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多次向里芬施塔尔献花，发出贺信和贺电，还有亲笔信。在《意志的胜利》首映结束后，他还给这位御用艺术导演亲自赠送了宝石项链。

《奥林匹亚》:身体政治

1936年，里芬施塔尔以同样的叙事风格，为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拍了一部更为宏伟的纪录片，叫《奥林匹亚》。

她多次自我辩护“政治上的无知”，却把政治意义恰到好处地加之于远离政治的体育盛会之中，以至用纳粹精神置换奥运精神。希特勒对《奥林匹亚》赞赏有加，首先就在于它的政治性，说：“她赋予了这部影片以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命运。这部作品赞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

在政治国家中，体育场的身体是国家身体的具象化，国际间的竞赛，往往使身体服从国家理性实践的逻辑，通过与他者对峙或对决，体现国家的意志。极权主义国家尤其重视体育的这种意识形态性，纳粹了解到，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的国际赛事，正是培养民族主义的最佳手段；而且恰好可以借机展示德国战后和平崛起的形象，以掩盖其藐视、挑战、征服文明世界的野心。

希特勒很早就出面介入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在了解到奥运会主会场的情况以后，当即决定建设一个就当时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宣传部门及广告公司为豪华的体育场馆宣传造势，并组织举办从古代奥林匹亚到柏林的火炬传递活动，还浇铸了一座巨大的奥林匹克钟，题词道“我邀请全世界的青年来这里！”奥运村被称为“和平村”，也以极快的速度建成，其效率举世瞩目。当时，世界各地陆续展开抗议活动，反对在德国这样一个践踏人权的专制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内务部相应出台系列计划，制造假象，坚持在履行奥运会规则的同时对帝国大力宣传。希特勒命令通知奥委会成员、美国报业大亨舍里尔：“德国将始终不渝地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纳粹还派出代表团到处游说、承诺、贿赂，甚至对一些国家进行胁迫和恫吓。在筹备计划中，禁止演唱纳粹党的歌曲，清除所有关于反犹及其他不适当的标语口号，以免丧失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信任。在首都柏林还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对国内的政治目标，以及前来与会的外国记者、运动员、客人进行监视和跟踪，以掩饰其继续推行的扼杀民主自由的政策。

德国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各种渠道，显示自己种族理论的正确性，宣扬纳粹德国的成就，把奥运办成浅黄色头发的“超人”的凯旋仪式。在这届奥运会上，德国确实是获得奖牌总数最多的国家。当德国选手获奖时，观众当即离席起身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表现出一种宗教徒式的狂欢。德国作家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描述了集中营里收听赛事的情景，说是其中包括反对希特勒的犯人也在同声欢呼德国运动员的胜利。纳粹意识形态宣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国家和政权合而为一，将“希特勒德国”等同于“德意志祖国”。祖国等于希特勒，最荒谬的逻辑成了现实。

里芬施塔尔用她的电影记录下这所有一切。她把众多竞技的镜头组接到一起的艺术意图，正是国家的意图，一般的说法，该片是由国际奥委会委托她拍摄的，事实上，最先向她提出拍片要求的是纳粹德国的体育官员，第11届奥运会组委会秘书长迪姆；至于资金，很大部分来自德国政府。而且，在摄制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希特勒，还有宣传部的倾力支持。

很难设想，里芬施塔尔会拍出一部如她所说的“非政治性电影”，虽然从奥林匹克精神出发看，体育竞赛是“非政治”的，但是纳粹政府对于这届奥运会的组织是突出政治的，何况里芬施塔尔也不无迎合的成分。她动用了比拍摄《意志的胜利》更庞大的摄影队伍，更先进的设备，如高速摄取机、水下摄影机等，加上更疯狂的干劲和更大胆的技术创新，竭力渲染运动场上的力与速度，显示德国选手的征服性和优越性；虽然也点缀般地出现黑人选手的镜头，而从整体上对其他竞争族裔的贬抑是明显的。《奥林匹亚》由《民族的节日》与《美的节日》两部影片构成，解说词却反复出现“斗争”、“征服”的字眼，有意打破节庆的、和平欢娱的气氛，而把体育处理成一种仪式化的英雄伟业。

在电影的最初版本里，希特勒出现的时间很短，仅十五分钟，但是，里芬施塔尔显然要让他成为给整个运动会定下基调的人，为了使元首的开幕式上的讲话变得更加清晰感人，她甚至不惜为放置一台录音机的事同宣传部长发生冲突。她对希特勒是崇拜的，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量，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运动员的拼搏与群众的欢呼，都被置于这个伟大而仁慈的最高观众的凝视之下；他的阴影覆盖了整部电影，正如一位德国导演在战后指出的那样，“即使将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的镜头从里芬施塔尔的奥林匹克电影中剪除，做成一个非纳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经里芬施塔尔提议，《奥林匹亚》于 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时举行首映式。这对于喜好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世上最珍贵的生日礼物。首映式结束后，希特勒接见了全体摄制组成员，肯定他们为影片作出的贡献，他对里芬施塔尔说：“您完成了一部杰作，世界人民将会感谢您的。”

同《意志的胜利》相比，《奥林匹亚》的声名更噪，先后获得1938年度德国电影奖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欧洲各国巡回放映，受到空前的欢迎，连希特勒出现的镜头也赢来了一阵阵掌声。斯大林也给里芬施塔尔写了亲笔信，对电影表示赞赏。从上流社会到普通大众的这种毫无政治意识的观赏态度，不禁让人想起二战前期整个西方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与狼共舞，结果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的打击。

世纪选择:光荣与良心

霍布斯鲍姆称二十世纪为“极端的年代”，而阿伦特详加论说的极权主义就产生在这个年代。对于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极端势力，是反抗呢?还是顺从、响应和拥护呢?与里芬施塔尔同时代的著名导演朗格，全然不理睬戈培尔请他出任“帝国电影总监”的提议，宁愿流亡国外，也有不少的作家艺术家选择“内心的流亡”。里芬施塔尔走的恰恰是相反的道路，追随权力的道路，“光荣”的道路。

在给纳粹拍完几部纪录片之后，四十年代初，里芬施塔尔还拍了一部故事片《低地》，据说，她在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卜赛人，并因此构成罪证。当然，她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在美学观念方面，无论是《低地》，还是摄影集《努巴》，她都无法掩饰，实际上，也无须掩饰与《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影片的一致性。所以，桑塔格把她称为“第三帝国的宣传家”，把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这位同为女性的美国评论家毫不客气地指出:里芬施塔尔整个四部受委托而制作的纳粹电影一一无论是关于党代会、国防军，还是关于运动员一一都是对身体和团体的再生礼赞，这一再生的获得，均有赖于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领袖的崇拜。纳粹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领袖是代表性的。对于法西斯主义美学，桑塔格的定义非常清楚:它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两种看似对立的状态，即狂妄和屈从都是它所宣传的。在它那里，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常常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大量聚集；人变成物，可以随意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强权与傀儡之间的狂欢交易，等等。总之，法西斯艺术无一例外地歌颂服从，赞扬盲目，毁灭自由、个性、创造，和美化死亡。

然而，里芬施塔尔直到1987年出版回忆录及1993年由德国和比利时合拍的传记影片中，都没有对她追随法西斯主义的艺术进行过反省，相反，极力加以拒绝，设法回避和掩饰。她振振有词地说：“我有什么错?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如果我必须后悔的话，我后悔拍了《意志的胜利》这部纳粹片，但我不能后悔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我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她以没有入党以及未曾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作为自我开脱的根据，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体制外的人，而避开她的艺术的成因，思想倾向和内含的毒素，无视这些因素对众多观众的蛊惑和损害。她要彻底撇清同政治的关系，姑不论同国家元首及宣传部的往来交易，在极权统治下，根本就没有所谓体制内外的绝对的区别，因为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避免政治的干预。更不用说，她的电影本来就是与官方共谋的产物。里芬施塔尔大言不惭地说她是“独行者”、“彻底自由”的人，“关注美好的事物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等等，无非证明她至死仍然陷于英雄主义的“超人”的幻梦里，她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勇气。

一个艺术家以出卖良知换取的光荣，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耻辱。美国人称里芬施塔尔为“堕落的电影女神”，桑塔格则称她为“唯一的一位完全吻合于纳粹时代、其作品不仅仅与第三帝国时期，而且在其垮台三十年后依然一直系统地阐明法西斯主义美学的诸多主题的重要艺术家”。她的电影，前后的价值确实已经变得大不相同。而今，光环已经褪尽，它们只是作为一种舆论学标本而存在，徒然保存着一个疯狂变性的时代的面影而已。

2007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