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都错了。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的起因，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

一一〔英〕阿瑟·库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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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黑暗》:阿瑟·库斯勒著，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198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这是一本令人悸动的书。

《中午的黑暗》最早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一起，被作家出版社编入“作家参考丛书”。作者与昆德拉同为东欧人，因此在他们的书中，自然含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不同是明显的。昆德拉的书，使人想起一具具完整、光洁、手艺精巧的器皿，所盛是甘美的酪果；库斯勒的书则像一只容量适中的木桶，厚实，质朴，桶内装的地粮。昆德拉的书充满哲理，在疏密有致的情节中，格言犹如银子打造的饰物一般耀眼。在库斯勒的书里一样有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还有人生哲学；但是，它没有表现为昆德拉式的抽身而出的智慧，它是沉潜的，深入的，进入内心的，作茧自缚的。而且，这种哲学与情节搅和在一起，以致译者把它解说为一部“理念小说”。如果说，昆德拉是思的，库斯勒则是反思的；如果说在昆德拉那里，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在库斯勒这里，就有了一种不容回避之重。

十年过后，中译本有了新版。新版本封面由墨蓝色改为绿色，装帧讲究许多，惟扉页多出一幅原著插图。据介绍，插图是作者与人合作的，简洁有力，足以传达原著的精神。图中左右为两条大汉的半侧身，突出各自的大手，夹着一个全裸的犯人，拖过长长的廊道。倘若往长廊远端望去，犹如无底的黑洞；往回看则像一只巨形喇叭，正在播放着一个根本听不到，却是人人都能听懂的恐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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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看起来是一部正剧:新的代替旧的，“人民”始终如一，控制不断强化，社会坚如磐石。问题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非一致。在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它们是歧异的，对立的，颠倒的。现实中的喜剧，在道德背景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悲剧:领导即独裁，解放即奴役，前进即倒退，为希望所导引的一切逐步归于毁灭。

这是革命的悲剧。悲剧由众多革命者的命运构成，在作者笔下，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而是趋于高度一致，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主人公鲁巴肖夫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欧洲各国长期从事秘密革命的领导活动。在斯大林即“第一号”发动党内大清洗之后，他对党内的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反常现象表示质疑，于是被捕入狱；经过三次提审，接连的精神折磨，终于承认了强加给他的“叛徒”、“反党”、“反革命”等罪名，最后遭到处决。环绕鲁巴肖夫的活动，展开另外一批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可怕的是，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身份如何，这些轨迹的交叉点都是孤独与死亡。理查德是一个市的小组长，因为竖持说出事实的真相，被认为“散布惊慌气氛”，“有利于敌人”，危害革命而被开除出党。小洛埃长期为党工作，却蒙受组织的怀疑，一度被抛弃为流浪汉；重新工作后，因对组织的——其实是苏联强加的一一决定表示异议，被指为“奸细”最后上吊自杀。阿洛娃是鲁巴肖夫的秘书和情人，可以说，她已经把青春的生命无保留地交给了组织。“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她的这句话，使鲁巴肖夫终身难忘。可是，由于她的社会关系而被告参与反对派的阴谋时，他仍然做了公开声明，以牺牲她作为代价保全自己。在理查德的眼中，鲁巴肖夫“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可靠可信”。然而，正是这“父亲”般的人物彻底拒绝了他。当鲁巴肖夫对他说“我再也没有话要同你说了”之后，他表现得那么自卑、惊恐、无助。小说有一段注满深情的文字，表达他对组织的留恋:

“同志，但一一但是您不能告发我，同志……”理查德说。出租车慢了下来，离他们只有二十步远。理查德缩着肩站在鲁巴肖夫身旁，他拉鲁巴肖夫的大衣袖子，正对着他的脸说话；鲁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额角上有一阵潮湿的感觉。

“我不是党的敌人，”理查德说。“您一一您不能把我喂狼，同一一同志……”出租车在道旁停下，司机肯定听到了最后二个字......

“去车站，”鲁巴肖夫说，进了汽车。司机伸出右手把他身后的门关。理查德站在人行道边上，手中拿着帽子，他的喉结上下迅速移动。汽车启动了，......鲁巴肖夫不想回头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还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出租车后的红灯。

温情使我们感觉到了对面逼人的冷酷。霍布斯的公式：“人对人是狼”。在革命队伍中，在自己的国家内部，一样的血腥，一样的杀机四伏。所谓“敌人”或者“同志”，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鲁巴肖夫说：“为了解决意见分歧，我们只知道一个证据:死亡。”理查德们的死亡，是在鲁巴肖夫的记忆中发生的；而现实中的死亡，其蔓延则更为迅速而宽广。在监狱里，犯人常常突然消失。舰队司令鲍格罗夫因为主张建造大吨位、远航程的潜水艇，与党主张小吨位、近距离不同，自然被作为“反对派”被处诀。他被带走时呻吟着，最后留下的，是呼叫鲁巴肖夫的名字时那不像人样的声音。预审官伊凡诺夫彻夜审讯鲁巴肖夫，而且确信鲁巴肖夫会在次日签字，但是等不到这一刻竞已一命鸣呼，原因是有了同情鲁巴肖夫的嫌疑。接替他的是他的部下，冷酷的新人格列金。小说反复多次写到牙疼，以及钉挂肖像的墙壁所留下的空白，那是接连了无数记忆的痛苦和神秘莫测的死亡。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正是革命，造就了一个罪恶的世界，荒谬的世界。

然而，各式死亡，以及为此寻找的根据与编造的谎言，都完满地契合于同一逻辑。在前两次提审中，伊凡诺夫对鲁巴肖夫大谈“逻辑”。所谓逻辑，就是把他的思想推理到一个结果，同过去和现在求得一致，同生者和死者求得一致。无独有偶，鲁巴肖夫在入狱前对待他的受害者也同样大谈逻辑。他说：“运动是不讲情面和顾忌的；它毫不在乎地朝着目标前进，把淹死者的尸体冲到航道的拐弯处。它的航道有许多转折和拐弯，这是它存在的规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冲刷上岸，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律。个人的动机，在它看来并没有关系。他的良心，在它看来也没有关系。它也不关心他的脑袋里和内心里是怎样想的。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正如他所感受到的，运动和党就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属于党，他同党的命运是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的。作为老一代革命者，伊凡诺夫和鲁巴肖夫是一起成长的孪生子，他们从共同信念的同一脐带中吸取营养，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同样的人生观，用同样的方式思想。正因为如此，伊凡诺夫才敢于断定，鲁巴肖夫屈服的时候不会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逻辑。逻辑是决定性的。逻辑成了宿命的根由。最后，鲁巴肖夫果然放弃了抵抗，而承认了起诉书控诉他的所有罪行。虽然他曾经质疑过这一逻辑，但是他借以质疑的根据，仍然来自这一逻辑。正如小说所叙述的，“四十年来他一直严格地按照他的教派的誓言，也就是党的誓言生活。他坚持逻辑计算的规律。”他别无选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惟一的指导原则是后果逻辑。我们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这是可悲的。

在这里，“逻辑”是意识形态，是教条本本，是组织原则，是思维方式，它深入到个人、集团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结合霸权的维系而成为信仰、真理，成为现实，成为简直无从改变的所谓的“历史意志”。

鲁巴肖夫死前，发现有一个没有形状的人影俯在他身上。他分明地闻到了手枪套的新皮革味。“但是那个人影的袖上和肩上佩的是什么徽章?它以谁的名义举起手枪的黑黝黝的枪膛?”其实，什么样的徽章和名义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变做一样东西，被抓到一只大手之中随意挥舞。只要逻辑得到贯彻，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事物的代表，如果需要的话。

3

必须重新定义革命。

什么叫革命?革命的全部意义包含在“目的与手段”之中。关于革命的目的，小说没有直接的正面的说教，倒是鲁巴肖夫在现实批判中有一段话注意及此:

为了保卫国家的存在，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规定过渡时期法律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革命目标相违背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革命前要低，劳动条件要差，纪律更不讲人情，计件苦活比殖民国家对待土著苦力还差，我们的两性关系法律比英国还要古板，我们的领袖崇拜比反动独裁政权还要拜占庭式。我们的报纸学校都提倡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教条主义，盲目服从和愚昧无知。政府的专断权力是无限的，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迁移自由被彻底取缔，好像从来没有过人权宣言似的。我们建设了最庞大的警察机器，告密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肉体和精神苦刑拷打成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我们鞭策全国呻吟中的民众驱向一个理论上幸福的将来，这只有我们才能看到。因为这一代的精力已经耗尽，这些精力已消耗在革命中。

在鲁巴肖夫的严厉的内心拷问中，我们还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的意志坚定纯真。我们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们却憎恨我们。我们为什么这样令人生厌?

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手中，它看起来像条鞭子。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活着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声音可以听到的地方，树枝枯萎，可以听到枯叶嗦嗦地响。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的舌头口吃，只会吠叫......

革命出现了异化。革命目的完全翻到了它的反面。革命的异化现象是随着它的进程变得更为严重的。还在革命初期，处在基层的小洛埃通过实际斗争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说：“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以致革命政权建立以后，活力减少了，就像鲁巴肖夫形容的那样，一切反映为上层的权力变动，而下层依然保持漆黑和沉默，人民群众再一次又聋又哑。小说通过鲁巴肖夫对逻辑的思考，指出：“政权越稳定，它就越僵化，为的是要防止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掉转头来把自己冲垮。”革命目标始终受到障蔽，革命原则一再被涂改，显然，有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手段至高无上，运动就是一切。伊凡诺夫和格列金都是惟手段论者。伊凡诺夫多次表示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仍是政治伦理中的惟一法则。”格列金同样以肯定的语气说：“党的路线是明确规定好了的，党的策略是根据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例外，一切手段——的原则决定的。”原则无可争辩。然而，鲁巴肖夫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为了这个原则牺牲了别人，而自己也因此遭到牺牲的。当他远离了“形而上学的妓院”，退回到记忆和现实的门槛之前，他会清楚地发现: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无非是“制造政治”而已。

所谓革命，是以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为前提的，它必须符合人道主义这一最高原则。革命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只是为了他们能够以足够的力量扭断锁链，冲破牢笼，争得自身所应拥有的权利和尊严，而不是把群众运动当作工具，权宜的手段，为个别的集团或领袖人物谋取特权。小说中的“第一号”就是这样的人物。群众也不是个人的简单的集合体，就像鲁巴肖夫与伊凡诺夫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有没有权利杀死一个老妇人的问题时所强调的，“数学单位是人的时候，二乘二不是四。”在群众中，个人的生命，利益和自由意志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生存者是幸福的。生活着是美好的。小说中多次写到脚拇趾的扭动形态，它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哪怕是很小的部分，也将因为它生动的提示而令人永远留恋所在的世界。理查德的口吃，阿洛娃的大眼睛、白皙的脖颈和弹性的胸脯，鲍格罗夫的呻吟与呼叫......记忆就是为这些生命现象所撩拨产生的，因而有了现代心理学家所称的“海洋感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生命恰恰遭到敌视。“肉体清算”每天都在进行，此外，是大量的决议，指示，教条，原则，抽象逻辑对生命实存的禁锢、绞杀和葬送。鲁巴肖夫强调不能像对待物理试验一样对待生命个体，对待历史；因为前者可以上千次地作同一试验，但是对后者只能有一次。然而，他知道，“无限是政治上可疑的一个量，‘我'是可疑的一个质。党不承认它的存在。”已故的伙伴们以巨大的沉默表明，“党否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它要求他自愿的牺牲。”对他个人来说，从事革命工作四十年，“党取走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却从来没有给他答复。”组织与个体，逻辑与生命的对立是明显的，以致他不能不承认：“人道主义和政治，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进步是互相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正是这一无法解决的悖论，构成了全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