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读书心得(弗吉尼亚·伍尔夫)_iv 名家名作与个性阅读（2 / 2）_伍尔夫读书心得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或者说，他的图书馆秘书克拉克先生，曾「建议她改变写作题材」，但她对此不感兴趣。她觉得，不管是浪漫传奇，还是冒险故事，是政界内幕，还是男女偷情，都比不上她所熟悉的乡间生活，比不上那些发生在楼梯间的小事。摄政王和他的图书馆秘书，他们竟然想腐蚀一颗不可腐蚀的良心，想干扰一个作家不可干扰的判断力，当然只会遭到断然拒绝。这个作家，当她还是个15岁的小姑娘时就写出了优美、细腻的文章，而且一生都未停止写作。她为世人写作，从来就没想到过什么摄政王，或者什么图书馆秘书。她完全明白自己的能力所在，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对作品持有高标准的作家应该处理怎样的题材。有一些生活内容，不是她所能写的；有一些情感，无论她怎样努力，无论她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给它们披上一件适当的外衣，或者说，找到一种适当的表现形式。譬如，她就没法写一个年轻女子怎样津津乐道地谈论各种锦旗和小教堂。她也没法写出激情、浪漫的场面，即使拼了命写也不行；所以她总是想方设法不直接描写爱情场面。对于种种自然美景，她也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从侧面接近它们。譬如，当她写到一个美丽的夜晚时，很可能一点也没有写到月亮。尽管如此，当读到她那种简洁明快的景物描写（如读到「晴空无云的明朗夜晚，衬托着黑幽幽的树林」）时，我们仍会由衷感到，那夜景就像她的文笔一样「端庄、沉静、秀气」。

简·奥斯汀总能使自己保持一种非常奇妙的平衡。在她的作品中，既没有败笔，也没有哪一两章写得不如其他各章。然而，她42岁就死了，正当她才华横溢的时候。一个作家在这样的年纪是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所以作家的晚年往往最值得我们注意。简·奥斯汀性情聪慧，她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是她再活一些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她是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

《简·爱》与《呼啸山庄》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至今已有100年了，现在她已成了人们传说、爱戴和著述的中心，而她本人仅活了39岁。要是她能活到一般人的岁数，想一想关于她又会有什么样的传说，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她会像同时代的有些名人那样，成为经常在伦敦和其他什么地方抛头露面的人物，成为无数图册和小报的描述对象，成为一大堆小说和回忆录的作者；但是，如果她只是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中年女人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那她总不免和我们有点疏远。她可能会很富有，也可能会万事如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想到她，总会联想到现实世界里的某个命运不济的人；我们一想到她，总会追忆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回想起位于约克郡荒原上的那座牧师住所。她一生都住在那片荒原上的那座住所里，既受过穷困的煎熬，也受过人们的吹捧；但不管是受穷，还是受吹捧，她永远是孤寂的、不幸的。

夏洛蒂·勃朗特

这样的生活既然会影响她的性格，那么在她的作品中也一定会留下印痕的吧？不妨想一想：一个小说家，要构筑自己的作品，一开始总需要有许许多多的临时材料；这些材料虽然有可能使作品具有真实性，但大多数到后来都会被证明是无用的。所以，当我们翻开《简·爱》时，心里总会想：她想象出来的世界，会不会仍然是那个陈旧过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就像她住过的那座荒原上的牧师住所？这样的地方，除了怀旧者，谁会保存？除了好事者，谁会去参观？抱着这样的疑虑，我们翻开了《简·爱》。可是，读了两页，我们的疑虑便统统打消了。

<blockquote>起皱的猩红色帐幔挡住了我右边的视线；左边，是明净的窗玻璃，它保护着我，却不能把我和那阴凄凄的十一月的天气隔开。我翻动着书页，时不时地抬头张望这冬日下午的景色：远处是一片灰蒙蒙的雾霭；眼前是湿淋淋的草地和风雨中的灌木丛，而那绵绵不停的雨，在久久哀号的狂风吹送下，正刷刷地飘向远方。</blockquote>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本书里的荒原景象、比那「久久哀号的狂风」更变幻不定了；同样，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她这种一时的兴奋更短暂呢？但它竟然能使我们凝神屏息地把书读完，不容我们停下来思考，也不容我们把目光从书页上移开。我们被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有人正好在房间里走动，我们也会觉得那脚步声好像是从约克郡传来的，而不像在我们的房间里。作者紧拉着我们的手，强迫我们和她一路同行，要我们去看她所看到的一切；她一刻也不离开我们，也不许我们离开她。我们就这样完完全全被夏洛蒂·勃朗特的才华和激情笼罩住了。一张张各不相同的面孔，一个个相貌迥异、性格鲜明的人物，在我们眼前闪现，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她的眼睛才使我们看到的。她一走开，一切便不复存在。我们想到罗切斯特

，马上也就想到了简·爱；想到荒原，又不能不想到简·爱；甚至一想到书里的那个客厅、那些「好像覆盖着鲜艳花环的白色地毯」、那只淡白色的巴洛斯壁炉面和壁炉上的「红宝玉一般鲜红的」波希米亚玻璃片、那种「红白相间的混合色」，我们都会想到简·爱——要是没有简·爱，这一切还算什么呢？

我们不难发现简·爱的缺点。总是做家庭教师，总是坠入情网——这对世界上许多既不做家庭教师、也没有坠入情网的人来说，毕竟是一大局限。相比之下，简·奥斯汀或者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就要复杂得多，有无数的侧面。他们是活生生的，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而许多不同的人又像一面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映照出他们的性格。他们到处走动，作者并不老是盯着他们，审察他们的内心。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和他们相互独立的，一旦他们走进这个世界，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进去见识一番。夏洛蒂·勃朗特没有这种塑造人物的力度和宽阔的视野。这一点，她和托马斯·哈代颇为相近。但他们两人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读《无名的裘德》，不会凝神屏息地想一口气读完——我们往往会掩卷沉思，会有一连串题外的想法，会从人物身上生发出一种疑问和一种寓意，而这种疑问和寓意，是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他们尽管只是些纯朴的农民，我们却不由得会向他们提出种种意义重大的问题；所以，哈代小说里最重要的人物，似乎是那些无名的次要人物。像这样的疑问和寓意，在夏洛蒂·勃朗特的书里是一点也没有的。她并不想关注人生的普遍问题，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这类问题的存在；她的全部动力——这种动力越是受到压制，就显得越强大——就在于她要自我申诉：「我爱！」「我恨！」「我在受苦！」

和那些思路宽宏、视野广阔的作家不同，凡是以自我为核心、囿于自我申诉的作家，都有这样一种动力。他们所感受到的印象，仅限于他们自身生活的四壁，而且都深深打上了自我的烙印。在他们的心灵里，无处不带有自我的特征。他们很少从其他作家那里吸取什么东西，即使吸取了，也难以融合到自己的风格中。夏洛蒂·勃朗特和哈代一样，其风格似乎也是以那种端庄的、甚至有点僵硬的报章文体为基础的。他们的文笔时常是呆板的、不灵活的，但由于他们各自经过长期的刻苦努力，对自己的每一种构思都不惜费神去找到确切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所以他们最后还是锤炼出了各自所需的文体——这种文体不仅能把他们内心的形象完整地表述出来，而且还具有自身独到的美感、力量和敏锐性。我们至少可以说，夏洛蒂·勃朗特有创作成就，但这并不是因为她读了很多书。她无法像职业作家那样写得非常顺畅，也无法像他们那样自由自在地遣词造句。「我无法满意地和那些学识渊博、心思细密、情趣�雅的人交往，不管这些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先这么写，读上去好像是外省某家报社的评论员写出来的；但紧接着，就出现了她自己那种急切的、甚至有点浮华的文句除非我能首先突破传统留下的外围工事，然后越过自卑的门槛，到他们心中的火炉边上去赢得一席之地。」她确实在那里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使她的书熠熠生辉的，却是她自己心中燃烧着的炉火。

换句话说，我们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不是因为她对人物性格作了深人观察——她的人物性格是单纯不变的；也不是因为她设置了戏剧性情节——她的情节是粗糙生硬的；更不是因为她说出了什么深刻的人生哲理——她的思想不过是一个乡村牧师女儿的想法。我们读她的书，是因为其中有诗意。像她这样有个性的作家，也许都这样。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人把门一开，他们屋里的东西就全让别人看到了。他们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和现实世界总是格格不入——这使他们不愿耐心观察，只想挥笔疾书。这样的创作热情，使他们不顾自己是不是半吊子，也不管有什么障碍，甚至不像常人那样左思右想，而是一下子就去抓住连他们自己也不太说得清楚的内心情感和欲望。这就使他们成了诗人——虽然他们用散文写作，但同样无拘无束。正因为如此，夏洛蒂·勃朗特也好，艾米莉·勃朗特也好，她们时常会求助于大自然。因为她们觉得，要把人心中深藏着的种种情感和欲望表达出来，就必须借助于比普通语言更有表现力的自然象征。譬如，夏洛蒂最好的一部小说《维列特》，就是用一段对暴风雨的描写来结束的：「天空低垂，阴霾密布——一大片乱云从西边飘来；它们变幻莫测，呈现出种种奇形怪状。」她就这样，请大自然把她无法用其他方法表达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虽然，无论是夏洛蒂，还是艾米莉，对大自然的观察都不及多萝西·华兹华斯

那么准确，对大自然的描绘也不及丁尼生那么仔细，但她们却抓住了和自己的切身感受或者人物的内心感受最为相近的自然现象。她们笔下的暴风雨、荒原和夏日美景，既不是以防枯燥的点缀物，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观察力，而是直接用来抒发感情和点明意图的。

《呼啸山庄》封面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本书的意图既不在于想告诉读者什么事情，也不在于作者有什么话要说，甚至都不在于作者从各种事物中发现了某种联系。这样的书，读起来当然就不太容易。特别是像勃朗特姐妹这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当她们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自己的语言中时，当她们只是表现一种模模糊糊的情绪时，要了解她们就更加不容易了。《呼晡山庄》就比《简·爱》难读得多，因为艾米莉比夏洛蒂更有诗人气质。夏洛蒂写作时总带着激情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说：「我爱！」「我恨！」「我在受苦！」她的感受固然十分强烈，但是和我们仍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呼啸山庄》则不然，那里没有「我」，既没有家庭教师，也没有雇家庭教师的人。那里有「爱」，但又不是常见的男女之爱。艾米莉的创作灵感显然来自某种更为混沌的思绪。她的写作动力，既不是她目睹了人间的痛苦，也不是她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是她冷眼旁观，看到了一个陷人极大混乱而四分五裂的世界，于是就觉得自己可以在一本书里把它重新呈现出来。这种雄心壮志，在《呼啸山庄》里处处可见——她在进行一场搏斗，虽然屡遭挫折，却仍然信心百倍，而且还一定要从人物身上表明一番道理。不过，不再是「我爱」，「我恨」，而是「我们——全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后面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这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她竟然能让我们感觉到她心里真正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在凯瑟琳·恩肖只说了一半的那句话里，就透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如果一切都毁灭了，只要他存在着，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一切都存在，只有他被毁灭了，那么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完全陌生的，我也将不再是它的一部分了。」这种情绪，后来在死者面前又一次表露出来：「我感到一种无论是人间还是地狱都不能将其打破的宁静，我也感到一种对无穷尽的、无痛苦的来世的信念——我相信他们已获得永生——在永生中，生命将无限长久，爱情将无限和谐，欢乐将无限圆满。」由于小说暗示出，潜伏在人性表象下面的力量可将人性提升到崇高的境界，所以较之于其他小说，它具有不寻常的深度。关于这一思想，其实艾米莉·勃朗特早先在她的抒情诗里就已明明白白地表述过，而且她的抒情诗可能要比她的小说更有传世价值；但对她来说，仅仅写几首抒情诗发一通感慨和表示一种信念，当然还不够，因为她不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于是，她就承担起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为此她必须面对不同的生存状态，必须和各种事物打交道，理清它们的脉络；她要把山庄里的那些房舍建造起来，要建造得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还要创造出一群似乎与世隔绝的男女，并把他们的谈话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之所以能在一部小说中登上人类情感的顶峰，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豪言壮语，而往往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个女孩坐在树枝上，一边摇啊摇啊，一边哼着古老的歌曲，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羊群在原野上静静地吃草，听见风在草丛里轻轻地吟唱。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呼啸山庄里的生活，那里发生了一连串荒诞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把《呼啸山庄》和一座真正的山庄加以比较，也可以把希剌克厉夫和一个真实人物加以比较。我们可能会这样问：既然那里的男男女女和我们所熟悉的人如此不同，又怎么谈得上真实性、洞察力，或者说，感情的细腻呢？然而，即使我们这样问了，我们仍然会承认，希刺克厉夫若有一个天才的姐姐或者妹妹的话，那她们一定会认出自己的这个兄弟；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令人厌恶，但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又有哪个年轻人物比他更有活力？对大、小凯瑟琳也一样。我们或许会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像她们那样感受生活、对待生活；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她们是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女性人物。艾米莉·勃朗特所做的，似乎是先把我们所熟悉的男男女女都撕成碎片，然后又把那些已无法辨认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同时赋予它们以不寻常的生命力；因此，她所创造的人物都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这是一种旷世罕见的才能。她使人的生命摆脱了它原本依附着的肉体；对她来说，肉体是多余的，因为她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的灵魂直接勾画出来；而当她一写到荒原，飒飒的风声和轰隆隆的雷鸣声便随即从她笔下响起。

托马斯·哈代的想象力

毫无疑问，哈代的小说和其他一些小说家的作品不同，其中没有某种令人愉悦的东西。哈代没有简·奥斯汀的精美，没有梅端狄斯的机敏，没有萨克雷的超脱，也没有托尔斯泰的惊人智慧。在伟大的经典小说家的作品中，总有某种决定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而这种因素，往往和小说中的故事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是超越于小说情节之上的。我们不会问：简·奥斯汀精美的文笔对于她所讲述的那个故事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也不会问：用梅瑞狄斯的机敏能不能解释他在小说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只要读到简·奥斯汀对人物一颦一笑的描写，或者读到梅瑞狄斯的一连串妙语，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他们的小说时，始终会有一种愉悦感。然而，哈代的小说既谈不上精美，也谈不上机敏——它们没有那种直射人心的光芒。他小说中的光芒是向外投射的，首先为我们照亮的是一大片昏暗的荒原和一棵棵在暴风雨中摇摇晃晃的树木。然后，当我们被引回到房间里时，我们在炉火边上看到了零零星星的、互不相干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无论男女，都是孤零零的，即使在暴风雨中，也依然孤身一人。但令人惊奇的是，当他（或者她）越远离人群而变得孤苦伶仃时，他（或者她）的个性便越鲜明、越突出。

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当然不能像了解彼埃尔、娜塔莎或者贝姬·夏泼那样来加以了解。我们也没法像了解某个来访者、或者像了解那些达官贵人和沙场英雄那样，把他们的一切都了解清楚。他们的思想到底有多么复杂，他们的内心到底有多么不安，我们不可能彻底了解，因为他们都是些一辈子生活在英国偏远、荒凉的乡村地区的人。哈代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些贫苦的乡民；有时他虽然也写到比这些乡民更高的社会阶层，但写得往往很不理想。一写到客厅、舞会和��乐部，写到那些有闲�、有教养的人和发生在他们中间的风流韵事，他就捉襟见肘、局促无措了。反过来也一样，我们对他笔下的男女人物和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情，也同样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不过，我们即便没法完全理解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但他们和时间、和死亡以及和命运的关系，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固然不能把他们放在我们所熟悉的、白天人群熙熙攘攘、晚上灯火辉煌的城市环境中加以观察，但要以荒原、暴风雨和大自然为背景来理解他们，我们却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理解他们面对某些特别重大的人生问题时的种种表现。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异乎寻常，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被放大了的、神圣化的艺术形象。譬如，苔丝在为她的婴儿施行洗礼时，我们看到，她虽然穿着睡衣，却「显得特别庄重，甚至可以说带有神圣的意味」；同样，玛蒂·索斯把鲜花放在温特鲍恩的墓上时，「就像一个为了崇高的人道原则而弃绝一切情欲的圣女」。他们说起话来也像《圣经》一样庄严，而且富有诗意。在他们身上，显然有一种力，一种爱与恨的力——这种力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对生活的无谓反抗，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对苦难的无谓忍受。而正因为这种力主宰着他们，以至于他们身上某些较为隐蔽、也更为美好的性格特征也就常常被人忽略了。这种力是悲剧性的，而倘若把哈代和他的同时代小说家相比，则可以明确地说，哈代的思想比同时代任何一个小说家都要悲观得多。

哈代

尽管如此，我们一旦接近哈代思想的敏感地带，仍需十分小心。在读一个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小说家的作品时，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对一个有明显倾向性的小说家，我们特别容易牵强附会，往往会把一些一般的见解也认定为是他的信念，并以此来证明他的思想是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始终一贯的。然而，最具想象力的小说家，往往也最无可能得出一贯的结论——哈代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想象力只是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印象」，而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在必要的时候，读者完全有权利把作家的意图撇在一边，进而去考虑某些或许连作家本人也没有考虑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其实哈代自己早就认识到了。他曾告诫说，一部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而且还特别指出：

<blockquote>未经整理的印象自有其价值。因为要想有一种真正的人生哲学，首先必须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偶然现象谦逊地记录下来。</blockquote>

这当然没错。不过，我们若这样说也同样没错：在哈代最好的作品中，他确实给了我们「印象」，但在他最差的作品中，其实只给了我们「争论」。譬如，在《林地居民》《还乡》和《远离尘嚣》中，尤其是在《卡斯特桥市长》中，我们看到的是哈代对生活的印象，而且是未经意识处理的直觉印象，而一旦他想有意识地处理自己的直觉印象时，他就变得苍白无力了。譬如，当他写到苔丝和小阿伯拉罕一起把蜂箱运到市场上去的时候，他让小阿伯拉罕问苔丝你不是说，天上的星星也是一个个世界吗？」苔丝回答说，星星就像「咱们家那棵树上结的苹果，大多是漂漂亮亮的，没有斑点的，只有几个才被虫蛀了，枯瘪了」。小阿伯拉罕又问：「那我们住在哪个苹果上面？是漂漂亮亮的呢，还是枯瘪的？」苔丝回答说：「枯瘪的。」同时，她的脸变得非常严肃，似乎摆出了一副思想家的架势——这样的回答和神情，只能给人一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感觉，就像从一台机器里蹦出来的几根弹簧，而我们刚刚看到的苔丝，还是个有血有肉、年轻活泼的女人，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台思想机器？我们对人物的同情，于是便大打折扣。好在只过了一会儿，那辆装蜂箱的车就翻了。这时，我们又看到了「印象」，看到了那种略带讽意的生动描写。这才重新唤起我们对人物的同情。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中最糟糕的一部。也只有对这部小说，我们才能把它指责为悲观主义而不失公正。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争论」总是凌驾于「印象」之上；小说的结局尽管悲惨之极，却不是悲剧：灾难一场接着一场，我们的感觉却是：它对整个社会的指控其实是不公正的，或者说，这样一味地提出「争论」，而其根据却是对事实的片面理解。托尔斯泰对社会的指控是强而有力的，因为他有广阔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人性知识，而这一切，这里全都没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凡人的一点小小的怨恨，而非天神般翻江倒海的愤怒。

尽管如此，哈代毕竟还是有其长处的。这一点，我们只要把《无名的裘德》和《卡斯特桥市长》作一比较便可看出。裘德只是可怜巴巴地和神学院院长——或者说，某种伪善的社会风气——相对抗。亨查尔则不然，他实际上没有和任何人对抗，而是和一种冥冥中的东西--种和他一样强有力的东西——发生了冲突。没有人对他心怀恶意，甚至像法佛雷、纽森和伊丽莎白·琼这样曾受过他伤害的人，也是同情他的，而且还很佩服他的毅力。作为市长，作为一个老年人，他是和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冲突，而最后导致他毁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的过错。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使我们领悟到，人虽然敌不过命运，但人与自身命运的冲突，至少体现出了人性的高贵。这里，并没有什么悲观主义。这部小说自始至终给人一种庄严感，一种崇高的意味，而且完全是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的。从一开始亨查尔在市场上把妻子卖给水手纽森起，直到他最后病死在艾格顿荒原，故事叙述得气度非凡，人物活动的空间开阔而自由，而且处处还显示出作者幽默与嘲讽的才能。小说中的不少场景描写，如：用马车载着模拟人像游街示众、法佛雷和亨查尔在阁楼上的打斗、亨查尔夫人去世时柯克森夫人的即兴演讲、一群无赖在小酒店里的闲聊，等等——这些场景描写，有的直接以自然界为背景，有的则间接暗示出大自然的神秘影响力，在英国小说中堪称一绝。

我们假如计算一下每个人一生所能得到的幸福，结果很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倘若我们能像亨查尔那样敢于直接挑战命运，而不再拘泥于什么法律之类的东西；倘若我们敢于走向自然，而且更多的是用我们的肉体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去面对自然，那么我们便是有气魄的、自豪的和幸福的。虽然亨查尔最后孤苦伶仃地死在艾格顿荒原的一间茅舍里，但他的死就像萨拉米斯英雄艾杰克之死一样悲壮。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真正的悲剧感。

既然这部小说有这么一种感人的力量，我们再对它加以一般考察，那似乎是有点多余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是不是一定是个善于遣词造句的文体大师呢？哈代就不是这样。他写起来很吃力，往往需要花很大工夫、绞尽脑汁才能找到合适的字句。要是这样也找不到，他就会写出平庸、笨拙或者不合时宜的字句来。所以，他写的东西有时读起来相当生硬，有时又显得有点做作，好像是哪个习作者写出来的。除了司各特，哈代的文体也许是所有英国小说家中最难加以分析的。从表面看，它似乎很拙劣，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同样可以让人感受到雨后的乡间小路有多么泥泞，或者，冬天的田野残景是多么迷人。换句话说，哈代的文体就像他的故乡多塞特郡一样，有点呆滞，有点沉闷，但却有一种铿锵有力的气势，一种拉丁语似的响亮音调，而且，就像他的短胡须一样，总给人整齐、匀称的感觉。

此外，小说家不是要忠于现实、要注意情节的可信性吗？哈代小说里的情节却是曲折离奇的。若要在英国文学中寻找类似的情节，看来只能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去找了。不过，尽管他的情节曲折离奇，我们在阅读他的小说时，却完全能够接受，一点也不会觉得它不可信。这是因为，曲折离奇的情节不仅和小说所写到的荒原乡民的生活很合拍（荒原乡民的生活总让人觉得有几分神秘、几分好奇），而且还有助于为这种野性未驯生活增添诗意。再说，若以诗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你马上就会惊讶地发现：无论你怎样描述生活，都不会比生活本身更加曲折离奇；或者说，无论你把生活表现得怎样混乱、怎样不合理，都不会比生活本身更加混乱，更加不合理。

最后，只要我们一想到「威塞克斯小说」的总体结构，又会觉得我们刚才谈到的人物、情节和文体之类的东西也似乎是多余的了。哈代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威塞克斯小说」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本书。这些书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所以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陷——有些作品只表现出哈代某一方面的才能，有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作品则根本就是失败之作——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无疑很乐意把它们完整地接受下来。因为从整体上说，我们觉得满意，觉得它们气势非凡。我们借此将摆脱生活的羁绊和猥琐之感；我们的想象力将得到升华；我们的幽默感将在笑声中尽情显露；我们还将深深地为大地之美所吸引。当然，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一个因悲伤而沉思默想的灵魂，它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候仍不失尊严，在最愤激的时候仍诚挚地爱着苦难中的芸芸众生。总之，哈代用卓越的想象力、诗人的天才和一颗温柔、善良的心灵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一幅幅有关某时某地的生活画面，而是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真实写照。

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灵魂」

在读契诃夫的小说时，我们总觉得自己在不断重复「灵魂」一词。这个词几乎在每一页上出现，即便是一个老酒鬼，也会随口说出这个词……你现在爬上去了，爬到政府里去了，可是你没有了灵魂，我的孩子……那里死气沉沉。」确实，俄国小说里的真正主人公，就是「灵魂」。契诃夫小说里的灵魂是细腻的、脆弱的，很容易受各种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情绪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灵魂，却要宏大得多、深邃得多——它不仅是小说的核心，而且往往是病态的、高度紧张的。因此，对于一个英国读者来说，要想读懂《卡拉玛卓夫兄弟》或者《群魔》，非得花点力气，认认真真读上两遍才行。因为对他来说，那里的「灵魂」不仅是陌生的，甚至是有点可怕的。它既没有什么幽默感，更谈不上喜剧性了。它完全没有定型，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它是混混沌沌的、骚动不安的——既不接受逻辑法则，又不遵守艺术规律。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一场雷霆万钧的暴风骤雨，或者说，就像一个巨大的洞穴，里面岩浆沸腾、噗噗作响，然而又非常吸引人。他的小说是完全用灵魂建构起来的。要是我们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进去，就会在里面团团旋转，直转得头昏眼花、气喘吁吁，但在晕眩的同时，又会感到无比惊喜。也许，除了读莎士比亚，最令人兴奋的就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了。在那里，门一打开，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房间里了。房间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俄国将军和他们的夫人，有将军夫人跟前夫所生的女儿和她们的家庭教师，有将军的堂兄或者堂妹、表兄或者表妹，还有一大堆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正在那里高谈阔论，而谈论的呢，却又是最不可能在这种场合谈论的个人隐私。于是我们就会问：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请告诉我们，这究竟是一家旅馆、一幢公寓呢，还是一座被出租的庄园？小说里写的是什么地方，小说家当然有责任告诉读者，但在这里却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甚至连一点暗示也没有。这里只有灵魂——受折磨的、不幸的灵魂；它们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自我表白和自我忏悔，就是从肉体和精神的溃烂处拈出灵魂中的罪恶之虫，并一条条地展示给我们看。

就这样，他们好像没完没了地谈论着自己，而我们听着听着，越来越喘不过气了。我们就像淹在水里，眼看就要憋死了。不过，就在这时，一条救命绳索终于向我们抛来了——我们读到了一大段叙述，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们赶紧抓住那条绳索，而那条绳索也确实马上就拖着我们走了。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只能听凭它任意拖行。我们一会儿被拖出水面，一会儿又被重新淹人水中。然而，就在这过程中，我们却忽然看到了种种奇特的景象，忽然理解了许多我们过去不太理解的事物。而且忽然得到了某种通常只有在人生最艰难之时才能得到的重大启示。换言之，我们随着小说情节的急速展开，似乎无意中就看清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那里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他们的关系如何；譬如，他们是波丽娜和德·格里乌克斯侯爵，正住在鲁里登堡的一家旅馆里，而且正在策划一场阴谋，等等——但是，一切人的灵魂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灵魂，灵魂的炙热、灵魂的骚动、灵魂的善恶交织、灵魂的混沌与深邃——这才是最重要的！如今，要是我们突然间哈哈大笑，或者突然间放声大哭，那不是很自然吗？没有人会为此大惊小怪。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生活的节奏已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生活的车轮时时都在迸发出火星；而当生活如此加速之际，我们的灵魂也就不会像一些头脑迟钝的英国人所设想的那样了。我们的灵魂已无法再用某种幽默的或者热烈的场面来分别予以表现，因为其中的各种因素已相互纠缠在一起，或者说，已难以分辨地混杂成一团了。这就是人类灵魂的新面貌——原先可以分离的因素，现在已无法分离。人，既是圣徒，同时又是恶棍；人的行为，既善良，同时又很卑鄙。我们爱他人，同时又恨他人。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明确分辨善恶的界线，现在已不复存在。我们以为最值得爱戴的人，很可能是世上最大的罪犯，而我们以为有罪的人，则很可能是最值得我们同情的人，甚至是最值得我们钦佩和爱慕的人。

一下子被猛然抛上浪尖，一下子又被猛然卷入海底，并在海底岩石上被撞得粉身碎骨——这种情形是英国读者难以坦然接受的。因为他在本国文学中所见惯的那套规则，现在已被彻底搅乱了。按照我们的规则，假如想讲述一个将军的爱情故事（我们首先会觉得应该嘲笑他一番），总要先介绍将军府邸；也就是说，先要给人物一个具体的环境。只有讲完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讲到将军本人。还有，故事中老是出现的当然不会是俄国茶炊，而是英国茶壶；故事中的时间不会拖得很长，空间范围也不会很大；而且，常常还会让人感觉到同类故事、甚至是古代的同类故事的影响。故事中的那群人，通常要被划分为低、中、上三个阶层，每个阶层不仅要有自己的传统和习俗，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还要有自己的语言。不管英国小说家本人是否愿意，他总会不断地受到压力，总得承认这样的规则。结果便是：他只能按固有的程序和固有的形式写作；他的作品只会是嘲讽的，而不会是悲怜的；他注意的只会是社会，而不会是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全然不知这类规则。你是贵族也好，平民也好，流浪汉也好，还是贵妇人也好，反正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谁，说到底只是一个「器皿」；不管你是怎样一个「器皿」，里面装着的都是同一种混混沌沌的、骚动不安的、却又弥足珍贵的东西-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会四处流动，会和其他人的灵魂交汇。譬如，一个买不起一瓶酒的银行小职员固然平凡之极，但不知怎么一来，他的灵魂不仅流进了他岳父的生活，而且还流向他岳父的五个备受虐待的情妇，甚至还流进了和他同住一幢公寓的邮差、女仆和妓女的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不可能写到的。即使当他疲惫不堪之时，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他无法控制自己，只能伴随着炙热的、混沌的、不安的、可怕的人类灵魂上下翻腾，只能听凭人类灵魂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朝我们滚滚涌来。

「我们为什么要生活？」：读托尔斯泰的小说

在所有小说家中，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对《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我们除了这么说，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会不会觉得，他是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因此很难让我们理解的外国人？他对人的看法是不是非常古怪，以至于当我们真心诚意地拜倒在他面前时，他仍会满腹狐疑地尽量避开我们？实际上，只要把他的书稍稍读上几句，我们就能断定一件事——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和我们一样看待人，而且还用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方式表现人，即：从外表写到内心，而不是从内心写到外表。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儿，人们也是在晚上10到11点钟之间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也是在8点钟左右听到邮递员的敲门声。至于他这个人，既不是什么「未开化的野蛮人」，也不是什么「自然之子」，而是和我们一样，受过教育，也有过种种经历。像其他贵族一样，他生来就是贵族，而且也像其他贵族一样，享有贵族特权。他不是乡下人，而是都市人。他感觉敏锐，头脑清醒，而且训练有素。所以，当他以如此健壮的体魄和心灵挑战人生时，他不仅信心十足，而且多有不凡之举。

托尔斯泰

确实，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这样，把振奋人心的狩猎场面，把马的优雅和力量，以及把一个年轻人对世界万物的种种愿望和强烈感受，都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每一根树枝和每一片羽毛都躲不过他那敏锐的注意力。一个孩子的衣服是浅蓝色的还是深红色的；一匹马的尾巴正在换毛；一阵咳嗽声；一个男人想把手插到口袋里去——所有这一切，他都注意到了。而当他的耳朵精确地注意到一阵咳嗽声、或者他的眼睛精确地注意到一双手的细小动作时，他的头脑又会精确地把这类现象和个人性格中的某种内在因素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熟悉他的人物时，不仅能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恋爱方式，而且还能像熟人一样看到他们是怎么打喷嚏的、吃饭时是怎样哽噎的。所以，读他的小说，即使是读翻译本也好，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被一只大手高高地举到了山顶上，正站在那里俯视世界，而且手里还有一只望远镜。啊，真是令人惊奇，一切都历历在目，而且是那么清晰，那么鲜明！然而，正当我们惊喜不已之际，正当我们深深地呼吸着山顶上的新鲜空气而感到心旷神怡之际，突然间，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也许就是托尔斯泰的头脑——从我们眼前升起，并迅速向我们逼近，而其力量之大、速度之快，简直就像雷霆万钧，令人振奋得几近晕眩。

这时，我们往往会像《家庭的幸福中》的玛莎所说那样我突然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起先我的视线被挡住了，看不到周围的情景；后来他的面孔似乎在慢慢地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接着，那双眼睛也不见了，好像钻到我的头脑里去了。于是，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只有一片耀眼的亮光——我什么也看不见，被迫闭上了眼睛，为了暂时摆脱他的目光在我心中激起那种既喜悦又恐惧的感觉……」是的，你必须闭上眼睛，才能摆脱那种既喜悦又恐惧的感觉。不过，那种感觉通常都以喜悦为主，恐惧是其次的。

在这部小说中，还有两段描写：一段是写一个姑娘和她的恋人在夜晚的花园里散步；另一段是写一对新婚夫妇兴冲冲地走进他们的客厅。这两段描写虽然把那种强烈的幸福感传达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合上书之后仍在不断地回味，但其中总有一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使我们像书中的玛莎那样想逃避它，而我们所要逃避的，却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目光。这是不是那种在现实生活中也会使我们心烦意乱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他呈现给我们的那种生活似乎过于幸福了，因而总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这么幸福的生活是不会长久的，说不定灾难马上就要降临。或者说，我们总觉得生活中的喜悦感有点可疑，于是便不得不像《克莱采奏鸣曲》中的波兹涅谢夫那样自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生活？」

如果说，人的灵魂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的话，那么使托尔斯泰着迷的，就是生活本身。在托尔斯泰笔下，生活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然而在这些鲜花的花蕊里，却总有这样一只蝎子蛰伏着——「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其实都隐藏着一个奥列宁、一个彼埃尔，或者一个列文。他们尽管已经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尽管已经能自如地面对这个世界，但仍不断自问，即便在最欢乐的一刻，他们也没有停止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活着，到底有没有目的？如果有的话，那又是怎样的目的？这样的问题，无疑会使人觉得万事皆空。因此，与其说神甫、牧师能清除我们的欲念，不如说托尔斯泰更能使我们万念��灰，尽管他自己也和我们一样热爱生活，也和我们一样充满种种欲念。因为当他挑战生活时，整个世界都被他化成了一片废墟，一片灰烬。他就是这样，既让我们感受生活的喜悦，又使我们由衷地感到恐惧。可以说，在俄国小说家中，最吸引我们的是托尔斯泰，而最让我们觉得可怕的，也是托尔斯泰。

康拉德小说中的含混及其含义

翻开康拉德的小说，我们总有海伦照镜子时的那种感觉。海伦看到自己的镜中倩影时，心里总是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不可能被人当作普通女人看待的。康拉德不仅得益于他的天赋，得益于他所受过的训练，还得益于他所使用的语言——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语言，其独特魅力并非来自英语，而是来自波兰语——所以，他的文笔不可能是笨拙的，也不可能是拖拖沓沓的。康拉德钟爱自己的风格，他的风格就像他的情人——她安安静静的时候虽然有点沉闷，但我们真想去和她谈谈的话，她便会风度翩翩地向我们走来，显得那么端庄，那么自信，那么动人！

不过，尽管我这么说，人们对此却仍有争议。有人认为：要是康拉德在创作他的作品时不像现在这样一味注重形式的话，那他不仅能赢得文坛声誉，同时还能赢得众多普通读者的青睐。「你们看，这样写有碍艺术效果的发挥！」评论家指着他作品中某些段落说他们好像已养成一种习惯，总喜欢把小说里的某些段落从上下文中抽出来，并把它们和英国散文精品中的某些著名片段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他们还抱怨说：康拉德自我意识太强，太刻板，太雕琢，他只知道自我欣赏而充耳不闻全人类正在痛苦中呻吟。

这样的批评，我们不仅很熟悉，而且就像我们听到一群聋子对歌剧《费加罗》里的音乐提出批评时一样，根本没法加以反驳。聋子们虽然看见有一支乐队在演奏，听到的却只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摩擦声。于是，他们便一致得出结论说：「那五十个提琴手不应该在这里浪费时间，弄出一阵莫扎特的摩擦声，而应该去敲石铺路，这样更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生。」然而，音乐却是这样一位导师——它所给予的美的教诲，是和它的声音分不开的，而聋子们恰恰就是听不清它的声音，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所以，我劝那些评论家先去认真读一读康拉德的作品再说，不要模模糊糊地大概读一下，就开始大发议论了。

虽然从表面上看，康拉德似乎只关心如何向我们展示夜色中的大海之美，但在他那种低沉、单调的旋律中却包含着丰富的意蕴，包含着一种自豪的、胸襟开阔的、对不可改变的人类命运的探索。如果有谁没有看出这一点，没有感受到善比恶更有价值（忠诚、正直和勇气正是善的表现），那只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读懂康拉德的作品。不过，若想获得这样的信息，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是把他的作品放进我们的小碟子里过滤，滤掉其中神秘的语言魅力，那就等于滤掉了它们令人兴奋的内在活力。也就是说，它们将失去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固有本质。

康拉德

因为，康拉德就是靠着自己那种强烈的个人气质——船长的气质、首领的气质——才使年轻读者为之倾心的。在他写《诺斯特罗莫》之前，不管他塑造人物的手法多么迂回曲折，不管他的思想多么复杂，年轻读者总能敏锐地感觉到，他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性格单纯的和敢做敢为的。他们都是些水手，惯于孤寂的海上生活；他们常常与自然搏斗，却能与人和睦相处。大自然是他们的对手；然而，正是大自然，培养了他们那种豪爽、忠诚和重荣誉的男子汉性格；也正是大自然，在风平浪静的海湾中把一些矜持、害羞的漂亮姑娘变为成熟的女人。正是大自然，首先造就了像惠莱船长和老辛格顿那样的人物——他们饱经风霜，脾气古怪；他们是愚钝的，但在他们的愚钝中却闪耀着光芒。康拉德认为，这种人是我们种族的精华，他不惜为他们高唱赞歌：

<blockquote>他们是坚韧的，凡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希望的人，都是坚韧的。他们既急躁又会忍耐，既狂暴又有爱心，既蛮横又很忠诚。善良的人还以为他们天天在为填饱肚皮而发愁，在为生计而日夜操劳；事实上，他们已习惯于劳苦、贫困、粗暴和放荡——但不知恐惧为何物，也不知心怀怨恨是何滋味。他们很难驯服，却很容易鼓动；他们沉默寡言——但丈夫气十足，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些为他们的命运担忧而同情他们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独特的，只属于他们；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而且认为这是人类精英所拥有的特权！他们这一代人，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活着，从不在乎爱情有多甜蜜、家庭有多温暖——到了临死之际，也不在乎坟墓有多阴暗。他们是大海之子，永远属于神秘的大海。</blockquote>

这就是康拉德早期作品《吉姆爷》《台风》《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和《青春》中的人物。而他的这些作品，不论时尚怎样变迁，一直都不可动摇地拥有经典之作的地位。不过，它们赖以取得这种地位的实质，却是像马略特或者库柏笔下的那类单纯的海上冒险故事所不具备的。道理很简单：你必须具有双重眼光，必须内外兼顾，才能真正理想化地、带着恋人般的热情来描述和颂扬这样的人物及其经历。你要颂扬他们的沉默寡言，你自己就得有一副好嗓子。你要颂扬他们的坚忍不拔，你自己就得对疲惫很敏感。你必须和惠莱、辛格顿这样的人一起生活，而且还要不让他们怀疑你正在观察他们。康拉德过的就是这种双重生活——在他身上似乎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作为远洋船长的康拉德，另一个是作为审慎的观察者和精细的分析家的康拉德，也就是在他的小说中被称为马罗的那个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罗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同时也非常善于理解事物的人」。

马罗是个天生的旁观者，他乐于过那种冷眼旁观的生活。黄昏时分，在泰晤士河岸边，坐在一艘船的甲板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回忆往事——这是马罗最喜欢做的。他不断地吐着烟圈，讲述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直到夏日的夜空变得烟雾弥漫，朦朦胧胧。对那些曾和他一起航海的人，马罗虽然深感敬意，但也看到了他们可笑的一面。他能敏锐地观察出那些人身上的活力，也能出色地描绘他们如何得意洋洋地欺侮一个年老而不中用的水手。对于人性的弱点，他独具慧眼，所以他的幽默里总带有一丝讽意。不过，马罗也不完全躲在自己的烟圈后面。有时，他会突然睁开眼睛，注视着某堆垃圾、某个港口，或者某家商店的某个角落——然后，借着烟蒂发出的微光，他会把隐藏在这些寻常事物背后的不寻常东西统统挖掘出来。马罗既有观察能力，又有分析能力，所以他常常意识到事物的特殊性。他自己说，这种能力是突然出现到他身上的。譬如，他无意中听到一个法国海员轻轻嘀咕了一句「天哪！时间过得真快！」他便会这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