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从西藏阿里转业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队的医学院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成了一名医生，因此回京后，我被分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生，后来又当上了卫生所所长。回京也好，当医生、所长也好，我魂牵梦萦的仍然是西藏阿里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迹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里的故事告诉别人，我想把它写出来。

人做任何事情前，当然应冷静地想想自己的底儿怎样。我当医生很自信，我是个态度与医术都不错的医生。可是要写书了，心中没有了底。因为我没读过大学中文课，写作的底子又薄，于是我决定在从医的同时，自学电大中文系的课程。电视大学的教学方式很好，采取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教授形式，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要三年学完的课程全部读完了，而且成绩还很好。

那时，我一个学期主修了九门课，老师感到惊奇。因为脱产的学生一学期一般也就能学完五门课。由于我的学习态度好，不是为文凭，而是为了积累自己的本事，为了把那些刻骨铭心的阿里生活早些写出来告诉世人，所以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些知识老师说不重要（对考试而言），我仍然认真对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岁时，我开始了小说《昆仑殇》的写作。我把这部小说的结构、语言、情节、故事、人物、对话等等小说必备的要素，都想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由于写的是我的生活真实经历与感受，所以写得很顺利、流畅，一气呵成。

小说写成后，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亲戚都来帮我出主意。当时，大家有一种担心，怕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纷纷帮我找关系。而我这时反而十分冷静，我决定什么后门也不找，我就是要拿着自己的稿件，请素昧平生的编辑部的人来鉴定我的作品。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热爱曾经有过的生活，热爱写作，没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颗圣洁的心灵的驱动。如果在我热爱的事业中，掺进我不喜欢的举动，这就是对我圣洁心灵的亵渎，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仑》杂志，这是全军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

稿子寄出后，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面写着：“毕淑敏同志，来稿收到，当日读完，被本文庞大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请速来编辑部。”并要求我携同丈夫一起去编辑部面谈稿件修改事宜。这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事还要丈夫保驾。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告诉我，他们当时看到这篇小说后，觉得写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创作经验，他们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学写作的人；另外，文中写到的那种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怀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写的。在编辑部交谈的过程中，讲到每个细节，我侃侃而谈，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则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们相信了。这就是最初写作与出版的过程。

顺便提一句，从那时起至今，在十年写作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小说与散文，大约两百万字。其间，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还须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

女学生：

您的作品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们在现实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写出对公众有益的好作品？

毕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达，它以真实为前提，真实是散文的一种品格。而小说体裁，会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场景、情节、故事，等。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心灵深处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在散文、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谈到如何把作品写好，我赞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见，作家应该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理，作家不是牢骚满腹、呻吟颤抖、刺头反骨、躁狂的“伟人”。我借用这话来说明作家的社会责任，或者讲作者写作应有的态度，没有这种责任和态度是难以写好作品的。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虽有多种多样的看法，重要的是能发现一些新见解、新认识。作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和凸显自己独特的认识。一个作品最忌讳没有新意，只是重复别人的陈词。

比如，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心理，我作为一名医生，行医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种苍凉、恐惧的表现，对活着的人和即将离去的人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因此，我写了《预约死亡》这篇小说。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现象。对于死亡，人们应有一种冷静、镇静的态度，从而尊严地度过一生，尊严地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我的见解，这是我作为作家要用笔传达的对死亡的关怀，对人健康心理的关注。

女学生：

假如您的作品没有被出版社选中，假如您的文章没有被读者认同，您会如何对待？

毕淑敏：

这个问题我已经被人问过很多次，我觉得要试着去干一件事，总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试着干，叫摸着石头过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两次不成功，我还做，一直干下去。我好像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喜欢在我已知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才开始去干。就像跳高一样，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过去，也许在跳过二十次后，才跳过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优秀跳高运动员的跳跃姿势，然后我去模仿，再试着做一下助跑，领会要领之后，然后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码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去做。

我学习写作时已三十四岁了，如果再年轻一些，可以更激进些，初生牛犊不怕虎嘛。由于年龄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面的准备，因此写作前我读电大，写作中又读文学硕士学位，这都是在做起跳的准备。

有人还问过我，如果当时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会怎么办？我估计三投不中，我就不干了，因为我已尽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会想是不是编辑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编辑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说明我不是写作的材料，我会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国学者问我，你是否想过要获得诺贝尔奖。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没有想过”。这位学者很奇怪，他说：“人不想获大奖，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这好比我们这些人，谁都不可能打破刘易斯、约翰逊的百米世界纪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每个人竭尽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给我们的这份经历，珍爱自己的爱好，全力以赴努力达到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成绩，这就是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种框架和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不仅注重收获，而且更注重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