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的一声，张知行只觉得天旋地转！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内心觉得没什么希望了，看来这匿名电话是确有其事，而且打电话的人手里掌握着他的那些信件，要不然妻子凭空怎么能编得出来？张知行咬了咬牙，仍然垂死挣扎，试图把妻子的思路引向歧途：相片？你说什么相片呀？——按常情推断，潘娜送他相片，他自然也会送潘娜相片，可他的确没有这样做，他想借此试探一下妻子对事情的真相到底了解多少。
柯小玲仍然在冷笑：我们先不说相片，有没有相片你自己知道；我们先说信，你是不是给她写过信！
张知行仍然在挣扎：信？你说什么信呀？
柯小玲不笑了，声色俱厉地说：张知行！咱们俩认识已经快三十年了，结婚也快十年了，你还有什么需要瞒着我的吗？我可以原谅你的错误，但我不能原谅你对我说谎——特别是到现在还继续说谎！
张知行心里盘算着：看柯小玲现在的样子那匿名电话肯定是真有其事了，她也肯定是掌握了一些证据，虽然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个未知数，但自己一句不交待恐怕也过不了关。好在自己写的那些信大多还比较有分寸，挑一两封无关紧要的说说也未尝不可，估计不会产生什么新的问题。关键是自己现在急需从妻子口中探听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谁给她打的电话？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攻击的目标是冲着他张知行本人的则需要早加防范，必要时还须提前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吹吹风——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己的坦诚态度作为与妻子的交换条件，以此来换取她的合作。
想好以后，张知行小心地看了看妻子，字斟句酌地说：不错，我是给潘娜写过一些信，其实也不能算信，只是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随手写在纸上，后来就给她看了看，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也就没告诉你——你是怎么知道的？那电话里到底是怎么说的？
柯小玲说：你先别管人家怎么说，你先说你自己是怎么写的——告诉你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倒要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张知行内心又是一阵慌乱。假如妻子真的知道了信件的内容，那么就彻底证实了自己刚才的判断：是潘娜单位的同事偷看了这些信件之后又出于某种目的泄露给了她——这对张知行来说是致命的，不仅可能导致他家庭的破裂，而且可能导致他前程的断送。张知行越想越觉得可怕，不禁用颤抖的语气恳求妻子：你现在只关心电话泄露的内容，而我更关心电话后面的背景——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但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你究竟是怎样知道这些事情的？你到底给谁打了电话？或者到底是谁给你打了电话？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你一定要告诉我！马上！
柯小玲可能是被张知行焦急的神态吓住了，她犹豫了一下，小心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今天我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浙江的长途，是个女的，她也没有告诉我她是谁，只问我是不是张知行的爱人，我说是，她说那好，请你不要再问我是谁，我们都是女人，出于女人对女人的关心，我给你念一封信，一封你先生写给一位潘小姐的信，后来她就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一封信，真的是你写给潘娜的信，我一听那语气就听出来了……
张知行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h3>【零 九】</h3>
看来，给妻子打电话的是一个与潘娜，甚至与自己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知情人。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想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她今后还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张知行对此一无所知。他在明处，对方在暗处，他必须在极为不利的位置上来迎接对方的挑战。
首先需要与潘娜取得联系。电话虽然是打给妻子的，但目标很可能还是对准潘娜的。所以先要把潘娜周围的人事状况摸清楚，这样才能排队找出作案人，才能分析出作案动机，才能想出对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张知行看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已经是午夜了，只能明天到办公室再给潘娜打电话了。
其次需要立刻与妻子和解。张知行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利，如果妻子再与他对立，他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两面作战，这样获胜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更重要的是，虽然对方进攻的目标可能仅仅是潘娜，但她既然选择了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泄露信件内容的方式，就说明她已经决定把自己和妻子统统牵涉进去，这时如果妻子能与自己站在同样的立场上，那么整个事情将好办得多——反之，要是妻子先带头吵闹起来，那就正好落入了对方的圈套。
至于其他善后工作，张知行认为可以再等一等，他还需要看看事情的发展再做决定。比如要不要先在单位里吹吹风——倘若事情可能闹到单位，提前吹风当然是必要的；倘若事情不会闹到单位，自己不打自招地为了男女关系问题四下吹风，这不是有毛病吗？
想来想去，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先要稳住两个人：一是处于前沿阵地上的潘娜，一是处于后方大本营中的柯小玲——既然潘娜的电话只能明天再打，张知行就决定利用今夜的时间先把柯小玲稳住再说。
柯小玲的问题很简单，无非就是吃醋，再就是怀疑自己不说实话。自己在杭州本来就没和潘娜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对她隐瞒什么。至于那些来往信件，其中虽然有一些比较过分的内容，可说出大天来，最多也就是个“意淫”而已，你还能判我个思想罪不成？——想到这里，张知行理直气壮，以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对柯小玲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是多年的夫妻，我也不想对你有什么隐瞒。况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我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吗？这次在杭州我和那位叫潘娜的女同志确实接触多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工作方面的联系——她是负责接待我们的嘛！至于别的，因为她也是年轻人，又是学文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多了一些，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有时她提出一些问题向我请教，我把我的看法写在纸上，又把纸给她看了一下——你一定要说是“信”也可以嘛！如果再往深处分析，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同志，和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同志之间，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之外，会不会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想法呀？嘴上说没有，心里面是不是有啊？表面上看是没有，潜意识当中是不是有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我们俩以后也可以探讨嘛——但是总而言之，我和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友谊也始终没有超出同志间的界线，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现在的问题是，在潘娜后来出差期间，她们办公室的同事因为找公章把她的抽屉撬了，我给她写的那些东西就在抽屉里，很可能被人看到了，而且很可能要被人利用来做文章——今天你接到的这个匿名电话就很说明问题嘛！现在只是还不清楚对方的矛头到底是对着潘娜的还是对着我的，就是对着我的我也不怕，树正不怕影斜——问题是，这个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进退实为狼狈，革命处于低潮……柯小玲啊！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历史转折关头，希望你我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专门打它个日本鬼子！
张知行慷慨激昂地演说了一番，柯小玲心悦诚服地表了态：瞧你说的，咱俩这关系，我不跟你合作我跟谁合作呀？问题是合作得有合作的基础，你老不说实话我怎么跟你合作呀？现在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你给潘娜的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张知行说：人家电话里不都给你念了信——你不都知道了吗？
柯小玲说：我是知道了，可我还想考验你一下，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张知行说：都这时候了，你还考验个什么劲儿呀，睡觉睡觉。
柯小玲说：不行不行，就考验就考验。
张知行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谈了谈我对人生问题——也包括爱情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你知道，潘娜的人生观有问题……
柯小玲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不管她有没有问题，我就管你的问题！你说吧，你信里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的——你是怎么称呼她的？
我叫她潘娜呀还能怎么称呼？
不对！
那就是——小潘？你知道机关里同事之间经常这样叫……
也不对！
那我就是——你说我是怎么称呼她的？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要你自己说！
我……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那我就给你点时间，你再好好想想吧！
张知行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了。他给潘娜的最初几封信中的确只用了“潘娜”或“小潘”这两个称呼，但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潘娜一方在称谓问题上不断翻出新鲜花样，他也只好随之翻新——潘娜叫他知行、亲爱的知行、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大哥哥，我寻找了很久的人、我的另一半儿……他也只得叫她小娜、亲爱的小妹妹、远方的小朋友、总在我梦中出现的人——如此等等。当时只图叫得痛快，如今要把这一切都坦白交待给妻子，自己的态度倒算是老实了，可妻子能承受得住吗？
张知行还考虑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匿名电话只给妻子读了一封信，而他和潘娜之间的来往信件至少在二十封以上！其中潘娜给他写了七八封，他给潘娜写了十几封！——虽然说大部分信件写得还算是比较理智，可有些内容还是超出了理智，特别是到了后期，什么甜哥哥蜜妹妹的东西也还有不少，这哪里是能够随便告诉妻子的？妻子如今不过掌握了一封信的内容，尚且这样不依不饶，如果自己再没遮没拦，一股脑儿地倒把十几封信统统交待了，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张知行现在还不知道妻子掌握的是哪封信，但从种种迹象判断不像是前期的那种遮遮掩掩的信，也不像是后期的那种甜甜腻腻的信，很有可能是在他和潘娜关系发展的中期，他写的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信件。张知行在脑海中迅速地搜索了一遍这类信件，挑出几封性质最不严重的，准备一封一封地交待给妻子，但愿能和她掌握的那封对上号。
张知行极为沉重地清了清嗓子，装出一副“犯了错误但决心改正”的形象来，正要开始交待问题，回头一看——妻子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天开始蒙蒙亮了。
<h3>【一 十】</h3>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张知行预想的要顺利一些。
妻子睡着以后，他没有惊动她，自己也在床上胡乱眯了一会儿，就赶快起来收拾房间、做早点、打发孩子上学，完后自己也轻轻溜出了家门——这时妻子还没有醒来，这就给他赢得了一天的宝贵时间。
来到班上，正好局里上午要召开一个不大重要的业务会议，张知行以“有个重要材料要赶一赶”为借口请了假，这样就使他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有充足的时间与杭州方面联系。
这次张知行吸取教训，在电话中先与潘娜诉说了一番离情别绪，直说得潘娜伤心落泪，这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和盘托出。
潘娜死心塌地地站在他的一边，和他一起分析，把自己办公室的几个同事细细地过了一遍，最后把疑点集中到了科长顾放言的身上。
一、抽屉是顾放言带人撬的。
二、顾放言刚刚三十出头，自命江南才子，平时对潘娜就不怀好心，发现张知行的信件后，仅仅从吃醋的角度出发就足以干出匿名电话的勾当。
三、最近潘娜单位空出一个副处长的名额，顾放言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潘娜也是潜在的对手之一：从表面上看顾是本科学历她是大专学历，顾是现任科长她是副科级干部，似乎还不能构成威胁；要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她比顾放言还要年轻好几岁，又是女同志，又是非党干部，又听话，又没有野心，再加上活泼漂亮等等因素，有时上级部门也很喜欢提拔这种类型的女干部。——潘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张知行帮她分析的——张知行能分析出来顾放言就分析不出来吗？现放着手里现成的材料，他肯定会趁机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从而彻底摧毁潘娜的竞争力。
四、柯小玲说来电话的是个女的，而潘娜和同办公室的几个女同事的关系都很好，剩下的就只能是男同事的老婆了。而另外两个男同事的老婆也都是正派人，不会帮助丈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只有顾放言的老婆，一直对潘娜看不顺眼，巴不得潘娜出点什么事才好呢，有这么个现成机会，只怕她比她老公还积极呢！
…………
弄清了对手的身份之后，张知行给潘娜发出了四条指令：
一、必须立刻干净彻底全部地销毁一切来往信件；
二、在办公室的任何同事面前都要不露声色，也不要提起张知行或与张知行有关的任何事情；
三、暗中注意顾放言的行踪，但不要打草惊蛇；
四、有情况随时联系，但尽量不要在单位打电话，以防窃听。
挂断了潘娜的电话，张知行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了几圈，终于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整理出了一幅顾放言作案图——
某日，顾放言在无意中或有意中搞到了张知行的那些信件，他如获至宝，立刻复印下来，准备以此来击败自己仕途上的潜在对手潘娜。他的目的是把这些信件扩散出去，这样潘娜在单位里就很难做人，更不用说提什么副处长了。但如何扩散却使他动了一番脑筋：照常理应该扩散给潘娜的丈夫，但潘娜并没有结婚，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扩散给潘娜的父母吧，父母自然会严厉管教女儿，但顾及到女儿的名声，通常不会把事情张扬出去；扩散给单位的领导呢，现在开明一点的领导对这类问题一般也不大重视，弄不好还会怀疑扩散人的动机，再加上潘娜的抽屉又是顾放言带人撬的，这就更容易使人怀疑到他的头上——正在这时，张知行的妻子柯小玲打电话来找潘娜，并且留下了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顾放言由此判断柯小玲正在追查这件事情，于是决定借刀杀人。他指使一个女人——可能就是他的老婆，以同情的口吻给柯小玲打去匿名电话，将信件的内容透露给她，试图以此来激怒她——希望她能出面给潘娜单位的领导写信揭发，甚至跑到杭州找潘娜当面质问，总之通过她来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样顾放言的目的就达到了。顾放言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以牺牲一个女孩子的名誉为代价，甚至也不惜以牺牲与他无冤无仇的张知行的家庭幸福为代价，真是太过分了！
那么，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第一，张知行相信妻子绝不会丧失理智地去对潘娜采取什么行动，这样就可以使顾放言的阴谋不能得逞；
第二，张知行相信妻子也绝不会跑到自己机关来大吵大闹，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名誉得到保护；
第三，张知行相信凭自己的诚意，最终一定能够获得妻子的谅解，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家庭继续维持；
第四，张知行相信顾放言发觉此路不通后会去另谋新路，这样自己当然也有责任提醒潘娜予以警惕，但总归使自己摆脱了直接干系。
总之，张知行想出的对策是：静观待变。
当晚回到家，张知行按照自己对策中的第三条，诚心诚意地与妻子谈了话，并且开始主动交待问题。他冥思苦想，避重就轻，一边一封一封地叙述信件的内容，一边时刻留心地观察着妻子的脸色，终于从她的脸上读到了一个休止符——匿名电话中念的就是这封信！于是他赶紧打住，说自己与潘娜的来往信件大致就是这些，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非要触及灵魂深处，他甚至可以承认自己曾对潘娜动过心，但有外心总不等于有外遇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怕犯错，就怕不改——认识了改正了还是好同志好丈夫嘛！
谢天谢地，妻子掌握的这封信性质并不严重，张知行在信中不过是与潘娜议论了一番对时局的看法，并没有多少情呀爱呀的东西。熟悉机关内情的人都知道，两个同事能在一起畅快淋漓地议论时局，说明两人的关系已经亲密无间，匿名电话的策划者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把这封信泄露给柯小玲的——但柯小玲并不熟悉机关特点，况且张知行的那些观点在家中也是常常谈起的，所以也就没有感到怎样的异常，在张知行深刻检讨了一番之后，也就顺水推船地原谅了他。
后来，张知行又把自己对匿名电话的分析结果告诉了柯小玲，柯小玲对顾放言和那个女人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义愤，并当场表态说：如果她再来电话，我一定把她骂回去！
至此，张知行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接住了对方的球，哼，且看她下一步如何动作吧！
<h3>【十 一】</h3>
以后回想起来，张知行觉得自己实在是个盲目乐观主义者，自己当时真是高兴得太早了——他哪里接得住对方的球？对方这第一个球不过是火力侦察，真正的高难度的球是三天以后才发过来的。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还是阴沉沉的天，阴沉沉的妻子，阴沉沉的语调，好在孩子已经提前去了姥姥家，张知行可以立刻问她：怎么了？
妻子说她上班的时候又接到了匿名电话，还是那个女的。
怎么，你不是说要把她骂回去吗？
是啊，我是想骂她，可是她在电话里又给我读了你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你从来就没告诉我，比你那天说的所有的信都严重——你那天没有对我说实话，你还在骗我！张知行震惊了：他曾为对手设想了好几条路，没想到对手最后却选择了这种穷追不舍的方式——难道他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张知行于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手的这个电话毁坏了妻子与他的联盟，要想重建这个联盟就必须如实交待他的那些信件的内容，这样才能重新获得妻子对他的信任；而他有些信件的内容确实难以对妻子说出口，说出来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夫妻反目——两害相权取其轻，张知行决定再适当交待一两封，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少程度。
问题是他并不知道对手泄露的是哪封信，只好小心翼翼地一句一句地试探，试探的结果是妻子说他不老实，问他还有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当张知行交待到第四封信的时候，柯小玲的脸上才稍稍有了一点满意的表情，张知行知道就是这封了，正想顺势收住，柯小玲却抓住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和他纠缠不清——什么叫“紧握你的手”？
我也记不清了，我就是随便那么一写。
不对！你不是随便写的！我知道你，你用每一个词都是有考虑的！你说吧，你为什么想紧握她的手？是不是怕她跑了？你想紧到什么程度？你想握到什么时候？除了握她的手你还想握她什么地方？……
张知行被问得张口结舌。他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耐心解释，引经据典，杂学旁收，总算在次日凌晨把妻子安抚住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妻子睡到中午，一觉醒来，又想起信中的一句“我觉得你很远，又觉得你很近”来向张知行发难：什么远？什么近？是不是她人隔着几间房，心飞到你身边呀？你说她远她就远，你想她近她就近吗？你想让她近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一直近到你的房间、一直近到你的被窝里你才满意啊？是不是要一直近到……啊？
张知行只好一边干家务活儿，一边忍气吞声地一直解释到下午。
下午陪妻子回娘家吃过晚饭，接过孩子，晚上刚把孩子哄睡了，妻子又想起信中的一句话来问他：你怎么就认定她是你的“知己”？你都跟她说了什么？她都知道了你什么？你们这对“知己”是“红颜知己”呀还是“白发知己”呀？说不定也是“床上知己”吧？
张知行只好又从床上爬起来接着解释。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妻子不仅把这几封信中的所有可疑词句都让张知行解释了一遍，还把上几封信中能想得起来的难懂字眼也重新翻出来让他解释，搞得张知行心力交瘁，连寻死的心都有了。
下班回家，正要好好休息一下，妻子突然问：你说“休息”是什么意思？张知行莫名其妙，妻子继续说：我想了好久，你有一封信里跟她说的“好好休息吧”是什么意思？是让她一个人“休息”呀还是你们两个一起“休息”？这“休息”和“睡觉”到底有什么区别？“睡觉”是不是也可以叫“上床休息”呀？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跟她一起“上床休息”？
在厨房做饭，正干得热火朝天，妻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喂，你说，什么叫“火”？张知行瞪着两眼说不出话，妻子继续问：你在信里不是说她身上穿的那件红外套让你想起了“火”吗？我查过书了，“火”是代表“欲望”的——你到底对她有什么“欲望”？你们俩到底想怎么“火”？“火”到什么程度？“火”到哪里算一站？是不是想一直“火”到底呀？
晚上看电视，正想放松一下，妻子指着屏幕上的外国画面问：你说中国和外国有什么区别？张知行正不知从何说起，妻子继续道：你不是跟她说“我们毕竟是在中国”吗？在中国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嫌我们中国不允许你们俩搞性解放呀？有本事你们跑到外国去好了，到外国就都解放了嘛！
如此等等。
张知行有时甚至觉得妻子很陌生。这还是他从三岁起就认识的那个邻居家的可爱的小女孩吗？这还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和他坐一个教室、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和他眉目传情、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敢于和他偷偷溜进电影院里手拉着手看电影的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吗？这还是他整个中学时代一直朝思暮想的少女、他整个大学时代一直念念不忘的情人、他参加工作以后一直朝夕相处的妻子吗？——真是岁月无情啊！
张知行委曲求全，为了维护家庭，只得低声下气地反复向妻子解释、反复请她原谅、反复谴责自己、反复痛下决心——弄到最后连他自己都烦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一辈子要都这样过下去，还真不如离婚算了。
好在经过他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妻子的情绪算是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张知行也觉得总算可以稍稍地松口气了。
<h3>【十 二】</h3>
张知行后来才知道，这哪儿到他松气的时候？这不仅不是整个事情的结束，甚至都算不上整个事情的高潮，一切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后来发生的一切更使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他认为自己算是陷入了平生最为狼狈的境地。
在他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妻子又接到了第三个匿名电话。
如果说第二个匿名电话已经使张知行进退两难的话，那么他这时就陷入了双重的两难：首先是这个匿名电话所泄露的信件内容是他没有向妻子交待的，这就使得妻子对他更加不信任，要想恢复妻子的信任就必须做出更加彻底的交待；从另一方面说张知行已经把可以交待的都向妻子交待了，没有交待的都是绝对难以启齿的，如果说出来就等于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如果说过去张知行还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退路。
柯小玲和他大吵大闹：张知行，我求求你！你到底给那位潘小姐写了多少封信啊？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你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行不行？你不要让我一遍一遍地受这匿名电话的刺激行不行？我现在在单位里一听人叫我接浙江长途就血压升高、就两腿发软、就要犯心脏病！我刚三十多岁，你能不能开恩让我再多活几年？我说过我可以原谅你——我原谅你了行不行？不管你写了什么干了什么我都原谅你！你就是跟她脱了衣服上了床我都原谅你——我就是让你跟我说实话，让你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啊？
难，实在是难！
张知行思来想去，只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一边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交待，一边察言观色地注视着妻子的神态。他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现在剩下的都是非常关键的内容了，多说一句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他也不敢少说一句话，因为现在妻子对他的信任已经降低到最低点，少说一句就可能被认为故意隐瞒。他希望匿名电话的游戏到此为止，这样有些最为关键的内容就可以蒙混过关；但他同时又必须准备迎接下一个匿名电话的到来，现在就得主动地把这些内容透露给妻子，以免到时又落下一个“不老实”……难啊，真是太难了！
交待以后的情况和张知行预料的差不多：一方面妻子仍然说他不老实，说他还有更为重大的情节没有交待；一方面又照例抓住他交待出来的只言片语，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反复质问他、嘲讽他、折磨他……
这也难怪，张知行现在交待的已经属于那些“甜哥哥蜜妹妹”一类的信件了，比如他说潘娜“你的出现更使我感到生命的可贵”“你总使我想起一些很遥远很美好的事情”“我有时也觉得你就是我的另一半儿”“我现在才算是真正理解了《红楼梦》中‘可惜我没福’这五个字是怎样的字字千钧”、“我今天反复吟诵着你们江南诗人歌咏‘情尽桥’的名句：世间唯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如是等等，哪个做妻子的看了能不气得发抖？
使张知行稍感意外的是，有些他认为并不十分严重的词句也激起了妻子非常强烈的反应。比如有一次潘娜问他想不想家，他回答说“既想家，也想你”——这不过是一般的打情骂俏，但妻子的反应却是用头撞墙：我不活了！我没法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跟你夫妻十年，我给你生儿育女，我是你什么人？她是你什么人？到头来你却把我和她——她算个什么东西——摆在一起！你，你干脆杀了我吧——求求你别让我活在世上丢人现眼了……
张知行心灰意冷。
他知道妻子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很难在短期内回心转意，即使自己花了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耐心把她劝转回来，又可能再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匿名电话，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与其这样，不如暂时破罐破摔，当年叶群有句名言：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充其量能坏到哪里去？
他采取的措施是尽量少回家，不是借口机关加班，就是外出帮单位办事，差不多天天都要耗到末班地铁才老大不情愿地回到家中。到了家先闷头干活，完后倒头便睡，妻子叫他他也不应，问他他也不语，死猪不怕开水烫，耳聋不怕惊雷响，最后妻子也只得随他去了。
与此同时，张知行加强了与杭州潘娜方面的联系，不断寻问那位顾放言科长有何最新动向。潘娜说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目前单位里的干部任命也没什么新的消息，她还曾经找顾的老婆套了套话，也没套出什么来，总之一切照旧。张知行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令她继续观察。
张知行也曾考虑过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比如先设法断了匿名电话的来路，完后再细细地给妻子做工作。他曾设想给顾放言写一封匿名信好好地规劝他一下，甚至严厉地恫吓他一番，总之信要写得巧妙，如果顾是作案人他一看就懂，如果此事与他无关他反正也看不明白，横竖自己不露痕迹——这封信后来所以没有寄出，是因为张知行判断顾放言的智商至少和自己不相上下，遇到这种强劲有力的对手，这样的小把戏是没多大作用的。
当妻子宣称接到第四个匿名电话时，张知行已经完全能够泰然处之了。
妻子又哭又闹，说这个电话所披露的内容又是她闻所未闻、又是骇她听闻的，她怨恨丈夫至今不肯对她说出全部实情，她希望丈夫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对方宣称今后还将不断地给她打电话披露信件，而且还将把全部的复印件一封一封地寄给她看——张知行！我从小就熟悉你的笔迹，我上小学时就接到过你的字条，如果我看到这样熟悉的笔迹竟是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我怎么能受得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话呀？
张知行为什么要说话？他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妻子，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问题。他现在已经完全冷静了，可以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了。而一旦换上冷静的眼光，就会发现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张知行看着妻子，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她在表演。
<h3>【十 三】</h3>
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张知行仍然无法弄清自己这突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莫非真是上帝的启示？而在当时，面对着不依不饶的妻子，他的确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他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他落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套！
首先，杭州那位顾放言科长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物的设计完全站不住脚——当然，现实中的顾科长本人可能存在，但他并不存在于这件事情当中，他根本与这件事情无关，他绝对不是作案人！
只需要把自己放在顾放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切就都清楚了：倘若自己要和潘娜争夺一个副处长的职位，而自己又搞到了那些有损于潘娜名誉的材料，那么自己将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呢？毫无疑问，只能扩散给群众！至扩散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匿名信也好，小字报也好，假装无意中遗失在公共场合也好，随意泄露给某个爱传闲话者也好，总之办法多的是，而且都比往北京打长途来得简便快捷，何必非要舍近求远呢？
就算顾放言第一次的选择是错误的，想通过张知行的妻子柯小玲来达到诋毁潘娜的目的，他又怎么有耐心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地慢慢打电话呢？又怎么有耐心一封信一封信地宣读而且把最重要的内容压到现在还不抛出呢？特别是他还宣称要把复印件一封一封地寄给柯小玲，这当然会给柯小玲本人造成很大痛苦，给张知行的家庭造成很大危害，但又能给顾放言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呢？距离他竞争副处长的初衷岂不是越来越远了吗？
没有好处的事他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做呢？
那么，假如张知行的家庭因此破裂，将给谁带来好处呢？
有一个人：潘娜。
只有一个证据：她爱张知行。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她听说柯小玲已经发觉此事并且留下了自己单位的电话号码后，就编造出抽屉被撬、信件可能被同事翻看的谎言，完后再编造出一个什么顾科长来转移张知行的视线，接着她就可以每隔几天给柯小玲打个电话，一封一封地把信读给她听，反正那些信件都是她烂熟于胸的……
但是，张知行仍然不相信是潘娜。
同样只有一个证据：她爱张知行。
她爱张知行，她不会这样伤害他。
她现在追求的只是爱情，还不是婚姻。
那么，张知行的大彻大悟究竟悟出了什么呢？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他忽略了一个人，一个过去始终被他认为是智商远远低于自己的人，一个在这次事情中表现出非凡才智的人——这就是他的妻子：柯小玲。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很久以前，在他返回北京的那个下午，柯小玲并没有真正发现潘娜的相片，她发现的不过是自己抄在《工作日记》上的那首爱情诗，她只是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丈夫在杭州经历了爱情，剩下的都是张知行自己主动交待的：相片、潘娜、单位、电话……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当柯小玲决定乘胜追击、搞清事情的全部真相时，自己恰好被潘娜抽屉被撬的巧合事件蒙住了双眼，轻而易举地举手投降了！柯小玲起初说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说有人给她打了电话，还提到了相片、信件或者其他——这恰恰说明她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因为自己沉不住气，才导致了后面的故事——所谓“匿名电话”云云，实在应该算是自己帮着柯小玲创造出来的杰作！
张知行突然明白了：柯小玲开始的企图，只是想诱他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随着游戏的深入，他在她面前的狼狈不堪又使她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和心理的满足——越发使她欲罢不能了！只要她愿意，只要她高兴，她随时都可以自称接到了匿名电话，让他心惊胆战，让他无地自容，她则可以高高地坐在上面俯视着他，完全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张知行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妻子，浑身打了个冷战——女人，太可怕了！
是的，她胜利了。
同时，她也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她侦破了爱情，她也就失去了爱情。
张知行很清楚：他们的日子到头了。
<h3>【十 四】</h3>
很久很久以后，已经到了秋天，张知行带女儿登上了香山。
女儿累了，娇嫩的脸蛋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嚷嚷着头晕，不舒服。张知行抱起她，安抚她，笑着指给她看满山的红叶。
张知行教她念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接着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他和一位杭州女孩初次相遇时的情景，想起了那件红颜色的短外套。
那是二月吗？也可能是三月吧？他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