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着开满绿茵的小路散步，背后忽然有人说：“你还认识我吗？”
我转身凝视她半天，老实地说：“我记不得你的名字了。”
她说：“我是你年轻时第一次最大的烦恼。”她的眼睛极美，仿佛是大气中饱孕露珠的清晨，试图唤醒我的回忆。
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感到自己就是那清晨，我说：“你已卸下了你泪珠中的一切负担了吗？”
她微笑不语，我感觉到她的笑语就是从前眼泪所化成的。
“你曾说，”看到我有如湖水般清澈平静，她忍不住低声地说，“你曾说，你会把悲痛永远刻在心版。”
我脸红了，说：“是的，但岁月流转，我已忘记悲痛。”
然后，我握着她的手说：“你也变了。”
“曾经是烦恼的，如今已变成平静了。”她说。
最后，我们牵着手在开满绿茵的小路散步，两个人都像清晨大气中饱含的露珠，清澈、平静、饱满。
昨天悲痛的露珠早已消散，今晨的露珠也在微笑中，逐渐地消散了。
这是泰戈尔《即兴诗集》里的一段，我改写了一点点，使它具有一些“林清玄风格”，寄给你。我觉得这一段话很能为我们情爱的过往写下注脚。我偶尔也会遇见年轻时给我悲痛与烦恼的人，就感觉自己很能接近这首叙事诗的心情了。
我很能体会你此时的心情，因为不想伤害别人，以致迟迟不能做出分手的决定。你是那样的善良和纯真（就像少年时代的我），可是，往往因为我们不忍别人受伤，到最后，自己却受了最大的伤害，那就像把一枝蜡烛围起来烧一样（因为我们怕烧到别人），自己承受了浓烟和窒息。其实，只要我们把蜡烛拿到桌面上，黑暗的房子看得更清楚，自己和别人说不定因此有一些光明与温暖的体会。
这些年来，我日益觉得智慧的重要。什么是“智慧”呢？智是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慧是抉择与判断的能力。你的情形是很容易做观察和抉择的。爱上你的人是你不该爱的人，而选择分手可以使你卸下负担得到自由，为什么不选择及早的分手呢？你不忍对方受伤害，但是，爱必然会带着伤害，特别是不正常不平衡的爱，伤害是必然的，我们要学习受伤，别人也要学习受伤呀！
我再写一首泰戈尔的短诗给你：
烟对天空、灰对大地自夸： “火是我们的兄弟。” 悲伤对心、烦恼对生命自矜： “爱是我们的姊妹。” 问了火和爱，他们都说： “我们怎么会有那样的兄弟姊妹？” “我的兄弟是温暖和光明。”火说。 “我的姊妹是温柔与和平。”爱说。
在我们生命的岁月里，火和爱或许是必要的，但不必要弄得自己烟尘滚滚、灰头土脸，也不必一定要悲伤和烦恼，那就像每天有黎明与日落一般，大地是坦然的承受罢了。不正常与不平衡的爱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就如同乌云与暴风雨是天空最好的启示一般。关于心、关于生命，没有什么是真正的伤害，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雨在下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对茉莉花是有好处的，但盛开的茉莉花可能因为一场微雨凋落了；暴晒的阳光可能觉得自己会伤害秋日的土地，但土地中的种子却因为阳光能青翠地发芽了。爱情的成熟与圆满正是如此，只要不失真心，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
在写信给你的时候，我的思想像一只天鹅飞翔，忆起自己在笔记上写过的一些东西：
箭在弓上时，箭听见弓的低语： “你的自由是我给予的。” 箭射出时，回头对弓大声说： “我的自由是自己的。” ——没有飞翔，就没有自由。 ——没有放下，就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弓与箭都失去意义。
这些都是游戏的笔墨，我们千万别忘了弓箭之后有拉弓的力，力之后还有人，人还要站在一个广大的空间上。
人人都渴望爱情，即使我们正处在其中的爱情不是最好的，却因为渴求而盲目了，这一点连天神也不例外。希腊神话里太阳神阿波罗在追求猎户少女多妮时，因为追不到，使她被父亲化成一棵月桂树，然后感叹地说：“你虽不爱我，但最低限度你必须成为我的树。”从此，阿波罗的头上总是戴着月桂冠，纪念他对多妮的爱。牧神潘恩则把女神灵化成一蔟芦苇，并把她化成一支芦笛随身携带。世上最美的少年勒施萨斯无法全心地爱别人（因为他太爱自己了），最后他化成池中的一朵水仙花。另一位美少年海亚仙英斯则因为阿波罗的嫉妒而变成一枝随风飘泊的风信子……
神话是一个象征，象征人要从情爱中得到自由自在、无碍解脱是多么艰难呀！但是学习是人间的功课，到现在我还在学习，只是我每看到人在情爱中挣扎都是感同身受，希望别人早日得到超越，那是因为我们的学习不一定要自己深陷泥沼才会体验到，有观照之智、抉择的慧，也知道那泥沼的所在和深浅，绕道而行或跨步而过。
希望下次收到你的信，就听见你的好消息。我们不必编月桂冠戴在头上，不必随身携带芦笛，人生有许多花朵等我们去采。如果只想采断崖绝壁那一朵绝美的百合，很可能百合没有采到，清晨已经消逝了。
青春的珍惜是最重要的。在不正常不平衡的爱里浪掷青春，将会使人生的黄金岁月过得茫然而痛苦。青春像鸟，应该努力往远处飞翔。爱情纵使贵如黄金，在鸟的翅膀绑着黄金，也会使最善飞翔的鸟为之坠落！
屋里的小灯虽然熄灭了， 但我不畏惧黑暗， 因为，总有群星在天上。 爱情虽然会带来悲伤， 一如最美的玫瑰有刺， 但我不畏惧玫瑰， 因为，我有玫瑰园， 我只欣赏，而不采摘。
但愿这封信能抚慰你挣扎的心，并带来一些启示。
<h2>姑婆叶随想</h2>
不管多么卑微的草，只要我们找一个好的花盆，有心去照料，它就会自然展出内在深处不为人见的美质。由于我们在种植时没有得失的心，使我们与花草都得到舒展与自在，蓦然回首，常看到一些惊人的美。
在三峡的山上散步，发现满山的姑婆叶，显得非常翠绿肥满，我便离开山间小路。步入草丛间姑婆树蔓生的林里，意外看见姑婆树一串一串艳红得要滴出水的种子，我随手摘取几串成熟的姑婆子，带回家来，种在一些空花盆里。
这几年来，我把顶楼的阳台整理成一个小小的花圃，但是我很少去花市里买花。有一些是从朋友家移种而来，有一些是从乡下山里采来的种子，特别是一些我幼年在乡间常见的花草。像我种了狗尾草、酢浆草、一些蕨类，甚至也种了几丛野芒草，都是别人欲除之而后快的野草。我有时也难以了解为什么自己当时会种这些草，有的还种在陶艺名家昂贵的花盆里。
奇怪的是，不管多么卑微的草，只要我们找一个好的花盆，有心去照料，它就会自然展出内在深处不为人见的美质。由于我们在种植时没有得失的心，使我们与花草都得到舒展与自在，蓦然回首，常看到一些惊人的美。
我有一些花草是用种子种的，像我种了好几盆黄的、白的、红的莲蕉花，是从故乡旗山中山公园采到的莲蕉花种子，撒在花盆中，就长得异乎寻常的茂盛。夏天的时候长到有一人高，春末时节，莲蕉大量结子，我就把它送给喜欢的朋友。
我也种了几棵百香果，是在屏东时，朋友从园子里采下来送我的。我把它种在书房的窗下，两年下来，早就爬满了书房的窗户，藤蔓交缠，绵绵密密。夏夜时，感觉凉风就从里面生起，只可惜种在窗下的百香果不结果，可能是蜜蜂蝴蝶不能飞到的缘故。
还有几盆是紫丁香，说是紫丁香也不确实，因为有几株是粉红，几株是白。这丁香花夜间有一种乳香，是我最欢喜的香气。它在乡下叫做“煮饭花”，是随处可见、俗贱的花。我种的几盆，种子是在美浓一个朋友家鸡棚边采来的。他送我种子时还说：“这从鸡屎里长出的紫丁香种子特别肥大，一定能开出很美丽的花。”
另外有两盆特别有纪念价值的野花。一盆是含羞草，那是前年清明返乡扫墓，在父亲坟上发现的。我们动手清除坟上的蔓草时，发现长了几株含羞草。正在拔除时，看到含羞草的荚果里有许多种子。我采了几个放在口袋，回来后就种了它。事隔一年，那含羞草开出许多粉红色的球状花朵，真是美极了。我每次浇水，看见含羞草敏感地合起掌心，就默默地思念着我的父亲，希望来世还能与他相会。
一盆是落地生根，那是去年有一次在阳明山的永明寺独坐到黄昏下山，路边有人在盖屋子，铲了一堆草在道旁，我眼尖看到一串铃铛般美丽的花也被铲倒，捡起来，发现它的茎叶零落，根茎断成三节，叶子五片。我全捡起来，埋种在花盆里。落地生根那强烈而奋进的生命真是难以思议，根茎与叶子全部存活，没有一块例外。有的叶子，一片就长成五、六株，而且在今年株株都开花了，黄昏时分，好风一吹，仿佛许多串无声的风铃。
落地生根台湾话叫“钟仔花”，国语叫“铃铛花”，都是很美的名字。我每次看到那一字排开的落地生根，就觉得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应该像它一样，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被铲成八节，节节都是完整的，里面都有一个优美的、风格宛然的自我。
我最得意的是在三峡山上采的姑婆树了。它的生命力与落地生根不相上下，而它成长的速度也极惊人。我总觉得自己对姑婆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大人说“姑婆叶”，就有一种永远不忘的惊奇。曾经问过许多大人，那长得像野芋头叶子的树为何叫“姑婆树”，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有一位三姑妈，家里的后园就长了难以计算的姑婆树。她极擅长做馃食甜点，年节时做了很多，会叫表哥送一蒸笼来，笼盖掀起时的景象如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各种馃食整齐地放在或圆或方的姑婆叶上，虽被猛火蒸过，姑婆叶仍翠绿如在树上。三姑妈养了许多猪，每次杀猪会央人带猪肉来，猪肉在姑婆叶里扎得密实，外面用一条干草束成十字，真是好看极了。
有时我会这样想：那姑婆树会不会是特别为三姑妈而活在世上、而命名的呢？
从前乡下的姑婆叶用途很多，市场里的小贩都用它包东西，又卫生又美观，也不至于破坏环境，比起现在用塑胶袋要卫生科学得多。
乡下的孩子上厕所用不着纸，在通往茅坑的路上随手撕下一片姑婆叶，就是最便利的纸了。一直到我离开乡下的前几年，我们都是这样解决的。下雨天时也用不到伞，连茎折下的姑婆叶是天然好用的伞。夏天时的扇子，折半片姑婆叶也就是了。野外烤鸡、烤番薯，用姑婆叶包好埋在热土块里，有特别的清香……
早年的乡下市场，每天清晨都有住在山上的人割两担姑婆叶挑来买，往往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全卖完了。
有一次看五十年代的乡土电影，一位主妇去市场卖猪肉，竟用红白塑胶袋提回家，就觉得导演未免太粗心了。当时台湾根本没有红白塑胶袋，如果用姑婆叶包着，稻草束好，气氛就好得多了。
不只是气氛，台湾人倘使还使用姑婆叶，环境也不会败坏到如今这个样子。
姑婆叶在时代里逐渐被遗忘了，正如许多土生在台湾乡间的花草，并不能留下什么，只留下一些温情的回忆。
我看着花盆里那日渐壮大的姑婆树，想到每个时代的一些特质，一些因缘与偶然。植物事实上是表达了一个人的某种心情，不管是姑婆叶、莲蕉花、煮饭花、钟仔花、含羞草，我都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平凡而念旧的人。我喜欢这些闲杂花草远胜过我对什么郁金香、姬百合、牡丹花的向往。它让我感觉到，自己一直走在乡间的小路，许多充满草香的景象犹未远去。
在姑婆树高大身影下，我种了一种在松山路天桥上捡到的植物，名叫“婴儿的眼泪”，想到许多宗教都说唯有心肠如赤子，才可以进天堂。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他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4303K.jpg"/><h2>时代之风</h2>
在复古的年代中，在悲情的城市里，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时代的风，一起来创造时代的风吧！
全世界不约而同地吹起复古的流行风，不管是巴黎、纽约、米兰、东京或台北，在街上一不小心就有三十年代的家具、五十年代的音乐、六十年代的服装跑出来，到处都是旧情绵绵的样子。有时候走进了茶艺馆或咖啡厅，会误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走进了从前的岁月。
有人把这种新流行风潮称为“新复古主义”，新是指站在现代生活与现代美学的需要，复古则是对从前的古典或浪漫做一种新的取材和思考。有的人把台北最近的新复古主义称为追随世界流行的结果，凡是一有什么主义，台北总是模仿得很快。
其实，在新复古的潮流背后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到了九十年代，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有了比从前更富足的经济生活，更多的自由与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照理说，当代的文化与艺术也应该比从前更美好、更精致，可以很简单地找到象征这个时代的色彩，可惜没有。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所能想起的，在物品，不外是飞机、汽车、电脑、传真机、电视等等；在材质，我们想到了不锈钢、塑胶、水泥等等。然后，我们制造了许多从前的人难以想象的荒诞的事物，例如纸尿布、饮料瓶、人造花、红白塑胶袋、外星宝宝垃圾桶等等。
我们要找出什么风格来代表我们的时代呢？如果纯粹从美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时代实在没有多少美的典型。为了庞大的消费主义结构，厂商必须制造更普及、寿命更短的东西，以促进消费的循环，这样是很难考虑到美的。而由于艺术纳入了商业体系，艺术家不能自外于市场需求，也很难创造出美好精致的作品。
若从实用观点来看，我们的时代失去了求好的精神，不论制造什么物品，都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观点：“要好好制造，这可能要穿一辈子的”，更不要说有“用几代”的观念了。我们时常使用的生活用品于是面临了常常坏、常常更换的情况。
每个人大概都会面临这样的局面，家里的电锅、录影机、桌子坏了，去找人修理，修的人根本懒得修，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这样的机种或型式早就该淘汰了”；二是“修理的钱比换一部新的还贵”；三是“别土了，这个时代还有人修理东西吗？”你去几家电器行看看，门口是不是堆满不要的电视、冰箱、洗衣机任人取用？你夜晚到垃圾堆看看，被丢掉的家具简直堆积如山呀！更不要说衣服鞋子，好好的也丢掉，别说是用坏的了。
处在这样风格混乱、典型缺少的时代，如果一个人稍微有求好的精神，很容易就成为复古主义者。当我们看到一块三千年前的玉还是晶莹温润，看到一个一千年前的瓷盘仍然剔透细腻，看到一把百年前的太师椅依日光滑坚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感动。这种复古的感动不只是中国的，在我们看到十八世纪象征主义的欧洲美术，当我们听到古典音乐，甚至看到五十年前的汽车或留声机时，得到的感动也是相同的。
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总有一些创造的心灵会在时空之上飞翔，穿越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来到我们眼前，给我们一些温柔的、向往的触击，使那些古代风格飞翔的一双翅膀，一边是美的极致，一边是好的巅峰，同时鼓风前进，一代一代地飞过去。
生活在现代的人失去这一双翅膀了，于是有一些人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后现代主义”，有一些人观点混乱地说所谓的“解构主义”。如果一个时代不求好、不求美，则后现代、乃至解构都只是欺人之言。我时常在想，难道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留给以后的人吗？我们的心里难道没有一些惭愧吗？
在时光的短促与流变中，现代人对一切旧的事物都感到着迷，甚至只是几十年前六十年代的一切都震撼我们。有时候我走进台北依六十年代波普风格设计的咖啡厅，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在滚滚红尘之中，我们的时代能吹什么样的风呢？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时代呢？我们所想到的从前—不管是什么时代，都代表了温馨、单纯、自然的心情。当我们想到现代，则是冷漠、复杂、人造的，再加上环境败坏、交通混乱、不知来由的疾病（爱滋与癌）。我们每个人在深层的意识中，是不是都希望现代不是如今的样子呢？复古的风潮是象征了我们心里那返璞归真的梦吧！
可叹的是，时代永远不会复古，复古只是一种回归自然、追求朴素、渴望美好生活的心愿，时代还是向前推的。我们与其缅怀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艺术、波普艺术，或注视着印象派、野兽派、新写实艺术一再以不可想象的价钱被标购，还不如回到眼前，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风格和什么样的心灵。
在复古的年代中，在悲情的城市里，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时代的风，一起来创造时代的风吧！
<h2>铁卷门沉思</h2>
我们需要的不是计划，也不是等待，而是实践。就从每天拉开和放下铁卷门时开始吧！是不是愿意给点色彩呢？不一定是名画家，家里在读小学的孩子，不就是最好的画家吗？让他试试。
深夜一点，我沿着台北最繁荣的忠孝东路四段散步回家。大部分的商店都打烊了，只剩下少数几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还有明亮的灯光。
这时候，一个荒谬的景象在我的眼前呈现出来，已经打烊的商店家家拉下来的都是密不透风的铁卷门，这些铁卷门全是没有生气的灰蓝色，由于年久未曾油漆，大多斑驳生锈，露出里面的铁锈。有两家新近花费千万装潢的商店，也不例外。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景象，在号称已经是国际性都市的台北，商店的经营者可能花费数千万元做装潢，却舍不得花费数千元来油漆自己的铁卷门，而铁卷门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竟然已成为台北，甚至台湾景观最泛滥的东西。家家都是铁卷门，家家的铁卷门都是蓝色，绝大部分都生锈，这种生活的齐一与同质，真是令我感到惊奇。
在铁卷门之上有铁窗，大部分也是单调而生锈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铁窗与铁卷门并不能保障安全，它更精确地说应该是种心灵的自卫，或者是表达了在台湾的人民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在罗马、巴黎、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国际性的大都市，治安不见得比我们好，也没见过人装铁窗铁门的。可见我们长久以来是居住在一个多么丑怪的城市而不自知。
装铁窗铁门也就罢了，几乎没有人愿意在上面花一点心思。我常常在想，铁窗虽然是单调乏味的东西，如果有很好的设计，可以使它变成很现代的花坛，或者甚至不觉得它是铁窗。铁卷门也是如此，镂空雕花之后感觉就会完全不同，或者把它当成画布，提供给艺术家创作，或者让小学的学生来作儿童画，那么，在入夜以后和清晨之前，整个城市都会有鲜丽的色彩和无所不在的美术教育了。
工地，也是台北的奇景。大楼鹰架上一放就是几年的看板，捷运工程围堵了整条道路的铁板，这都是城市最好的画布，但是从来没有人去正视或处理它。一整个城市到处都变得非常丑怪、单调、机械，没有一点想象力和创造力。
天桥也是的，在我居住的地方就有几条架在马路上空的天桥，它们没有一丝颜色，也未曾有过设计，它就灰蒙蒙的搁在那里，呆滞、没有美感。地下道和天桥是同样的东西，它的灰黯、冷寂，没有色彩，也一如天桥。
其实，在我看来，台北到处都是画布，都是文化美感建立的起点，问题只在于我们根本不想美化这个城市，就像懒于在自家商店的铁卷门花心思一样。
我们的美感教育逐渐在背离生活，成为一种荒诞空洞的东西。我就知道有的企业家花上数百万美元在国外标购艺术品，可是他自己的办公室连一幅画、一个盆栽、一束鲜花都没有。有的富人花上数十万元买一个田黄或鸡血印章面不改色，可是走到百货公司，却没有眼光挑出一个具有美感的茶杯。开百万名车出街的阔佬，很多人家里还挂着外销画和美女月历。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台北流行茶艺馆，这些消费奇高的茶艺馆都十分讲究装潢，动辄千百万，尽一切可能把它做得像从前乡下的茅房，茅草盖顶、旧的竹帘、粗俗的桌椅，再挂上几盏昏黄的风灯，认为这样是乡土风味或中国风味，我每次走进这种地方就仿佛闻到了当年茅房的气味。
在台北喝茶是世界最贵的。喝咖啡也是世界最贵的。我去过几家一杯咖啡两三百元的店里，也是以装潢取胜，但墙上挂的是拙劣的古典主义仿作，桌椅则是欧洲著名设计师的仿冒品，拿这样的装潢，来卖一杯咖啡三百元，不知道理何在？
而在忠孝东路上，不管是大百货公司、大饭店，或是小的服饰店、咖啡屋，似乎都流行装潢，每隔一两年都要大肆装潢一番，这样的事可以从两个观点看，一是经营者和设计者的眼光短浅，二是没有人想要经营一家有品味的老店。于是整条街都是浮浅、骚动的，随时都在变化、装潢，缺乏大城大道（像巴黎的香榭里、纽约的曼哈顿、东京的银座）那种宁静庄严的气派。
我们的社会泛政治化、泛经济化，是造成美感失落的原因，创造力衰颓、想象力窒塞、欣赏力空洞、生活力贫血，现在可能还看不出台北的将来，不过，生活在空气浊劣、交通阻塞、人心焦虑的地方，如果连一点回旋的空间都没有，还谈什么将来？现在就很痛苦难过了呀！
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生命里有许多看来是无意义的、像美感、像游戏、像创造与想象，可是倘若没有这些，我们每天踽踽街头，就更感觉到前景的仿徨与渺茫，好像夜暗时台北闹区的街头，单调、苦闷，没有生气。
我们需要的不是计划，也不是等待，而是实践。就从每天拉开和放下铁卷门时开始吧！是不是愿意给点色彩呢？不一定是名画家，家里在读小学的孩子，不就是最好的画家吗？让他试试。
正这样想，我走过一个社区公园，看见四个庞大、丑怪，被称为“外星宝宝”的垃圾桶，使我忍不住叹息，这是世纪末最难看的产物。如果我们的环境保护和卫生工作都由一群没有美感的人为所欲为，城市文化还有什么明天呢？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430624.jpg"/><h2>阿火叔与财旺伯仔</h2>
随着岁月，我愈来愈能了解父亲少年时代的梦。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山林的梦想，只是很少很少有人能去实践它。
十年没有上父亲的林场了，趁年假和妈妈、兄弟，带着孩子们上山。
车过六龟乡的新威农场，发现沿途的景观与从前不大相同了，道路宽敞，车子呼啸而过。想到从前有一次和哥哥坐在新威学校门口，看一小时才一班的客运车，喘着气登山而去，我对哥哥说：“长大以后，如果能当客运车司机就好了。”然后我们挽起裤管入山，沿山溪行走，要走一个小时才会到父亲开山时住的山寮。那时用竹草搭成的寮仔里，住着父亲和他的三位至交阿火叔、成叔、财旺伯仔。
父亲当时还是多么年轻强壮，从南洋战后回来，和少年时的伙伴一起来开山。三十几年前的新威山上还是一片非常原始的林地，没有道路，渺无人居，水电那是更不用说。听父亲说起，刚开山的时候，路上蛇虫爬行，时常与石虎、山猪、猴子、山羌、穿山甲惊慌相对。在寒冷的冬夜睡醒，发现山寮里的地方全是盘旋避寒的蛇，有时要把蛇拨开，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走出去。
彼时阵，我刚刚出世。父亲为了开山，有时整个月没有时间低下头来看我一眼，听母亲这样说。
母亲说：“你爸爸为了开山，每天清晨从家里骑脚踏车到新威，光骑车就要两小时。然后步行到深林里去，有时候则整季住在山里。”
每到立秋，雨季来的时候，母亲在夜里常被远方的暴雨与雷声惊醒，不知道在山洪中与命运搏斗的父亲，是否能平安归来。
一直经过二十几年，父亲的四百多甲山林才大致开垦出来。产业道路可以通卡车了，电灯来了，电话线通了，桃花心木、南洋杉、刺竹林都可以收成了，父亲竟带着未完成的梦想离开了我们。
在去新威的路上，妈妈告诉我，阿火叔在前年因肺气肿也过世了，成叔离开山林后不知去向，现在山里只剩财旺伯仔住着。听到这些事，使我因无常而感到哀伤，想到在三十几年前，几个刚步入壮年的朋友，一起挥别家人来开山的情景。
当我站在山里，对孩子说：“我们刚刚走过的路都是阿公开出来的。现在你所看得到的山都是我们的，这些树都是阿公种好的。”孩子茫然地说：“真的吗？真的吗？”对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真的很难以想象四百甲山林是多么巨大，没有边际。
小时候，我很喜欢到山里陪爸爸住，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更多时间与父亲相处。在山中的父亲也显得特别温柔，他会带我们去溪涧游泳，去看他刚种的树苗，去认识山林里的动物和植物，甚至教我们使用平常不准触摸的番刀与猎枪。
我特别怀念的是与父亲、成叔、阿火叔、财旺伯仔一起穿着长长的雨鞋，到尚未开发的林地去巡山，检查土质、山势、风向，决定怎么样开发。父亲对森林那种专注的热情，常使我深深感动和向往，仿佛触及支持父亲梦想的那内在柔软的草原。我也怀念立秋雨季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山寮的屋檐下看丰沛的雨水灌溉山林；夜里，把耳朵贴在木板床，听着滚滚隆隆的山洪从森林深处流过山脚；油灯旁边，父亲煮着决明子茶，芬芳的水汽在屋子里徘徊了一圈，才不舍地逸入窗外的雨景。
我对父亲有深刻的崇仰与敬爱，和他在森林开垦的壮志是不可分的。
那样美好的山林生活，一晃已经三十年了。当我看见财旺伯仔的时候，感觉那就像梦一样。财旺伯仔看见我们，兴奋地跑过来和我们拥抱。他的孙子也都离开山林，只有他和财旺伯母数十年的守着山寮，仍然每天挑着水桶走三公里到溪底挑水，白天去巡山，夜里倾听大溪的流声。
提到父亲、阿火叔的死，成叔的离山，他只是长长地叹一口气。他说：“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没有酒伴唉！”
他带我们爬到山的高处，俯望着广大的山林，说：“你爸爸生前就希望你们兄弟有人能到山里来住，这个希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然后，他指着刺竹林山坡说：“阿玄仔，你看那里盖个寮仔也不错，只要十几万就可以盖得很美呀！”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有无数次曾立志回来经营父亲的森林，但是年纪愈长，那梦想的芽苗则隐藏得愈深了。随着岁月，我愈来愈能了解父亲少年时代的梦。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山林的梦想，只是很少很少人能去实践它。
我的梦想已经退居到对财旺伯仔说：“如果能再回山来住几天就好了。”
离开财旺伯仔的山寮已是黄昏。他和伯母站在大溪旁送我们，直到车子开远，还听见他的声音：“立秋前再来一趟呀！”
天色暗了，我回头望着安静的森林，感觉到林地的每一寸中，都有父亲那坚强高大的背影。
<h2>静静的鸢尾花</h2>
凡·高逝世一百周年了，使我想起从前在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参观的那一个午后，想起公园中那一片鸢尾花，想起他给弟弟的最后一句话：“在忧思中与你握别。”
第一次看见凡·高画的鸢尾花使我心中为之一震。凡·高画过两幅鸢尾花，一幅是海蓝色的鸢尾花盛开在田野，背景是翠绿色，开了许多橘黄色的菊花；另外一幅是在花瓶里，嫩黄色背景前面的鸢尾花已经变黑了，有一株全黑的竟已枯萎衰败，倒在花瓶旁边。
这两幅著名的鸢尾花，前者画于1889年的夏天，后者画于1890年的5月，而凡·高在两个月后的7月27日举枪自杀。
我之所以感到震撼，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是画家如此强烈地在画里表现出他心境的转变，同样是鸢尾花，前者表现了春日的繁华，后者则是冬季的凋萎；一是鸢尾花又叫紫罗兰，一向给我们祥和、安宁、温馨的象征，在画家的笔下，却是流动而波涛汹涌。
我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凡·高美术馆看见凡·高那两幅鸢尾花，一幅是真迹，另一幅是复制品，看完后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公园的喷水池旁，就看见了一大片的鸢尾花，宝蓝而带着粉紫，是那么美丽而柔美，叶片的线条笔直爽朗，使我很难以把真实的与画家笔下的鸢尾花合而为一，因为透过了凡·高的心象，鸢尾花如同拔起的一只巨鸢，正用锐眼看着这波折苦难的人间。
坐在公园的铁椅上，我就想起了凡·高与鸢尾花的名字，我想到“梵”（台湾多译作梵高）如果改成“焚”字，就更能表达凡·高那狂风暴雨一般的画风了。而鸢鸟呢？本来是一种凶猛的禽类，它的头顶和喉部是白色，嘴是蓝色，身体是带紫的褐色，腹部是淡红色，尾巴则是黑褐色。如果用颜色与形貌来看，紫罗兰应该叫“鸢头花”，由于用这样的猛禽来形容，使得我们对鸢竟而有了一种和平与浪漫的联想。
在近代的艺术史上，许多艺术家都有争议之处，凡·高是少数被公认为“伟大的艺术家”而没有争议的。凡·高也是不论学院的教授或民间的百姓都能为之感动的画家。我喜欢他早期的几幅作品，像《食薯者》、《两位挖地的妇女》、《拾穗的农妇》、《播种者》等等，都是一般人看了也会为之震动的作品，特别是一幅《小麦束》，全画都是金黄色，收割后的麦子累累的要落到地上来，真是美丽充满了温馨。
我想，我们会喜欢凡·高，乃是由于他对绘画那专注虔诚的态度，这种专注虔诚非凡人所能为；其次，是他内在那热烈狂飙的风格，是我们这些表面理性温和者所潜藏的特质；其三，是他那种魄大而勇敢、迹近于赌注的线条，仿佛在呼唤我们一样。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更可佩的理由，是在凡·高的画里，我们只看见明朗的生命之爱，即使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刻，他的画都展现欢腾的生命力，好像是要救赎世人一样。怪不得左拉曾说凡·高是“基督再世”，这是对一个艺术家最大的赞美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凡·高的鸢尾花吧！他的一幅鸢尾花曾以美金5390万拍卖，是全世界最贵的绘画（就是把全世界的鸢尾花全剪下来卖，也没有这个价钱），可见艺术心灵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我最近重读凡·高写给弟弟提奥的全部书简，在心里作为对凡·高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表示崇敬之意。
我们来看他的两幅鸢尾花绘画时的背景，第一幅1889年夏天，凡·高写道：“亲爱的提奥，但愿你能看到此刻的橄榄树丛！它的叶子像古银币，那一簇簇的银在蓝天和橙土的衬托下转化成绿，有时候真与你人在北方所想的大异其趣啊！它好似我们荷兰草原上的柳树或海岸沙丘上的橡树；它的飒飒声有异常的神秘滋味，像在倾诉远古的奥秘。它美得令人不敢提笔绘写，不能凭空想象。”“这段期间，我尽可能做点事，画了一点东西。手边有一张开粉红花的栗树夹道风景，一棵正在开花的小樱桃树，一株紫藤科植物，以及一条舞弄光影的公园小径。今儿整日炎热异常，这往往有益我身，我工作得更加起劲。”凡·高很喜欢他的鸢尾花，在1890年7月他给弟弟的信中说过：“希望你将看出鸢尾花一画有何独到之处。”
1890年的5月，关于鸢尾花的画他写道：
“我以园中草地为题材画了两幅画，其中一幅很简单，草地上有一些白色的花及蒲公英和一小株玫瑰。我刚完成一幅以黄绿为底色，插在一只绿色瓶子里的粉红玫瑰花束；一幅背景呈淡绿的玫瑰花；两幅大束的紫色鸢尾花，其中一束衬以粉红色为背景，由于绿、粉红与紫的结合，整个画面一派温柔和谐，另一幅则突立于惊人的柠檬黄之前，花瓶和瓶架呈另一种黄色调……”
读凡·高的书简和看他的画一样令人感动。我们很难想象在画中狂热汹涌的凡·高，他的信却是很好的文学作品，理性、温柔、条理清晰，并以坦诚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艺术与疾病。这一束书简忠实地呈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与心理状态，是凡·高除了绘画留下来的最动人的遗产。
凡·高逝世前一年，他的作品巧合地选择了一些流动的事物，譬如飘摇的麦田，凌空而至的群鸥，旋转诡异的星空，阴郁曲折的树林与花园。在这些变化极大的作品中，他画下了安静温柔和谐的鸢尾花，使我们看见了画家那沉默的内在之一角。
凡·高逝世一百周年了，使我想起从前在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参观的那一个午后，想起公园中那一片鸢尾花，想起他写给弟弟的最后一句话：“在忧思中与你握别。”也想起他在信中的两段感人的话：
一个人如果够勇敢的话，康复乃来自他内心的力量，来自他深刻忍受痛苦与死亡，来自他之抛弃个人意志和一己爱好。但这对我没有作用：我爱绘画，爱朋友和事物，爱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不自然的东西。
苦恼不该聚在我们的心头，犹如不该积在沼池一样。
对于像凡·高这样的艺术家，他承受巨大的生命苦恼与挫伤，却把痛苦化为欢歌的力量、明媚的色彩，来抚慰许多苦难的心灵，怪不得左拉要说他是“基督再世”了。
翻译《凡·高传》和《凡·高书简》的余光中，曾说到他译《凡·高传》时生了大病，但是，“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忧”，“是借他人之大愁，消自家之小愁”。
我读《凡·高传》和《凡·高书简》时数度掩卷叹息，当凡·高说：“我强烈地感到人的情形仿如麦子，若不被播到土里，等待萌芽，便会被磨碎以制成面包！”诚然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的悲情，但在悲情中有一种庄严之感！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430346.jpg"/><h2>玻璃心</h2>
人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而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要大家一起来反制这种危机！用玻璃的心、水晶的心、钻石的心、黄金的心都好，不管是什么心，只要有心就好！
在中部的一所中学演讲，有一个学生问了大问题：“你认为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认为人最大的危机是越来越不像人。”
“为什么？”
“因为人的品质日渐低落，越来越多的人像动物一样，充满了欲望，只追求物质的实现与满足。而人在生活形式上则越来越像机器，由于和机器相处的时间日渐增加，甚至超过人与人相处的时间，人在无形中受到机器影响，人味比从前淡薄了。”我说。
那位中学生听了，又站起来问：“那么，你觉得人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我说：“人最大的希望是单纯的心、奉献的心、爱人的心。”
“所谓单纯的心就是不功利、没有杂染的心；奉献的心就是时常渴望为别人做些什么，带给别人利益；爱人的心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发自内心地关怀别人。如果有这些心，人就会比较有希望了。”我补充道。
另一位看起来很活泼的女生站起来，俏皮地说：“可是杨林有一首歌叫‘玻璃心’，说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很容易破碎的！”
说完后，哄堂大笑，结束了这一次演讲。在往台北的火车上，我回想着这一段对话，我们时常为我们的中学生担心，其实他们对生命仍然有着深刻的沉思，为某些生命的大问题找寻答案，只要这样的态度存在，生命的希望也就存在了。
我倒是觉得自己的答复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最近这些年，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有两极化的倾向。一种是生活，行为、动机、人生目标极像动物，就是我们所说的“衣冠禽兽”，他们几乎不管心灵的提升，只求物质的满足，还有一些是不在乎别人死活，杀盗淫妄无所不为。另一种则是极像机器人，全部自动化，终日不与人相处，只与机器相处，在家里一切都是机器化，出门关在汽车里，在办公室则与电话、电脑、传真机为伍，晚上在沙发上看电视、听音响，一直到睡去为止。
这种两极化的倾向是非常令人忧心的，人间的冷漠无情、僵硬无义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为不管是“衣冠禽兽”或“衣冠机器人”的共同特质就是缺乏人间的沟通与情义！时日既久，当然成为人最大的危机了。
要突破禽兽与机器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一颗温暖的心，过单纯的生活，真实地为别人奉献，花更多的时间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机器身上，其实这也只不过是坚持作为人追求真、善、美、圣的品质罢了。
确实，做一个完整的人比做禽兽复杂得多，与人沟通相爱比和机器相处困难得多，使大部分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不肯承担人的责任与荣誉。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倾向动物或机器的人，都是曾受过伤害和害怕受伤害的人。
可是，有一颗容易受伤害的玻璃心，总比没有心要好得多，偶尔听听心灵破碎的声音也比只想贪求世界便宜的人要可爱得多。
有时候极让人痛心的是，人类文明的推动发展，到最后竟使我们在流失人的品质。我们借着电脑、电话、传真机沟通，而懒于互相谈话、拥抱、互爱；我们看一幅画的好坏先看其标价；我们交朋友先衡量互相的价值，以便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到最后，许多人竟无视别人的死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被捕了还在电视上微笑。天啊！动物相互之间都还有哀矜与关爱之情；机器都有无误守信之义，人为什么沦落至此！
人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而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要大家一起来反制这种危机！用玻璃的心、水晶的心、钻石的心、黄金的心都好，不管是什么心，只要有心就好！
<h2>莲子面包与油焖香菇</h2>
创造力是无所不在的，而愈用愈出，愈用愈清明，就仿如山林中的泉水一样，凡是真实饮用过创造之泉的人，人世的苦难就好像山中溪泉边的乱石，再多的乱石也不能阻挡泉水的奔流与清澈了。
住家附近的一家面包店，自行研制一种莲子面包，把莲子磨成泥状调在土司面包里，每天下午四点出炉的时候都是大排长龙，大家都等着吃那新鲜的温热的莲子面包。
有一天下午我经过面包店，看到那么多人在毫不起眼的小店前排队买面包，感到十分意外，询问排队的人：“是排队等着买什么呢？”
“买快要出炉的莲子面包呀！”一位中年妇人告诉我，然后她还形容了莲子面包的美味，说新鲜莲子的滋味是多么清香，“又缠又绵”，她每天四点的时候都会来这里买。
莲子面包虽然没有广告，显然是极有口碑的。对于一向不信任广告而信任口碑的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于是加入人龙里，耐心地等候莲子面包出炉。
一下子，戴着白帽的面包店老板兼师傅，把铁盘子端出来了。果然，屋里就飘出浓浓的莲子香味——在我的印象中，莲子是没有香味的，不知道为什么和了面包，就让我感觉那不只是面包的香味。我买了半条莲子面包，边散步边迫不及待地把面包拿出来吃，细细地品味面包中莲子的滋味。莲子面包确有非凡之处，细滑含着水分的莲子使我想起从前在嘉义看人收成莲子的情景，白净、浑圆的莲子，有一种倾向于圆满的感觉。
我想到可颂坊的棒子面包，圣玛丽的核桃面包，以及台安医院餐厅里加了麦芽的全麦面包，好吃的可能不只是面包本身，而是面包师傅的创造的心情，以及随着那心情衍生出来的感觉，使我们品味到某一些生活的芬芳。在寂寥的午后，知道某一家小面包店有一位师傅冒汗来完成、实践一种创造的心，这给我们带来了温柔的安慰。
生命，真的不能缺乏游戏；生活，则不能失去创造力。创造力随时都在，而且每个人都具有，只要在形式的、固定的、保守的那一个层面，念头一转，做一点提升与超越，创造力就可能得到实践了。面包师傅在做莲子面包时，正是一种提升和超越呀！
在家附近还有一家素食的自助餐厅，老板娘也是个有创造力的人。她的菜色时常更换，有一次竟然做出了一道极美味的清炒凤梨。里面什么都没加，只是用油把凤梨炒到柔软适口，使酸甜的凤梨有了新生一样。
我问她为什么会想到清炒凤梨的。
她的回答令我大出意料。她说因为台风的缘故，青菜的价钱暴涨，一斤菠菜要八十元，一个高丽菜要一百多元，拿来做自助餐实在成本太高了。突然看到小贩叫卖凤梨，一个大凤梨才十五元，想到：“做个炒凤梨应该也不错吧！”当天中午她就做了一道清炒凤梨，没想到反应出奇的好。隔几天，她看人卖苹果，十个一百元，那时萝卜一条四十几元，于是，她做出了一道“清炒凤梨苹果”，滋味比清炒凤梨更好。
她还有一道绝活，就是做油焖香菇，那是在市场上看见小贩卖香菇，那些又小又丑的香菇虽然价钱便宜，还是卖不出去，她灵机一动，就买了一袋回来，泡软、洗净，用油、酱油、小火焖，一直到将干未干之时起锅。那些小香菇的美味，我是无法形容的，在人间里，也只有慧心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滋味。
可见，有创造力的心灵，不管扮演什么角色，处在什么环境，都可以无遗地展现出来。可惜，由于房屋的租约到期，老板娘已经不做素食餐厅。我每次路过那个房子，就会想起她那超绝的手艺和心灵，觉得她不做自助餐，实在是人间的损失。
创造力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愈用愈出，愈用愈清明，就仿如山林中的泉水一样，凡是真实饮用过创造之泉的人，人世的苦难就好像山中溪泉边的乱石，再多的乱石也不能阻挡泉水的奔流与清澈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430549.jpg"/><h2>呼山不来去就山</h2>
山不动有什么关系？我们走过去不也一样吗？就在我们抬脚往山那一边走的时候，每走一步，山就向我们移动一步了。
台北一些重要的道路改成单行道以后，搭计程车就变成一件麻烦的事，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时间。
有一次黄昏的时候在光复南路要搭计程车，等半天也没有空车的影子，路上又下起雨来，于是步行到忠孝东路口，发现在我的前面几乎每隔十步就有人停在街边招手。“往前走一点，说不定比较容易叫车。”我这样想，然后开始在雨中步行，一走就走了几百米，发现整条忠孝东路都是等计程车的人。
然后，我从敦化南路转往仁爱路，心想仁爱路是单行道，应该容易叫到车，又在仁爱路上走了数百米。如果是平常，我会停止叫车，找一家气氛好的咖啡店坐下来喝咖啡，等雨停了，人潮散了再走，那一天却有些心急，因为家里有客人要来。
眼看着在右边叫车无望，我就转到对面去，心里有一个这样的念头：“说不定有人在左边下车。”才站了一会儿，果然有一部计程车停下来，赶紧坐上去，一边为自己的幸运高兴，一边也想到了人在环境中变化的适应。
在雨中奔驰的计程车里，我想到回教教主穆罕默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穆罕默德向群众宣布，某年某月某一天他将站在城外，把城外那座山移近一点。群众听了立刻哗然，并且奔走相告穆罕默德将显现奇迹的事。
果然，到了约定那一天的清晨，城外已经聚集了水泄不通的人潮，大家都屏息以待，等着目睹神迹。
穆罕默德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出现了。他仰天站着，沉默，深呼吸，然后大声地对那座山喊叫：
“喂！大山！到这里来！”
空中回荡着穆罕默德的声音，但是，山一点也没有动。
穆罕默德再度沉默，深呼吸：
“喂！大山！到这里来！”
山依然没有移动的迹象，群众大感意外，莫不是神迹失灵了吗？
穆罕默德再度提起大嗓门：
“喂！大山呀！到这里来！”
山兀自屹立，群众哗然议论：莫不是眼前这位我们尊敬的人是个骗子吗？或者他太不自量力了，移动一个杯子还可能，移动一座山可能超过他的神力了。
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穆罕默德转过身来面对群众说：“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你们都看到了，我连续向那座山喊了三次，可是山还是不动，既然它不肯动，除了我向那座山走去，还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穆罕默德抬头挺胸、气定神闲，从从容容地走向那一座山，群众愕然而惊叹！
是呀！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山一样的事情，有的人想移山，但移不动，自己也不肯改变姿势，反而与山对峙。小如叫计程车也一样，这边叫不到，到那边去叫，如果执意站着不动，当所有人都回到家，我们还站在落雨的街头跺脚生气、自怨自艾呢！
山不动有什么关系？我们走过去不也一样吗？就在我们抬脚往山那一边走的时候，每走一步，山就向我们移动一步了。
<h2>不受人惑</h2>
我们永远不会变成流行的主角，那么，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人只是河面上一粒浮沤。
有一位贫苦的人去向天神求救，天神指着眼前的一片麦田，对那个人说：
“你现在从麦田那边走过来，捡一粒你在田里捡到的最大的麦子，但是，不准回头，如果你捡到了，这整片田地就是你的了。”
那人听了心想：“这还不简单！”
于是从田间小路走过，最后他失败了，因为他一路上总是抛弃那较大的麦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象征了人的欲望永不能满足，以及缺乏明确的判断力。如果用这个故事来看流行的观念，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的道路上，每一时代都有当时代的流行，当人在更换流行的时候，总以为是找到了更大的麦子，其实不然，走到最后就失去土地了。
流行正是如此，是一种“顺流而行”，是无法回头的。当人们走过一个渡口，要再绕回来可能就是三五十年的时间。像现在流行复古风，许多设计都是五十年代，离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再回首，青春已经不再。
我并不反对流行，但是我认为人的心里应该自有一片土地，并且不渴求能找到最大的麦子（即使找到最大的麦子又如何？最大的麦子与最小的麦子比起来，只不过差一截毫毛），这样才能欣赏流行，不自外于流行，还有很好的自主性。
流行看起来有极强大的势力，却往往是由少数人所主导的，透过强大的传播，消费主义的诱惑，使人不自觉地跟随。例如前年最流行的香水是“毒药”，去年最流行的香水是“轮回之香”，就是传播与消费互动的结果。今年化妆品公司花2800万元请来伊莎贝拉·罗塞里尼来推销新的香水（请恕我尚未记得它的名字），也是一种流行的引导。在我们引导的时候，很少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这香水是我需要的吗？”“这香水是我喜欢的吗？”“这香水值这样的价钱吗？”
我常常对流行下定义：“流行，就是加一个零。”如果我们在百货公司或名品店看到一双皮鞋或一件衣服，拿起标价牌一看，以为多标了一个零，那无疑的是正在流行的东西。那个多出来的零则是为追流行付出的代价。过了“当季”、“当年”，新流行来临的时候，商品打三折或五折，那个零就消失了。
因此，我特别崇仰那些以自己为流行的人，像摄影家郎静山，九十年来都穿长袍，没穿过别样式的衣服（他今年一百零一岁，据说十岁开始穿长袍）；像画家梁丹丰，五十年来都穿旗袍（只偶尔为了方便，穿牛仔裤和衬衫）；像《民生报》的发行人王效兰，三十年来都穿旗袍（不管是在盛大的宴会，或球赛现场）。他们不追逐流行，反而成为一种“正字标记”，不论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我甚至不敢想象郎静山穿华伦天奴西服，梁丹丰与王效兰穿圣罗兰、卡迪尔套装时，是什么样子。
所以有信心、有本质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像王建煊的小平头、吴伯雄的秃头、赵耀东的银头，不都是很好看吗？有的少女一年换几十次头型，一下子米粉头、一下子赫本头、一下子朋克头，如果头脑里没有东西，换再多的头型也不会美的。
流行贵在自主，有所选择，有所决断。我们也可以说：“有文化就有流行，没有文化就没有流行。”对个人来说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中国有一个寓言：
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下凡，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子哭泣不已，他就问小孩子：“你为什么哭呢？”
小孩子就说：“因为家贫，无力奉养母亲。”
“我变个金块，让你拿回去换钱奉养母亲。”吕洞宾被孩子的孝思感动，随手指着路边的大石头，石头立刻变成金块。当他把金块拿给孩子时，竟被拒绝了。
“为什么连金块你都不要呢？”吕洞宾很诧异。
孩子拉着吕洞宾的手指头说：“我要这一只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这个寓言本来是象征人的贪心不足，如果站在流行的立场来看，小孩子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宁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不要金块，因为黄金有时而穷（如流行变幻莫测），金手指则可以源源不绝。
什么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对文化的素养、对美学的主见、对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与生命品质并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有一阵子，台湾男士有这样的流行：开奔驰汽车，戴劳力士满天星手表，用都彭打火机，喝XO，穿路易·威登的皮鞋，戴圣罗兰的太阳眼镜，穿皮尔·卡丹的西装，甚至卡文·克莱的内衣裤（现在依然如此流行）。这样人模人样的人，可能当街吐槟榔汁，每开口的第一句是三字经，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通缉犯。想一想，流行如果没有文化、美学、品味做基础，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讲流行讲得最好的，没有胜过达摩祖师的。有人问他到震旦（中国）做什么？他说：
“来寻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点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麦田里的麦子都差不多大，那么，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
前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影片《上班女郎》，里面有句精彩的对白：
“我每天都穿着内衣在房间里狂舞，但是到现在我还不是麦当娜。”
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变成流行的主角，那么，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人只是河面上一粒浮沤。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430256.jpg"/><h2>新美学主义</h2>
一个新美学主义者充满信心，因为他追求真实有风格的美，他喜欢合理的生活对待，他知道物质之外有美感的真价值，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奈何他呢？何不大家一起来做新美学主义者？
“欧洲皇后”选美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土地举行，却选择了亚洲的台湾。这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现代女性意识抬头了，使得欧洲人普遍对把女人当花瓶的选美活动失去兴趣。但是在台湾，选美的感冒症候虽已退烧，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选美，欧洲皇后在台湾诞生也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了。
虽说选“欧洲皇后”，大部分参加的都是十七八九岁的小姑娘，她们多数表示对台北这个城市印象深刻。（交通如此混乱、空气如此污浊、物价如此高昂，谁不印象深刻呢？）特别是台北的物价。主办单位曾安排这一群来自欧洲的小姐去逛百货公司，几乎所有的欧洲小姐看到标价都大喊太贵，即使是来自富裕的法国、瑞士、丹麦、德国的小姐都说：“台北的东西贵得不可思议。”东欧几个国家的小姐，就更不必说了。
主办单位为此伤脑筋，听说要特别安排中华商场、西门町、万华等地去购物，以免让她们留下台北物价不合道理的印象。
这个新闻极有参考价值。我虽然住在台北，并未“当局者迷”。和欧洲的小姐一样，我在逛百货公司时，把标价牌拿起来看价钱的那一刻，常常有“是不是贴错了？”的感觉。一件普通平凡的服饰至少都要上千，“并不怎么样”的则要五六千，“看起来还不错”的往往一不小心就是五位数了。有时误以为自己眼花，等清楚数一次是五位数时才叹息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