压岁钱，不为别的，只是做人的道理如此，只为叫大家也欢喜欢喜。
生产亦不应只是生产力，却是还要有德。生产力只能作成有限的价值，即等于其加进去的劳动量，而这劳动量是根据生产力的平均高度以时间来计算的。但如铸日本刀，必要斋戒沐浴正衣冠，至心诚意的打，才能打出宝刀，这即是在有限的值之外更赋予了无限的值。这似乎太慢，可是亦有可以快的。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两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个纺纤工场，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织布，那女工襟边佩一朵花，坐在机杼前，只见织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织出来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馆里，爱玲打算把它写出来，先记下杜甫的两句诗：
<blockquote>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blockquote>
果能一代的人皆清洁爽朗，有风和日暖，是机器的生产亦可以无限潇湘的。
而且亦不必太快，今日的问题倒是生产力的速度要慢亦不能慢，将来发展的限制不在机器，而在人到得忙不过来，高速度的世界必有一天破灭。骑脚踏车与下围棋皆要快容易，要能慢才是难，而文明则正是要能缓，如钱武肃王简淑妃：
<blockquote>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blockquote>
凡有一个大的境界，乃无高速度的感觉，火车在隧道中驶过才觉得快，而飞机在天空，火车在大平原，则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中国在井田时代及其后秦汉到清初，生产力皆比同期西洋的大，而能若无其事，这道理在今天亦还是一样，虽然今天中国的生产力一时不及西洋。
再说分配，一是市场的问题，一是自由买卖或配给的问题。市场要众产业有平等和谐的发展，则商品交换自然深稳。而且要有人生的繁华，不是单为需要才购买。而且不要财富皆是为了再生产，财富应当为受用，生产亦不过是戏乐。
现代美国的众产业亦平均发展，但仍受资本的支配，不自在的。平等是要产业的自在遍在。这里要使人想起井田，井田的产业是生在天下世界的，不止一地域内众业平等，秦汉以后亦仍此意。美国虽说要开发世界落后地域，但天下世界的演成不是这样的性情，亦非这样的做法。
西洋又没有人生的繁华，西洋产业革命后，市场扩大靠一般生活必需品的皆商品化，亦仍只是为了需要，必需品的需要，奢侈品的需要，其提高生活程度亦仍只是扩大需要，为了满足欲望。但欲望是要餍饱的，结果弄到要靠新奇来维持市场，如汽车的年年换新型。而且生活的必需品是可以紧缩的，结果弄到自由买卖亦不能进行，要行配给制。
中国则是井田以来即有礼，祭礼婚礼冠礼，乡饮酒及朝聘会同宾主之礼，单是庶民皆有一套礼服，客来必市馔沽酒，就比西洋多了一层购买力，还有四时佳节，灯市龙船，是有这样的人生繁华，所以市场乃亦生在人世的风景无限里。
文明是益益向处理生产品的方面发展，烹调比生产粮食更重要，裁衣比纺织更重要。而且好衣裳是还要人会得穿，好房子是还要人会得住，在店里看一件器皿和在人家里看这件器皿，会觉得很不同似的，即是物的值不单在生产中作成，而亦在使用时作成。西洋则说消费，使用只是耗损价值罢了，而且他们常会得消化不良，以致要以战争来消化，这是他们的无福。处理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仍只有茹毛饮血那种程度，即分配亦不能有好性情，而且除了生产便无事可做，此所以西洋财富皆为再生产，而市场乃成了贪婪，总不得清明解决。
至于自由买卖或配给制，那只是私有公有皆要能有得好的问题。自由买卖亦可以是金钱万恶，配给制亦可以如狙公赋芋。《庄子》里养猴的人经过群猴的民主决议，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然后群猴排队来领配给的芋，都欢喜了，我可是看了并不可喜。但自由买卖与配给亦皆可以是好的。自由买卖如上菜场买小菜，早晨头还没曾梳，邻女就来邀了，草草洗过碗盏，解下围襕，掠掠头发提篮就出去，外面满街阳光，菜场里皆是一片新鲜意，堂堂的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而配给则如昔时长安上元夜，皇帝请客，满城士女看灯，经过五凤楼前各领饮御酒一杯，或如今时民间仍有的清明节领豆腐猪肉，去众家山上拔笋，回来笋也分得，映山红花也折了一筐。怎样的自由买卖，怎样的配给，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总之是除了办法还要有人世的风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只是生于礼。井田时代的事，齐桓公责楚子：“尔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以来问。”一到了是礼，连茅草之微亦可以这样隆重，而车服宫室之富亦仍只是个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说法是，堂前有嘉宾，主人陪着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着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即是撮几茎放在杯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亦真的与众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国人的福慧双修。慧是中国人能与逻辑亦调笑游嬉，没有服从真理那样的话。西洋人的精神传统是奴隶主的傲慢与奴隶的卑屈，以及对世界的无亲，所以他们的真理亦说像光线的不可弯曲，人要对之屈伏而不以为耻。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对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国没有过奴隶社会，故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爱的，孟子亦说以善养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东西，除了准确不准确还有好不好，若只准确而不好，那还是不对的。真理至多不过是准确。但还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国有这好字，与欢喜相连，是吉祥喜庆的。
中国还有个巧合的巧字，这好字巧字与印度的妙字皆为西洋所无，而好与巧又比妙更有现实的事理。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能无端忧愁，放在高位亦不丧其志，能无端欢喜，故惊险亦如惊艳，能无因无由的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
西洋人惟有从他们的历史得来的知识，真理之神成主义，矛盾统一律，必然与偶然，个人对团体要牺牲不要牺牲等，皆是其阶级社会的反映。中国却有礼乐，礼实而乐虚，礼经而乐权，静则为礼，动则为乐，礼者尚别，乐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变，这就把那些哲学的问题都解脱了。而礼乐即起于井田之世，华夏的产业广衍，处处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见日月山川容与回环，虚实动静同异奇正皆是从这容与回环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