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谁呢？我没看到柏桦的相关说明。据我猜想，可能是指林则徐或者龚自珍。说是前者，是因为1840年是清朝近300年统治中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爆发，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国家形态开始改变，由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林则徐不是1840年去世，而是1850年去世的，这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柏桦此处不是指身体的消逝，而是指林则徐所代表的某种坚决的自强的品质，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陷入屈辱和抗争并存的漫长历程。
关于“他”是龚自珍的猜想，则主要是因为龚的去世时间与1840年及其相近（去世于1841年），他的文学与思想经历与诗歌中的“有一个人朝三暮四/无端端的着急/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相似。龚自珍自幼熟习国学，想走仕途，但屡屡受挫，好不容易当了个小官，又因社会日益混乱，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便“着急”起来，弃绝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致力于经世之务，希望通过改革和变法，恢复强国之梦。这一意愿，那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体现得淋漓尽致。十年后，又因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而辞职；辞职之后，却仍安闲不下来，照样关注世事以及国家的前途，如同他笔下“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的落红。这些转变，的确有一点“朝三暮四”。当然，这里的“朝三暮四”边费贬义，而是一种调皮的表达。
诗中出现的“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的人又是谁呢？是指林则徐、龚自珍还是另有其人？考虑到这个人在诗歌气氛转折的第四节出现，不知道是不是指明清交替期间的顾炎武或黄宗曦、张岱、冒辟疆？如果真要从这四个人之中挑选一个，张岱的可性最大。顾炎武和黄宗曦一生奔波，为反清复明矢志不改，显得有些“暴烈”，而张岱也赞成反清复明，最终寄情山水，写《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消极生活，其人其文非常切合“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形象。当然，冒辟疆的可能性也很大，他不仅人生经历与张岱甚为相似，才华亦极为突出，柏桦对冒辟疆也情有独钟，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描述了他与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柏桦的长诗《水绘仙侣》写的就是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这只是我的臆测，这人到底是谁，只有柏桦本人才知道了。好在我们即使不追究这一点，只把这个人当作一个有理想追求但又不乏闲情逸志的文人，也不影响我们理解这首诗。
《在清朝》写的是大题材，但运用的笔调却十分闲散和节制，毫无诗歌结尾时所要表现的那种“愤怒”和剑拔弩张的感觉，突出的只是对美好往事的客观追忆与怀念。然而，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对美好往事的怀念不正意味着对当前现状的不满吗？
从柏桦的随笔《日日新与望气》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清朝》的初稿与目前的模样小有区别。这首诗，曾在欧阳江河、付维等人的建议下进行过改动：
欧阳江河改动过我《黄昏》第二节及《在清朝》第一节第二行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我原诗为“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他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把“安闲”变为名词来用，与后面的名词“理想”作一个并置，这简直是脱胎换骨手段，妙不可言。付维也改动过《在清朝》其中一行，我原诗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他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注意到意象的趋近而不是意象的分离；他还改动过《望气的人》中一个突破全诗意义的词汇，我本来是“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他试探着问我：“道士改为导师可能会好些吧。”他话音刚落，我即醒悟过来，当场就确定用“导师”换掉“道士”。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人自身的诗歌系统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
这除了证明诗人之间的崇高友情，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优秀的诗人对文字的严肃态度。我曾经和柏桦通过数十封邮件，经常互换文章，我发现，柏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精雕细琢，一句话，一个词，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标点，他都认真仔细，毫不放松。因此，我的邮箱中，也就常常出现“柏桦寄稿”、“柏桦寄修改稿”、“对不起，三寄”、“又有改动，惟有再寄”之类的邮件标题。每一次打开邮箱，看到这些标题，内心升腾起的，惟有“敬佩”二字。
六
尽管《在清朝》弥漫着闲逸、慵懒之气，但这仅仅是柏桦作品的一个向度，在另一些作品中，诗人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责任心并未磨灭。事实上，柏桦的作品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对生活的严肃思考，他的作品无论是尖锐、诙谐还是平静，探询的都是生存的本质。而且时有发人深省的警句，如《夏天还很远》中的“真快呀，一出生就消失”，《现实》中有意模糊鲁迅与林语堂更是发人深省：
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
这是厌烦，厌烦本身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
正如前文所说，柏桦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非常慢，另一部分非常快，像《冬日的男孩》、《琼斯敦》、《表达》、《幸福》等，都是“快”诗，而《在清朝》、《现实》、《望气的人》等则是“慢”诗。《现实》中有两个地方直接写到“慢”：“一切都是慢的”、“速度应该省掉”。还有一个地方是隐晦的“慢”，那就是最后一句“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鲁迅给我们的印象，无疑是泼辣而坚硬的，是“快”，而林语堂提倡闲适，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是“慢”的典型。而在柏桦看来，鲁迅的“快”与林语堂的“慢”，鲁迅的“先进”与林语堂的“落后”，并不那么容易区分，有时候它们甚至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有的人的生活中，冬天也和春天一样暖和，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比如流浪者，即使是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的心也仍停留于冬天的寒冷之中。《现实》这首诗的好，就好在它辨证地看到了生活与心灵的“快”与“慢”，所以诗人不功利，不追逐，以一种温和的心态享受生活，但与此同时，灵魂深处对世事洞若观火。无疑，这非常符合柏桦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诗歌质量的优劣可分三个层次：“有句无篇”、“有篇无句”、“有句有篇”。顾名思义，“有句无篇”是指一首诗歌中，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好句子，但整首诗不是不知所云就是庸俗透顶，汪国真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典型；“有篇无句”的诗歌虽然没有什么好句子，但整首诗浑然一体，不能拆散。“有篇无句”的诗歌是成功的，我们至少可以给它打上及格的分数。而最高层次的诗歌是“有句有篇”，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现实》达到了这一高度。
柏桦另有一首诗，叫《衰老经》：
疲倦还疲倦得不够
人在过冬
一所房间外面
铁路黯淡的灯火，在远方
远方，远方人呕吐掉青春
并有趣地拿着绳子
啊，我得感谢你们
我认识了时光
但冬天并非替代短暂的夏日
但整整三周我陷在集体里
这首诗与《现实》有着类似的背景，疲倦的语调、对季节的辨证、黑夜般黯淡的底色。特别是结尾句式，如出一辙。
应该说，单独看，两首诗都很优秀，但如果将它们对比着阅读，你会产生一种“重复”的感觉。两首诗的开头和结尾甚至可以互换。如果你一开始读到的不是原作，而是下面这首“诗”，也许你同样会佩服不已：
疲倦还疲倦得不够
人在过冬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但冬天并非替代短暂的夏日
但整整三周我陷在集体里
经过这样的调换，诗歌失去什么了吗？没有。我甚至觉得它比原诗更天然，更有韵味。诗歌一开始就指出季节的寒冷，人很疲倦，因此“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既然如此寒冷而疲倦，那么自然而然，长夜里，没有必要去劳动（收割），速度可以放慢。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冬天很漫长，不像夏日那么短暂，长时间（整整三周）“陷在集体里”，除了变得懒散，又还能获得什么呢？
这样的解读，同样自成一格；这样一首“诗歌”，同样在外表的闲适中暗含焦躁的反思。
为什么不同的诗，有的词句可以互换呢？我只能如此设想：《现实》与《衰老经》可能创作于同一时期，写完其中的某一首之后的几个月内，诗人脑子里仍保存着某些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再下笔时，句式或内涵的重复在不经意之间发生了。
对于柏桦这样心高气傲的诗人而言，如果不能避免重复，他宁愿停笔。这，也许才是90年代后柏桦的诗歌作品量锐减乃至停笔的最大原因。
七
从1982年到1988年，柏桦在重庆工作了6年，6年里，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厌倦之情。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柏桦这样写道：“‘离开重庆，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一符咒日夜纠缠着我的思想，逼得我坐立不安，无心教书（那时我已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肉体深陷在生活的泥淖里，诗歌却在挣扎着想拔起遍体鳞伤的生活飞向远方……一封一封的请求调动信寄往祖国各地，我乞求‘制度’伸出援助之手，我甚至想去郑单衣所在的贵州农学院或黄彦所在的川北教育学院……”
终于，南京接纳了这颗躁动不安的灵魂。1988年8月，柏桦来到南京，在南京农业大学担任英语教师。
柏桦在南京生活了四年。四年的古都生活，对柏桦的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是柏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柏桦认为自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开始懂得了在写作中应加入一种软弱之力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阶段，我过去的强硬与现在的软弱汇合了，并诞生出一种平衡和谐之力。从1988年初秋在南京写下《往事》开始，我才真正感到我写得比较自由了，有了一种天然的节制，用张岱的话说就是‘找截干净’。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才感到我正式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走了，就死了一点点》）
在南京，柏桦完成了《往事》、《苏州记事一年》等诗歌。与此同时，他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个人诗集《表达》由于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往事》创作于1988年10月，是柏桦到南京后的第一首诗，也是柏桦的转型之作。值得重点推荐：
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
坐在这里，我的身旁
向我微笑
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
那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
那无知的疲乏
都停在这陌生的一刻
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
老年，如此多的鞠躬
本地普通话（是否必要呢？）
温柔的色情的假牙
一腔烈火
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
中午的清风
它吹拂相遇的眼神
这伤感
这坦开的仁慈
这纯属旧时代的风流韵事
呵，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频频走动
悄悄叩门
满怀恋爱和敬仰
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
据柏桦透露，《往事》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简单的访问。一天中午，柏桦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艺术家，后者的风度和谈吐让柏桦深深折服，并使柏桦回想起了以往的许多经历，在各种经历的碰撞和交融下，一首诗呈现出它的雏形。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柏桦在与诗歌同题的随笔《往事》中这样阐述：“我幻想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游子从远方归来，他轻叩锃亮的门环走进一座深院。在一间寻常的房间，两个人在正午见面了。一个青年，一个老年在层层注视、对话之后，在漫长的夏夜（诗的最后一节），故事已到达一个激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的幽会之所。令人感怀的夏日……不仅带给我们饮酒、看花、纳凉、赏月，也带给我们对青春时光或儿童时代的追忆，带给我们对成熟的母亲般的美人的梦想和依念……是的，这青年历经沧桑但仍天真烂漫，天真中流露细腻的礼貌和最后冲向极端的气概；这老年深藏着不轻易的感情，礼貌掩饰了她天性中长存的天真，多《往事》创作于1988年10月，是柏桦到南京后的第一首诗，也是柏桦的转型之作。值得重点推荐：
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
坐在这里，我的身旁
向我微笑
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
那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
那无知的疲乏
都停在这陌生的一刻
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
老年，如此多的鞠躬
本地普通话（是否必要呢？）
温柔的色情的假牙
一腔烈火
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
中午的清风
它吹拂相遇的眼神
这伤感
这坦开的仁慈
这纯属旧时代的风流韵事
呵，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频频走动
悄悄叩门
满怀恋爱和敬仰
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
据柏桦透露，《往事》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简单的访问。一天中午，柏桦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艺术家，后者的风度和谈吐让柏桦深深折服，并使柏桦回想起了以往的许多经历，在各种经历的碰撞和交融下，一首诗呈现出它的雏形。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柏桦在与诗歌同题的随笔《往事》中这样阐述：“我幻想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游子从远方归来，他轻叩锃亮的门环走进一座深院。在一间寻常的房间，两个人在正午见面了。一个青年，一个老年在层层注视、对话之后，在漫长的夏夜（诗的最后一节），故事已到达一个激动人心而又耐人寻味的幽会之所。令人感怀的夏日……不仅带给我们饮酒、看花、纳凉、赏月，也带给我们对青春时光或儿童时代的追忆，带给我们对成熟的母亲般的美人的梦想和依念……是的，这青年历经沧桑但仍天真烂漫，天真中流露细腻的礼貌和最后冲向极端的气概；这老年深藏着不轻易的感情，礼貌掩饰了她天性中长存的天真，多么可怕，她从未真正大胆而天真过。终于在一个夏日的中午，老年面对一位归来的青年燃起奇异的情感。”
老实说，对柏桦的阐释我只认同一半。如果《往事》的内容仅限于柏桦所说的这些，那么它的魅力会大打折扣，成为一个“忘年恋”故事的平庸复述。更重要的是，如果那样理解，从诗歌技巧上来说，《往事》将是平白的，毫不出众。
在我的理解中，《往事》除了具有柏桦所说的写实成分，更是一种象征，他具有高妙的技巧，特别是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坐在这里，我的身旁/向我微笑/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这些无辜的使者”不是指人（一个上了年纪但有些害羞的女艺术家），而是各种回忆细节的拟人化表述，这些细节不是主动回忆起来的，而是不期而至的，因此，诗人用了一个词：“无辜”。在这个夏天，“使者”到来，在回忆者的面前一一展现，不再神秘虚缈，而是“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它们坐在“我”的身旁，“向我微笑/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这几句，使那些微妙的、稍纵即逝的感受与回忆形象地树立起来，可知可感，同时对读者进行了含蓄而有节制的挑逗。
“那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那无知的疲乏”，一个年轻人生活颠沛，身体和精神都极为困乏，但当他从曾经深陷的往事中遭遇“这陌生的一刻/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时，注意力便更改了方向，诗歌开始返回写实的层面：“老年，如此多的鞠躬/本地普通话（是否必要呢？）/温柔的色情的假牙/一腔烈火”。鞠躬、本地普通话、假牙，都是实指，描述的是人物的行动与形象，而在这礼貌与温柔中，暗含着色情的烈火。于是，“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中午的清风/它吹拂相遇的眼神”。在“本地普通话”后面，诗人用括号增加了一个反问句“是否必要呢？”，既是对当时的情境的一种抽离，使读者紧绷的心弦达到暂时的休整，也暗含着对女性的体谅与爱护，同时，进一步增强了两人见面时的那种试探与迂回的姿态。
眼神在经意或不经意的触碰之后，两人在伤感之中得以交融，“我”遭遇了一个年长的女人母亲般的爱。“坦开的仁慈”与“旧时代的风流韵事”无疑是与第一节中“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相对应，这几句，意在烘托一种感激而又茫然复杂心情。
最后一节，是“我”的感慨，“呵，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频频走动/悄悄叩门/满怀恋爱和敬仰/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种种记忆的细节纷至沓来，充实了“我”的人生。如同随笔《往事》所说：“在清癯的秋夜，在优雅而丰满的一个片刻，急躁的望气者因经历太多的热烈与悲哀、因一杯秋天的山楂而最后成熟了。”
《往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也是柏桦的诗歌中我印象深刻的一首。因为过于偏爱，所以有些固执，难以接受作者本人的解释而自顾自地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过程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是做不了主的，作为一个读者，不必要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亦步亦趋，更不必人云亦云。而需要按照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来进入。
八
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写过一首很有意思的短诗《滑车》，诗歌对当时某种盛行的诗风进行了反讽：
半个世纪以来
诗歌一向是
死心眼呆子的乐园
直到我来
装好滑车
高兴的话，就上车吧。
当然，下车时要是口鼻流血
可不是我的错。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激愤之情含而不露，而是采用了一种玩笑的口气进行甄别、劝说、开解，而玩笑背后则是一脸的正经。这种姿态非常对我的口味，在诗歌创作中，创作者的心态可以放松，但骨子里仍然需要相当的严肃态度，高明的诗人总是能够在宽松的心理环境下写出能长久地感染读者的佳作，而低级诗人则以为读者咧嘴一笑就是他的无上光荣。帕拉这种轻松中的严肃，与那些以为什么都是诗的“诗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诗歌不是文字游戏，不是隐射谩骂、占口头便宜，它是诗人心血的结晶。只有持着这样的创作态度，才有资格登上“滑车”而不会跌得口鼻流血。遗憾的是，我们的视线里充满了那些无聊的泄私愤的文字。2002年夏天，当我看到一个我曾经比较尊敬的女诗人用分行文字的形式——或许，她以为那就是诗——对另一个女诗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时，我内心对她的好感已经不可避免地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如果不是读到《选择》，我绝对不会想到如前朝文人般温文尔雅的柏桦也会有戏谑的一面：
他要去肯尼亚，他要去墨西哥
他要去江苏国际公司
年轻时我们在规则中大肆尖叫
今天，我们在规则中学习呼吸
呵，多难啊，请别吵了！
让我从头开始练习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肯尼亚，墨西哥，江苏国际公司
这就是诗，请选吧，这全是诗
——《选择》
在读到这首诗的一刹那，我就牢牢地喜欢上了它。这样的诗，只有像柏桦这样的诗人捉笔才能显示出其中的效果。首先，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柏桦还有如此烦躁甚至激愤的时候，这无疑加重了读者的好奇。但这只是表面的理由，我认为这首随意书写的文字“就是诗”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进入90年代以来，诗人的思维似乎得到了空前的放松，一时之间，那些将文字胡乱堆积，以写读不懂的诗为荣，或者随口胡诌、只要把文字分行就可以成为一首诗歌的现象时有发生。诗歌的高贵气质消失了，难度丢弃了，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有什么不是诗呢？我相信，柏桦写下这些文字时内心必定不是快乐而是充满忧虑的。可取的是，这种忧虑是以玩笑的语气来完成的，这体现出了“第三代诗歌”一个特有的品质。这首诗作于1993年2月，联系到十余年之后的今天诗坛种种现象，我们不能不钦服于诗人的前瞻力。
这首诗也反映了柏桦对诗歌的厌倦之情，此后十年间，他只写了几首诗，平均每年不足一首。
当然，如果要把“气氛”变得缓和一些，我们也可以仅仅把这首诗看作一个实力诗人不堪报刊编辑的频繁约稿而发出了反感之语，当众多的电话和信函由礼貌的问候变成某种理所当然的骚扰时，承受者必定产生烦躁反感情绪——你不是要我的诗歌吗？那么我就逗你玩，随便涂抹几行文字，你拿去吧，这些都是诗！
这的确是诗，是少数信笔写就但颇有价值的诗，它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诗人的其他优秀作品无法相提并论，但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自然，这样的诗只能偶尔为之而不能推广，正如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往往占尽风光而跟风模仿者就会被视为东施一样。如果世俗一些，我们可以归纳出此类诗歌的一个特点：最好由名人来写。名家作品因其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占有某种舆论上的优势，有利于提倡诗歌的探索精神。而当今名家有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因此，上述作品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是一个优秀诗人能力的体现，是检验一个名家是否“名实相符”的试纸。如果检验通过，这些作品就因其对某种现象的尖利讽刺与揭示而成为诗歌中的另类，成为众多“随意之作”的精品。它们的存在，也将再一次向人们说明一个事实——杰出者之所以杰出，的确具有与一般人不大一样的素质，要么是洞察力的深度，要么是视野的广度，要么是思维的敏锐性。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想，当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以攻击名人为乐事的“愤世嫉俗者”也许会收敛一些吧。
九
在我曾经进行过专题研究的数十个诗人中，顾城和柏桦是最富有传奇性的。对于顾城，我已有专文论及，这里暂且避开，单说柏桦的传奇之处。柏桦至今仅写了不足100首短诗，却几乎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其地位不可动摇。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性格内敛的诗人，竟然多次主动离开许多文人趋之若骛的高等院校，甚至在诗歌道路如日中天时突然停笔当自由撰稿人，去替书商写了10年的畅销书。即使那10年中他只写了不足10首诗歌作品，平均每年不足一首，读者和文学史家对他也没有丝毫淡忘，他的作品和事迹进入包括北大洪子诚等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在内的所有新时期文学史版本。
关于那一段长达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柏桦很少谈及，甚至在他那本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的自传《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这10年的经历也只字不提。在对柏桦进行深度采访之前，相信中国读者所了解的，仅仅是何映宇发表在《瞭望东方周刊》中《柏桦：我已经厌倦了呐喊》的部分信息：“诗人马松、万夏下海后做了书商，约我写书。我写一本《EQ情商》工作量大概也就三五天。我做书都快，我怎么做呢？书商确定了主题以后，我就找相关主题的书，十本左右，我搭一个构架，写一个目录，确定章节，然后就把这些材料直接放进去。当然我们很专业，不会出现版权问题，而且都是写‘编著’。大概五六天就能做一本书。当然也不是每本书都轻松，也有比较花费力气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系列丛书我都是专门写的。我对毛泽东诗词也比较有研究。……从1993年一直到2003年。也分几个阶段，1993年、1994年是初创阶段，一年写一两本。1995年开始就比较好，多的时候收入在十万左右，少的也有六七万，不很稳定，但还是比上班的工资要多。”
上面这段文字，写得过于笼统了，它抹去了一个具体的诗人在从事一项崭新的职业时的种种细节。2009年10月26日，我专门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向已经身为大学教授多年的柏桦进行了解，从中获得了一些他从未向外透露过的“秘密”。
事情要从1988年说起。这一年8月，柏桦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调到南京农业大学教书，虽然南京有韩东等好友，但由于每周要上18节英语课，懒散惯了的柏桦感觉既累又厌烦，不久便萌生了想某一天换个职业的想法，至于换什么职业，柏桦仍然很茫然。在后来的两三年，柏桦一直在掂量着自己的工作与未来，内心的冲突非常激烈。1991年冬，柏桦结婚，由于妻子的家远在成都，柏桦决定到成都生活。但工作不是说换就能换的，要正式调动，必须经历种种难关。柏桦跑到成都，为工作调动的事情努力了一番，但毫无结果。已经铁下心离开南京的柏桦于是不再回校，而是在重庆、成都二地闲游。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作为一个男人，还要养家糊口。
为时势所逼，1992年底，柏桦迈出了自由撰稿人生涯的第一步，开始试着编书。第一本书编得很简单——从《世界知识画报》、《青年文摘》等刊物寻找一些比较可读的材料和文章，将其粗略地整理、分类，之后，托熟人帮卖书稿。卖出第一本书后，紧接着，柏桦用同样的方式编辑并卖出了第二本。这两本书稿共得了七千元，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至今柏桦都对当年帮助他卖书稿的两个朋友王忠勇和苏丁心存感激，王苏二人是川渝两地极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他们替柏桦卖稿，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辛苦费”。
随着自己的逐渐“入行”，柏桦发现，成都几乎遍地都是书商，加上前两本书的顺利脱手，柏桦决定潜下心来做自由撰稿人。然而，雄心勃勃的诗人很快被一次意外弄得异常沮丧。一个上午，柏桦做好了一部书稿，主动跑到一个书商家里洽谈出版事宜，那书商看了几眼书稿，当场就付款买下，这一切顺利的令人吃惊。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书商派人来找柏桦退书稿。原来，书商在拿到稿子后，兴冲冲地找到熟悉的出版社编辑，被编辑告知，书稿是抄袭的，出版社不可能给书号。柏桦一下子就被弄懵了，但没有进行声辩，马上将钱退给了来人。
来人离开后，柏桦陷入了空前的难过之中。首先，他的心血之作——尽管只是对稿子进行分门别类的编辑工作而不是原创——被人质疑，其次，还因为书商在利益面前的无情。好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诗人头上，一切又雨过天晴。第二天，柏桦拿着书稿，找到了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当时在成都出版社任总编辑助理的杨晓明。杨晓明看了书稿，说，这书稿没有问题，这是一本文摘式的书，在内容上进行技术处理一下，再写一个后记予以说明就行了。就这样，这本刚刚被退回来的书稿再一次被另一个出版商当场买走。那后来的好几天，柏桦都还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情境中回不过神来。
两天内的大起大落，使柏桦对“行情”有所了解，也增加了柏桦的自信，接下来，柏桦开始和张小波、万夏、张崇俊、颜立和、阿野、潘家柱、马松、杨路、李亚伟、赵野、王益等书商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商大部分原本就是80年代就很有有影响的诗人，比如张小波，是中国新城市诗歌的领军人物，万夏和李亚伟是莽汉主义人的两大巨头，这些诗人成立的图书公司，一度占据了国内畅销书制作与出版半壁江山。直到今天，张小波的共和联动图书公司，万夏的紫图图书公司，仍然是中国民营书业乃至整个中国出版业的旗帜。这是题外话了。10年中，柏桦与这些书商兼朋友的合作自始至终都非常愉快，编撰的大量图书中，有4本与毛泽东有关，它们分别是《毛泽东散文作品赏析》、《毛泽东兵法》、《毛泽东口才》和《毛泽东诗词赏析》。其中1995年的《毛泽东诗词赏析》，出版后极受欢迎，一再重印，卖了几十万本。而这本书却写得异常轻松，用柏桦的话说，是“一挥而就”。
对于柏桦“改行”写畅销书，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文学界人士都感到非常惋惜。2004年7月，批评家李陀在接受查建英的采访时，专门提到了柏桦和他的《左边》，并特别强调：“柏桦诗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他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可惜现在也不写了。”2008年，北岛在《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中说：“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在期待柏桦的“复出”，张枣等好友甚至发出了焦躁的催促。
而我对北岛、张枣等人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如果从更长远的范围看，不管柏桦是出于什么理由暂时转行（包括生活所迫、兴趣暂时转向等），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他后来的写作都不无帮助，甚至可以说，这段时间的沉淀，使柏桦从以前的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发展目前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文化人，兼有学者、诗人、批评家以及公众知识分子之长。
柏桦本人也毫不着急。“这对我来说就等于是一份工作，就像教师是一个职业一样。常人看来很枯燥，但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工作一样的循环系统。我必须要做，一个人不可能枯坐，什么事都不做，或者一天到晚写诗，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他疯了。”（《柏桦：我已经厌倦了呐喊》）在柏桦看来，畅销书与文学是有关系的，它是文学之一种，比如张恨水、村上春树等，都是优秀的畅销书作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柏桦也不认为畅销书写作会对诗歌写作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反，由于10年的畅销书写作和编辑训练，他的心态更平和、松弛，对文本的掌握更复杂，从而更熟练地调动各种材料来为诗歌写作服务。现在看来，柏桦“复出”后完成的“奇书”《水绘仙侣》，与自由撰稿人生涯不无关系。
十
2004年2月，48岁的柏桦调入西南交通大学担任教授，生活稳定下来，自由撰稿人生涯画上句号。不做自由撰稿人的理由很简单——这个职业虽然自由，但也属体力活，长年累月身体吃不消。
这一次，柏桦选择了中文系，因为中文系的老师时间更充裕些，每周只有四到六节课。除了教书育人，写作论文也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对诗歌的感觉在缓慢地恢复。2007年6月4日，柏桦完成了一首“慢诗”《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用柏桦的话说，这首诗，是为了给朋友们的关心的一个交代。
《水绘仙侣》讲述的是明末名士冒辟疆与江南名伶董小宛的传奇故事，分为诗歌和注释两个部分，其中诗歌部分不足300行，仅占整本书的5%左右。而注释则占了全书约95%篇幅。对于这本书，当当网如此介绍：“《水绘仙侣》是柏桦新近创作的一本书稿，这是一本很难定义的稿子，单从文本结构上来看，全书就是一首诗和对诗的注释，但这些注释所占篇幅和地位明显重于诗本身，每一则注释可以单独看作一篇文化随笔，而这近百篇随笔又完整地统一和围绕于此前的诗歌文本，诗歌是在说故事，随笔也就围绕着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故事展开。随笔洋洋洒洒，引文贯穿古今中外，既有理趣，又含着文人的性情和散笔。”
这首长诗因其特殊的结构，引起了广泛争议。柏桦的好友、诗人翟永明在给柏桦的私人邮件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水绘仙侣》喜爱，认为这首诗是柏桦个人写作史上的一次蝶变，一个新的成功，也是当代诗中的一个重要作品。评论家江弱水在《读书》2008年第3期发表文章，将柏桦誉为时代思想和趣味大规模拆迁运动中的钉子户，《水绘仙侣》“情感和音响皆属神品”，激赏之情溢于言表。评论家余夏云更是认为，这首诗真实地展示了诗人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的思考和探索，这种尝试无论对于柏桦本人，还是整个20世纪的诗歌写作都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凭借此诗，柏桦获得了2008年4月颁发的第16届“柔刚诗歌奖”。该奖评委会给出了极为高调的授奖辞：“在其获奖作品《水绘仙侣》中，诗人尝试探索诗歌写作超出私我行为局限的方法，深入文化历史地层的无穷幻变，探寻普遍救赎与文化维系的巨大潜能，为汉语诗歌获致与复杂文化情境对话的宝贵能力，开启了一条崎岖而隐秘的路径。”
与此同时，很多诗人则表示了相反的看法。曾高度赞赏过《在清朝》的伊沙没有再给《水绘仙侣》面子，认为《水绘仙侣》的写法“腐朽不堪”；女诗人安琪认为《水绘仙侣》为中国故纸堆填进了一本21世纪制造的、可以混杂在同样是故纸堆没了面目的古代读物；青年诗人蝼冢认为《水绘仙侣》在形式上是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拙劣翻版……
柏桦本人则对这首“诗歌”极为喜爱，认为它表达了一种难得的“逸乐”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中国诗歌中缺席已久。
在柏桦看来，2004年以后，自己的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与以往相比，这一阶段的诗歌作品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是因为我童年的痛苦已经死去，所谓情结也早已烟消云散。……现在我已成为一名新人。在这个阶段，我写诗仅仅是在思考与阅读中做一番理性的游戏。或者干脆说我想告诉那些曾经喜欢过我的人：看，我在写另一种诗！哪怕你不喜欢或觉得别扭，我也只能如此。”按照这个理论，《水绘仙侣》标志着柏桦从2004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诗歌创作进入了鼎盛期。
我个人也相当喜欢《水绘仙侣》，但我没有把它作为单纯的诗歌看待。2007年10月，当我读到柏桦的学生王希寄来的《水绘仙侣》电子文本，就在博客上惊叹：柏桦写了一本奇书，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诗歌，而是众多文体的综合，要完成它，需要的不仅天赋，还有渊博的学识和史学功底。一些诗人在看到我的博客后，专门来电话让我把《水绘仙侣》转发给他们。
有意思的是，就连柏桦本人，一开始也不知道这首诗会形成这副模样，在一次演讲后回答读者提问时，柏桦谈到了《水绘仙侣》的成因：“实际上我开始写这首诗时没有想到注释，只是想写一首诗歌。因为材料非常丰富，要处理这些材料，当然还有些我个人的抱负和思考穿插在其中。说句老实话，写完这首诗后，我主要考虑的是要出版这首诗，在国外就可以，因为诗歌本身也有十几页了嘛。但是中国现在出版一本书一定要十八万字二十万字，定价非要定在二十几块，十几页我想要出版就薄了，要加厚，我想正好，这个诗歌长，材料丰富，情况我也很熟，我把注释加上就厚了，而且注释不仅可以当做单纯的注释来看，也可以当做独立的散文来读，还可以把注释和诗歌形成互文来欣赏，形式很随意。我马上就标出了九十几个注释出来，有些是我过去写的一些文章，可以用于注释；有些是从一些书上取下来，直接放入注释，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当时也没有想到别的。”
柏桦讲得比较轻松幽默，但事实上，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首长诗的难度，且不要说那几百行精练而具有古典气息的文字，单是注释本身所蕴含的大量历史、文学、世态、心理等信息，都不是一年或几年之功能够收集和消化的。因此《水绘仙侣》的完成，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要花费多少心血！
2009年10月14日，柏桦给我寄来了他刚刚完成的另一本诗集《史记：1950—1976》的电子文本。跟《水绘仙侣》一样，《史记：1950—1976》同样可以称为“奇书”，整本诗集由80多首短诗组成，大部分诗歌都有篇幅或长或短的注释，这些注释不仅是对诗句的解读，也是对诗歌所讲述的事件和时代的解剖。与柏桦以往的诗歌殊为不同的是，这本诗集的所有作品均从世俗生活的细节着笔，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叙事诗”一类，单篇读来，可能会显示出一种有意为之的客观、庸常、淡泊与琐碎，而整本书看来，却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博大而丰富。——这再一次证明了：将这些博杂的文体运用自如，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功不可没。
在《史记：1950—1976》的后记中，柏桦引用了自己创作于1991年2月的短诗《老诗人》，并幽默地称自己为老诗人：
如今我也早已过了“天命之年”，回头看，我是否沦入了“老诗人”这一形象呢？身体确是胖了一些，但“肥胖”反到从不“又一次激动桌面”，我的桌面更静，亦更客观。但“扣子”（喻指细节），更多的扣子却在折磨我。为了在《史记：1950——1976》中保持每一颗扣子位置的精确性（如人名、地名、数字等），我必须以一种“毫不动心”的姿势进行写作；我知道，我需要经手处理的就是这成千上万的材料，如麻雀、苍蝇、猪儿、钢铁、水稻、酱油、粪肥……这些超现实中的现实有它们各自精确的历史地位。在此，我的任务就是让它们各就各位，并提请读者注意它们那恰到好处的位置。
可以说，这个曾经非常注重灵魂的高蹈的诗人，通过《史记：1950—1976》一书，终于通过无数的“扣子”（细节）让自己的双足稳稳当当地踩踏在大地之上，他从麻雀、苍蝇、猪儿、钢铁、水稻、酱油、粪肥等世俗之物入手，书写了发生在1950-1976年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或感人或滑稽的故事，比如大跃进、浮夸风、小人书出版热、人民公社食堂、打麻雀、大炼钢铁、反右、上山下乡、文革人物命运等等，让人们从中看到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社会风景，它的美和病。
由于此书尚未出版，柏桦在寄来书稿时，专门交代不要在网络上公布该书的内容，为此我于2009年10月26日专门去信，讨论了自由撰稿人生涯对文学写作的益处，并希望柏桦能够给予“一丁点”松动。令人欣慰的是，柏桦很快就回了邮件：“……你说得非常对。的确，我十年畅销书的写作教会了我如何处理与整合材料。学会运用一大堆材料的功夫是一个诗人应该掌握的，当然也不是指所有的诗人。如你方便的话，可从《史记》中选一或二首来稍谈一下。”
我想先向读者介绍下面这首《决裂与扎根》：
我扎根于1975年夏天，在重庆巴县白市驿区龙凤公社公正大队
这根扎得不深亦不浅，幻觉中我可能是飘在那片天空的停云，
也可能是在那儿优游山林的看云人……
农活很轻：我挖过地、下过田、挑过担子，可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而另一些重却让我铭记：听风、闻草、登临、呼吸，醉卧夕阳
我们一群“知青”是那样年轻——
猪肉和蔬菜呵，冬夜油灯下翻动的百科全书呵
没有苦闷，就无从决裂！
如果说“美是难的。”（希腊彦语）那扎根之美更难。
从“决裂与扎根”这个题目可知，诗歌写的是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事。短短9行，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对风景与生活、心理的描述。几乎句句写实，这种风格在柏桦以往的作品中见所未见。诗歌的后面，有近4000字的注释，内容包括了对诗歌创作的说明、《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刊登的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文章中又包括编者按、知识青年柴春泽给父亲的信、记者调查）、文革结束后柴春泽命运的巨大变化——1978年4月，柴春泽锒铛入狱，一年后平反出狱，回到城里当建筑工人。后又“与时俱进”，考上了电视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生活平淡真实、家庭朴素安康，早年的灿烂终归于平凡。”
此外，注释中还介绍了一些与上山下乡相关的文学作品与名人名言：“韩东有一部小说，名叫《扎根》，可说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性纪录，非常值得一读。而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却是又一曲动人的知识青年怀乡之歌。此外，不仅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迈之语，连李大钊也在1927年说过一番非常诗性的话：‘我们应该到田野去工作，那样，文化的气氛将与乡村的树荫和炊烟融合在一起。’（转引自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10页）”从一首短诗不露痕迹地引出如此庞杂的社会内容，使读者深有收获，《史记：1950—1976》一书之“奇”已露出冰山一角。再看下面这首《一瞥》：
他不是《山城棒棒军》的棒棒
他是一位20世纪60年代的棒棒
这棒棒看上去有一些浪漫——
他热爱自己的仪表
他暗读政治经济学
他正值青春，洋溢着理想……
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
这异人让我感觉到兴奋
但又说不出他身上哪点非同凡响
哦，原来他崇拜金日成
难怪他走起路来像金日成首相
由诗中可知，《一瞥》是对一个搬运工的描述。这位“60年代的棒棒”浪漫、爱读书、有理想，甚至走起路来有领袖的模样。但是这样一个油彩化有理想的青年，却只能当搬运工，一个时代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首诗的注释中，柏桦介绍了几个他所认识的“棒棒”，其中一个就是《一瞥》中所谈到的“棒棒”：“此人我更熟悉，他叫王宗毅。正如诗中所写，他是一个爱读书且有些浪漫的理想青年。由于出身不好（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不被允许读大学，年纪轻轻就当了搬运工。……这位棒棒也结了婚，老婆的美与之旗鼓相当，但二人吵架打架是常事，我就经常看见他脸上被指甲抓出的道道伤痕；但他又无所谓，工作之余，仍像金日成那样稳稳当当地走着，面貌也尽量在和平从容中显出金日成的味道。”短短三四百字，一个人的神态、命运及社会状况一览无余。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80后90后们也许会对诗歌最后一句的“金日成首相”感到奇怪，以为是诗人不懂历史或者笔误。殊不知当年金日成正是朝鲜的首相，而不是今天我们称呼金正日的“主席”或“总书记”。
《史记：1950—1976》就是这样一部“奇”书，它既是诗集，更是一部当代社会大观，一本书写到这个程度，诗歌本身是有美感、有意境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具有的某种令人沉思的韵味，是整本书洋溢出的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揭露。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诗人”的身份已经不足以概括柏桦的形象，他还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还注意到，这80首短诗大部分都创作于2009年八、九月份，可见诗人的创作激情是如何的磅礴！这本书出版之后，那些口口声声说“畅销书把柏桦废掉了”的人们应该可以闭嘴了。
从《水绘仙侣》，再到《史记：1950—1976》（具体地说，是从抒情到叙事），柏桦的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也有脉络可寻。短诗《桔树下》，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体现出了从抒情向写实的过渡：
桔子树遮住了阎莉的小屋
在小屋里，我们生火做饭
火苗抖动着昏黄
她顺手摘下隔院桔树中的两个桔子晚饭后，我们来到院子的桔树下
张跃进唱起了黄歌
歌声漂浮，流过我们
小灯盏般的红桔也迎向年轻的微风
透过细密的桔叶，月亮
无声地遍洒幸福的白银
夜深沉，《空山鸟语》后
另一个世界已笼罩了梨花沟
《桔树下》创作于2008年最后一天（正好在《水绘仙侣》与《史记：1950—1976》之间），诗歌的副标题是“读翟永明《青春无奈》中一节有感”，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篇有感而发的作品。与以往的诗歌相比，此时的柏桦除了具备南京时期的清高与恬静，还增添了人间烟火的气息。全诗描述了一个过程，一种情境，由于作者的高超技艺，这种情境迅速将我们覆盖。透过这首诗，我仿佛看到了《在清朝》的柏桦从云端走下来，不再是隐士，不再慨叹“惟有旧日子能带给我们幸福”，而是脚踏大地，融入芸芸众生，成为我们中间平和、值得信任而且可感可触的一员。
十一
柏桦身后的尾随者数目不少，有的是真心喜爱，有的则另有所图。“真快呀，一出生就消失”这个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句子，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不乏模仿者。这也怪不了后来人，毕竟，它太出色，涵盖了整个人类对时间的恐惧和对命运的感叹。只是低浅层面上的“柏桦诗歌学习班”学员众多，得真传者寡。
批评界也如此，在大量对柏桦的论述中，除了程光炜、凌越、敬文东等人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我没有读到过更多具有新意的论调。文人们多是互相重复，甚至自相重复，一本“专著”读完，好像是对另一本的“复习”。而且毫无创见之作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出版，这在中国永远都不是值得吃惊的事情。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评论家在其号称“以雄健的理论思辨功力，集历史宏观把握与艺术微观透视于一体，其阐释高屋建瓴而又生动精辟”的著作中论及柏桦诗歌，不仅缺乏新颖的见地，还避重就轻，津津乐道柏桦当年的某些未经考证的“花边新闻”。这个评论家在同一本书中谈及诗人钟鸣，竟一会儿“钟鸣”，一会儿“钟明”，令人怀疑他是否真像其著作里所表白的那样认识而且研究过钟鸣。起初我以为那是一时笔误，但我在翻阅其另一本著作时，发现他仍然写成了“钟明”。这部著作获得了一个据说是“取法于诺贝尔奖”的华语文学大奖，尽管我也阅读过并有所启发，但与诗歌相关的这两处瑕疵，仍无法不令我的好感大打折扣。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某次会议的间隙，一个批评家颇有些居高临下和我谈起了柏桦，说：“柏桦这个笔名取得太好了，琅琅上口。柏桦有今天这样的影响，他这个笔名也有一份功劳。”“柏桦”是笔名还是原名？这倒令我糊涂了，我自信对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状况还算有一些心得，但所接触到柏桦的大量资料，从没有发现柏桦的原名啊。于是我问那个自认为一切皆在掌握的评论家柏桦的原名叫什么？他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原本还记得的，今天突然忘记了。
我给柏桦去信询问。很快，柏桦给我回信：“我从小就是这个名字。”柏桦说，其实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同名的太多，但他当时也取不出什么更好的笔名，于是就拿原名当笔名了。
看到柏桦的回信，又想起了那个“一切尽在掌握”的评论家，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有些滑稽。
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两个柏桦”事件。2010年元月，某报刊登了拙著《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的出版消息，我注意到，在那篇报道中，记者竟然给为我作序的柏桦加上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前缀——“当代少数民族著名女诗人”。柏桦怎么就成了少数民族？而且还是女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云南省有个女诗人也叫柏桦，而且她正好是少数民族。而这个记者，误以为中国只有一个柏桦，而且是云南的“少数民族著名女诗人柏桦”，这一画蛇添足又适得其反的做法就无法不令人啼笑皆非了。
“粗心”的记者并不鲜见。因为柏桦曾经应邀参加过某次著名的诗歌节，出于查找资料的需要，我到网上搜索相关资料，竟然无意中发现，沪上一家颇有影响的文化生活类刊物对该诗歌节的报道，竟然“采访”过我。我没有参加过该诗歌节，也没有对该活动以及参加活动的诗人进行过评价。可是在那个记者的报道中，我几年前撰写的诗歌随笔却成了我接受采访时亲口对他说的内容，——报道中甚至写着“著名诗人刘春对本刊记者表示”云云。这种无中生有和移花接木的功夫令人惊奇。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与前一个记者相比，他至少没有对我进行变性手术。
还有更荒谬的——有的评论家和“准评论家”因为有一段时间柏桦作品量日渐减少而将其定义为80年代诗人，进不了90年代，似乎这个评论家拥有将诗人和诗歌驱逐出时间之外的特权。诗歌写作可以如此粗暴地区分吗？用十年二十年之类的时间长度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柏桦早就说过了：
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
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
我喜欢柏桦这份“过旧日子”般的沉静，新世纪以来，诗歌界各种诗会、笔会随处可见，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因为种种便利而成为这些会议的座上客，整天奔波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即使多年未见有说服力的作品，即使他的诗歌总体成就远不如人们想像中的优秀，却也混了个脸熟。而柏桦，作为一个深有影响的诗人，相对于那些混个脸熟者，他有太多理由生活在闪光灯下，但我们在这些诗会上很少看见他的身影——他早已不必依靠虚假的光环来证明自己。
在2008年7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作家余华感叹道：“美国那些优秀的作家对自己的生命有种分秒必争的意识。中国作家太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中了。在美国，如果是我这样年龄的一个作家，将会很少外出，会是一个专心致志写自己东西的人，而在中国像我这样年龄的作家经常在天上飞。”余华的话可谓点中了某些“活跃”诗人的死穴。十二
我曾经以为写柏桦是容易的，因为我读他的时间将近20年，而且与他通过数十封邮件。从1990年接触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诗歌大展资料以及诗坛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开始，柏桦就成为我阅读中无法绕过的碑石。而现在，我却仍然觉得自己距离柏桦很远，这种距离不仅是文学造诣上的，还是接人待物上的。在我结识的大量诗人中，柏桦是对文字极其认真的一个。这一点前文已经举过例子。柏桦非常谦卑得体的一位，他的谦逊也令人印象深刻，他比我年长近20岁，但每封邮件，他都称我为“刘春兄”，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训练有素的礼貌，但我仍然感动不已，相比时下那些十多岁的大学生，在电话或者邮件劈头就直呼其名的“直率”，你会马上再次想起柏桦的一句名言：“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坚持》的短诗向柏桦致敬。在诗中，我把柏桦当作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希望他去“隐居”，“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并引用了他的名句：“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坚持》在《星星》上发表之后，被好事者转帖到网络上，引起大批网友共鸣。但也有“知情者”笑我“表错了情”，说柏桦为了生活得好一些，写了很多“走市场”的书，哪里还肯“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我对这样的“好心提醒”总是不大领情——想过好日子难道也可以成为一个诗人的“罪证”？诗人难道就注定了两袖清风家徒四壁？难道诗人的笔只能写诗而不能拓展文字的领域？再说我尊敬的是诗人柏桦作品中的精神，而不是成都市民柏桦数十公斤的肉体。
得到柏桦已进入高校任教的消息后，我为他欣喜，有了写作和做学问的良好环境，诗人可以真正地“在白纸内部独善其身”了。而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另一个朋友提供的信息——柏桦的儿子名字非常别致，叫做“柏慢”。
在这个什么都崇尚“快”的年代，某些东西还是慢一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