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且认为通俗不是平凡、浅薄、粗陋、迎合低级趣味，他认为大众化是要接近大众的生活，增强大众的兴趣，培养大众的温情，诱导大众去写作。

文宗山一上来就不无影射地说：“在言路窄狭的今天，将文艺通俗化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自然不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强调“通俗”与“庸俗”是绝对不同的，一要“在趣味性中去增加老百姓对文艺能进一步的认识”；二要“由浅入深，必需循循善诱地把他们一步一步往上拉”。

综合看来，在这场讨论中，论者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即把通俗文学当做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对待，从启蒙民众的角度给予高度重视，既注意把它与“纯文艺”区别开来，更注意把它与“俗文学”区别开来，主张以其娱乐功能为手段，以其教化、认知功能为目的。这实际即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不禁使我们注意到，这场讨论与发生在国统区、解放区的同类讨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解决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重。这一讲话决定性地提高了解放区通俗文学的地位。国统区以向林冰和葛一虹为双方代表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最后也归结到大众化的道路上。老舍在《谈通俗文艺》中把“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相区别，实际跟陈蝶衣的用意是一致的。茅盾主张大众化要利用旧形式（37），艾思奇甚至写出了《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周扬、何其芳等人也大谈“形式”与“内容”，结果，国统区、解放区的通俗文学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如果把沦陷区的这一情况放进去一并观察，就可看到全国范围内，新文学面临着五四以来又一次巨大的话语变革，这一变革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当然，沦陷区与国统区、解放区所理解的“内容”、“形式”可能各自不同，所以，通俗小说的面貌也大不一致，但仅此一点即可有力说明，沦陷区通俗小说的繁荣是文学自身发展所主要决定的，并不因“沦陷”而失去其自身固有的任何艺术价值。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沦陷区通俗小说的兴盛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此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界也都对通俗文学青睐有加。国统区的通俗小说先是借抗战小说抬高品位，又转而以讽剌、暴露增加其思想深度——例如张恨水，后来又有无名氏、徐汙的被学界称为后期浪漫派的小说——算是较为精致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通俗小说则无论在品位上还是影响上都压过了先锋小说，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成了小说界的核心人物。另外，与沧陷区一样，国统区和解放区都进行过文艺大众化的讨论，都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得失进行过总结阐发。这似乎又可说明，通俗小说的兴盛是不好仅凭沧陷区这一维去思考的，沦陷区与文学的兴衰并无必然联系。

除了理论上比较深入的探讨外，沦陷区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都是相沟通的。当时的雅俗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存在如此巨大的分野。同一本刊物上，往往是既有先锋文学，也有通俗文学，有时不大分得清彼此。如《春秋》杂志上既有孙了红、胡山源、程小青、张恨水、丁谛、郑逸梅之作，也有茅盾、巴金、沈从文、臧克家、黄药眠、王西彦，乃至冰心、李金发、穆木天之作。从作家看，予且、丁谛、谭惟翰等人主要以通俗小说家面目出现，但他们的有些作品，尤其是短篇，无论看内容，看形式，都没有过硬的理由说它们就不是先锋文学。如谭惟翰的《夜阑人静》当然可视为通俗小说，但他根据戴望舒的名作《雨巷》的意境所写的同名小说，却是先锋意味很浓的、颇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出恋爱悲剧。同样，危月燕的《花都蒙尘记》可视为通俗小说，而他写的《首阳山》，却与鲁迅的《采薇》一样，属于“故事新编”风格，按某些学者的观点，颇带表现主义风格，这却又是先锋文学了。所以，不少作家实际上具备了多副笔墨，也许这是沧陷区的生活现实迫使作家不得不“多才多艺”吧？顾明道、程小青都兼作书画扇面，予且为人批命占卜。徐卓呆在郑逸梅的纪念册上写过十六个字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这恐怕的确写出了这些“沧陷区文人”在特殊处境下的心态和操守。所以，像《大众》这样的刊物，敢于宣称：“在这本《大众》里面，新旧两派，可谓已经打成一片，虽在目录里面，也看不出一点痕迹。”《春秋》杂志则主张正统派与鸳鸯蝴蝶派应如“陆处之鱼，相啕以沫”。通俗文学并未因先锋文学的萎缩而大露其短，相反却趁机吸取先锋养料，丰富了自己的装备，就好像正规军撤退以后，游击队反而发展壮大，成了“准正规军”一样。

与世界文学的沟通也是沦陷区的一大优势。如谭惟翰就译过托尔斯泰的《生之真谛》，伯吹、柏舟等也译过托尔斯泰之作，欧美的名家名作和文艺思潮不时都有介绍。程小青译的《希腊棺材》和《女首领》非常著名。北方的刊物则翻译日本的作品较多。《大众》杂志上还请钱士翻译了劳伦斯的《蔡夫人》，即今译《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这种在同一本刊物上，古今中外并列，雅俗新旧杂陈的做法，大大有利于通俗文学的“提高”，就像普通中学的学生，插班到重点中学一样，近朱者赤，自然会产生“见贤思齐”之效。至于先锋文学是否会“近墨者黑”，那就另当别论了。

总之，沦陷区文学工作者多方面的辛苦努力，使沦陷时期的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没有“静默”和“停滞”，而是取得了在某些方面看来比国统区和解放区更有特色的成就。这是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所必须正视和承认的。

（1）指钱理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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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载于《山东文学》198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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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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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西滢《致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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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皆波德莱尔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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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兰波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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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南族中将情歌称为“欢”，祝贺歌称为“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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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智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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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托多罗夫：《侦探小说的类型学》，《环球文学》IMO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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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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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侦探案》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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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转引自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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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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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国作家莫理斯•勒布朗笔下的侠盗形象，被认为为侠盗形象的鼻祖。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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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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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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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阿蒂利奥•炅尔托卢奇（1911-2000），意大利诗人，影评家。导演贝纳多•贝尔托卢奇与乔塞•贝尔托卢奇的父亲。——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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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爱伦.坡塑造的神探形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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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吴承惠：《程小青和（霍桑探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侦探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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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引自汤哲声：《张碧梧评传》，《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三，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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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本自由国民社：《世界推理小说大观》，群众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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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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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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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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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吟峰：《霍桑探案集编后》，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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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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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本自由国民社：《世界推理小说大观》。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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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拉里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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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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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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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托多罗夫《侦探小说的类型学》，《环球文学》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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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何岩：《张资平和他的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爱之焦点》，笫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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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郑逸梅：《悼顾明道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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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张贛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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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例如《春秋》杂志第一年第五期，第二年第一、二、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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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指周璇、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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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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