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曲珍摇摇头，一脸茫然。

“喔！”我若有所思地请她们喝茶，在曲珍女友面前，不便再多问什么。

就在那年年底，我的生活也突然发生了变化：我需要去经营拉萨市中心的一栋三层楼的商品房！

时间紧迫，我把娘热乡的家收拾好，托给附近的一家农民照看，留下足够的喂狗的糌粑，带着孩子搬到了拉萨住。这时，曲珍又回来了。这回，竟然是洛桑把她送来的。

曲珍蜡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你怎么了？”我吃惊地问曲珍，又望着突然出现的洛桑。洛桑已脱去了僧袍，头发也长出来了。

“她病得很重，我把她送来，想请您留她住下。”洛桑说这话时，他望着曲珍，眼睛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你留下吧，我带你去看医生。”我忙安慰曲珍说。

“那我先走了。”洛桑站起来，低垂着双眼。

“你……在拉萨住在哪里？”我本想问他怎么会在拉萨，但望着他业已沧桑的面容，心里不由升起一阵歉意，“你愿意到我们旅馆来工作吗？我正在办一所家庭旅馆。”我望着他。

洛桑怔了怔，“是的，阿佳。”他恭敬地答应道。

那时，我最忠实的朋友尼姑坚赞德吉，闻讯再一次从山上的寺院下来帮助我了。我俩在一起干劲儿十足，早上送旦拉上幼儿园后，就去建材市场疯狂采购。但曲珍的情况很不好，她感到心悸、头晕。我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严重贫血。医生开了一些药，每天她只能躺在家里休息。一天晚上，孩子和尼姑都睡了，我还在费劲儿地做预算。曲珍起床去卫生间，她出来时，突然晕倒在客厅里。我吓得大喊尼姑坚赞德吉。我们慌忙把曲珍扶上床，又给她喂红糖水，好一会儿，曲珍的脸上才有了血色。她含泪望着我和尼姑坚赞德吉，终于把得这种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

原来，曲珍在度假村打工时，遇到了老家一起出来的姐妹。她们带她一起去了日喀则修路，说工钱比在度假村里高得多。

很快，四川包工头似乎对曲珍情有独钟，在女友们的撮合下，曲珍做了包工头的情妇。包工头给她的几个女友涨了工钱，曲珍也不用再去修路卖苦力，她过上了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的日子。包工头还答应曲珍，等修完路回拉萨，给她买房子……

那时，洛桑在回返老家的路上，他突然改变主意，绕道去了日喀则，看见堕胎后的曲珍，躺在工地上临时搭建的昏暗的土坯屋里，屋里有一股大蒜的臭味。洛桑蹲在床前，绝望地握着她的手，泪流满面……

日喀则的工程完了。包工头带曲珍去了那曲、泽当修路建房，最后回到了拉萨。曲珍这时再次怀孕，包工头在四川老家早有妻室儿女，曲珍肚子里的孩子没人要。而这次堕胎，由于胎儿已大，造成了大出血。包工头支付了曲珍的医药费，不等曲珍出院，回汉地老家探亲去了……

听完曲珍的陈述，尼姑坚赞德吉感慨万分。我也没想到曲珍这样来自偏远山区质朴的康巴女孩，会这么快就被这世间的红尘沾染和吞噬啊！

而洛桑，他从日喀则见了曲珍后，一直在拉萨流落。洛桑对曲珍的爱心已死，我也只有劝她在我家好好休养身体，安慰她不要急于外出打工。

一个月后，曲珍老家来人接走了她。小旅馆在那时也终于可以开业了。每间客房里，放着我和女友尼姑坚赞德吉定做的藏式床，上面铺着我和她从八廓街深处买来的物美价廉的纯毛卡垫，还有我们从私人家里颇费周折收购来的纯木旧式藏柜。天花板，是蓝白相间绣有吉祥图案的美丽布帐；床头，是马灯改装的一盏盏台灯，和我特意为客人准备的紫蓝色野生龙胆花茶、洁净的小厨房、一盆盆杜鹃花……小小的旅馆处处散发着家一般的温馨。我给这个倾注了我的心血和爱的小旅馆定位为“家庭旅馆”。

那天，为了给小旅馆开光，仁波切专程过来，赐予我们吉祥的祝福。他盘坐在楼上的大客房里，为旅馆的每个员工一一摩顶加持。洛桑也在其中。他低垂着虔诚的双眼，跪拜在仁波切足下，请求仁波切赐予加持和护佑。那时，洛桑似乎已和老家的寺院脱离了关系，他很久不穿僧袍了，但曾经当过僧人的经历，在他的一举一动中依然可见。当他在仁波切跟前，双手合十，谦恭的目光，都让人难以忘记他曾是一位多么好的出家人！

小旅馆顺利开业了。每天清晨，洛桑早早起床，在旅馆的小院里为旅客们的平安祈祷，持讼度母经。低宏的诵经声中，旅馆温馨的小院里，总是散发着淡淡的香柏的气息。我们还从娘热乡采来野花，装点客房。旅客第二天要出行时，我们便为他们献上哈达和祝福……旅馆的一切眼看已顺利就序，只是洛桑，我发现他的双眼总是盈满了忧伤。他很少笑，也不和其他服务员闲聊，他变了，看上去心事重重，仿佛在脱去僧袍后的一夜间，尘世的苦难已若潮涨……

我猜想着洛桑的心事：是曲珍的背叛令他黯然神伤，还是他担心妹妹其美？

经我四处打听，终于把流落拉萨的其美找回到了旅馆。然而，兄妹再度重逢，洛桑只是木讷地望着变得又黑又瘦的妹妹笑了笑，笑得那么漠然，那么凄凉。

我把其美留下做了旅馆的服务员，又留给洛桑一个小红箱子，请他负责收钱。其他还有桑姆等几个能干的服务员，负责登记和打扫卫生。安排妥当后，我终于可以带着孩子回返乡下的家了。

8月，乡下的山野里山花烂漫，旅馆生意听说也非常好。洛桑和服务员桑姆还来到乡下家里，搬走了一些家里的藏式床和藏柜增补到旅馆。我的爱子旦拉这年也该上小学了，我联系了一所内地寓教于乐的私立学校，以求适宜旦拉在乡野长成的快乐天性，匆忙把旅馆的一切托付给了洛桑。

差不多半年后，旦拉逐渐适应了在学校寄宿的学习和生活，我才放心地重回拉萨。

没来得及回乡下的家，我带着给洛桑和桑姆、其美等的礼物来到旅馆。

时逢藏历新年前夕，街上人流蜂拥，旅馆的大门敞开着，门上我选挂的莲花图还是那么醒目。我欣喜地走进小院，连连喊着洛桑和其美。过了好一会儿，洛桑才开了门。他好像刚睡醒，头发乱蓬蓬的，脸也没洗。看到是我来了，他笑一笑，慌忙进到值班室叠被子。我跟在他后面焦急地问：“其美呢？其他人呢？”洛桑一面低着头整理他的被褥，一面低声说：“其美上街玩去了，服务员放假回家了。”听着他沉闷的回答，我心里吃了一惊。我转身出来上到楼上看，只见客房的门都开着，走廊上覆满了尘土，散乱在客房空床上的被褥都油黑破损了，地上也满是油腻和污垢；窗帘大多破了，街上的寒风在客房里穿梭；好些屋顶，因为漏雨，当初缝制的藏式装饰布顶被侵蚀得面目全非……

我强忍泪水，默默离开了旅馆。心里反复地想，难道曾经付诸心血和那么多时间的旅馆就这么完了吗？

第二天，我搬去旅馆住下，找来包工队，开始全面维修旅馆。我白天指挥工人，晚上清点账目。藏历新年的喜庆在外面的街上踊跃着。而屋里，我点着一个小电炉，一个人孤单地清理着成堆的旧账。

渐渐地，我发现账面漏洞百出，假账、假发票，还有欠条、借条、电话费……和我同住的其美见瞒不住我了，嗫嚅着，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

原来，我走了以后，服务员桑姆经常找借口留在旅馆值夜班。洛桑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曾经被曲珍创伤的心，似乎已痊愈。他像变了一个人，和桑姆一起做饭，张罗旅馆的事务，并先后辞掉了其他服务员。终于，一天清晨，其美去值班室拿开水时，她看到哥哥洛桑和桑姆住在一起。但这一回，其美不敢再和哥哥吵闹。只是桑姆是一个有夫之妇，还是一个8岁男孩的母亲。其美就感到十分害怕，她经常站在旅馆外帮哥哥洛桑看门。她说，她为哥哥洛桑感到羞耻。她哭红了鼻子，问我，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轻易还俗？还俗以后，又怎么能当第三者……

其美的问话让我无语，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其美又告诉我，旅馆的生意一直很好，总是住得满满的，秋冬旅游淡季时，洛桑和桑姆又把朝佛的人们带来旅馆住。这半年多来，洛桑和桑姆看上去变得很有钱了，洛桑经常给桑姆的孩子买礼物和玩具，给桑姆买了金首饰，定做了昂贵的镶有旱獭皮的藏袍……为了要桑姆离婚，洛桑还曾几次在旅馆值班室里以头撞墙寻死觅活地自杀。

我听着，渐渐明白。只是遗憾，这一次，洛桑再爱的女人，最后将使他人财两空。

寒冬的阳光带着浮尘，流泻在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我叫来洛桑，把可以查到的，洛桑个人擅自支借旅馆钱的欠单列出来，请他签了字。另外要洛桑通知一直没有露面的桑姆，她被解雇了。

一个月后，旅馆终于修缮一新，我重新招聘了几个服务员，准备重新营业。但这时的洛桑已无精打采，心神恍惚，一有空就跑到大门口闲逛。一次，在和一个蹬三轮车的人讨价还价中，他竟然冲进旅馆值班室，拿了一把藏刀追出去要捅别人！而当我请他帮忙去乡下家里干点儿什么，洛桑竟问我讨要另外一份工钱。他还经常当着我的面打骂其美来出气。红尘中的习气，似乎已经附着了他的身心。我感到无法再信任他了，开始考虑是否该辞退洛桑。就在这时，这天正午，当阳光从值班室的窗子里轻轻透进来时，洛桑来了。他面色苍白，双眼红肿，他坐下来，绝望地望着别处，低声告诉我，曲珍她，她死了……

老家捎来口信，曲珍死了。洛桑说，就在几天前，曲珍拖着失血的身体，照常下地干活时，一头栽倒在烈日下，再也没有醒来。

阳光变得虚渺起来，洛桑、其美和我，我们三人为不幸的曲珍痛心啜泣着。但泪水，又能挽救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其美去到大昭寺，为曲珍的亡灵点酥油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我的心，悲伤而绝望。

这时，我得到消息，“非典”正在国内蔓延。想到爱子还留在成都，我不禁心慌意乱，再没心思经营旅馆了。我很快把旅馆以极低的价格转租了出去，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后，我回到乡下，开始维修业已残败不堪的家。

记得是在2005年夏天，在拉萨街头，我遇见了几年不见的其美。不知什么样的成长创伤，使她的气质偏向了“雄性”。她长成了一个“小伙子”。她留着男孩的短发，双手插在裤兜里，和我说话时漫不经心地四顾张望。她说，她仍在拉萨各处打工。而她的哥哥洛桑，后来和旅馆餐厅服务员中那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结婚了。洛桑一直靠修路卖苦力为生，就在前不久，因得了肺痨没钱在拉萨医治，带着家人回康巴老家去了。

洛桑终于有了归宿，终于找到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女人了吗？但这个残酷的社会，这红尘拉萨，他又能有几多活路啊……

一场暴雨就要来了，我钻进车里，急忙赶往娘热乡。我明白，风雨中，那里的山野，将是我最后的家园。

村庄里的魔鬼

山风卷着漫天的黄沙在乡村的土路上一会儿朝前扑，一会儿又朝后掀。我从楼上的窗子里望着，回想着几年前，我就是在那些山风恣意的推攘中，赶去给四村的妇女排练舞蹈的。那些风沙钻到我的嘴里，拍打我的脸，拉扯我的头发，恍若一群顽童在和我游戏。

排练场在四村村委会的小院里。据说这次排演舞蹈是为了参加拉萨的业余调演。村长普琼已集合了八九位经他挑选的健硕的妇女。她们带来了青稞酒、酥油茶和好吃的油炸食品。我们便像过“林卡”（夏季假日在树林里扎营玩耍）一般开心地边玩边开始了排练。

我选了一支西藏东部地区康巴“弦子舞”的曲目，请她们排成两排，我教了几个基本动作，她们很快就学会了，只是跳起来韵味不太对。我有些急，我穿梭在她们显得过于热情的舞蹈中，连声对她们喊道：“轻柔些，扭动臀和腰，对，臀，再慢些！”村长普琼从一旁的树枝上折来一根柳条，跟在我后面，搞笑地挨个敲她们的屁股，一面开心地呵斥道：“听懂老师的话了吧？把大肥屁股扭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节奏欢快的踢踏舞应该更适合她们的天性。康巴妇女生活在葱郁的山区，因为耕地较少，男人多外出从商，女人在家管理家务，男女分工明确，所以女人的舞蹈也格外女性化，非常柔美。农村妇女通常和男人一起劳动，性格里也更多了热情和欢乐。所以，要农村妇女排演康巴妇女的弦子舞，是我选错了。其实，在村里的打麦场上，在河畔洗衣服的晴天里，她们自然的歌舞像生长的青稞一般招展，又像天上的云朵一般飘逸。歌舞和农耕像她们的双翼，丰满的日子像醇美的酸奶。每当我漫步在村庄，他们的婚姻和爱情又像黄昏，家家户户升起来的袅袅炊烟，把村庄笼罩在温暖的柔情里。

这天，在我去接儿子旦拉的路上，几位曾跟我学过跳舞的妇女在前面招手搭车。上车后，她们没像往常一样一路唱歌。她们坐在后排，把身子凑向前，低声对我说：“你知道了吧？娘热乡政府刚组织村民开过会，要我们家家户户在政府资助下维修房舍，接待游客，做生意。要把娘热乡建设成为西藏旅游文化自然村。”

“是吗？！”我从汽车镜里望了她俩一眼，看到她们脸色迷茫，显得焦虑。

“也许能挣很多钱吧？”我说。

“哎，乡领导也是这么说的。”她们沮丧地说。一阵沉默中，我的脸有些发烫，心里感到羞愧。如果挣钱付出的代价是告别一种自然而人性的生活方式，钱，对这个美丽的村庄而言就是魔鬼啊！

记得几年前，乡里还曾组织她们学习种蔬菜，施化肥和农药。这意味着比黄金更珍贵的土地再也不能五年一耕地休养生息，意味着世世代代养育藏族人的青稞将被外来的陌生的农作物代替……她们在惶恐中，陆续把自家的田地租赁给了汉地来的菜农。当塑料大棚一夜间长满了娘热乡的田野，村庄里载歌载舞的农耕情景从此不见了。

城市文明，像潮水般涌来。

车窗外，2007年的早春里，娘热乡昔日的山风中，飘来蔬菜大棚里化学药剂和建筑工地的水泥、钢铁的气味。乡间的小路上，灌煤气的甘肃口音，卖老鼠药的河南人长长地吆呼，拖运建材的卡车的响声和机械的挖掘、切割声不绝于耳。在现代化的发展和建设中，恬静的乡村就要消失了。

我们沉默着，不能言语。我暗暗想，我可以离开，去更远的地方寻觅宁静的家园。但她们呢，离开古老的土地，她们何去何从？！在前面的路口，她们要下车了。她们说那里在修一所能容纳上千人的住宅小区。很多城里人将搬来居住。我点头笑了：“我的一个朋友也在那里买了房，因为她特别喜欢社区对面的那片开阔的田野。”我说完，她俩慌张地对望了一下，抱歉地对我说：“可是我们正准备在社区对面的田野里修商品房。”顺着她们所指，我看到刚泛青的麦田里，果然堆起了很多石头，一些村庄里的农人，换上了布衣，改行当了建筑民工。两位农妇下车朝他们走去，去参加搅拌沙石的劳动。我愕然地望着她们的背影，才发现我的四周，不知什么时候起，坚定而缓慢地崛起了高楼，在村庄的土地上已经投下了鬼魅般的阴影——我开着车，在挚爱的村庄里，遥望着它四处的残骸。只有村里的那条河还在远处孤单地奔涌着。此刻，那湍流声好像我心底的哀泣，像村庄破败的血液……

没有歌声的劳作

看到娘热乡里到处都在施工，我有些惴惴不安，也想凑热闹修点儿什么。我就开始注意今年民工的状况。看到前面能容纳上千人的大型社区工程，仍然由汉族民工建设。但社区对面盖商品房的基本上是藏族民工，他们修建的一排排藏式小楼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传统的木门，窗户是塑钢的，速度还飞快！

一天中午，我凑上去问那些民工肯不肯来我家维修。他们却告诉我说他们是建筑队，收了一些娘热乡农民做临时工。我有些吃惊，难道从前以藏族为主的建筑工程队伍就要复苏了吗？

记得小时候，西藏的建筑工程单位有好几家，而且都是藏族工人。那时我住的新华社院里也在修房子。建筑工人的歌声穿过树林，在微风窸窣的正午飘荡着。我被他们的歌声吸引，常常牵着我家的那条小藏狮狗来到工地，看他们不慌不忙地背石头挖土，从容地劳作和唱歌。在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在突然爆发的笑声中相互泼水、打水仗、追逐奔跑，在马兰草丛里打滚摔跤。我抱着小狗，嗅着马兰花的芬芳，痴痴地望着他们……藏族民工们的欢笑还时常打断内地来的记者们的工作。他们似乎没有见过如此劳作的方式，跑出来，好奇地举起相机捕捉着欢乐的情景。有时，建筑队里的妇女会在中午太阳很好时，三三两两地在劳动的间隙来到院子中间的水井旁提水洗头。那是一口甘凉的泉水，里面游来的两条大鱼每年会在井下石头的缝隙里产下很多小鱼苗。过了一段时间，小鱼们不知游去了哪里，只有两条大鱼还留在井里，像一对轻盈的蝴蝶。来洗头的妇女看到它们总是禁不住爱怜地大呼小叫一阵，然后，她们脱去了上衣，露出小麦色的肌肤和丰盈的双乳。当她们从井里弯腰提水，披着长发侧身梳头时，那健硕挺拔的双乳就在她们的胸前摇曳着跳舞……哈！内地来的记者没人敢出来了，他们躲在暗处，只有闪光灯像他们的心跳，在窗子后面咔嚓咔嚓地响着……

那年夏天，楼房终于建成了。我来到楼前，出神地望着楼顶，那像歌谣一般起伏排列的造型。父亲过来轻轻抱起我，对我笑道：“从今天起，我将和着他们的歌声，迈着舞步进去办公啦……”我激动地点点头，这栋大楼建设的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夏季里，一场最丰盛的歌舞剧啊！

20世纪80年代始，当西藏进入又一个工程建设的高潮时，以藏族为主的建筑队伍却突然瓦解了。本地的建筑单位除古建筑队外，纷纷溃散，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掌握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内地涌入的建筑工程队伍。他们严肃地劳动着，从不唱歌嬉戏，吃饭时间很短，劳动的间隙不坐下来喝茶饮酒，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到月亮出来，三个月就能完成藏族民工半年多的活路。同时，他们还全面垄断了其他行业，比如修自行车、修汽车、理发、缝制藏装、雕刻藏柜、餐饮、娱乐、蔬菜和花卉种植、采石挖矿，等等。

拉萨在他们不分昼夜的建设中，变得越来越喧闹和“繁华”，使沉醉在童年时光中的我，感到有些无法适从。1999年，当我在美丽的娘热沟拍摄一个电视短片时，我终于又看到了童年记忆中的马兰花，一簇簇绽开在山野；纯白的羊儿在山涧跳跃着；溪水从白色的岩石上落下哗哗的瀑布；还有，曾出现在我梦中的古老宫殿矗立在山上，在夕阳中绽放着金色的光芒……

我激动地告诉我的女友央金，我想留住在这样的村庄里。

在女友的疑惑中，我很快选中了一块有溪水流过的草滩，开始建设我的家园。那时，我和我的尼姑女友色嘎，坐着大卡车，去往山上娘热乡矿业公司的采石基地购买建材。娘热乡山上的石头是红色的，里面有奇异的图案，我和色嘎抚摸着这些美丽的岩石，一面欣喜地听着藏族采石工人们的歌。当时，他们该是所剩无几的藏族采石工了，规模也很小。但除了石头出自乡里的藏族石匠之手，比如水泥、钢筋、玻璃和屋顶的防水材料等建材都必须从内地商贩处购买。想来想去，内地建筑队和买卖建材的都是一路人，就包给了四川的韩老板，只留下围墙承包给了色嘎介绍的藏族包工头加央。加央又四处找来了一些藏族民工，临时组成了一个建筑小班子。

两个多月后，四川民工加班加点地迅速完成了房屋的修建。虽然用不规则的石头修房子他们并不在行，房子的外观也不能和藏式传统楼舍相媲美，但世间，像我这样任何事情都想赶时间的现代人，还能拥有其他更多吗？

这时，和四川民工同时开工的藏族工人们，竟然还没有修完围墙！他们干得悠然自得，每天中午坐下来吃饭喝茶就要花去近两个小时，劳动时，他们当然还要唱歌。那些歌声和着潺潺溪水，时高时低，仿佛预示着我向往已久的那舒展的生活。

但两个月过去了，楼房都盖好了，这围墙……我有些着急，加上藏族工人始终不能明确修建围墙的价格，变来变去，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执。

从此，我认识到，无论他们的歌声多么好听，他们的手艺多么精细，但我是无福，也没有时间享用了。

后来因为施工造成的破坏，院子里急需重新铺草甸，我不得不再次请藏族民工来干活。

这天，太阳好极了，民工们吹着口哨，哼着歌谣开始了劳动。他们仔细地把地面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青草，还在每一个拐角的地方，把草甸修砌出自然而柔和的轮廓。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吃糌粑，一面欣赏着草地，和我商量应该如何铺得更美。下午5点左右，他们在院子中央精心铺成了60平方米左右的圆形草甸，他们围在草甸周围弯着腰左看右看，那神情真是比我还欣喜。

“大姐，您今晚多浇水，明天草甸上的花儿准会开。您瞧，有紫色、黄色、白色，还有粉色……”一位中年男子像孩子一般趴在草甸上，一双惊喜的眼睛一面在密密的草甸里寻找花骨朵，一面对我说道。

虽然还剩下一些地方没铺完草甸，但他们看上去心情极好，似乎要庆祝或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他们放下劳动工具，拿出青稞酒，在草甸上围坐下来，开始了饮酒、摔跤和快乐的打斗。再后来，让我看花的那个男子干脆在草甸上美美地睡着了……

劳动的快乐像一首史诗，使这个民族拥有高贵的精神。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2007年，一个内地民工一天最低的工钱为一百元，一个藏族民工的日工资最高才四十元。市场经济，也正在以它简单粗暴和急功近利的方式，将所有的劳动门类沦丧为一种纯粹的生计，我们每个人，不觉中也已变成了组成它的一部分。

在拉萨的“雪新村”、“天路”等地，每天站着很多西藏农村的强壮劳动力。他们从早到晚地翘首等候着，只为找到一份为内地民工打下手的活路。

他们从农村来，大多没有现代建筑方面的技术。即使干得一手好木匠活，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内地的木工几乎不再刨木头或雕琢，他们用的都是成板和钉枪，其速度和质量的虚假度都让藏族传统木匠们瞠目结舌。但市场却认可他们。所以，面对诸如此类，藏族民工的处境就好比一个人还没来得及从梦想中醒来，就被置于了死地……

在那些汉藏混杂的工地上，我看到藏族民工通常干的是搅拌水泥、搬运石头等体力活。他们似乎没有因为挣的钱少而自卑，仍然在劳动中情不自禁地放声唱歌。这时，在楼上糊水泥的内地工匠，一口气不歇，一口水不喝地埋头苦干着，当他听到藏族民工没完没了地唱歌，不觉恼火，就对着藏族临工大声吆喝道：“唱什么唱？！快点儿干活！”

这声精辟的呵斥，像是这个时代的声音。

意外的是，我家房子装修那年，几位汉地工匠没有雇藏族小工，带来的帮手却是他们的藏族妻子。

三十出头的油漆匠小李师傅是福建人。细细的腰，长长的身段，皮肤很白。他来西藏据说有六七年了。帮他打下手的是一个藏族女孩，是他的妻子。她有一个藏族人很普遍的名字：格桑。她个子挺高，有些胖和黑，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吧。她和李师傅说话时，汉语真是很蹩脚。她的家在西藏某农村。她是在工地上打工时认识小李师傅的。格桑不爱笑，干活时也不唱歌，只是和另外一个木匠小张师傅的妻子卓玛在一起时，才有说有笑。

木匠小张师傅是四川人，面相很善，很秀气。他是仁波切介绍来的。（哈，据说仁波切那四川口音的汉语，就是小张师傅在仁波切家干木匠活时教的！）

我悄悄问小张师傅：“喂，你们怎么都找藏族女孩结婚呀？”

小张师傅很腼腆，不肯说。李师傅在一旁笑。晚上，小张师傅的父亲张老头留住我家，其他人都回去了。我给老头儿买了几瓶他爱喝的啤酒。几杯下肚，老木匠话多起来：“小张那龟儿子前头找的也是一个藏族女娃子。那个女娃子懒得很，每天睡懒觉不起床，更不会做饭，还生病，花了我们万把块钱才治好。后来不出一年，活该把龟儿子给甩了，跟别人跑啰！”

我给张老头端来一盘我炒的宫爆肉丁。老张和小张不一样，他有六十多岁了，一脸的胡子拉碴，他不用钉枪和成板干木工活，所以，我把置放玛尼转经筒的六角木亭的重要活路分给了他。

“好吃，你的手艺不错嘛！”老头醉眼蒙眬的。他干活也很慢，但木工活的技术真好！

“你现在的儿媳妇卓玛对你好吗？”我给他斟上一杯酒问。

“好，好，好个屁！她什么都不会做！”老头的唾沫星子乱飞，差点儿喷到我脸上！

“那小张为什么找她呢？”

“图省钱嘛！在老家娶一门亲要花万把块钱。”

“娶卓玛就不要钱啰？”

“是嘛，藏族女娃子要啥子钱嘛！”老头满脸通红，又喝醉了。

第二天，我找空问小李师傅：“你们在老家娶亲要很多钱呀？”

小李师傅挥动他长长的胳膊一面朝墙上刷乳胶漆，一面笑道：“在老家找老婆不仅要花钱，人家还不愿意来西藏！”

格桑在一旁帮李师傅刮腻子、递工具什么的。她羞涩地对我笑笑。

“他对你好吗？”我用藏语和格桑聊。格桑的脸红了。卓玛在那头用藏语笑道：“喂，说呀，他对你怎么好的……”

格桑把手上的刷子扔过去，追着卓玛要打。

“喂！喂！闹什么闹，干活！”小李师傅等着格桑递乳胶漆，没好气地呵斥道。

“呸！叫什么叫！”卓玛叉着腰朝小李师傅骂道。

“她凶得很！”小李师傅对我笑道。

“你们俩为什么找汉族？”我问卓玛。

“汉人能干，能养家糊口。”卓玛想都不想地说道。

“不要脸！你说汉人能干什么？……”格桑也戏谑道。卓玛又追过来了，她俩又笑又打。小李师傅和小张师傅无奈地骂了几声，对我笑道：“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就不好好干活……”

其实，除了和汉族通婚外，藏族农村来的女孩和回族商贩通婚的也不少。回族商贩比汉族商贩更能吃苦，他们常推着小货车，顶着烈日在娘热乡的山路上做生意，还能很快学会藏语。娘热乡路口一家开日用百货的回族两兄弟，就分别娶了两个农村来的藏族姐妹。姐姐已经生了，妹妹肚子也大了，姐妹俩一个抱着孩子，一个挺着大肚子照看着商店，变得和回族妇女一样勤恳而不苟言笑。而拉萨的焊工、日用杂货等等行业也几乎都是回族人在做。

现在，娘热乡的农民们也在几年前把大部分农田租给汉地菜农，纷纷涌入城镇打工去了。所以，照这种趋势，除了城市更加拥挤混乱，农村以后也不会有太多的活路等他们回来。何况汉地菜农们在土地里施入大量农药、化肥后，还能马上种出芬芳的青稞吗？

许多事情，不是渺小的我能够明白和把握的。所以，我能做的，只是稍微改变一下家里的面貌。

今年五一期间，我便雇来几位藏族民工，帮我维修水渠、院墙什么的。我之所以雇用藏族民工，是因为他们的工钱比汉族民工便宜得多，何况家里的活儿也没什么技术难度。但我仍做好了耐心等候他们完工的心理准备。每天外出前，我便嘱咐保姆，别忘了给他们送酥油茶，下午送青稞酒，还有，把他们唱的那些好听的歌记下来……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民工们竟在两天内完成了我估计需要五天的活。我发给保姆的本子也空着。保姆说：“他们哪有时间唱歌！连午餐都吃得很快，也没在劳动的间隙喝酒。”

“一首歌都没唱？”我不相信。

保姆肯定地点点头。我的心里暗暗吃惊，不知该欣喜还是遗憾。但我仍不太放心：他们会不会把活干成汉族民工通常的质量呢？

经过检查，还好，他们利用旧砖砌起的院墙很规整，水渠的弧度也是美丽的。

家里维修的过程，就这样寂无声息地结束了。后来，望着新修好的院墙和水渠，我总感到有些怅然若失。因为，除了水泥和砖，再没有其他可以缅怀的。

而从此，在每天接送旦拉回家的来来去去的路上，从那些藏族民工正在施工的地方，我再没有听到过一次歌声或者劳动中的嬉闹声。抬眼望去，只见藏族建筑队的民工们已显得训练有素，毫不懈怠地专心抹着水泥，修建着钢筋混凝土的小楼。他们的神色虽然还不像汉族民工那么严肃，但也没有了过去的笑容。他们中的一部分看来已掌握了现代建筑技术。他们的优势还在于造价便宜，能够充分利用旧建材，能够修建标准的藏式民居。他们在建筑市场的竞争力似乎正在复苏……

也许，伴随这种遥远的期望，动听的歌谣将永远消失。而没有歌声的劳动，剩下的，只有劳动的残酷。同样，从劳作中分离的那些歌谣，保护下来以后，复原的只能是一种假装的表演，而非一个民族快乐的智慧。

那么，我们该要什么呢？是底层人们的活路，还是他们欢乐的歌谣？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两者竟然成了一种对立，而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全部真实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