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无聊的笔会参加得多了，就起了自己弄一个“有聊”的笔会的念头。现在看来，这个“有聊”的诗会好在因为梁平的到来而不至于回归“无聊”。
2003年7月上旬，我和诗人罗晖、粟城、刘常连、甘谷列、三个A做出了一次至少在我们看来是破天荒的举动——每人凑五百或七百元，操办新世纪桂林诗会。为什么说是“破天荒”？首先因为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经济条件大都不好，刘常连的父亲还生病住院，每天都要花钱；甘谷列家里还负债；我的小孩刚出生三个月，妻子没工作。其次，当时“非典”刚进入尾声，全国许多大型活动都不能开展。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举办一个大型活动，而且是以激情著称的诗人聚会，结局难测。
为了开一个纯粹的诗会，我们定下了规矩，除了《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其他任何人都不主动邀请，自愿参加。决定邀请梁平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诗歌刊物的主编，而是因为他那令人佩服的豪爽气度。当然，邀请梁平，还有一点个人的私心——2002年，我去四川都江堰开会，经过成都，一连几天，梁平相继拉来了冉云飞、聂作平、石光华、尚仲敏、龚静染等蜀中名流，并“命令”我的老哥们李海洲从重庆火速赶到成都“陪酒”。一连几天，我都被灌得找不着北，甚至有一个下午在赴饭局的途中，我叫出租车司机帮我找药店买了一盒葡萄糖浆来暖胃。因此，这次邀请梁平，也有“找机会扳本”的意思。
给梁平打电话的时候，梁平的回复再一次印证了他豪爽的性情，他的回答很短很干脆：没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梁平刚刚参与处理完四川著名诗人孙静轩的后事，为了这个寒酸的诗会，又专门取消了另一个会议，买了机票飞往桂林。
梁平到达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孤单”——除了他，这个诗会，我们不仅没有主动邀请诗歌界的出席者，本地的相关领导也不邀请。诗会开始的前两天，我因事和两个市领导吃饭，随意向坐在身边的一个宣传部副部长透露了即将举办诗会的消息，那位副部长好意地建议我邀请在座的一位市领导出席，并告诉我如果有市领导出席，不仅可以提高会议的档次，按常规，市接待办还可以负责安排一次宴会。我推搪说诗人聚会过于随意，有领导在场大家不自在，还是民间一些好。其实，我是不想象某些会议一样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也担心被市领导知悉后不同意召开而坏了大事。你说我精明也好迂腐也好，总之几天的诗会，来者全是诗人，没有出现一个领导，从主持会议、布置会场到安排饮食，大小事务都由我们几个诗人操办。
由于缺乏操作大型会议的经验，在开会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诗人前来，后来一数，竟然来了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个诗人，加上本地的一些诗歌爱好者，接近七十人，外地客人遍及天津、四川、广东、贵州等省市。因为超过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规模，一些诗人交了两百元会务费，也有不少人没交。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勉强，个别来自农村的诗人，我们甚至补贴了回程路费。有意思的是，2006年夏天，网上出现了一份对我进行百般攻击和诋毁的“大字报”，其中一条竟然是“将全国五十多个诗人骗到桂林”！
受经费所累，我们选择了市中心的湖滨饭店。这家饭店面对榕湖，设施虽然老旧，但交通方便，旁边是我所在的单位和中心广场。饭店四楼有一个类似于中学教室一样的会议厅，只不过面积比普通的教室大三倍，能容下两三百人，几十人坐进去，显得空空荡荡。我担心冷清，也嫌店家收费太贵，便在旁边的老楼找了一个中型会议室。费用相对便宜，大小也比较合适，能够容纳五六十人。这个会议室是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古色古香，只是没有安装空调。尽管服务员在中间摆放了一个电风扇，因为天气的闷热和对诗歌的热情，与会者普遍浑身燥热。7月5日，会议开始，梁平笑呵呵地说：“我参加过很多诗会，这次的会议室最有特色。”不知道是赞是弹。
7月6日上午九点，诗人们已经聚集在会议室。梁平起得晚了，我带着他空着肚子在市中心四处寻找早餐。看来，住在市中心也不见得全是好处，至少想吃桂林米粉都比较困难。无奈之下，我们拍开了中心广场旁边麦当劳的大门，冲进去啃了几块比砖头还硬的隔夜面包。后来我才知道，文学界开笔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规矩——邀请一个级别不低的诗人和编辑出席地方性的笔会，主办者不仅要使客人吃好住好，还应该给对方付一定数额的“出场费”，而我，不仅没有给客人付出场费，连早餐都没安排好！现在回想起往事，我在敬佩梁平的大度的同时，也不禁羞愧万分。
此次诗会的另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细节是，诗会最后一天上午八点，饭店服务员逐个敲门，说饭店另有会议接待，要求诗人们在半个小时内退房走人，只留一个单间给尚未离桂的诗人存放行李。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中午十二点之前退房，诗人们还是容忍了店家的无礼，将行李搬到那个唯一的房间里。我不禁起了几丝悔意，要是这次诗会是市里一个正规部门主办的，或者有市领导出席，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三年后，那家饭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我常常在上班期间透过窗口看几眼那些日渐荒芜的空房子，心里忍不住生出几丝残忍的快乐。
三
梁平曾经喜欢“把诗写得清亮一点，写得老实一点”，并认为“诗该怎样写，诗不该怎样写，都不重要”（《梁平诗选》自序，下同），有一点强调内容而忽视技巧的嫌疑。但梁平又是警醒的，他也意识到“诗，不是可口可乐，就不能只让人清凉一爽；也不该坚硬得成为核桃，非得动用锤子的功夫”。说白了就是诗歌不仅要有厚实的内容，而且要有能够贴切地传达出诗美的技巧。对于一首诗而言，内容是宽泛的，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流行与不流行之分；技巧却是常用常新的，古老的修辞家庭无时不在增添新丁，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座美观而不露痕迹的桥梁，将成为那些具有多年创作经验、作品风格已基本成型的成名诗人的瓶颈。梁平也曾面临这样的局面，他在八九十年代的写作成就已有目共睹，《梁平诗选》等三本诗集和孙静轩、吕进、李钢、李敬泽、谢有顺、王干等诗人和评论家的文章可资证明。然而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博得更高层次的诗友的尊敬。梁平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成就斐然的诗人，他一方面不断地巩固原有的优势，保持着对文字的敏锐感受；另一方面，他又不惮于技术上的探索和作品内涵的开拓。2001年以后，梁平的诗歌进一步地切入具体生活情境，姿态和语调变得更低，手法上也有了新意。组诗《重庆词典》、《有名有姓》是其中的代表。《重庆词典》收入的“词条”有李子坝、读书梁、白象街、龙溪镇、海棠溪、莲花池、棉花街等数十个，这些地方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在梁平的诗歌里，它们不仅仅作为地点存在，还是精神的载体，容纳了怀念、反省、疑惑、欣慰等思绪。原本与公园一体而后来不知为何被围墙隔开的红卫兵墓，阴冷沉重的程度不亚于罗门笔下的麦坚利堡：
与此相邻的教堂早已没有了钟声
冷冷的十字架下
那个没有任何遮蔽的坟场
保存最为完整的惨烈
一百颗八九点钟的太阳
在那年，在墙外，封存了体温
这种阴冷与当年的轰轰烈烈形成了意味深长的衬映。无疑，诗人成了一个思想者，但与北岛或欧阳江河等诗人不同的是，梁平的表情并不投入，而是平静得近于冷淡。姿态和心理的巨大反差为诗歌贡献了出其不意的冲击力，是啊，为什么总要摆出手托下巴或振臂高呼的姿势呢？为什么非得以一脸沉重或者号啕大哭来表达忧伤呢？从眼里流下的只是泪水，而流在内心的是血。这种以外在的轻进入内在的重的方式好比钝刀子杀人，看起来不起眼，挨了刀才知道滋味难受。面对这样的诗篇，你无法蜻蜓点水似的一掠而过，而不得不一步三回头。
《重庆词典》更多的是对已逝或将逝事物的挽留与追念：
我印象中的街没有了
青石板路不在了
喝酒的店子找不到了
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
以往模糊不清
我不知道这里丢失了什么
棉花街，真的上了年纪
——《棉花街》
棉花街是诗人记忆的一部分，这份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印象中的街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平民的素朴和欢乐。这是对当下生活的一个反证——现实生活中美的缺乏，诗人只能从缅怀中求取。而“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则暴露了人的孤独。诗歌于是不着痕迹地打开了生活的内核。这种别致的切入方式是梁平以往的作品所罕见的，前文所举的《娄山关的孩子》、《那鸟和我》虽不失深刻，但它们多是直取目标，少了含蓄。而《重庆词典》不再讲究意象的光鲜和技巧的炫目，变得漫不经心，顾左右而言他，在你不知不觉间深入了本质，堪称“杀人不见血”。这种对人性细节的细致体察，对生活的旁观者的游离姿态，对以往熟视无睹的事物的重新命名，从而折射出思想灵光的诗艺探索，使梁平的诗歌综合了“第三代诗人”的平民气质和叙事手段，乃至更年轻一代诗人所特有的轻放，显现出饱经沧桑又充满活力的双重特征。《重庆词典》出现后，梁平这块“礁石”已开始逐渐上升为山峰，他将因此看到一片更为宽广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