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缺少乌托邦理想的国度，在经历过浩劫和悲剧性事件之后，乌托邦的完美图像在国人心目中几乎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制造过乌托邦的话，那么大抵是“蓝图”传统的乌托邦。所谓蓝图，除了规定细节之外，还有绝对的、普遍覆盖的一面，实际上同样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反乌托邦，倘是反蓝图式的乌托邦，如小说《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极权主义、科学主义那样的乌托邦，其实质与雅各比所称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是一致的。问题是，我们连后者也给反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海内外评价晚年毛泽东的时候，大都归结到他的“乌托邦主义”,并加以否定。在我们的专家看来，“三面红旗”中如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放“卫星”等等，所有荒诞的蓝图都被归纳为毛泽东的诗人的浪漫主义；甚至对文化大革命，也作出同样的乌托邦式的阐释。不可思议的是，曾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人物至今仍然制造毛泽东神话，美化他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把六七十年代描绘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重建蓝图乌托邦。雅各比说的“蓝图”，所指除了未来的维度，还包括对过往历史的重新阐释。我们的学者有所谓的“通三统”，就复制了毛泽东的蓝图的部分内容，把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捏合到一起；此间，还提出“儒教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概念，说到底仍旧在于维护等级与威权。

在西方，当自由主义者蜕变为保守主义者之后，尚有可取之处在于，他们保守的仍然是自由的残留物。而东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只能沦为专制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在这里，并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资源可供消费，有的只是数千年一贯的封建王朝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已。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作“传统文化”，而极力加以维护。九十年代，学者乘潮而起，试图颠覆五四，最响亮的口号是反“激进主义”。由此产生更荒诞的比附，就是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说是五四开了文革的先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这时，一切价值被重估，偶像破坏，个性解放，思想多元；其关于“自治”的核心思想及行动原则，对于解构传统的“家天下”及威权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文革，则是彻底的“一元主义”统治，是被组织，被操纵，表面上看起来颇具无政府主义色彩，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红卫兵运动之后，尘埃落定，“全面专政”的本质就看得更清楚了。五四是十足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相反文革是狂热的偶像崇拜，崇拜领袖，崇拜集体，崇拜国家。反对五四的乌托邦主义，不管愿意与否，其实都在努力恢复传统乌托邦的“蓝图”规制而已。

上世纪后期经济改革启动，而相应的政治改革阙如，致使精神的真空只能由无尽的物欲去填补。与国家意识形态反复宣传的“稳定性”相对应，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新的价值标准。整个时代的特征不能不是反乌托邦主义的。

乌托邦精神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改写；失去了乌托邦，便意味着对现实的仆役般的忍从。可是，而今谁来构建乌托邦——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

乌托邦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一致性

用语言建造乌托邦的人，大抵是知识分子，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可以推定，政治家和带有权力意欲的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蓝图派的乌托邦，而独立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蓝图派的乌托邦着眼于体制和秩序，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则更多地关乎平等、公正、个人自由和权利、个体的潜能和价值，还有梦想和幸福的个人体验。在蓝图式乌托邦里，权力是无边的，自由是被赐予的、有限的、可控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整全性，纯粹性、彻底性。在被称为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里，自由是无限的，相反权力是有限的；所以，它是反独断，反规范，反统一的，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的结构，永远处于不断变动着的、开放的态势之中。

政治家一旦执掌权力之后，随即把蓝图式乌托邦从天上搬到人间。这时，蓝图固有的强制性凸显出来，权力元素被大大强化。乌托邦变成了反乌托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当权的政治家除了实践其政治蓝图之外，还必须设法维护蓝图的惟一合法性，而不再允许别的乌托邦在世界上存在。所以，那些喜欢幻想的诗人、作家、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往往会被视作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乌托邦的缘故而遭到灭顶之灾。超级的国家强权乌托邦剿灭了所有大大小小异己的乌托邦梦想，尤其是那些反偶像崇拜的不驯服分子。用雅各比的话说，“乌托邦死了”。

乌托邦之死，就是知识分子之死。乌托邦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在于它的独立性。作为一名流亡者，曼海姆坚持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观点，他把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转化为一种优点来认识，反对给知识分子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同时，他也不认同把知识分子划归工人阶级的做法。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处在两个阶级之间的”，是一种无所属的自由漂浮的状态。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有可能具备一种观察世界的“总体性视角”，能够在漆黑的夜晚中扮演“守夜者”的角色。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班达出版了《知识分子的背叛》，把知识分子忠实于普遍的真理和社会正义当成一种精神使命。但是，他指出，源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这一知识分子传统正在终结，他们为所在的特定的国家、阶级、种族的利益服务，甚至成为愚蠢的民族主义的辩护士，丧失了应有的普遍的价值观和使命感。

雅各比在书中强调了这一观点，指出在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变得越来越体制化、职业化和商业化；曼海姆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无家可归的观念已经为知识分子是依赖的、附属的、有机联系着的这一洞见所取代。经济和社会潮流如何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对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来说，问题似乎变得更为严峻。体制化对于我们的知识者来说，可能不如西方的明显，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体制迄今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所谓“自由作家”、“独立学者”由来极为罕见。但是，自九十年代之后，知识者争取进入机关、高校的倾向无疑更为明显，学院知识分子关于专业化的呼声也更为高涨，结合社会上一些文化名流的诸如“躲避崇高”之类的犬儒化的吁求，整体上在体制内谋取一种稳定性和优越感。用俄罗斯学者雷达里赫的概念来说，这就叫“积极的不自由”。没有文化理想固不待言，其实连专业的进取心也没有，看抄袭之风盛行可以知道，功利主义如何覆盖了中国的知识界。

失去了洞察力、想像力和创造力，就失去了知识分子，失去了乌托邦。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结尾，曼海姆也指出：“乌托邦的消失导致了事物的一种停滞状态，人类自身在这种状态中仅仅成为一个物。”他说，随着乌托邦的废除，人类也丧失了建构历史的意志，历史也将因此停止，成为盲目的命运。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各种世界事件与时代精神同乌托邦精神是有冲突的。

雅各比描述说，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乌托邦观念只有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过瞬间的盛况，但是在今天，“全世界的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或被放弃了。”他指出，现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功利主义。他说，功利主义总是在削弱着精神或文化，它不仅仅妨碍生活，还通过将理性局限于利害计算而在现实中支持顺从。每个人都成了实在论者，不关心政治，放弃长远的目标；没有敬畏之物，没有对目的的思考，唯有对达到目的的手段感兴趣；摒弃绝对正义，摒弃关于人类休戚与共和幸福的理想，没有想像力，或精想像力还原为一种奴役状态，仅仅凭本能或经验，便相信眼前的社会是唯一可能的社会！

雅各比问道:怎么办呢?我们将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他接着回答说：“在政治让位、疲软的时代，乌托邦精神依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摆在眼前的最紧迫、最简单的工作，就是恢复乌托邦冲动，恢复想像力，想像生活与社会的其他可能性，一一他确信，这是构成做点事情的本质性前提。

打破现实性，想像可能性，——事情真的有如此重要吗?是的。雅各比说：“历史总是比它最勤奋的学生更有智慧。”他在著作的末尾举了两个来自上世纪的历史的实例:一个是六十年代席卷欧美的大学生造反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就爆发了风暴；另一个是1989年苏联的迅速解体，连最谨慎的观察家也认为，这个致命的帝国至少还将持续存在几十年。——结果如何?雅各比最后问道：“谁能够说未来会不会保持类似的惊奇呢? ”

2010年5月26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