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簸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所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竹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
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在写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时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我还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在六十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
我后来从事报导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的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进入中年,有许多知心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良善、进取的人生观。
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 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遍地, 不辞痛苦,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戟,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 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母亲也是,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
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
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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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竟不能忍受。
<h2>红心番薯</h2>
看我吃完两个红心番薯,父亲才放心地起身离去,走的时候还落寞地说:“为什么不找个有土地的房子呢?”
这次父亲北来,是因为家里的红心番薯收成,特地背了一袋给我,还挑选几个格外好的,希望我种在庭前的院子。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已从郊外的平房搬到城中的大厦,根本是容不下绿色的地方,甚至长不出一株狗尾草,不要说番薯了。
到车站接了父亲回到家里,我无法形容父亲的表情有多么近乎无望。他在屋内转了三圈,才放下提着的麻袋,愤愤地说:“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竟不能忍受,也是我看到他的表情才知道的。然后他的愤愤转成喃喃:“你住在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我带来的番薯要种在哪里?要种在哪里?”
父亲对番薯的感情,也是这两年我才深切知道的。
那是有一次我站在旧家前,看着河堤延伸过来的菅芒花,在微凉秋风中摇动着,那些遍地蔓生的菅芒长得有一人高,我看到较近的菅芒摇动得特别厉害,凝神注视,才突然看到父亲走在那一片菅芒里,我大吃一惊。原来父亲的头发和秋天灰白的菅芒花是同一个颜色,他在遍生菅芒的野地里走了几百公尺,我竟未能看见。
那时我站在家前的番薯田里,父亲来到我的面前,微笑的问:“在看番薯吗?你看长得像羊头一样大了哩!”说着,他蹲下来很细心的拨开泥土,捧出一个精壮圆实的番薯来,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注视着番薯。我带着未能在菅芒花中看见父亲身影的愧疚心情,与他面对面蹲着。父亲突然像儿童天真欢愉的叹了一口气,很自得地说:“你看,恐怕没有人番薯种得比我好了。”然后他小心翼翼把那个番薯埋入土中,动作像在收藏一件艺术品,神情庄重而带着收获的欢愉。
父亲的神情使我想起幼年有关于番薯的一些记忆。有一次我和几位外省的小孩子吵架,他们一直骂着:“番薯呀!番薯呀!”我们就回骂:“老芋呀!老芋呀!”
对这两个名词我是疑惑的,回家询问了父亲。那天他喝了几杯老酒,神情至为愉快,他打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着台湾的那一部分说:“台湾的样子真是像极了红心的番薯,你们是这番薯的子弟呀!”而无知的我便指着北方广大的大陆说:“那,这大陆的形状就是一个大的芋头了,所以外省人是芋仔的子弟?”父亲大笑起来,抚着我的头说:“憨囝仔,我们也是唐山来的,只是来得比较早而已。”
然后他用一枝红笔,从我们遥远的北方故乡有力地画下来,牵连到我们所居的台湾南部。那是第一次在十烛光的灯泡下,我认识到,芋头与番薯原来是极其相似的植物,并不是我们想像中那么判然有别的。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北会落雪的故乡,也遍生着红心的番薯!
我更早的记忆,是从我会吃饭开始的。家里每次收成番薯,总是保留一部分填置在木板的眠床底下。我们的每餐饭中一定煮了三分之一的番薯,早晨的稀饭里也放了番薯签,有时吃腻了,我就抱怨起来。
听完我的抱怨,父亲就激动地说起他少年的往事。他们那时为了躲警报,常常在防空壕里一窝就是一整天。所以祖母每每把番薯煮好放着,一旦警报声响,父亲的九个兄弟姊妹就每人抱两三个番薯直奔防空壕,一边啃番薯,一边听飞机和炮弹在四处交响。他的结论常常是:“那时候有番薯吃,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他一说完这个故事,我们只好默然的把番薯扒到嘴里去。
父亲的番薯训诫并不是寻常都如此严肃,偶尔也会说起战前在日本人的小学堂中放屁的事。由于吃多了番薯,屁有时是忍耐不住的,当时吃番薯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免,父亲形容说:“因此一进了教室往往是战云密布,不时传来屁声。”而他说放屁是会传染的,常常一呼百诺,万众皆响。有一回屁得太厉害,全班被日本老师罚跪在窗前,即使跪着,屁声仍然不断。父亲顽笑地说:“经过跪的姿势,屁声好像更响了。”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吃番薯吃得比较甘心,放起屁来也不以为忤了。
然后是一阵战乱,父亲到南洋打了几年仗,在丛林之中,时常从睡梦中把他唤醒,时常让他在思乡时候落泪的,不是别的珍宝,只是普普通通的红心番薯。它烤炙过的香味,穿过数年的烽火,在万金家书也不能抵达的南洋,温暖了一位年轻战士的心,并呼唤他平安的回到家乡。他有时想到番薯的香味,一张像极番薯形状的台湾地图就清楚浮现,思绪接着往南方移动,再来的图像便是温暖的家园,还有宽广无边结满黄金稻穗的大平原……
战后返回家乡,父亲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家前家后种满了番薯,日后遂成为我们家的传统。家前种的是白瓢番薯,粗大壮实,一个可以长到十斤以上;屋后一小片园地是红心番薯,一串一串的果实,细小而甜美。白瓢番薯是为了预防战争逃难而准备的,红心番薯则是父亲南洋梦里的乡思。
每年父亲从南洋归来的纪念日,夜里的一餐我们通常不吃饭,只吃红心番薯,听着父亲诉说战争的种种,那是我农夫父亲的忧患意识。他总是记得饥饿的年代,番薯是可以饱腹的,如今回想起来,一家人围着小灯食薯,那种景况我在梵高的名画《食薯者》中几乎看见。在沉默中,是庄严而肃穆的。
在这个近百年来中国最富裕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忧患想来恍若一个神话。大部分人永远不知有枪声,只有极少数经过战争的人,在他们的心底有一段番薯的岁月,那岁月里永远有枪声时起时落。
由于有那样的童年,日后我在各地旅行的时候,便格外留心番薯的踪迹。我发现在我们所居的这张番薯形状的地图上,从最北角到最南端,从山坡上干瘠的石头地到河岸边肥沃的沙埔,番薯都能够坚强的、不经由任何肥料与农药而向四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有一次,我在澎湖人迹已经迁徙的无人岛上,看到人所耕种的植物都被野草吞灭了,只有遍生的番薯还和野草争着方寸,在无情的海风烈日下开出一片淡红的晨曦颜色的花,而且在最深的土里,各自紧紧握着拳头。那时我知道在人所种植的作物之中,番薯是最强悍的。
这样想着,幼年家前家后的番薯花突然在脑中闪现,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牵牛花不论在篱笆上,在阴湿的沟边,都是抬头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风景;番薯花则通常是卑微的依着土地,好像在嗅着泥土的芳香。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夕云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
正如父亲常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植物比得上番薯,它从头到脚都有用,连花也是美的。现在台北最干净的菜场也卖有番薯叶子的青菜,价钱还颇不便宜。有谁想到这在乡间是最卑贱的菜,是逃难的时候才吃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一个滚圆的大铁锅,挂满了糖渍过的番薯,开锅的时候,一缕扑鼻的香味由四面扬散出来,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分。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持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瓢地瓜,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的家乡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的!”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当时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父亲送我的红心番薯过了许久,有些要发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改行卖牛肉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卖地瓜呢?”老人愕然的说:“唉!这年头,人连米饭都不肯吃了,谁来买俺的地瓜呢?”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其中的鲜红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卅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老人和父亲生长在不同背景的同一个年代,他们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里,只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可能只有那破了皮的红心番薯才能记录他们心里的颜色;那颜色如清晨的番薯花,在晨曦掩映的云彩中,曾经欣欣茂盛过,曾经以卑微的球根累累互相拥抱、互相温暖。他们之所以能卑微地活过人世的烽火,是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有着故乡的骄傲。
站在阳台上,我看到父亲去年给我的红心番薯,我任意种在花盆中,放在阳台的花架上,如今,它的绿叶已经长到磨石子地上,甚至有的伸出阳台的栏杆,仿佛在找寻什么。每一丛红心番薯的小叶下都长出根的触须,在石地板久了,有点萎缩而干枯了。那小小的红心番薯竟是在找寻它熟悉的土地吧!因为土地,我想起父亲在田中耕种的背影,那背影的远处,是他从菅芒花丛中远远走来,到很近的地方,花白的发,冒出了菅芒。为什么番薯的心还红着,父亲的发竟白了。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首次带我到都市来,我们行经一片被拆除公寓的工地,工地堆满了砖块和沙石;父亲在堆置的砖块缝中,一眼就辨认出几片番薯叶子,我们循着叶子的茎络,终于找到一株几乎被完全掩埋的根,父亲说:“你看看这番薯,根上只要有土,它就可以长出来。”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执起我的手,走路去饭店参加堂哥隆重的婚礼。
如今我细想起来,那一株被埋在建筑工地的番薯,是有着逃难的身世,由于它的脚在泥土上,苦难也无法掩埋它,比起这些种在花盆中的番薯,它有着另外的命运和不同的幸福。就像我们远离了百年的战乱,住在看起来隐密而安全的大楼里,却有了失去泥土的悲哀——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
星空夜静,我站在阳台上仔细端凝盆中的红心番薯,发现它吸收了夜的露水,在细瘦的叶片上,片片冒出了水珠,每一片叶都沉默小心地呼吸着。那时,我几乎听到了一个有泥土的大时代,上一代人的狂歌与低吟都埋在那小小的花盆,只有静夜的敏感才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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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飞入芒花。
<h2>飞入芒花</h2>
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茎,然后把剁碎的小茎丢到灶中大锅,与馊水同熬,准备去喂猪。
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射着门口射进的微光,非常明亮。
“妈,给我两角。”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走!走!走!没看到现在没闲吗?”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我只要两角银。”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要做什么?”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我要去买金啖。”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浑圆的,坚硬的糖球上面黏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粒。
“没有钱给你买金啖。”母亲用力地把柴刀剁下去。
“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怨愤地说。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别人做皇帝你怎么不去做皇帝!”母亲显然动了肝火,用力地剁香蕉块。柴刀砍在砧板上咚咚作响。
“做妈妈是怎么做的?连两角钱买金啖都没有?”
母亲不再作声,继续默默工作。
我那一天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冲口而出:“不管,我一定要!”说着就用力地踢厨房的门板。
母亲用尽力气,柴刀咔的一声站立在砧板上,顺手抄起一根生火的竹管,气急败坏地一言不发,劈头劈脑就打了下来。
我一转身,飞也似地蹦了出去,平常,我们一旦忤逆了母亲,只要一溜烟跑掉,她就不再追究,所以只要母亲一火,我们总是一口气跑出去。
那一天,母亲大概是气极了,并没有转头继续工作,反而快速的追了出来。我正奇怪的时候,发现母亲的速度异乎寻常的快,几乎像一阵风一样,我心里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想到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这一次大概是真正生气了,万一被抓到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母亲很少打我们,但只要她动了手,必然会把我们打到讨饶为止。
边跑边想,我立即选择了那条火车路的小径,那是家附近比较复杂而难走的小路,整条都是枕木,铁轨还通过旗尾溪,悬空架在上面,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玩耍,路径熟悉,通常母亲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这条路跑,母亲往往不会追来,而她也很少把气生到晚上,只要晚一点回家,让她担心一下,她气就消了,顶多也只是数落一顿。
那一天真是反常,母亲提着竹管,快步地跨过铁轨的枕木追过来,好像不追到我不肯罢休。我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有恃无恐,因为我的身高已经长得快与母亲平行了,她即使用尽全力也追不上我,何况是在火车路上。
我边跑还边回头望母亲,母亲脸上的表情是冷漠而坚决的。我们一直维持着二十几公尺的距离。
“唉唷!”我跑过铁桥时,突然听到母亲惨叫一声,一回头,正好看到母亲扑跌在铁轨上面,噗的一声,显然跌得不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定很痛!因为铁轨上铺的都是不规则的碎石子,我们这些小骨头跌倒都痛得半死,何况是妈妈?
我停下来,转身看母亲,她一时爬不起来,用力搓着膝盖,我看到鲜血从她的膝上汩汩流出,鲜红色的,非常鲜明。母亲咬着牙看我。
我不假思索地跑回去,跑到母亲身边,用力扶她站起,看到她腿上的伤势实在不轻,我跪下去说:“妈,您打我吧!我错了。”
母亲把竹管用力的丢在地上,这时,我才看见她的泪从眼中急速地流出,然后她把我拉起,用力抱着我,我听到火车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开过来。
我用力拥抱着母亲说:“我以后不敢了。”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幕,每次一想到母亲,那情景就立即回到我的心版,重新显影,我记忆中的母亲,那是她最生气的一次。其实,母亲是个很温和的人,她最不同的一点是,她从来不埋怨生活,很可能她心里也是埋怨的,但她嘴里从不说出,我这辈子也没听她说过一句粗野的话。
因此,母亲是比较倾向于沉默的,她不像一般乡下的妇人喋喋不休。这可能与她的教育与个性都有关系,在母亲的那个年代,她算是幸运的,因为受到初中的教育,日据时代的乡间能读到初中已算是知识分子了,何况是个女子。在我们那方圆几里内,母亲算是知识丰富的人,而且她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这一点是我小时候常引以为傲的。
我的基础教育都是来自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把三字经写在日历纸上让我背诵,并且教我习字。我如今写得一手好字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她常说:“别人从你的字里就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和性格了。”
早期的农村社会,一般孩子的教育都落在母亲的身上,因为孩子多,父亲光是养家已经没有余力教育孩子。我们很幸运的,有一位明理的、有知识的母亲。这一点,我的姐姐体会得更深刻,她考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力排众议对父亲说:“再苦也要让她把大学读完。”在二十年前的乡间,给女孩子去读大学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的。
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他居住的乡里是颇受敬重的士绅,日据时代在政府机构任职,又兼营农事,是典型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他连续拥有了八个男孩,晚年时才生下母亲,因此,母亲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格外受到钟爱,我的八个舅舅时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八个兄弟合起来,还比不上你母亲受的宠爱。”
母亲嫁给父亲是“半自由恋爱”,由于祖父有一块田地在外祖父家旁,父亲常到那里去耕作,有时借故到外祖父家歇脚喝水,就与母亲相识,互相闲谈几句,生起一些情意。后来祖父央媒人去提亲,外祖父见父亲老实可靠,勤劳能负责任,就答应了。
父亲提起当年为了博取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的好感,时常挑着两百多斤的农作在母亲家前来回走过,才能顺利娶回母亲。
其实,父亲与母亲在身材上不是十分相配的,父亲是身高六尺的巨汉,母亲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十,相差达三十公分。我家有一幅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站着到父亲耳际,大家都觉得奇怪,问起来,才知道宽大的白纱礼服里放了一个圆凳子。
母亲是嫁到我们家才开始吃苦的,我们家的田原广大,食指浩繁,是当地少数的大家族。母亲嫁给父亲的头几年,大伯父二伯父相继过世,大伯母也随之去世,家外的事全由父亲撑持,家内的事则由二伯母和母亲负担,一家三十几口的衣食,加上养猪饲鸡,辛苦与忙碌可以想见。
我印象里还有几幕影像鲜明的静照,一幕是母亲以蓝底红花背巾背着我最小的弟弟,用力撑着猪栏要到猪圈里去洗刷猪的粪便。那时母亲连续生了我们六个兄弟姊妹,家事操劳,身体十分瘦弱。我小学一年级,小弟一岁,我常在母亲身边跟进跟出,那一次见她用力撑着跨过猪圈,我第一次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而落下泪来,如今那一条蓝底红花背巾的图案还时常浮现出来。
另一幕是,有时候家里缺乏青菜,母亲会牵着我的手,穿过家前的一片菅芒花,到番薯田里去采番薯叶,有时候则到溪畔野地去摘鸟莘菜或芋头的嫩茎。有一次母亲和我穿过芒花的时候,我发现她和新开的芒花一般高,芒花雪样的白,母亲的发墨一般的黑,真是非常美。那时感觉到能让母亲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还有一幕是,大弟因小儿麻痹死去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大声哭泣,唯有母亲以双手掩面悲号,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见到她的两道眉毛一直在那里抽动。依照习俗,死了孩子的父母在孩子出殡那天,要用拐杖击打棺木,以责备孩子的不孝,但是母亲坚持不用拐杖,她只是扶着弟弟的棺木,默默流泪,母亲那时的样子,到现在在我心中还鲜明如昔。
还有一幕经常上演的,是父亲到外面去喝酒彻夜未归,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着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讲虎姑婆,或者孙悟空,讲到孩子都撑不开眼睛而倒在地上睡着。
有一回,她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说:“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跑进前面那一片芒花,栖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着在月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得让我们都呆住了。我再回头,看到那时才三十岁的母亲,脸上流露着欣悦的光泽,在星空下,我深深觉得母亲是多么的美丽,只有那时母亲的美才配得上满天的萤火。
于是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飞入芒花,最后,只剩下一片宁静优雅的芒花轻轻摇动,父亲果然未归,远处的山头晨曦微微升起,萤火在芒花中消失。
我和母亲的因缘也不可思议,她生我的那天,父亲急急跑出去请产婆来接生,产婆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生出了,是母亲拿起床头的剪刀亲手剪断我的脐带,使我顺利地投生到这个世界。
年幼的时候,我是最令母亲操心的一个,她为我的病弱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在我得急病的时候,她抱着我跑十几里路去看医生,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大弟死后,她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我今天能有很棒的身体,是母亲在十几年间仔细调护的结果。
我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平凡人之一,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无数伟大的母亲之一,她是那样传统,有着强大的韧力与耐力,才能从艰苦的农村生活过来,丝毫不怀忧怨恨。她们那一代的生活目标非常的单纯,只是顾着丈夫、照护儿女,几乎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忧病都是因我们而起,她的快乐也是因我们而起。
不久前,我回到乡下,看到旧家前的那一片芒花已经完全不见了,盖起一间一间的透天厝,现在那些芒花呢?仿佛都飞来开在母亲的头上,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我想起母亲年轻时候走过芒花的黑发,不禁百感交集。尤其是父亲过世以后,母亲显得更孤单了,头发也更白了,这些,都是她把半生的青春拿来抚育我们的代价。
童年时代,陪伴母亲看萤火虫飞入芒花的星星点点,在时空无常的流变里也不再有了,只有当我望见母亲的白发时才想起这些,想起萤火虫如何从芒花中哗然飞起,想起母亲脸上突然绽放的光泽,想起在这广大的人间,我唯一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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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h2>在梦的远方</h2>
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么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三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十公里。
四岁那一年,我从桌子上跳下时跌倒,撞到母亲的缝纫机铁脚,后脑壳整个撞裂了,母亲正在厨房里煮饭。我自己挣扎站起来叫母亲,母亲从厨房跑出来。
“那时,你从头到脚,全身是血,我看到第一眼,浮起心头的一个念头是;这个囝仔无救了。幸好你爸爸在家,坐他的脚踏车去医院,我抱你坐在后座,一手捏住脖子上的血管,到医院时我也全身是血,立即推进手术房,推出来时你叫了一声妈妈,呀!呀!我的囝仔活了,我的囝仔回来了……我那时才感谢得流下泪来。”母亲说这段时,喜欢把我的头发撩起,看我的耳后,那里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疤痕,像蜈蚣盘据着,听说我摔了那一次,聪明了不少。
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有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的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补得太厉害,我六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
“那一阵子,只要听说那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有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苦。”母亲说吃那么多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是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
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十二片,她也会给我两片。如果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个性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
“那时庄稼囝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囝仔,长大以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的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不过,母亲的担心没有太久,因为不久有一个江湖术士到我们镇上,母亲先拿大弟的八字给他排,他一排完就说:“这个孩子已经不在世上了,可惜是个大富大贵的命,如果给一个有权势的人做儿子,就不会夭折了。”母亲听了大为佩服,就拿我的八字去算,算命的说:“这孩子小时候有点怪,不过,长大会做官,至少做到省议员。”母亲听了大为安心,当时在乡下做个省议员是很了不起的事,从此她对我的古怪不再介意,遇到有人对她说我个性怪异,她总是说:“小时候怪一点没什么要紧。”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恢复正常。小学五六年级我交了好多好多朋友,每天和朋友混在一起,玩一般孩子的游戏,母亲反而担心:“唉呀!这个孩子做官无望了。”
我十五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像是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腌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还有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住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三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这一世我觉得没有白来,因为会见了母亲,我如今想起母亲的种种因缘,也想到小时候她说的一个故事:
有两个朋友,一个叫阿呆,一个叫阿土,他们一起去旅行。
有一天来到海边,看到海中有一个岛,他们一起看着那座岛,因疲累而睡着了。夜里阿土作了一个梦,梦见对岸的岛上住了一位大富翁,在富翁的院子里有一株白茶花,白茶花树根下有一坛黄金,然后阿土的梦就醒了。
第二天,阿土把梦告诉阿呆,说完后叹了一口气说:“可惜只是个梦!”
阿呆听了信以为真,说:“可不可以把你的梦卖给我?”阿土高兴极了,就把梦的权利卖给阿呆。
阿呆买到梦以后,就往那个岛出发,阿土卖了梦就回家了。
到了岛上,阿呆发现果然住了一个大富翁,富翁的院子里果然种了许多茶树,他高兴极了,就留下做富翁的佣人,做了一年,只为了等待院子的茶花开。
第二年春天,茶花开了,可惜,所有的茶花都是红色,没有一株是白茶花。阿呆就在富翁家住了下来,等待一年又一年,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年春天,院子终于开出一棵白茶花。阿呆在白茶花树根掘下去,果然掘出一坛黄金,第二天他辞工回到故乡,成为故乡最富有的人。
卖了梦的阿土还是个穷光蛋。
这是一个日本童话,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作家可能没有作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体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在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h2>以直观来面对世界</h2>
如果,我们没有预设的价值观呢?如果,我们可以随环境调整自己的价值判断呢?
就像一个不知道金钱、物质为何物的赤子,他得到一千元的玩具与十元的玩具,都能感受到一样的幸福。这是他没有预设的价值观,能以直观来面对世界,世界也因此以幸福来面对他。
就像我们收到陌生者送的贵重礼物,给我们的幸福感还不如知心朋友寄来的一张卡片。这是我们随环境来调整自己的判断,能透视物质包装内的心灵世界,幸福也因此来面对我们的心灵。
所以,幸福的开关有两个,一个是直观,一个是心灵的品味。
这两者不是来自远方,而是由生活的体会得到的。
什么是直观呢?
有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大珠:“用功。”
“如何用功?”
“饿来吃饭,困来眠。”
“一切人总如同师用功否?”
“不同!”
“何故不同?”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就是最大的幸福,最深远的修行,这是多么伟大的直观!在禅师的语录里有许多这样的直观,都是在教导启示我们找到幸福的开关,例如:
百丈怀海说:“如今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过,更无滞碍,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掇也。”
庞蕴居士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沩山灵佑说:“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之人。”
黄檗希运说:“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
在禅师的话语中,我们在在处处都看见了一个人如何透过直观,找到自心的安顿、超越的幸福。若要我说世间的修行人所为何事?我可以如是回答:“是在开发人生最究竟的幸福。”这一点禅宗四祖道信早就说过了,他说:“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读到这么简单的句子使人心弦震荡,久久还绕梁不止,这不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吗?
只是在生命的起落之间,要人永远保有“快乐无忧”的心境是何其不易,那是远远越过了凡尘的青山与溪河的胸怀。因此另一个开关就显得更平易了,就是心灵的品味,仔细地体会生活环节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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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中腾云过了,在雨里行走过了,什么都过了,还能如何?
<h2>迷路的云</h2>
一群云朵自海面那头飞起,缓缓从他头上飘过。他凝神注视,看那些云飞往山的凹口。他感觉着海上风的流向,判断那群云必会穿过凹口,飞向另一海面夕阳悬挂的位置。
于是,像平常一样,他斜躺在维多利亚山的山腰,等待着云的流动;偶尔也侧过头看努力升上山的铁轨缆车,叽叽喳喳向山顶上开去。每次如此坐看缆车他总是感动着,这是一座多么美丽而有声息的山,沿着山势盖满色泽高雅的别墅,站在高处看,整个香港九龙海岸全入眼底,可以看到海浪翻滚而起的浪花,远远的,那浪花有点像记忆里河岸的蒲公英,随风一四散,就找不到踪迹。
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爱这样看云,下班以后,他常信步走到维多利亚山车站买了票,孤单地坐在右侧窗口的最后一个位置,随车升高。缆车道上山势多变,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视野。有时视野平朗了,以为下一站可以看得更远,下一站却被一株大树挡住了,有时又遇到一座数十层高的大厦横挡视线,由于那样多变的趣味,他才觉得自己幽邈的存在,并且感到存在的那种腾空的快感。
他很少坐到山顶,因为不习惯在山顶上那座名叫“太平阁”的大楼里吵闹的人声。通常在山腰就下了车,找一处僻静的所在,能抬眼望山、能放眼看海,还能看云看天空,看他居住了二十年的海岛,和小星星一样罗列在港九周边的小岛。
好天气的日子,可以远望到海边豪华的私人游艇靠岸,在港九渡轮的扑扑声中,仿佛能听到游艇上的人声与笑语。在近处,有时候英国富豪在宽大翠绿的庭院里大宴宾客,红粉与鬓影有如一谷蝴蝶在花园中飞舞,黑发的中国仆人端着鸡尾酒,穿黑色西服打黑色蝴蝶领结,忙碌穿梭找人送酒,在满谷有颜色的蝴蝶中,如黑夜的一只蛾,奔波的找着有灯的所在。
如果天阴,风吹得猛,他就抬头专注的看奔跑如海潮的云朵,一任思绪飞奔:云是夕阳与风的翅膀,云是闪着花蜜的白蛱蝶;云是秋天里白茶花的颜色,云是岁月里褪了颜色的衣袖;云是惆怅淡淡的影子,云是愈走愈遥远的橹声;云是……云有时候甚至是天空里写满的朵朵挽歌!
少年时候他就爱看云,那时候他家住在台湾新竹,冬天的风城,风速是很烈的,云比别的地方来得飞快,仿佛是赶着去赴远地的约会。放学的时候,他常捧着书坐在碧色的校园,看云看得痴了。那时他随父亲经过一长串逃难的岁月,惊魂甫定,连看云都会忧心起来,觉得年幼的自己是一朵平和的白云,由于强风的吹袭,竟自与别的云推挤求生,匆匆忙忙地跑着路,却又不知为何要那样奔跑。
更小的时候,他的家乡在杭州,但杭州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离开的前一天,母亲忙着为父亲缝着衣服的暗袋,以便装进一些金银细软,他坐在旁边,看母亲缝衣;本就沉默的母亲不知为何落了泪,他觉得无聊,就独自跑到院子,呆呆看天空的云,记得那一日的云是黄黄的琥珀色,有些老,也有点冰凉。
是因为云的印象吧!他读完大学便急急想出国,他是家族留下的唯一男子,父亲本来不同意他的远行,后来也同意了,那时留学好像是青年的必经之路。
出国前夕,父亲在灯下对他说:“你出国也好,可以顺便打听你母亲的消息。”然后父子俩红着眼互相对望,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他看到父亲高大微偻的背影转出房门,自己支着双颊,感觉到泪珠滚烫迸出,流到下巴的时候却是凉了,冷冷的落在玻璃桌板上,四散流开。那一刻他才体会到父亲同意他出国的心情,原来还是惦记着留在杭州的母亲。父亲已不止一次忧伤的对他重复,离乡时曾向母亲允诺:“我把那边安顿了就来接你。”他仿佛可以看见青年的父亲从船舱中,含泪注视着家乡在窗口里愈小愈远,他想,倚在窗口看浪的父亲,目光定是一朵一朵撞碎的浪花。那离开母亲的心情应是出国前夕与他面对时相同的情绪吧!
初到美国那几年,他确实想尽办法打听了母亲的消息,但印象并不明晰的故乡如同迷濛的大海,完全得不到一点回音。他的学校在美国北部,每年冬季冰雪封冻,由于等待母亲的音讯,他觉得天气格外冷冽。他拿到学位那年夏天,在毕业典礼上看到各地赶来的同学家长,突然想起在新竹的父亲和在杭州的母亲,在晴碧的天空下,同学为他拍照时,险险冷得落下泪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绝望了与母亲重逢的念头。
也就在那一年,父亲遽然去世,他千里奔丧竟未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只从父亲的遗物里找到一帧母亲年轻时代的相片。那时的母亲长相秀美,挽梳着乌云光泽的发髻,穿一袭几乎及地的旗袍,有一种旧中国的美。他原想把那帧照片放进父亲的坟里,最后还是将它收进自己的行囊,作为对母亲的一种纪念。
他寻找母亲的念头,因那帧相片又复活了。
美国经济不景气的那几年,他像一朵流浪的云一再被风追赶着转换工作,并且经过了一次失败而苍凉的婚姻,母亲的黑白旧照便成为他生命里唯一的慰藉。他的美国妻子离开他时说的话:“你从小没有母亲,根本不知道怎么和女人相处;你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一直过着荒谬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过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常随着母亲的照片在黑夜的孤单里鞭笞着他。
他决定来香港,实在是一个偶然的选择,公司在香港正好有缺,加上他对寻找母亲还有着梦一样的向往,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他也算是有故乡的人,在香港,两个故乡离他都很近了。
文革以后,透过朋友寻找,联络到他老家的亲戚,才知道母亲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朋友带出来的母亲遗物里,有一帧他从未见过的,父亲青年时代着黑色西装的照片。考究的西装、自信的笑容,与他后来记忆中的父亲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那帧父亲的照影,和他像一个人的两个影子,是那般相似,父亲曾经有过那样飞扬的姿容,是他从未料到的。
他看着父亲青年时代有神采的照片,有如隔着迷濛的毛玻璃,看着自己被翻版的脸,他不仅影印了父亲的形貌,也继承了父亲一生在岁月之舟里流浪的悲哀。那种悲哀,拍照时犹青年的父亲是料不到的,也是他在中年以前还不能感受到的。
他决定到母亲的坟前祭拜。
火车愈近杭州,他愈是有一种逃开的冲动,因为他不知道在母亲的坟前,自己是不是承受得住。看着窗外飞去的景物,是那样的陌生,灰色的人群也是影子一样,看不真切。下了杭州车站,月台上因随地吐痰而凝结成的斑痕,使他几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这就是日夜梦着的自己的故乡吗?他靠在月台的柱子上冷得发抖,而那时正是杭州燠热的夏天正午。
他终于没有找到母亲的坟墓,因为文革时大多数人都是草草落葬,连个墓碑都没有,他只有跪在最可能埋葬母亲的坟地附近,再也按捺不住,仰天哭号起来,深深地感觉到做为人的无所归依的寂寞与凄凉,想到妻子丢下他时所说的话,这一代的中国人,不但没有机会过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甚至连墓碑上的一个名字都找不到。
他没有立即离开故乡,甚至还依照旅游指南,去了西湖、去了岳王庙、去了灵隐寺、六和塔和雁荡山。那些在他记忆里不曾存在的地方,他却肯定在他最年小的最初,父母亲曾牵手带他走过。
印象最深的是他到飞来峰看石刻,有一尊肥胖的笑得十分开心的弥勒佛,是刻于后周广顺年间的佛像,斜躺在巨大的石壁里,挺着肚皮笑了一千多年。那里有一副对联“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传说“飞来峰”原是天竺灵鹫山的小岭,不知何时从印度飞来杭州。他面对笑着的弥勒佛,痛苦地想起了父母亲的后半生。一座山峰都可以飞来飞去,人间的飘泊就格外的渺小起来。在那尊佛像前,他独自坐了一个下午,直到看不见天上的白云,斜阳在峰背隐去,才起身下山,在山阶间重重地跌了一跤,那一跤这些年都在他的腰间隐隐作痛,每想到一家人的离散沉埋,腰痛就从那跌落的一处迅速窜满他的全身。
香港平和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伤痕在时间里平息,他有时含泪听九龙开往广州最后一班火车的声音,有时鼻酸地想起他成长起来的新竹,两个故乡,使他知道香港是个无根之地,和他的身世一样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他每天在地下电车里看着拥挤着涌向出口奔走的行人,好像自己就埋在五百万的人潮中,流着流着流着,不知道要流往何处——那个感觉还是看云,天空是潭,云是无向的舟,应风而动,有的朝左流动,有的向右奔跑,有的则在原来的地方画着圆弧。
即使坐在港九渡轮,他也习惯站在船头,吹着海面上的冷风,因为那平稳的渡轮上如果不保持清醒,也成为一座不能确定的浮舟,明明港九是这么近的距离,但父亲携他离乡时不也是坐着轮船的吗?港九的人已习惯了从这个渡口到那个渡口,但他经过乱离,总隐隐有一种恐惧,怕那渡轮突然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靠岸。
“香港仔”也是他爱去的地方,那里疲惫生活着的人使他感受到无比的真实,一长列重叠靠岸的白帆船,也总不知要航往何处。有一回,他坐着海洋公园的空中缆车,俯望海面远处的白帆船,白帆张扬如翅,竟使他有一种悲哀的幻觉,港九正像一艘靠在岸上,可以乘坐五百万人的帆船,随时要启航,而航向未定。
海洋公园里有几只表演的海豚是台湾澎湖来的,每次他坐在高高的看台欣赏海豚表演,就回到他年轻时代在澎湖服役的情形。他驻防的海边,时常有大量的海豚游过,一直是渔民财富的来源,他第一次从营房休假外出到海边散步,就遇到海岸上一长列横躺的海豚,那时潮水刚退,海豚尚未死亡,背后脖颈上的气孔一张一闭,吞吐着生命最后的泡沫。他感到海豚无比的美丽,它们有着光滑晶莹的皮肤,背部是蔚蓝色,像无风时的海洋;腹部几近纯白,如同海上溅起的浪花;有的怀了孕的海豚,腹部是晚霞一般含着粉红琥珀的颜色。
渔民告诉他,海豚是胆小聪明善良的动物,渔民用锣鼓在海上围打,追赶它们进入预置好的海湾,等到潮水退出海湾,它们便曝晒在滩上,等待着死亡。有那运气好的海豚,被外国海洋公园挑选去训练表演,大部分的海豚则在海边喘气,然后被宰割,贱价卖去市场。
他听完渔民的话,看着海边一百多条美丽的海豚,默默做着生命最后的呼吸,他忍不住蹲在海滩上将脸埋进双手,感觉到自己的泪,濡湿了绿色的军服,也落到海豚等待死亡的岸上。不只为海豚而哭,想到他正是海豚晚霞一般腹里的生命,一生出来就已经注定了开始的命运。
这些年来,父母相继过世,妻子离他远去,他不只一次想到死亡,最后救他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当军官时蹲在海边看海豚的那一幕,让他觉得活着虽然艰难,到底是可珍惜的。他逐渐体会到母亲目送他们离乡前夕的心情,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别离的活着甚至还胜过团聚的等待死亡的噩运。那些聪明有着思想的海豚何尝不是这样,希望自己的后代回到广阔的海洋呢?
他坐在海洋公园的看台上,每回都想起在海岸喘气的海豚,几乎看不见表演,几次都是海豚高高跃起时,被众人的掌声惊醒,身上全是冷汗。看台上笑着的香港人所看的是那些外国公园挑剩的海豚,那些空运走了的,则好像在小小的海水表演池里接受着求生的训练,逐渐忘记那些在海岸喘息的同类,也逐渐失去它们曾经拥有的广大的海洋。
澎湖的云是他见过最美的云,在高高的晴空上,云不像别的地方松散飘浮,每一朵都紧紧凝结如一个握紧的拳头,而且它们几近纯白,没有一丝杂质。
香港的云也是美的,但美在松散零乱,没有一个重心,它们像海洋公园的海豚,因长期豢养而肥胖了。也许是海风的关系,香港云朵飞行的方向也不确定,常常右边的云横着来,而左边的云却直着走了。
毕竟他还是躺在维多利亚山看云,刚才他所注视的那一群云朵,正在通过山的凹处,一朵一朵有秩序的飞进去,不知道为什么跟在最后的一朵竟离开云群有些远了,等到所有的云都通过山凹,那一朵却完全偏开了航向,往叉路绕着山头,也许是黄昏海面起风的关系吧!那云愈离愈远向不知名的所在奔去。
这是他看云极少有的现象,那最后的一朵云为何独独不肯顺着前云飞行的方向,它是在抗争什么的吧!或者它根本就仅仅是迷路的一朵云!顺风的云像是写好的一首流浪的歌曲,而迷路的那朵就像滑得太高或落得太低的一个音符,把整首稳定优美的旋律,带进一种深深孤独的错误里。
夜色逐渐涌起,如茧一般的包围着那朵云,慢慢的,慢慢的,将云的白吞噬了,直到完全看不见了。他忧郁地觉得自己正是那朵云,因为迷路,连最后的抗争都被淹没。
坐铁轨缆车下山时,港九遥远辉煌的灯火已经亮起在向他招手,由于车速,冷风从窗外掼着他的脸,他一抬头,看见一轮苍白的月亮,剪贴在墨黑的夭空,在风里是那样的不真实,回过头,在最后一排靠右的车窗破璃,他看见自己冰凉的流泪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