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文章不值钱，漫漫长夜意萧然。

穷途恶作低眉想，敢托丹青补砚田。

上面这首七言绝句，乃是中国侦探小说第一高手程小青的文笔。不过他写这首旧体诗，既非有关侦探，也非意在消遣，而是为了挣钱。说白了，这是一首广告词，在1943年之际，常见于上海的《春秋》、《小说月报》等比较通俗的文学刊物，上题“程小青画例”。具体条例为：扇面册页，每帧一百元；立轴，每尺一百元；屏条七折，堂幅加半。右为花卉果蔬草虫例，金鱼加半，翎毛加倍；点品不应，墨费加一；先润后给，约日取件。

以堂堂中国柯南道尔——程小青之大名，竟然做此迹近江湖卖艺之糊口营生，试看其诗作之无奈，条例之细谨，不禁令人油然生问：乱世文章，真的就那么不值钱吗？

乱世文章，在乱世大约的确不那么值钱。但到了后世，往往就未必了。我们今日的许多所谓经典作品，不都是乱世的产儿吗？不过，程小青当日所处之乱世，乱得有点特殊倒是真的。国土半焦，禹域三分，今日大陆学界称其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是也。解放区、国统区之文学成就，世人已有高誉，第一次文代会之所谓大会师，主要即指这两支队伍。但日人统治下之沦陷区，长期以来，却仿佛曾经失节之妇人，一失百失，操守尚且不存，文章怎会值钱？如有人评价张资平说：“……至于他从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7年投靠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为汉奸文人以后，他从政治到艺术就完全堕落了。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格还是他的作品，都是毫无价值的了。”（何岩：《张资平和他的小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爱之焦点》，第457页。）

这显然是用一种固定的眼光去.看纷繁变化的大千文学世界所得出的虚无主义结论。沦陷，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语境，文学当然要变体以生存，以发展。责骂固然正义，但抹而去之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幸好，如今局面有了改观。人们巳不难认识到，以前对沦陷区文学的视而不见，完全是政治意识的影响。须知，军事上的沦陷，并不等于文化上的沦陷；文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殉国或撤离，留下来仍操旧业，也并不等于卖身事敌。关于沦陷区有没有文学，已然不成其为问题。价值如何，则依据目前的研究状况，似尚不宜速下断语。但肯定存在其特殊价值，是毫无疑义的。其特殊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通俗小说的勃兴。

通俗小说的勃兴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表现。当然，沦陷区的通俗小说自然有沦陷区的特点。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残山剩水太荒寒，对此茫茫感百端。

蒲柳衰资从容笑，桑榆晚景付谁看。

萧骚更助民声急，邋遢难随雨点干。

且喜小园逃劫外，朝朝修付报平安。

这是1942年上海的《小说月报》2月号上刊载的一首七律。它十分典型地表达了沦陷区大多数文人的复杂心态。失地千里，只剩下荒寒的残山剩水，面对苍茫大地，抚今追昔，令人百感交集。时局风云变幻，伤心人穷愁潦倒，虽尚能强颜欢笑，但其中却有多少苦涩，只不过聊以自我安慰。明知如此，也只好安于劫后余生的眼前日子，或许只要平安，就存在着希望吧。诗意表面看来是消极苟且，实际上蕴含着深深的忧患和报国无路的感慨。如果遇上盛行文字狱的年月，单看头一联就可以让作者送命。

说是不谈政治，事实上，政治是无处不在的，谁也回避不了，摆脱不掉。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万象》1942年8月号有篇文章这样写道：

“这个年头儿，据说：哭笑不得。但我总认为，与其哭，毋宁笑……”

如果说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状态是“哭笑不得”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先锋文学是在呜呜咽咽地哭，而通俗文学则是在故作开心地笑。其实，这笑也是哭的一种变体，开卷时令人舒眉解頤，掩卷后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沧陷区的通俗小说，没有直接“与抗战有关”的。但从中时常可以感受到对时局、世态的曲折反映。例如，官方宣传假造出一片“繁荣”气氛，而不少通俗小说却专写大煞风景的并不繁荣之事。老作家顾明道有一篇《冻结西瓜》，写一个名叫云龙的画家与彭家表兄合伙做西瓜生意，结果因天公不作美而大折其本。这个类似今天文人下海、大学教授卖馅饼的故事，与前文所叙的“程小青画例”相映成趣，反映出知识分子不合理的社会地位问题。南方如此，北方亦然。李黛风的《啼笑皆非》，写一个北大毕业的文学士以卖米面谋生，并渐渐地发了财，但是却耽误了孩子求学的大好年华。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类通俗小说充其量只是给社会“抹黑”，针对性并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武侠侦探等其他类的通俗小说中，攻击性有时就比较显露了。如顾明道的武侠小说，旨在“壮国人之气”、“为祖国争光”（郑逸梅：《悼顾明道兄》），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程小青和孙了红的侦探小说则尖锐地披露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现实。包天笑有一篇《两性王国》，是寄寓了反战意识的和平寓言。

不过，更大量的通俗小说，其“思想意义”是淡化的，只能在总体上领悟出是一种政治高压之下苦闷的移情。单纯从政治语境去看待通俗小说肯定会挂一漏万。沦陷并不能改变一切，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具有连续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通俗小说比起先锋小说来，更能保持这样的稳定状态，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是市场，是经济。京、津、沪、宁、汉等地区并未因沦陷而丧失其经济中心地位，相对依然活跃的市场经济保证了通俗文学的销路。1943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谭正壁的《记苏州》开头写道：

听说最近的苏州，比了过去还要繁荣，这自然是个人间可喜的消息。天堂不但没有沦为地狱，而且比过去的天堂还要美丽，这在人类贪图苟安的享乐的心理上，自然会感到十分的欣慰与愉快的。而且还听说那里的米价很贱，生活程度要比上海低得多……

相对国统区和解放区来说，沦陷区的民众虽然遭受着异族统治者的无情搜刮剥削，但那里多年形成的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保证了其日常生活的相对宽裕。当时销售量较大的通俗刊物便是以这些民众为衣食父母的。上海《万象》杂志1942年10月号上主编陈蝶衣撰文说：

《万象》自出版到现在，虽然还只有短短的一年余历史，但拥有的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层，同时在街头的贩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见《万象》的踪迹，这可以证明《万象》在目下，已经成为大众化的读物。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我们还能栖息在这比较安全的上海，在文艺的园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从这里可以看出，拥有广大的各阶层读者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把“点缀、安慰”人生作为一项主旨。

作为安慰人生的主要工具，武侠小说在沦陷区得到了空前的兴盛。从东北到华北、华东各地的刊物都争相连载武侠小说。在王海林所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认为20？40年代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第三次浪潮，“发端于二十年代，盛极于三十年代，衰落于四十年代”。这里的“盛极”一段，其中沦陷区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谓武侠五大家中，除“南向北赵”外，顾明道、宫白羽、还珠楼主，都在沦陷区武侠小说创作中有上乘表演，而且王海林认为，“白羽以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已无胜可瞻”。的确，沦陷区的武侠小说创作可称是有声有势的。不仅出现了宫白羽《十二金钱缥》、《双雄斗剑记》、《武林争雄记》、《偷拳》、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郑证因《鹰爪王》这样的风靡一时的杰作，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理论探讨。徐文滢在《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中评价“不肖生有叙故事叙得很动人的才能，却没有精密细致的结构法。另一侠义小说的专门作家赵焕亭在这方面很有成就”。1933年北京的《立言画刊》第20期上的《葫芦吟》一文也专门比较了南向北赵的长短，指出北派武侠小说专家赵焕亭先生，其所为之武侠，迥异凡俗，匪特描写武技，且兼及社会风尚，儿女倚怀……自较向作强些个也。”郑逸梅在《小说丛话》中探讨了“武侠小说的始祖”。包天笑在《钏影楼笔记》的《武侠》一节中提出“今后的写武侠小说的，有几个条件，应当遵守”。“第一是不能迷信”，“第二是记载要合理化”，“要有社会意识，要有民族观念”。这几个条件，在后来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果然得到了实现。

侦探小说尽管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不如在西方长得那样茂盛。但其充满刺激的内容，无疑是平庸日常生活的上好佐料。杀人放火，走私贩毒，自杀他杀，仇杀情杀，都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勾引人去探察个中内幕。当时出版的侦探小说集，印数都十分可观。许多刊物都经常刊载侦探小说以招徕读者。程小青同时在数个刊物上发表他的侦探小说创作和译作，拥有一个庞大的“霍桑迷”读者群。孙了红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塑造了侠盗鲁平这一正邪之间的人物形象。当他生病住院时，《万象》杂志为其募捐，从可观的数目上可以看出读者对他的喜爱。从销量上讲，侦探小说仅次于武侠小说。这种“安慰”人生的方式，是单凭政治无法解释的，必须考虑到更广泛的文化因素。

言情和其他社会小说在选材上一般回避当时的现实，或者淡化时代背景，或者写民国初年，或者写战争以前的岁月，但往往含沙射影，也能起到针砭现实之效。例如秦瘦鸥的《秋海棠》揭露了军阀的凶狠残暴，通过秋海棠与罗湘绮两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为被压迫的人提出了抗议，所以，其社会效应大大超过了其所取材的简单的桃色新闻，引起了沦陷区民众一种不言而喻的对残暴统治者的公愤。该书在上海《申报》连载未完，即有人想把它编为戏剧，搬上舞台。1942年，上海若干剧团与上海艺术剧团合并后公演了由秦氏亲自执笔改为话剧剧本的《秋海棠》，轰动了大上海，连演五个多月。沪剧、越剧也纷纷改编。1943年该书又搬上银幕，扩大了在全国的影响。这在通俗小说界，是张恨水《啼笑姻缘》之后十年间罕见的盛况，故被称为“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包天笑的《大时代的夫妇》则以“八？一三”为背景，细致描绘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流离失所的不幸。作为一位鸳鸯蝴蝶派的元老，包天笑显示出不落后于时代脚步的思想境界。另一位与张恨水齐名的言情小说大师刘云若，则在沦陷时期力作迭出。不过，他对自己的言情之作倒是有些负疚之意。他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子》中说：“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每一思维，辄不用其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他的小说，不是一味的缠绵言情，而是蕴含着一股泼辣的刚烈之风。从中似可看出其振作的愿望。另一位言情小说名匠陈慎言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恨海难填》等代表作。南方的王小逸、谭惟翰、丁谛、予且则以更接近新文艺的笔调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通俗文学刊物，他们大多以写实手法描绘日常人情、男女纠纷，对于了解那个时代风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滑稽小说在这一时期也显得特别活跃。北方的耿小的，南方的徐卓呆，都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于插科打诨中发泄着心中的不平，揭露着社会的不公。徐卓呆的名作《李阿毛外传》以哈哈镜的方式，讽刺了当时的畸形世态。耿小的比起徐卓呆来，讽刺性更为明显，他说：“讽刺与滑稽是对立的，讽刺是一种冷酷的毒辣的东西。滑稽是一种热情的，浪漫的。”“还有人民对于政治的不良、强有力者的压迫，不敢直接反抗，只好在旁边加以冷酷的讽刺，可是这种讽刺倘太明显，被强有力的抓住，仍有丧命的危险，而心里的不平，总想发泄出来。于是委曲婉转地用笑话把讽刺发泄出来，叫人看着抓耳搔腮，干没办法，惫不得，笑不得，这就是幽默。幽默不是直筒式的，不是麻木的。”可见，滑稽与幽默、讽刺在耿小的那里是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性的。不过，耿小的当时也写过赞美日本的文章，这或许是一种避免“丧命的危险”的生存手段，也未可知。

总之，沦陷区通俗小说无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前一时期，都有发展。只是针对现实的方式要更曲折一些。不过，即使在非沦陷地区，非沦陷时期，文学针对现实的方式就一定很自由吗？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勃兴在“形式”上也很值得注意。有首诗这样写道：

试研宿墨动诗情，写了倭笺夜一更。

我自闭门无冷暖，不妨门外有阴暗。

这是上海的《春秋》杂志1943年9月号上云间白蕉的一首《闭门》。它的后两句令人想到鲁迅《自嘲》的末联：“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对比分析一下可知，这是两种差异很大的态度。鲁迅的态度是一种挑战和抗争，躲进小楼是一种士的隐蔽，为的是在自己的一统阵地里向外面的春夏秋冬不断射击。而闭门的目的则是隔断与门外的冷暖交流，用忘记门外来维持自我的存在，明知外面会有阴晴圆缺，却以“不妨”的心态来彼此间离，这是一种隐退和逃逸。或许这种差异就代表了沦陷区文学面貌的改变。进一步说，由于隐退和逃逸，使得本来就缺乏先锋性的通俗小说在沦陷时期更加致力于完美自己的艺术形式。小说所描写的“冷暖阴晴”与非沦陷时空并无甚大差异。倒是作为小说艺术的“诗情”，在这一阶段给人留下相当突出的印象。

沦陷时期，通俗小说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和教训。战前的30年代，通俗小说盛极一时，余热未消。沦陷以后，读者市场对通俗小说不仅有着量的需求，更有着质的需求。“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竞争中求变、求新、求好，这就鞭策着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提高艺术水准，“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另一方面，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巨大成就为通俗小说树立了再方便不过的学习榜样。通俗小说不断汲取先锋小说的新鲜技巧，其艺术水平如影随形般跟在先锋小说后面持续进步。这也是它能与先锋小说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沦陷区的通俗文学与世界文学保持着比较畅通的联系，能够追逐世界潮流。这些都使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甚为可观的程度。

艺术水平最高的自然当属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因为这块领地受新文学影响最大，以致不少作家、作品到底算俗还是算雅，颇难定论。例如张爱玲、苏青，似乎是雅的，但细品却不乏市场气。予且、谭惟翰、丁谛，似乎是俗的，但其思想和艺术追求都有超俗性。因此，所谓通俗一语，有时也只能约定俗成，只要不把它看成贬义词，也就不算委屈了被覆盖在其下的作者。但是，同一个作者，其作品的艺术质量往往是参差不齐的，因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往往是急就章，一位作家同时在数个报刊上连载几部长篇小说是常事，甚者如王小逸坐在印刷所里同时写十种连载小说，边写边印。这就好比多产的母亲，能有一两个宁馨儿已经足可欣慰了。

这一类小说普遍讲求结构艺术。如陈慎言的《恨海难填》，写青年男女萧敬斋和黄芬芳彼此爱恋，最终一个出家，一个远走的故事。作者巧妙地运用一系列误会、突变，造成一种必然之势，由一线展开多线，多线又归于一线，使故事层层迭进，渐次达到高潮，极见匠心。再如予且的《乳娘曲》，写陈祺昌与妻子翠华为孩子雇了个乳娘，乳娘奇特的言谈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全书由此如剥笋般次第展开，悬念接连不断，环环相扣，既出意料，又合情理，布局如盘山流水，回环而又舒畅，高水平的语言艺术也是社会、言情小说的主要特色。如果单看语言，简直分不出哪是先锋小说，哪是通俗小说。例如徐晚寂《红美人》的最后一段，人物叹息道：“时代的巨轮，辗碎了一个美满的梦，消逝了一个温馨的梦，却又造成了一个甜蜜的梦。”予且《乳娘曲》中随处出现类似这样的妙语：“哭的女人所要的是钱，笑的女人所要的是爱，怒的女人所要的是权威和势力。”从这种语言可以看出，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审美水准都是不可低估的。

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上，社会、言情小说吸取先锋小说的优点，能够从“典型化”的角度着力，取得了超出传统很多的成就。例如秦瘦鸱的《秋海棠》写秋海棠之死的一段，十分凄楚感人。当时罗湘绮随梅宝赶到小客栈，秋海棠已经瞒着女儿梅宝去戏班了，为了挣口饭吃，他以久病之躯去当“筋斗虫”。湘绮、梅宝又赶到后台，找到了化名吴三喜的秋海棠。正准备上场的秋海棠见到分别十八年的湘绮，“给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僵住了”，正赶武行头喊他上场，他竟忘了排队，就“挺着单刀直冲出九龙口去”。

“跑到舞台的中央，秋海棠已经完全糊涂了，眼睛一花，直撞在高高堆起、外面蒙着彩布、作为假山的一张桌子上，顿时痛得他晕了过去。”

秋海棠极度衰弱的身心，在强烈刺激下霎时崩溃。临死的最后一句话是：“湘绮，好好照顾梅宝！”台上锣鼓声时作时綴，戏还在唱下去。这不是很完美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细节的结合吗？

武侠小说继续保持着30年代以来的旺盛势头。自从1932年还珠楼主（李寿民）在天津《天风报》发表《蜀山剑侠传》后，北派武侠四大家相继崛起。1938年，白羽在天津《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一举成名。1941年，郑证因在北京《三六九》杂志连载《鹰爪王》，赞誉四起。1938年，王度庐在青岛发表成名作《宝剑金钗》，成为“鹤铁五部作”的嚆矢。北派四大家的创作，代表着民国武侠小说的最高水平（张赣生），他们的多数力作，都是发表在沦陷区内。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气魄雄大，上天入地，将胜境与神话融为一体，体现出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虽蒙“荒诞”之责，但也的确大大拓展了武侠小说的想象空间。白羽的武侠小说，则文思敏捷，冷峻尖锐，以现实社会为背景，努力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一种“含泪的幽默”。布局严谨、有新文艺之风。郑证因“把中国武术的种种门派、套路、招式”，写得非常“广博、真实、生动、精彩”。把“武功”升华到一种审美的境界。王度庐则十分善于体会笔下人物的处境、心理，把言情与武侠结合得令人回肠荡气。这一阶段武侠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突破，直接孕育了五六十年代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崛起。

侦探小说在沦陷时期表现出成熟冷静的风范，作品的艺术水准大致比较稳定，而且由于文体的独特原因，作家创作态度相对是认真的。程小青指出：“侦探小说写惊险疑饰等等境界以外，而布局之技巧，组织之严密，尤须别具匠心，非其他小说所能比现。”程小青塑造的霍桑和孙了红塑造的鲁平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所以，如同电视连续剧，他们在延伸人物的故事系列时，不能不受读者“期待视野”的左右，在总体上必须力图使新作的水平起码不低于以往。所以，这一时期，侦探小说也出了不少名作。例如孙了红1941年所写的《囤鱼肝油者》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描写手法，使得作品蒙上一层神秘朦胧的色彩，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努力汲取西方写作技巧的苦心。不过，匠心有余而文采不足似是侦探小说的主病。

滑稽小说的艺术水平也颇为可观，绝不能以无聊笑谈视之。如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每一个故事都极尽巧思，有铺垫、有悬念，把包袱抖在最后，令人久久回味。例如第四节写一个窃贼偷到一个皮包，内有珍贵木刻和一封信。窃贼贪心不足，按信去冒领更为珍贵古董——水盂，结果反被失主骗回木刻，窃贼所得到的水盂原来是一只狗食盆而已。耿小的著名的《云山雾罩》，巧妙运用《西游记》的人物，讽刺人间现实，全书十一章的标题依次是“行者八戒沙僧再降世”，“八戒大闹游泳池”，“孙行者活捉绑票匪”，“沙和尚溜冰花样翻新”，“孙行者大战金刚与人猿泰山”，“三圣又折回东土”，“孙行者遍游七十二地狱”，“八戒吓走扶乩人”，“逛天桥大圣批八字”，“寻沙僧行者入人火星”，“回故土三圣得团圆”。从这些标题，即可看出其中妙趣横生，看出作者过人的想象力来。耿小的之作特别善于信手拈来，把人情世态讽刺得入骨三分，并能在讽刺背后透出一股悲凉。滑稽小说极容易流于耍贫嘴，卖弄噱头，而徐卓呆、耿小的这样的作家都能够从文学创作的大局着眼，力求提高作品的档次，这是十分难得的。

总之，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不但超过了以前的数十年，并且也超过了同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抗战结束后，通俗小说渐渐衰落，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不太正常的状况，因此，探讨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特色，对于研究新时期以至于所谓“后现代”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满怀愁思入沉冥，残月街头酒半醒。

君是过江一名士，可能伴我泣新亭。

这是上海《小说月报》1942年3月号上一首题为《赠郁达夫》的七绝。读者也许会惊讶此诗的大胆，竟敢公然表露国破家亡之思，而且还不乏呼朋引类的煽动之嫌。

其实，沦陷区的文化工作者虽然有“我自闭门无冷暖”的一面，但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一面。沦陷区通俗文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通俗文学自生自长的内因，也有文化工作者们大量的自觉努力等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