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具有实践性，也具有形而上学性；知识者可以走向社会，也可以留在书斋里，埋首于自己的专业而不闻窗外的风声雨声。但是，无论如何，大学总不失为一具独立的大脑。如果连学术教育都必须取媚于权力的话，那么，不管大学的声名如何煊赫，它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完结了。

蔡元培是北大精神的培育者，也是北大精神的损坏者。

1922年，校内数十名学生因反对征收讲义费而闹起风潮，蔡元培带头辞职，直到大部分学生也反对风潮，并且公推代表挽留，才宣告复职。虽然校方最终取消了讲义费，但也相应地作出了一个旨在维护当局权威的决定，就是:把发动风潮的学生领袖，一个分明有为的青年开除出校！

见微而知著。北大校徽的设计者鲁迅，对此表示了他的忧愤，有文章《即小见大》为证。然而舆论界是沉默的。

大约因为权力的存在，尤其是政治强权的支配势力，作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北大的维持是艰难的。

鲁迅甘于以政敌所诬的“北大派”自居。他的眼中，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又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虽然中了暗箭，背了谣言，还是活的，生长的，向上的精神始终一贯，不见松懈。及至三十年代再度打量，面目已非，遂有“北大堕落”之叹。他戏集“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的联语，与其说寄托一种茫漠的希望，毋宁说是哀悼一个知识者启蒙时代的终结。

马寅初：“我虽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梁漱溟：“1974年 1月，北京有所谓批孔运动发生，其实迅猛，我不肯附和，闭户写出此文，且容得便在海外发表之。”

冯友兰：“尊孔和批孔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斗争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认识，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遵照毛主席屡次教导的，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

三人均出于北京大学。

另有三人，也出于北京大学。

他们的名字，分别标志着本世纪中叶中国三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延安整风，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其中一人为“托派”王实味，《野百合花》是他的绝唱；二是“反革命”胡风，曾经上书“三十万言”；余下年轻的“右派”学生叫林昭，劳教期间，仍然以病弱之躯，积极参与编印地下刊物《星火》。从野百合的凋谢到星火的熄灭，时间间隔三十年一一长久乎?短暂乎?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一百年风云际会。一百年人世沧桑。一百年北大校格安然无恙?一百年北大精神已然堕落抑且高扬?

北大百年庆典，在一座有着古希腊神庙的廊柱和中国古代宫殿的琉璃瓦顶的庄严宏伟的建筑里举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盛大的王者气象，渲染着世纪末的氛围；一种钟声，压倒了嘈杂和岑寂……

大家都做了列车上的旅客。目的地早经确定，只要上了轨道，便只管隆隆隆地向前开行……

8

五四“新女性”是觉悟的第一代中国妇女。她们以知识为镜，反照几千年的被压迫被凌侮的苦难记忆；凭理性的微光，从社会，从家庭，从众多不同的和相同的性别中寻出“自我”，并设法加以拯救，虽然难免依旧没人冷酷的敌意和深浓的黑暗之中。

“三一八”惨案。

北京女师大学生从容辗转以致仆倒于政府的子弹之前。

她们不是家鸡，她们是猛禽，因此整个的天空是她们的意志，而非栅栏和锁链。中国女性闪耀在“死地”里的勇毅，友爱，百折不回的精神，使一位汉子深为感动，于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借以作为纪念的文章。他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然而，还是血，还是血......

五四运动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男人的教育。

当时的“新女性”要冲破一切束缚而做一个“人”，不是做男人似的人。首先是奴隶与主人的区别，而不是女人与男人的区别。作为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五四不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它更为广延，在同一时限里，把伦理问题同政治社会问题统合起来。

以男性作为参照，结果回到男性那里去；惟有以独立的“人”作为目标，才可能实现女性的全部。

首先有人权，然后有女权。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作为独立的运动，可以看作是人权运动的继续。正是人权运动，培养了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如果没有经过争取人权的斗争，没有在斗争中实行关于人权的常识性教育，很难设想会出现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

男性的占有首先表现为经济占有。娜拉虽然因为自由的匮乏而出走，却可能因为经济的匮乏而归来。

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两性关系都比同性关系更富有精神上的联系。任何快感和美感，都是精神上的体验。但是精神是不稳定的，脆弱的，易逝的，而且常常需要呼应，不同于物质可以构成单方面的实在。因而，在世俗社会中，尤其是家庭中，作为生成中的精神，很难避免物质现实的入侵，腐蚀，损害和最后的吞噬。

家庭是一个经济实体，具有某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家庭意识形态由于靠日常生活，基于狭小空间中的大量凡庸，琐碎，反复然而必须的物质材料的积累与运动来维持，因此，比国家意识形态更趋向于亲和性。处于前家庭阶段的爱恋行为不构成意识形态，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交往，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游离性，使男女双方易于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中国的婚姻是无爱的婚姻，所以，所谓家庭的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规定，相当于国家的“法治”，它已沦为对于男性中心和奴性习惯的坚守与防卫。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父亲》中说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中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何等悲怆的声音！在这里，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乃因为爱情的戏剧未及上演，便已降下帷幕，其沉重有如闸门。

觉醒的一代，是牺牲的一代。

五四时代不存在“第三者”问题。男女之间，只有布伯式的“我一你”关系，永远没有他(她)。当他(她)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障蔽，便已随即变做我与你了。

五四运动前后是民族精神的高扬期和震荡期。革命是最富于精神气质的。多少青年男女走出大门深院，又紧靠了故家的莓墙相爱，在十字街头相爱，在动荡的精神氛围里相爱。他们的关系史，构成中国婚姻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页精神罗曼史。

五四时代是初吻的时代，爱的时代。

鲁迅在《伤逝》里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确，物质生活是生命的根本；但是对两性关系来说，要首先不失为爱。所谓爱，既不是一个人搓着另一个人的衣角，更不是分手以保各自的生存，而是共同的创造，且在创造中更新。爱就是爱，温暖、柔韧，为物质所滋养，却不能为物质所劫持。

子君是悲惨的。她为了爱而忘却翅子的扇动，结果所得只有威严，冷眼，与空虚。然而，子君仍然是美丽的，因为她毕竟勇敢无畏地爱过!

子君死了。

《伤逝》所伤，是人间至爱的亡逝，精神的亡逝。爱以它的纯净，高尚而成为永远的乌托邦。伊甸园就是乌托邦。

从莎菲出发，走向杜晚香。

在莎菲与杜晚香之间，丁玲写过一篇《三八节有感》,对延安的妇女受到普遍的轻视和责难的现象，表示了一个准女权主义者的温和的抗议。然而，立即受到了批判。四十年以后，一样是三八节，一样是女作家，而且在一样性质的报纸上著文，一样有感于在妇女和家庭问题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大，说:只差“三从四德”没有说就是了！如一箭之入大海，不受注意，更不受批判一一

谁说历史不是在走向进步呢?

中国的女报，女刊，长成一群花指甲的长舌妇。它们教女性如何讨好男人，如何妥协，如何取巧，如何保持家庭“和谐”；从来未尝言及矛盾和痛苦，言及危机，言及不合理，未及反抗，未尝促进男女共同体的崩解。

安娜·卡列尼娜受到严重的关注以及种种非议，在中国，而且在八十年代。

同样在八十年代，乃有选美的盛举，据说不为帝王而为俗众。后来，居然野火一般延及北大......

娼妓像成群的黑蝙蝠，在黄昏悄悄起飞......

中国女性只有容貌，没有声音。

妇女解放被演变成胴体的解放，体力的解放，攻击本能的解放。男女平等观念被演变成“半边天”观念。一半对一半：分裂，对峙，同级斗争，于是所有不同性别的眼睛不复关注全体。

成群的女童失学；

成群的女工下岗；

成群的妇女被拐卖......

在私人房间里， 知识女性静静地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

中国女性遗留了古老的妻性和妾性，还有娼妓性，却失落了女儿性。至于博大的母性，却是由来缺乏的。

9

储安平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由来存在着对“自由”一词的不同解读。毛泽东说得明白：“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所以，直至八十年代，仍然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叫运动的运动。

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从左联到鲁艺；留学则从日本到苏俄，从欧陆到英美......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网络，构成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全部景观。

十年是小周期，百年是大周期。

中国新文学发轫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是鼎盛期，四十年代是衰退期，五十年代是颠覆期，直到八十年代，出现颠覆的颠覆。然而，此时仍然不能称做文艺复兴。当历史精神一旦衰歇，恢复就不是一代人的事；而且事实上，赵翼所言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并非真确，荒芜与死亡是可以蔓延许久的。

所以说五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除去客观环境不说，单说被称为“五四人物”者的素质，便无以伦比。一，他们学贯中西，知识资源十分深厚。二，他们都各各有着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主义，几乎一个人 一个主义。他们那么忠实于时代，却又那么忠实于自己；如果不是出于真理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不退让的。三，他们富于创造力，连“打倒孔家店”这类破坏性口号， 其实也是一种创造。二千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喊出来的声音，从无到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就是创造精神。四，他们的心态是自由的，健康的，无所顾忌的。

五十年代人不同，从履历看，他们是革命战争过来的一代，知识贫弱的一代，服从的一代。以阶级一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意识报态，先天地具有反智倾向。

一面制造沙漠，一面打井。

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唯在沙漠里打井。

五四前夕，科举，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教育考试及官僚选拔制度，随同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控制力的政府的衰败而提前消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正值当立未立之际， 元“家”可归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再度成为“游士”。这是一群无组织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终身服务的对象已不再是君王和权臣，而是新兴的报刊，不是人而是物。这些报刊首先是个人的，同人的，不是哪一个党派的；即使为党派所有，也不为党派所垄断。

知识分子一旦拥有报刊，就拥有了广场，拥有了向全社会发言的权利，控告和抗争的权利。

循环往复，无有终己的政治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实质上是近于“围猎”一样的游戏。

如果说目的在于猎获的话，几只小动物，既不会给盛大的筵宴增添特别的美味，也不至于因此便可改善捕猎者的胃口。最大的目的，恐怕仍在于发现和追逐本身。

这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动的“亚战争”。由此，捕猎者可以饱览遍地鹰犬，火光薄天，兵车雷动，鼓角争鸣的大场面。毛泽东喜欢而且多次建议党内阅读的枚乘《七发》其中就有“校猎之至壮”一段。至收获掌功时，“高歌陈唱，万岁无歝”，征服的陶醉更是无上的快乐。

天生弱质的知识分子却不堪其苦。在雕弓与死亡之间，是无边的惊恐，绝望，焦虑，卑怯，嫉妒，侥幸......精神于是变态。

知识分子本出于民间，却长期被视作劳动大众的对立面。

正统理论是重视实践的。然而，实践之于知识分子，并非学术艺文方面的实践，而是专业之外的体力劳动。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接受再教育”之类，无非打了漂亮的旗子，把知识者群驱赶到绝境中去，不停顿地折磨手脚而让大脑闲置起来长草。

思想实践也是实践，而且，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实践。取消思想实践的权利而代之以奴役性劳动，如“右派分子”的劳动改造，以及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以消灭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目的的。身为知识分子而不带一定的社会思想，如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却可能被赐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仍然“保护”了原子能专家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有人把这种将知识和思想溺毙于劳动大众之中的行为称为“民粹主义”，其实不确。的确，民粹主义是土生土长的，带有相当封闭和野蛮的倾向，但是，它是对民间，对农民，对劳动者世界的自觉的皈依，而不是“革命”的宰制。

知识和思想都构巢于人格。人格具有凝聚力。没有人格的知识和思想，只能是一堆零散的无用的废料。而人格的高尚与卑污，则可以使知识和思想呈现出各种不同方式和不同质量的组合。

奥威尔说：“对知识的尊严直接的、有意识的打击，就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这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卑贱性。在专制主义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卑贱性将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人称 1957年“反右”运动为大悲剧，对部分“右派分子”而言，实乃大误会，原因盖上下缺乏沟通，所以“隔膜”之故。李慎之自述说，被打成“右派”以后，尝书龚定庵诗，匿名寄呈最高领袖以明心迹。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从此成为一个象征，被人用以指称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敢于否定斯大林，却不敢清理斯大林身边的赃物；在悄悄推行自由体制的同时，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直到同僚们阴谋地把他从舞台上给弄下来为止。

九十年代末，有学者著书描述中国改革，亦名曰：“解冻时代”。

1898年，诗人高尔基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等到成为政论家高尔基以后，相反便说“是”了。

五四是说“不”的时代，随后是说“是”的时代。

五四时期，有一批作家相继崛起，如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再后来简直化作金刚一般，被供于机构化了的文坛之上。他们后半生的写作，几乎都可以当作胡话和废话而存留。除了获得官职，可以说，他们失去的是全部:从人格到艺术。

所幸的，是巴金还来得及补做《随想录》。

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即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一人道主义。据说进了一趟秦城监狱，大彻大悟，乃趁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改而大颂人道主义了。其颂未毕，即遭批判，且锋芒来自老伙伴胡乔木。如此曲折冲突，无以名之，或可称“戏剧性”。

一分为二。

仿佛为了给这一东方最古老而又最现代的哲学制造根据，人格分裂成了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尤其在政治运动中。

考据家无从判断：何者为共相？何者为殊相？何者为面具？......

最后，连考据家也变得面目模糊了。

政治运动是一种不定期施行的惩罚制度。避免惩罚，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奖励，可以鼓励各种机会主义的产生。

知识分子唯在行政惩罚及奖赏中感受政治的力量。

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是“为人生”的。

鲁迅则主张不但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人生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历来的文学只有瞒和骗，“为人生”则以自身的诚实与经过的真实，建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其后，新式的“文以载道”论起来，于是不复为人生，乃为所谓的“政治”。现实中的主体消失了，人生以及感悟人生的内容消失了，文学只好退回到古典主义那里去，退回到阿谀取容，矫揉造作，拘谨保守那里去，退回到老化和僵死那里去。

蒲宁的目光极其锋锐，在1928年就注意到了大嗡大嚷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的诗作已经粗具雏形的古典主义，并且预告说：“在未来，无论马雅可夫斯基如何不愿意，他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放肆地造反了。”

作家修改作品是经常的，但是受命修改是少见的，接受无形的命令而修改更是罕有的。

中国作家长期处于待命状态而拼命涂改自己。

有所谓“样板戏”者，它的出现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

样板戏是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不特是荒诞的正剧而已。它是强行制作的。进入“新时期”以后，传播加剧，可谓越数十年而不衰。除巴金老人神经衰弱，惊为恶梦者外，举国上下，不以为意。

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是如何丧失的?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特操”。然而，当他无情地抨击变节者之余，却又说，中国论人未免过于苛酷。他是把问题归究于个人呢?抑或环境呢?还是由两者纠缠而成的死结?

中国作家协会"四大“代表”为“创作自由”口号鼓掌，热烈达数分钟。殊不知“创作自由”同“思想自由”一样，都是假问题，其实质是“出版自由”。

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时，尚在17世纪。西欧知识分子经过多么漫长的斗争，包括制宪斗争，才廓清中世纪的禁锢，使言论和出版自由成为可能。

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五四一代的口号中，独缺争取“出版自由”一项。当时，无论“叛徒”和“吊客”， 都可以大声呼号而无须避忌。他们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而非政治的斗争。况且，当时的政府已无力顾及。结果，他们把“出版自由”的难题留给了来者。

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府，也是第一个建立新闻审查制度的反现代政府。

中国出版界为打击各种不良现象，至九十年代，全国统一管理书号，限额配给出版社。

记者评云:乱子从兹少矣！

中国作家协会诸分会为作家评定级别，以相应规定住房及薪饷多少。其实，这正好继承了老传统，无须乎大惊小怪。春秋时养士就是分等级的。在孟尝君那里，有士冯驩，级别不高，故有“食无鱼，出无车”的弹铗之举。因为出格，史书遂有记载焉。

奥威尔说，想像力是不能围起来驯养的，就像有些野兽一样。大约这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其实，世界上有哪些野兽是不可驯服的呢?

就像鲁迅所举的狮虎鹰晕，当是最“伟美”的罢，也仍然可以“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根本的问题唯在有没有被驯养。只要野兽有过被豢养的经验，本性肯定会有所改变。

驯养便有驯良的文学，在野便有野性的文学。

洛扎诺夫：“正如希腊毁于哲人，罗马毁于寄生虫。”

个人崇拜，在五四时代近乎绝迹。唯有到了统一的时代，集权的时代，才得以复生。由于个人崇拜源于信仰—青感方面，所以文人集团特别适宜发挥其专业特长；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也是推波助澜一流。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创造社元老，著名诗人郭沫若应约写了两首诗，授与《诗刊》。原诗起句云：“伟大领袖比爷亲。”其时，“史无前例”的现代造神运动已近尾声。雅人作俚语，此可记也。

1997年3月. 《天涯》杂志载作家梁晓声答问: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里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当然就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芬克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了。”中国知识分子愤于分配不公，以一贯从事“简单劳动”之引车卖浆者流为参照，见有所改善，即呼为“倒挂”。

文化界名流诉讼成风，当属一朝盛事。

在经典的阶级论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以致在实际的社会操作中，竟无立锥之地。由于它的无根性，故能浮游于各阶级之上，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获致二个普遍的高度。但也恰恰因为无根，所以容易依附他者，而难于独立支持。

声称代表全民族全社会的集团或机构，往往是最狭隘，最自私的；而一贯喜欢标榜“自我”的知识分子个人或集团，却可能代表社会全体。

大约也为此，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政府。

然而，政府的吸附能力极强。它可以把一个或一群知识分子倒吸过去，变着法子使用，而知识分子不能。

五四知识分子:非此即彼；

后五四知识分子:亦此亦彼。

10

愈往后的人们，愈是与历史疏离。本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一个悲观的结论说:与历史脱节是现时代的特点。

人类当下的生存与过往的人物和事件，贯穿其间的历史精神，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联系是有选择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没有极限的选择，然而一经选择就变做了现实。地球上的人类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者。即使选择是天赋的权利，而且与未来的福祉相关，人们仍然把现实当成唯一合理的事实加以接受，从而放弃选择。

现实的合理性其实是无法证明的，除非进行再选择。

唐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历史也许同潮水有关，也许竟是空城;但见山苍苍，水茫茫，现实之波涵盖一切......

1998年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