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女孩刚好是拿不到药的一个，山村里看病，和我们在台北不同，病人很可能是走了三个小时山路才到的。没有药给他们使我们很不安。

“你下个礼拜再来，那时候牙医来看病，顺便会带第二批的药来，今天没有药了。”

说那样的话，使我的心很疼，在台北，药像米、面一样，大家简直是滥吃，而这小女孩，翻山越岭而来，只因来迟了，竟没有一颗药。

“没有药了？”她诧异中有平静，“啊——没有关系。”

说完，她匆匆走了，像是不敢耽搁下一个病人的样子。她那副恭谨庄矜，不想麻烦别人的表情使我疼惜到了暗自愤怒起来。

我跑到回廊上，只见人如潮涌，我心中冲动，只想大声叫出来：

“老乡亲啊！在西方，那块幸福的土地上，曾经有人说，人有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对你们而言，愿你们有‘免于无医疗的自由’吧！求求你们不要用那样感谢的眼光看着我们吧！要知道这根本就是你们的权利啊！你们的身体本来就该有人来照顾的啊！”

如果那天那女孩用抱怨的口吻说：

“哼！怎么偏偏好轮到我就没有药了？”

或者：

“什么？我从上个礼拜就来亲戚家借住，今天早起又走了三个钟头的路，居然没有药？”

如果她生气，如果她怨叹，我都会一边向她解释一边觉得好过一点，可是，为什么她偏用那么卑微细小的声音说：

“啊——没有关系。”

二“有哩——”

在泰北行医，问病是相当大的困难，文明世界里的病人每每可以把自己的病形容得生动活泼，巨细靡遗，山里的难民却办不到。

“大娘，”挂号部的工作人员，打起云南腔问话，“你哪里不好过？”

“不好过啊！”大娘慢悠悠地应了一句，她很老了，一副劬劳的样子，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却是无限信任如见神医。

“哪里不好过？”挂号处急了，不知该把她分给哪一位医生，“头痛不痛？”

“有哩——”（这两个字她说得很慢，都读作第一声）

“胃痛吗？”

“有哩——”

“关节痛？”

“有哩——”

“心痛？”

“有哩——”

“手膀痛？”

“有哩——”

不敢再问下去了，总之，她全身都痛，她如此高年，如此劳苦又如此营养不良，全身都难过倒也不是不可解的。

我独自跑开去看山色，不远的地方有大河日夜绕流，是什么使我悲痛？是眼前这个无处不痛的老妇人，还是那位让我无端想起的，另一个全身无处不病的叫作“中国”的老母亲。

三“不是她丈夫——是全村。”

团里的化验师把结果公布，那女人的病是疟疾。我看他简直有点兴奋，竟对着显微镜大叫：

“快来看啊，台湾看不到这种东西！”

大夫紧张兮兮地通过翻译问那女病人：

“她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丈夫。”

“去把她丈夫也叫来——”

“她生病，为什么叫她丈夫来？”翻译问。

“通常一个人有这种病，一家人都会有的，叫她丈夫也来看病，否则她病好了，她丈夫还病着，治了等于白治，她丈夫是不是也跟她一样发冷发热，脸色黄黄的？”

“是啊！是啊！”旁观的人热心地捅起嘴来，“不过不是她丈夫——是全村，他们那个村子的人全都发冷发热，又黄又瘦。”

我们一时全噤住了！

在某个小山头，有一村的人，全都是疟疾病人。

我们或许可以到那个村子去出诊，一一发给他们奎宁丸，但是，那有什么用呢？除非我们先消灭他们的疟蚊，而要消灭疟蚊，除非整理整个环境……

“我起先只怀疑她丈夫——我没有想到全村……”

大夫喃喃说着，一副被击中什么而要崩溃的样子。

医生所能做的，是多么少的一部分，我们每想起那个不知名的村子，心里总有一阵抽痛。

四　独臂人

车从山路下来，颠得人七荤八素，车到半途，终于不去理会尊严，大声叫停。

停下来以后，我和何大夫跑到路边去大吐，吐完了，用土掩好，继续上路。

终于到了巴山，一个类似三岔路的地方，我跳下车来去买冰汽水喝，自己觉得自己只剩三分像人了。

正在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个男子，他显然已经站在那里等了很久。

“姐姐，”他叫了我一声，“你们就是从台北来，过两天要上老象堂去看病的人吗？”

我当时被那样亲切的声音一惊，整个人醒了过来。

在台北也常被人叫姐姐，但习惯上叫的人只叫“张姐姐”，叫开了连老一辈的朋友如王蓝也这样叫我。

但忽然在荒山野岭的小驿站上被陌生人那样亲切地叫一声姐姐，心里的感觉竟是惊动。其实，“姐姐”一称在这个地区很流行，不一定指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子，只是一种尊称，我曾听一个女病人叫何大夫姐姐，请她为自己装乐谱，当时也听得耳热心酸。

“你怎么知道是我们？”

“我昨天就来等了，我想你们车子一定从这里过，你们要多少被子、褥子？要不要我们替你们准备伙食，伙食要多少钱一天的？”他一一细问。

“我们有二十四个人，伙食要麻烦你们，七百铢一天（约台币一千二百元），好吗？”

这一带穷乡僻壤，根本没饭店旅馆，我们一路总是睡民房，委托别人办伙食，当然，偶然也会接受招待。

“好。那我就去准备了。”

喝完汽水我们上车——我这才敢好好看他一眼，他是个独臂人，一只袖子空荡荡的，袖口塞在腰带里，刚刚我不敢注视他，怕伤了他的自尊。

以后熟了，才知道断臂的由来。

小时他曾经胳臂受伤，有人教他们一个土方，把活鸡连毛带血斩成酱，趁热敷上包好，一个礼拜取下，不料患部却格外红肿溃烂，病毒侵入骨中，医生要他锯断手臂……

谁来帮助远方的同胞有“免于无知的自由”呢？

五　苗孩的酷刑

那天早上我们到苗人村去采血液，想知道疟疾散布的情形。

在路上，我们碰到那苗人小孩。他差不多八九岁，是个清秀的小男孩，眼光却是呆滞畏葸的。

走近了，马教士上去和大人打招呼，小孩低头垂眉，一言不发。

“他两只脚全烫烂了，你看！”

“怎么啦？”大家虽然只看到一小角，却也大惊失色。

“他其实本来只是打摆子（即疟疾），他们苗人有个土法子，听说是把一大锅水烧得滚滚的，然后再烧红烙铁，并且把铁往水里一丢，就会冒起一阵很热的蒸气，把小孩拿棉被包了，熏这蒸气，摆子就会好。”

可是这孩子被太强的蒸气所伤，下半身的皮全烂了，上身和手也烫伤了好几块，他整个的皮肤变成难看而难受的红疤。

小孩忍耐着由我们看他的疤，并且那位带着他的大人（似乎是他叔叔）答应下午来让大夫为他还未结疤的伤口搽药。

擦上消毒药，发现我们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如果真要治的话需要一流的医院，在隔离无菌的地方慢慢进行整形手术，不是我们这种奔波千里的医疗队所能做的。

本来几颗奎宁就可以解决的事，如今那孩子却失去了全身一半的表皮。如果他有幸适时碰到一位医生……不能想下去了，一年有多少苗人死于这种治疗，有多少小孩伤于这种治疗，在文明的触角伸不到的地方，活着，是一件艰辛的事。

六　毒药偏方

吃滴滴涕的事情在文明世界里好像也听过，其目的在自杀，但在泰北地区，滴滴涕却是某些人相信的偏方，认为可以根治很多病。不止一次，有人带滴滴涕粉来问我们可不可以吃。这样简单的问题竟一再被问不免惊奇，想来想去大概是源于“以毒攻毒”的思想。

有一次，碰到几个中阶层人物，我试着想提醒一下，便说：

“咦，你们知道吗，这里居然有好多人想用滴滴涕治病，这种观念上的误差最可怕不过了！”

“哦，话也不能这么说，这种事说不定真有用！”

想不到对方的反应竟是如此，接着他又振振有词地接着说下去：

“碌碌粉你知道吧？”

“碌碌粉是什么？”

“一种毒药，杀老鼠的毒药，我就认识一个女的，她那时血癌，不想活了，吃碌碌粉自杀，咦，没想到没死，病好了，到现在还活着呢！”我一时为之语塞，在传统与现代的医疗里，最怕这种言之凿凿的“单一经验普遍化”，对方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又举了个例子：

“还有一次，我们要给马打针，因为怕马生瘟，药水放在茶杯里，有半杯那么多，几十匹马的份呢，忽然有位老兄走进来，口渴，拿起来就喝了，那药的颜色又刚好跟茶一样嘛，过一会，我们把针准备好了，咦？怎么药水不见了，到处找，刚才明明放在桌上的嘛！问来问去才知道他老兄喝了，好啦，我说，你等着死吧，几十匹马的瘟药哩！咦？怪事了，他后来也没死，他本来有肺病的，肺病倒好啦！其实这种事也没关系，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碰上了就碰好了！”

我叹了口气，在没有现代医疗的地方，叫他们不信仰偏方又信仰什么呢？

七　“我爱你”，小哑巴

每次看到一个哑巴小孩，我的哀伤就会加深一层。每个哑巴小孩其实必然是个聋子，而且根据家长的说法几乎千篇一律是发高烧造成的后遗症（当然，从医学观点来看，高烧是现象，原因应是中耳炎，或脑膜炎）。

看得出来，其中有些是很聪明的孩子，但这个地区并没有聋盲教育，眼看着他们渐渐成为家人的牵累，我恍如古希腊预言家因能预见一切悲剧而深感痛苦。有一天，当他们父母逐渐老去，谁来照顾他们呢？

有一个小哑巴，大约十三岁吧，穿着条长裤，留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我一直没搞清他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只知道他殷殷的眼睛老是望着我。我没有学过残障教育却会一句“我爱你”的手语，我教了他，以后，在小小的荒村里，走来走去碰面的时候，我们总互做一次这手语。我又教他用舌头在上膛两种不同的打响，他也一学就会。

如果有人教他们，是不是此间也不乏海伦·凯勒呢？

以后有人把那小孩的名字告诉我。他叫孙泰清，泰大概指泰国，清应该是指清莱省，当时取这名字无非是能获定居，取为留念的意思。或者，清字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廓清的意思。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名字。

整个泰北的难民都是一批难于立足的人，但聋哑小孩恐怕是难于立足者里面最难于立足的，而贫穷和医药落后，显然仍会不断地为他们制造更多的聋哑儿童。

我能为他们争取些什么呢？——在说过“我爱你”之后。

八　我不敢叫他注重营养

她是一个甜美利落、受过良好训练的资深护士，眼神声调无一处不温柔，碰到这种人，我自己也恨不得生病了。在整个“泰北送炭”的行程里能有这些女孩同行真是好。

可是，有一个黄昏，医疗工作告一段落，夜间的晚会还没有开始，我们在雨后多沙的瘠地上散步，她的神情忽然十分忧戚：

“起先，我还常劝病人要多注意营养，现在，我连劝他们多吃点饭的话也不敢说出口了，他们根本没有多少饭可以吃……我真的不忍心再劝人吃饭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所有文明社会里适用的那一套医疗，在这里往往英雄无用武之地。

九　有人应未眠

我注意到胃药总是消耗得特别快。

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胃痛呢？

小孩子的胃痛依我看其实是饿出来的，清晨吃了饭，就要等天黑父母从田里回来才有第二顿吃，而一天，也只有那两顿。

阿卡人吃得比汉人更糟，有一天，我在临时诊所的外面，看到一家阿卡人蹲在地上抓食他们的午餐，午餐包在芭蕉叶里，是一些拌了辣椒和香料的米饭——如此而已。偷看别人吃饭应该是件不礼貌的事，我为了看清楚一点，只好假装有事，来来回回从他们身边经过，但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更丰富的内容。

胃痛的另一个原因是愁烦，不能确定的生存地位，茫茫无望的前途，子女的发展受限制，思念故土的煎熬，异域寄命的痛楚……想想都令人忧伤心碎啊！

捧着大沓的医疗单，我在其上读到的不是病名和药名，而是一部没有付梓的近代史，一首没有曲调的民族流亡的哀歌，一段段没有文字的陈情书。

今夜，华灯万盏中有多少酒醉饭饱？而遥远的荒山里有人应未眠——由于胃痛。

十　八十岁的小妹

看病的过程里，“挂号处”工作也够烦的。问病情固然不易，连问名字都不简单，尤其是问女人的名字，通常被问的女子多半扭扭捏捏，脸色尴尬，并且掩着嘴吃吃笑了起来。有时人如潮涌却偏碰到这种娇羞不肯答话的女人，不免心烦。可是转而一想，其实，这不就是东方传统女人的样子吗？二十年前你到旗山，到内埔，所碰到的女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本来嘛，女人的闺名怎可随便示人？好在这时候，往往有一位旁边站着的人热心帮忙：

“她叫张四妹！”

奇怪的是，这些女人的名字往往相同，发药的人叫一声：

“小妹！”

居然会跑出好几个人来抢药。

于是只好加上形容词：

“看肚子痛的张四妹！”

“看头痛的张四妹！”

或者：

“八岁的小妹！”

“八十岁的小妹！”

旁边的人一边等着看病，一边被这种奇特的叫名法弄得笑成一团。

想这些女子，守着山，守着田地，守着汉子（云南话叫丈夫为汉子），过简单的一生，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正式的名字。算来，一个从小叫熟了的“小妹”也就可以过一世了。而那八岁的小妹呢？她将来一生又是怎样的？

十一　最温柔的医学

针灸，算不算最温柔的医学呢？

在文明的社会里，核子医学、显微医学动辄便是几千万的预算，一部伟大复杂的机器，盛气凌人地霸住一个房间。而在泰北荒山里，你拿什么给人治病？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放下美国银行的职位，投身到那万叠云山里去做宣教士，一旦碰到一位垂危的病人，他也只好背起病人，想到较为热闹的地方找医生。山路走了几小时，回头看，那人已死，他又返身把死者背回家。

我每想起那件事，就眼湿。

如果我也能尽一点点力量为人去沉疴，如果……

亲手为人扎针，是一种奇缘，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曾经一度做针灸密医，好在学车的人身旁如果有教练就不算违法，我因为有真正的针灸医生在身旁壮胆，并且亲自用铅字笔点上该扎的位置，所以比较心安。

那一带的人几乎都有膝盖酸疼的毛病，原因大概可以想象，由于种田，长年在水田里，又由于贫穷只能以人力代牛力，久而久之，膝盖便受不住了，面对针灸救星，内外膝的两针大概是逃不了的。

初次把针刺进这些人的皮肤，内心忽然生出亦悲亦喜的大震动，竟是这样风打霜侵的粗糙皮肤啊！在台北，在我的朋友里，从来不曾看过这种深褐色的，坚厚的，干皴的，下面几乎感觉不到脂肪层的皮肤。要把针扎进这种皮肤而又不致把针弄弯，真需要屏气凝神，劲力内敛。

那是怎样温柔的一种医学啊！当你把一根针那样具体地捅在病者的眉间、耳垂或是胸、颈、腕、肘以及腿、踝或后脑上，你轻轻地扎入，然后打着云南腔和他们话家常。

“大娘，你作田？作地？（田指山田，地指水稻。）包麦（即玉米）收得好不好？”

“灸”比“针”应该是尤其美丽的，针插进去以后，或以手拧，或以电波相接，先让它振动一下，然后拿一小团艾绒，捏在针头上，并且点起火来。暖暖的烟慢悠悠地腾起，一时之间，仿佛楚辞里的香草世界都复活了，淡淡的芳香，微微的暖意，据说，这时的热力会传入病人身体里去，望着那细小的火光终于成烬，万般心事，只化作简单的一句问话。

“大爹，好过些没有？”

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说：“好多了，好多了，多谢了，托你们的福啊——”我每每疑心他们是礼貌上要多给我们一点面子，但内心仍万分感谢这种中国式的宽厚多礼。

通过那样温柔的医学，我会一直记得那些沧桑的脸，那些受难的肌肤，一针下去，触手的全是三十年来的辛酸和委屈啊！小小的艾绒燃起，分明是医者的一线心香啊，邈邈的古中国从熏气里柔和地俯身，俯身抱住了被医者的疼痛以及医者的心摧。

这样说，针灸该不该算是最温柔的医学呢？

十二　咦，你不是美斯乐的人吗？

清莱府的医疗行程结束以后，我独自先到曼谷，丈夫带团继续骑骡前往清迈府的深山里去。

到曼谷，是为了采访一位将军，住在“维多利亚大酒店”，那名字有一种可笑的英殖民地的贵族气味，从孤军的山头回到曼谷，只觉触目一片软红尘，自己却仿佛身历几世几劫，寂然不肯再为凡俗动心了。

早起，自己冲了一杯随身带的脱脂奶粉，算是早餐，这阵子花任何一点钱内心总有强烈的罪恶感。

喝完牛奶，下楼，餐厅里将军正在请一位台湾来的男孩吃早餐，规规矩矩的西式早餐从橙汁到麦片，到咖啡，一道道来，看在眼里竟觉得恍如隔世。

男孩姓李，大约十九二十岁，剪个中学生的三分头，戴眼镜，这次便要到美斯乐去试试垦殖。

这阵子在山里我一直乱讲云南话，现在，虽然身在曼谷，而且又在阵阵煎培根咸肉的香味里，我竟仍然改不过口来。

看看那愣头愣脑第一次出来的憨厚男孩，那年纪只有半个我那么大的男孩，我不觉想啰唆几句：

“你要留意呀——泰国这地方坏人多，你背起个航空公司的包包，一看就是观光客的样子，当心小偷要偷你的……”

男孩傻乎乎地一笑：

“不用啦！不用留心啦！昨天就偷光了，钱、相机、手表，一起被摸光了！”

他该昨天先碰到我的，这愣小子。

说着说着，话从美斯乐转到台北，那男孩忽然停了吃，惊奇地看我，对我能谈台北无限惊讶：

“咦，你不是美斯乐的人吗？你也去过台北！”

“我？我刚从美斯乐来没错，但是我家在台北啊！”

“可是，你怎么会讲云南话呢？”

真是愣小子，世上哪有真云南人会说出这么糟糕的云南话来？其实是他自己的云南话说得太糟，所以没有鉴赏力。

“那你又跑去美斯乐做什么？”

“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捐款送来，也有些医生护士工程师和民歌手一起来，要做点实际的事——”

“哦，哦，我知道了，报上登过，有个叫张晓风的——”

桌上其他的客人一时都大笑起来，将军他终于说话了：

“你当她是谁啊，她就是张教授啊！”

泰北的中国人，习惯上称人极客气，总是教授教授的不离口，听来很不自在。

那傻男孩兀自不肯服气，还一个劲地说：

“怎么会？你云南话讲得比我好！”

其实，使我被误会为美斯乐难民的绝不是我那口半吊子云南话，而是我一张晒黑的脸，衣褶和鞋履上的尘泥以及眉目之间恍恍惚惚与难胞同其大悲苦同其大定静的神色。

人，如果在情有所专、心有所系的时候，小小的胸臆中，哪里还有空间去点收人间的褒贬？但如果说整个泰北之行中我曾为一句话而忻然色喜，并且亟愿夸示于人的，便是那傻男孩说的：

“咦，你不是美斯乐的人吗？”

<h2>大型家家酒</h2>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变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两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璧》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的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地肩驮手抱地成堆地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地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间。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片九尺高、二十尺长的墙完全做成书墙。

那时刚放暑假，我打算要好好玩上一票，生平没有学过室内装潢，但隐隐约约只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这件事。原来的计划只是整理前廊，并做个顶天立地的书柜，但没想到计划愈扯愈大。“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终于决定全屋子大翻修。

天热得要命，我深夜静坐，像入定的老僧，把整个房子思前想后地参悟一番，一时之间，屋子的前世此世和来世都来到眼前。于是我无师自通地想好了步骤，第一，我要亲自到全台北市去找材料，这些年来我已经愈来愈不佩服“纯构想”了，如果市面上没有某种材料，设计图的构想就不成立。

我先去找瓷砖，有了地的颜色比较好决定房间的色调，瓷砖真是漂亮的东西——虽然也有让人恶心想吐的那种。我选了砖红色的窑变小方砖铺前廊，窑变砖看来像烤得特别焦脆香滋的小饼，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火的图案，厨房铺土黄，浴室则铺深蓝的罗马瓷砖，为了省钱算准了数目只买二十七块。

两个礼拜把全台北的瓷砖看了个饱，又交了些不生不熟的卖瓷砖的朋友，我觉得无限得意。

厨房流理台的估价单出来了，光是不锈钢厨具竟要七八万，我吓呆了，我才不买那玩意，我自有办法解决。

到建国南路的旧料行去，那里原是我平日常去的地方，不买什么，只是为了转来转去地去看看那些旧木料、桧木、杉木、香杉……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蔓草间。那天下午我驾轻就熟地去买了一条八尺长的旧杉木，只花三十块钱，原想坐出租车回家，不料木料太长，放不进，我就扛着它在夕阳时分走到信义路去搭公车，姿势颇像一个扛枪的小兵。回到家把木头刷上透明漆，纹理斑节像雕塑似的全显出来了，真是好看。我请工人把木头钉在墙上，木头上又钉些粗铁钉（那种钉有手指粗，还带一个九十度的钩，我在重庆北路买到的，据说原来是钉铁轨用的），水壶、水罐、平底锅就挂在上面，颇有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风味。

其实，白亮的水壶，以及高雄船上卖出来的大肚水罐都是极漂亮的东西，花七八万块买不锈钢厨具来把它们藏起来太可惜了。我甚至觉得一只平底锅跟一个花钵是一样亮眼的好东西，大可不必藏拙。

我决定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小时候读过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不知道是不是那首诗作怪，我竟然真的傻里傻气地满台北去找生铁锻铸的灶门。有人说某个铁工厂有，有人说莺歌有，有人说后车站有，有人说万华有……我不管消息来源可不可靠，竟认真地一家一家地去问。我走到双连，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着走着，二三十年的台北在脚下像浪一样地涌动起来。我曾经多爱吃那小小圆圆中间有个小洞的芝麻饼，（咦！现在也不妨再买个来吃呀！）我曾在挤得要死的人群里惊看野台戏中的蚌壳精如何在翻搅的海浪中载浮载沉。铁路旁原来是片大泥潭，那些大片的绿叶子已经记不得是芋头叶还是荷叶了，只记得有一次去釆叶子几乎要陷下去，愈急愈拔不出脚来……

三十年，把一个小女孩走成一个妇人，双连，仍是熙熙攘攘的双连。而此刻走着走着，竟魔术似的，又把一个妇人走回为一个小女孩。

天真热，我一路走着，有点忘记自己是出来买灶门的了，猛然一惊，赶紧再走，灶门一定得买到，不然就做不成灶了。

“灶门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伙计听了我的话高声地问他的老头家。

我继续往前走。那家伙大概是太年轻了。

“你跟我到后面仓库去看看。”终于有一位老头答应我去翻库存旧货。

“唉哟，”他唠唠叨叨地问着，“台北市哪有人用灶门，你是怎么会想到用灶门的？”

天，真给他翻到了！价钱他已经不记得了，又在灰尘中去翻一本陈年账簿。

我兴冲冲地把灶门交给泥水工人去安装，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东西还没有绝迹。

灶门里头当然没有烧得哔剥的木柴，但是我也物尽其用地放了些瓶瓶罐罐在灶肚子里。

不知道在台北市万千公寓里，有没有哪个厨房里有一个“假灶”的，我觉得在厨房里自苦了这么多年，用一个棕红色瓷砖砌的假灶来慰劳自己一下，是一件言之成理的事。自从有了这个灶，丈夫总把厨房当作观光胜地引朋友来看，有些人竟以为我真的有一个灶，我也不去说破它。

给孩子们接生的英国大夫退休了，他有始有终地举行了结束仪式。过不久，那栋原来是诊所的日式房子就拆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看看那房子的旧址。曾经也是夏天，在那栋房子里，大夫曾告诉我初孕的讯息，我和丈夫，一路从那巷子里走出来，回家，心里有万千句话……孩子出生，孩子在诊所那小小的婴儿磅秤愈秤愈大，终于大到快有父母高了……

而诊所，此刻是废墟，我想到那湮远的生老病死……

忽然，我低下头来，不得了，我发现了一些被工人拆散的木雕了，我趴在地上仔细一看，禁不住怦然心动，这样美丽！一幅松鼠葡萄，当下连忙抱了一堆回家。等天色薄暮了，才把训练尚未有素而脸皮犹薄的丈夫拉来，第二次的行动内容是拔了一些黄金葛，并且扛了一张乡下人坐的那种条凳，浩浩荡荡而归。

那种旧式的连绵的木雕有些破裂，我们用强力胶胶好，挂在前廊，又另外花四十元买了在旧料行草丛里翻出来的一块棕色的屋角瓦，也挂在墙上，兴致一时弄得愈来愈高，把别人送的一些极漂亮的装潢参考书都傲气十足地一起推开，那种书看来全是为占地两英亩的房子设计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对自己愈来愈有自信了。

我又在邻巷看中了一个陶瓮，想去“骗”来。

我走到那家人门口，向那老太婆买了一盆一百块的植物，她是个“业余园艺家”，常在些破桶烂缸里种些乱七八糟的花草，偶然也有人跟她买，她的要价不便宜，但我毫不犹豫地付了钱，然后假装漫不经心地指着陶瓮说：

“把那个附送给我好不好？”

“哦，从前做酒的，好多年不做了，你要就拿去吧！”

我高兴得快要笑出来，牛刀小试，原来我也如此善诈，她以为我是嫌盆栽的花盆太小，要移植到陶瓮里去。那老太婆向来很计较，如果让她知道我爱上那只陶瓮，她非猛敲一记不可。

陶瓮虽然只有尺许高容量却惊人，过年的时候，我把向推车乡下人买来的大白菜和萝卜全塞进去，隐隐觉得有一种沉坠坠喜孜孜的北方农家地窖子里的年景。

过年的时候存放阳明山橘子的是一口小水缸，那缸也是捡来的，巷子里拆违章建筑的时候，原主人不要的。缸平日放我想看而一时来不及看的报纸。

我们在桶店里买了两个木桶，上面还有竹制的箍子，大的那只装米，小的那只装糖，我用茶褐色把桶子的杉木料涂得旧兮兮的，放在厨房里。

婆婆有一只黑箱子，又老又笨，四面包着铁角，婆婆说要丢掉，我却喜欢它那副笨样子，要来了，当起居室的茶几。箱子里面是一家人的小箱子，我一直迷信着“每个孩子都是伴着一只小箱子长大的”，一只蝉壳，一张蝴蝶书签，一个茧，一块石头，那样琐琐碎碎的一只小盒子的牵挂。然后，人长大了，盒子也大了，一口锅，一根针，一张书桌，一面容过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镜子……有一天才发现箱子大成了房子，男孩女孩大成了男人女人，那个盒子就是家了。

我曾在彰化买过五个磐，由大到小一路排下去，现在也拿来放在书桌上，每次累了，我就依次去敲一下，一时竟有点“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错觉。

我一直没发现玩房子竟是这么好玩的，不知道别人看来，像不像在办“家家酒”？原来不搞壁纸、不搞地毯也是可以室内设计的。

我第一次一个人到澎湖去的时候，曾惊讶地站在一家小店门口。

“那是什么？”

“鲸鱼的脊骨，另外那个像长刀的是鲸鱼的肋骨。”

“怎么会有鲸鱼的骨头的？”

“有一条鲸鱼，冲到岸上来，不知怎么死了，后来海水冲刷了不知多少年，只剩下白骨了，有人发现，捡了来，放在这里卖，要是刚死的鲸鱼，骨头里全是油，哪里能碰！”

“脊椎骨一截多少钱？”

“大的一截六百。”

我买了个最大的来，那样巨大的脊椎节，分三个方向放射开来，有些生物是死得只剩骨头也还是很尊严高贵的。

我第二次去澎湖的时候，在市场里转来转去，居然看到了一截致密的竹根牛轭，喜欢得不得了，我一向以为只有木料才可以做轭，没想到澎湖的牛拉竹轭。

“你买这个干什么？”

虽然我也跟别人一样付一百八十元，可是老板非常不以为然。我想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圣经》，其中《马太福音》里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又想说：

“负轭犁田的，岂只是牛，我们也得各自负起轭来，低着头，慢慢地走一段艰辛悠长的路。”

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只一路接受些并无恶意的怪笑，把那副轭和丈夫两人背回台北来。

对于摆设品，我喜欢诗中“无一字无来历”的办法，也就是说，我喜欢有故事有出身的东西。

而现在，鱼骨在客厅茶几上，像一座有着宗教意味的香炉。轭在高墙上挂着，像一枚“受苦者的图腾”。

床头悬的是一副箩筛，因为孔多，台湾人结婚用它预兆百子千孙，我们当然不想百子千孙，只想两子四孙，所以给筛子找了个“象征意义”，筛子也可以表示“精神绵延”，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基本上我是从普通艺术的观点去惊看筛子的美感。筛子里放了两根路过新墨西哥州买的风干红玉米和杂色玉米。两根印第安人种的玉米，怎么会跑到中国人编的箩筛里来？也只能说是缘分吧！人跟物的聚散，或者物跟物的聚散，除了用缘分，你又能用什么解释呢？

除了这些，还有一种东西，我魂思梦想，却弄不到手，那就是石磨。太重了，没有缘，只好算了。

丈夫途经中部乡下买了两把秫秸扫把，算是对此番天翻地覆的整屋事件（作业的确从天花板弄到地板）的唯一贡献。我把它分别钉在墙上，权且当作画。帚加女就是“妇”，想到自己做了半生的执帚人，心里渐渐浮起一段话，托人去问台静农先生可不可以写，台先生也答应了，那段话是这样的：

“杜康以秫造酒，余则制帚（意指‘秫秸扫帚’为‘取秫造酒’后的余物），酒令天下浊，帚令天下清，吾欲倾东海洗乾坤，以天下为一洒扫也。”

我时而对壁发呆，不知怎么搞的，有时竟觉得台先生的书法已经悬在那里了，甚至，连我一直想在卧房门口挂的“有巢”和厨房里挂的“燧人”斗方，也恍惚一并写好悬在那里了——虽然我还迟迟没去拜望书法家。

九月开学，我室内设计的狂热慢慢冷了，但我一直记得，那个暑假我玩房子玩得真愉快。

<h2>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h2>

那天放假，是端午节的假。从前，端午节是不放假的，原因不详。似乎是，从20世纪初开始，新派的当权人士就对农历节庆有点仇视。但挨挨蹭蹭混了七十年多，发现老百姓还是爱过老节，终于投了降，把清明、端午、中秋的假一一照放。想来，说不定，有一天连旧历的花朝日或重阳节都放假也未可知。

那一天，因为是第一次得到一个新鲜的端午假日，十分兴奋，于是全家出发，驾上车，浩浩荡荡赴大屯山去赏蝶，以为庆贺。奇怪的是，事近十年，现在回想起来，那蝴蝶漂亮的青翅倒不算印象深刻，使我惊愕难忘的是另一幅景象。

蝴蝶并非不美丽，但它的美对我而言是“意料中事”，并无意外可言。我在导游手册上找到“蝴蝶廊”的名字，就“按图索蝶”前往大屯山一探，果真找到了它们。

但另外的那个景象却是我“碰”上的，导游手册里完全没提到。

那天我从阳投公路左转，往大屯山主峰的方向开去，蝴蝶廊便在大屯山主峰上。天气晴和，它们三三两两在阳光下舒翅，它们的翅膀有如青天一角，又如土耳其蓝玉。看完蝴蝶，我继续前往于右任墓，忽然，毫无防备，它，出现在车前。

它显然极度惊惶，它是一条碧绿色的小蛇。蛇虽然也有嘴脸眼睛，但蛇的表情大约是我们人类读不懂的吧？只是它急恐窜逃的样子我看得懂，它的肢体在痉挛中飞迅蠕动，把那翡翠一般优雅的皮色舞成一片模糊晃动的碎琉璃。

我在它横越马路的地方轻轻刹车，距它大约四米，我停在那里对它说：

“不要怕，我让你，你是行人，你先过。”

窄窄的山路，对它竟是天险难渡。不知是不是因为柏油路面不利于它的蠕动，它看来张皇失措。

“对不起，吓到你了，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小青？今天是端午节，你知不知道，今天这日子跟你们蛇族的故事有关呢！”

它战栗，这是它生死攸关、存亡续绝的时刻。

“不要这样，这条路又不是我的，我们两个都只不过是偶然借道前行的过路人罢了！你好好走嘛！这座山与其说属于我的祖先，不如说是属于你的祖先。我打扰了你们的领域，我说道歉都来不及，你又何必吓成这样呢？”

小蛇窜入草丛，转瞬消失。

事情过了快十年了，它那抖动如飞鞭的身形，它那痛苦扭折的S形常在我眼前晃动，我为自己和人类文明加之于它的苦楚而深感苦楚。

不知它如今还活着吗？曾经，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与它，两个同被初夏阳光蛊惑而思有所动的生物，一起借道而行，行经光影灿烂的山路。它是那样碧莹美丽，我不能忘记。

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想了解他的事业，想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衾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