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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瘟疫的英雄</h4>
传统密探的减法故事，可不只表现于我们上述的接受任务准备行动那一刻而已，那只是这个减法运算的正式启动，它一样会滚雪球般展开来，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达高峰；而且，它也绝不会局限于、满足于、运算于这个密探本人而已，接下来，它一个一个减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恶是非，抵挡它的人得死，好心协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运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数“1”，也就是剩下这个密探本人一个而已，恍然如恶梦——好吧，好心一点的密探故事会多少再留点东西给我们，答案等于“2”，通常是个年轻的女性，衣衫褴褛、满脸血污、惊魂未定但还是很美丽的女性。
于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们真正读到的，其实是一个致命传染病爆发蔓延的医学实录，书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产生抗体的带原者，是“伤寒玛丽”，他所到之处、所触碰之人总无一幸免；也仿佛是一则最严酷的优生学寓言，不分年龄、族裔、职业、性别，惟有那两个长最帅最美丽的才能活下来，这里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长相的追星族。
这类的减法密探故事大行于近代，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把整个人类世界转变成超大型的病菌培养皿，让它先是文字书籍、接着是连续影像的电影电视大行于世，但其实它的极致形式，我个人以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国已然完成，那就是传统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大夫伍奢一家遭灭门之祸，只有次子伍子胥坚持复仇，不愿赴难，向东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吴国。如同伊凡·谭纳，在这趟后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渔人农户的冒死协助掩护，但个性褊狭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担心这些好心的人泄露他的行踪，临别时居然还要求他们保证封口守秘，于是便有人当场自杀于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让他安安心心向下一站出发，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虚伪和荒唐，有个再简便不过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顺着它的逻辑再多夸张一点点、再多往下推一步，我们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骇人(两者经常是一体两面)的本来面目来——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这么一小步，遂把英雄还原成为病毒，泄露了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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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无限大于一个无限</h4>
问题是，我们这些一样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龟和食人鱼，而且在电视机前挂心迷途搁浅海豚的人，为什么安心浸泡在这样的减法故事里几百年时间不生气，而且还挺享受的呢?
比较息事宁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晓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员是道具云云，但不止这样。
没事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通常认定而且讲生命是无价的，强调的不见得是它的价值连城，如我们说“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恍惚的名画或图腾卡门的黄金面具是无价的一般(我们什么时候像保护那幅画、那个面具那样保护过人?我们也以为因这幅画、这个面具必要时牺牲掉几条人命是合理的壮烈的不是吗?)，而是如同古希腊的烦恼数学家碰到无限的数一般，它无法建立式子，无法彼此演算，所以我们说生命不可让渡，也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加减乘除——对不确定、不明白的东西，搁置疑问，保留其素朴样态不侵犯是好的，也是明智的。
可我们又知道它绝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彼此有着逻辑上吊诡的、无从推演的“关系”，因此衍生出一堆著名的诡辩来，最简单的是，有些无限是另一些无限的一部分，就像自然数是整数的一部分一样，因此，在直观中，有些无限就远比另一些无限要“大”不是吗?这里便有些不祥的气味透露出来了。
更严重的不祥是，生命无法演算，但它却是有“单位”的，一个人、一条命云云，我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来，用手指头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遂时时引诱人去加减乘除，二就是大于一，是一的两倍，因此，在概念真理世界中生命不可让渡不容替换，然而在诸神冲突的现实世界里，生命通过一个数字化的简单转换，又变成是可牺牲的了。
减法冒险故事的正当性，便是建立在这样数字化、可牺牲的现实世界之上，为了保护两个人，干掉或害死一个人，很明显是有盈余的，而且两倍利润的高获利，也有效弭平我们的道德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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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到整个世界的骗局</h4>
但我们进一步来问，在这样所向披靡、瘟疫般人走到哪里死亡到哪里的故事中，既然最后只活下来一两人，那我们究竟保护了谁?我们牺牲了可见的所有人，赚到的那些丰厚盈余究竟在哪里?
答案有点像广告用词，我们赚到了全世界——这是任谁都知道的这类减法密探故事的永恒背景，也是它全部正当性的源头。总有某个或某些既聪明冷静却又疯得不晓得如何是好的怪人想控制全世界甚至干脆毁灭全世界，从古老宗教的恶魔到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不衰的那种“三百个人秘密控制整个世界”的纯恫吓传统说、到希特勒式的现代狂人等等等等，这些玩意儿最终汇集到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形成末日恐惧的高峰，极现实的和极想像的相互援引彼此支撑，一方面，恶被实体化，从神经质的个别想像释放到光天化日来成为每天每时的现实，另一方面，现实也被象征化了，每天每时的必要计算，不再运行于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向着无法验证难以回返的恶梦展开。二十世纪的冷战，正是庄周梦蝶是庄子抑或蝴蝶的梦魇版本，更糟糕的是，它还真不容易醒，冷战告终，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巨响，都惊不破沉酣已久的人们，我们自己今天的海峡两岸对峙，不也这样又现实又梦幻吗?
这里有一点我们一定得指出来，如此不幸的结果，全怪到这些减法密探故事的小说书写者、电影电视编剧者头上并不尽公允，他们是有责任，但只是不知情或稍稍知情的小角色共犯，真正的主嫌仍是那些手掌大权的家伙(政客、军火商、跨国企业巨子云云)，他们非常需要这些既存的恶梦，更需要一海票催眠师哄人们入睡，梦中，便无须公共辩论，不必理性或言之有据地说服，这省好多事，也省好多成本。
如此这般，这种死一个无限生命换两个无限生命的不得已计算方式，便不再如某个人跳水拯溺、救上来两个人却自己慷慨牺牲的既温暖又哀伤故事，它失去了这样直观的、现场的、实时的计算基础，要命的是，这也是它勉强成立的惟一基础——如今，牺牲的成果在空间上分隔，亦即被拯救者并不在场；还在时间上被延迟，亦即被拯救者是未来式的甚至根本还没出生，这样本身既无信誉、又无法验证、事后也不附带惩罚的允诺，绝大部分时候于是只是骗局，而且还真难不是骗局。想想，牺牲你，救他们，惟独我没事，而且利益全归我，你说这样子的事怎么可能不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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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该是人道主义者</h4>
在密探小说的书写历史上，最理解这种骗局的人大概是勒卡雷，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是这个诈骗集团的一员，真的参与过英国的情报工作，日后，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同样写这种减法的密探故事，却把一个一个倒下的人还原为就只是死亡，没有什么壮烈牺牲这回事，有的只是被骗害死他人或自己傻乎乎去死而已，一种虚伪、不义、毫无补偿而且最终是全然虚无的死去。像他《镜子战争》一书所直接标示的一样，所谓的拯救世界捍卫世界那一套唱词，不过是镜花水月是看起来真的一样的幻象；而且，两边阵营的人，互为这样可悲的镜像，没有谁真的是恶魔是英雄，他们做着完全一样的事，都只是为着一个幻象不断害死无辜的他者也害死自己而已。
从没参加过诈骗集团的布洛克，则从相反的方向来，彻底翻转了这个已成格式的书写途径——心软的伊凡·谭纳不是杀人密探，更没打算时时要牺牲，他是去救人的，包括原来要救的人，还有一路上碰到得伸手一救的人。当然，在此过程之中他也会陷入杀身的危机，但我们晓得，救人是有风险的，去问问冲进火场抱出号啕大哭小孩的消防人员，或是我们前面讲过那种跳水拯溺的人，这样的风险不是常识吗?
马克思痛恨这样的温情主义人道主义，不是因为他天性好乱好杀，乐于看人陷入悲惨的境遇不伸援手，而是担心因小失大，为拯救一个人而坏了历史任务、妨碍了历史大事。他是相信那种延迟偿付的人，极可能还是这一套梦想最激烈最有力的主张者辩护者。
而博尔赫斯则明明白白、甚至带着某种不解的语气讲，每个人都该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不晓得人为什么可以不是人道主义者，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吗?这是需要解释需要怀疑的吗?
但一如我们总会以为博尔赫斯远比马克思天真一样，布洛克回归常识、回归正常人道主义世界的密探故事，也普遍被看成是密探小说的成人童话，这如若不是我们集体发生了感觉功能障碍，那必然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发生奇怪而且令人悲伤的事了，我们一定陷入了某种幻觉和恶梦之中，梦魇成为现实，夜晚成为白天，以至于现实反而被视为梦境，常识之言反而被当成是梦话。
是哪一位人类学者讲的?只有小孩和野蛮人才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但仔细想想，是这样子的吗?
博尔赫斯没告诉我们如何醒来，如何做个本来就该是的人道主义者(可能因为他本来就是少数没沉睡过的人)，但布洛克的伊凡·谭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他告诉(或说转述)我们，别没事画一些想像的线来限制我们自己，更别在这想像的线上架起铁丝网、设置岗哨、还动不动发誓要以自己和他者的死亡来保证它、确认它，我们分割完陆地，还持续分割海洋和天空(这点可远比谭纳以为的要严重多了)，在这样恣意画线的过程中，我们也无可避免地把自己切割得一塌糊涂，倒头来还不如那头理直气壮的吃草山羊。我们以为这是必要的保护，但我们却只保护了自己的猥琐、自私和残酷，并误以为人的生命全由这些坏东西所构成，而忘记了那些恢宏的、美好的情感和想像也是我们正常人性的一部分，最重要或者说最值得保卫的一部分。
穿越边界，良性地漠视法律和秩序，为的是拯救一个一个受苦的人——在甜得滴蜜的童话外壳底下，我总忍不住把它看成一个正经的书写隐喻，一个自由而清醒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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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纳的非常泰冒险》逃走的英雄</h3>
颇意外，在这本小说最后头我们笑声犹未止歇之际，居然发现还有一个后记，当然是布洛克自己提笔写的——布洛克一向在小说之外不多讲话，更不解释自己的小说(去年台北国际书展期间亲眼见过他的每个人都是此事的目击证人)，更加奇怪的是时间，一九六七年的小说，二年的后记，整整三十三年，大半个人生之后。天起凉风，是什么让布洛克忽然想起来，而且还改变习惯地讲出来?
这篇后记文果不其然并不是有什么具体的事要交代具体的人得感谢，或是那种老书新版跟新一代读者打个礼貌的招呼云云。布洛克几乎是另外再讲了个故事，没谋杀，没秘密任务，尽管所在之地是多少有点敏感的爱尔兰，这只是他昔日逃走般的一次背囊旅行，真说起来还比较接近《每个人都死了》书末心思寥落的米基·巴鲁皈依之行。这段回忆和搞笑的伊凡·谭纳小说的可见仅有关联就只是时间，像两条各自伸展的线相交在这一点上，行程最后他开了这部小说的头，把谭纳抛掷到遥远而且根本没去过的中南半岛，还一开始就远比他的书写者更狼狈地被关进个悬吊的竹笼子里。
人或许会无来由地想起什么(当然那些多疑而且有严重解释癖的心理学者可能不相信)，但人大概还不至于把这个无来由的想法或回忆无来由地写在书后而且白纸黑字印刷出来，除非他隐约察觉这里头有些呼应，有着难以言喻的联系——这么说是不是比较对?
无论如何，这个事隔三十三年的回忆，最起码起了个作用，那就是也把我们的读小说心思拉回到较具体的一九六七年去。一九六七想想是个什么时间?越战在打，黑人在争民权，年轻人一个个不安分地背起背囊行走在没尽头的长长公路上和广漠的世界——那时候不仅仅布洛克本人还甚年轻，一九六七彼时极可能也是二十世纪人类世界最后的年轻时光，拥有几乎全部年轻才有的特质和恶习，包括不折扣的理想、正义和热情，也包括狂暴、游荡、破毁、还有不知道拿自己以及拿这个世界如何是好的烦闷，当然，跟着而来的还有音乐、性爱、毒品和戛然而至的死亡。
回到一九六七，至少我们这本架空如童话、又明朗仿佛没时间干扰的谭纳小说便起了点变化，不晓得是不是我们的错觉，感觉上好像残酷起来，不仅仅是人死得比之前三本要多，而且真实了，像那四颗悬挂起来的人头，像那位高唱马赛曲、一辈子住贫穷山区却对巴黎熟稔热爱如指掌的老先生。
还有瑞士籍在地走私贩子亚贝尔·渥多斯的这番话，听起来也少了世故的讥讽，多了年轻的愤怒：“问题来了，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要绑架这批人呢?也许他们偷了珠宝，所以绑匪连人带货一起抢了： 只是这种说法太过离奇。难道绑架他们是为了政治因素吗?实在也很难想像。不过，话要说回来，讲到政治，好像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再怎么匪夷所思的发展，都得提防着点。如果是做买卖，将本求利，基本上呢，还有点道理可讲；但是，政治……疯子哪会讲什么道理?情况肯定是混乱到没法预期。”——所以如今在台湾，何以一个通缉犯会比一个领导人可信，这不只是有没有个人诚信的问题，还是个有没有逻辑的问题。
布洛克的远走爱尔兰，是因为书写和外遇的理由；伊凡·谭纳的远走中南半岛，则因为一个美国黑人爵士乐团在泰皇御前演出后遭绑架且同时爆发泰国皇室珠宝窃案，而团中那位来自塞内加尔(也就是来台湾召妓那支足球队的母国)的美丽女子图潘丝和谭纳有着特殊的情缘——一九六七年，每个静极而动的人分别来说都有其或迫切或无可无不可的具体理由，但如果比方说我们站在月球上头或卫星轨道上看，那可见的图像将只是一个人接一个人的行走不辍，就像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那部著名小说的书名：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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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怒的英雄到怨天尤人的英雄</h4>
《堂·吉诃德》书中有一段，也就是这位拉曼查英勇的愁容骑士和他的忠贞侍从桑丘·潘沙经历了又一场主持正义的战斗之后，或更正确地讲又挨了一顿好揍之后，两人开始各自检查掉落的牙齿——这一点和昔日的伟大骑士前辈不同，像特洛伊血战十年的阿喀琉斯就从不需要担心他的牙齿有无，所以荷马也就不需要交代究竟希腊联军是否有红十字臂章的牙医随行。
大导演费里尼讲过，很显然是从说故事人、从创作者这一侧有感而发讲的，故事里最乏味的大概就是那种不(需要)知道害怕、机器人般的无敌英雄。因为他和世界只剩下一种固定的关系，而且还是那种瞬间一翻两瞪眼、根本发展不下去的关系，这不必等听故事的人发现，首先讲故事的人就把自己困住不晓得该如何是好。也因此，《伊利亚特》一开始尽管就说这是个“愤怒英雄”的故事，但说故事的人却得想办法阻止阿喀琉斯出阵，否则这场动员人间所有勇士和天上诸神的战争绝拖不了十年，只需要一天；而且，这个不掉牙的大英雄看来还非死不可，否则奥德修斯精致动脑的屠城之计就出不来了，因为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只要迈开大步直挺挺走进特洛伊城就行了，既有坦克，何需木马?
这样我们就至少弄清楚了两件事情了——其一，阿喀琉斯那一身好铠甲，也就是被他好友(断背山好友?)偷穿赴阵死于真正悲剧英雄赫克托尔之手的那套，极可能只是装饰品、是某种名牌服饰(出自古希腊首席设计师火神赫淮斯托斯之手)。因为从功能上来看，全身浸泡过冥河之水的阿喀琉斯穿上它只是徒增笨重、有碍行动罢了不是吗?他若非虚荣心作祟在意造型，大可穿着睡衣或干脆光着身子还轻灵些不是吗?其二，阿喀琉斯因此一定得留下罩门，某个致死弱点，否则谁也除不了他；也就是说他那位充满远见的睿智仙女妈妈一定得同时粗心大意，犯下任何油漆匠学徒都不会犯的ABC错误(几千年后在中国，方世玉的母亲也做了完全一样的事，但她的疏忽美丽些，是一片飘下沾身的落叶)，为我们留下“阿喀琉斯之踵”这个精彩不朽的掌故，日后还真的成为任何运动员都晓得、我们每个人这处肌腱的正式名称。
博尔赫斯讲时间一久任何文学诡计都会被拆穿，惟拆穿阿喀琉斯之踵这个诡计则不用多少时间，听故事的人很快就察觉，这种浑身只一处弱点的英雄最终比任何全身都是弱点的人都脆弱，他一定就不偏不倚因此死去，这叫宿命，无关几率，否则大乐透就太容易中奖了。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真正有意义的还不是死与不死这个问题，这一如荷马所示范的，说故事的人还拗得过、安排得了；真正无法避免的是，你无法通过一个这样子的人去看世界，一个丧失危险感觉的人是发现不了新东西的，他的眼睛不可能有层次，分辨不出更无需分辨事物和人的差异和特殊性，遂也建立不了同情，因此除了粗陋，还会是残忍的，这两者的共生关系可比我们想像的要紧密多了，阿喀琉斯便是整部《伊利亚特》中最粗陋最残忍的一个。而且，他的脑子大体上也是闲置不用的，因为没有任何驱动力量去打开它，因此他只能是蒙昧的、原始的，连时间对他都毫无意义也不起作用。
这再稍稍往上推一点便成了某种神学问题——如果有神，同理我们实在很难想像他会是仁慈的、爱人的，这是他属性和所在位置的问题，在那样不死的、没时间的又远远云端之处看下来，老子的猜测大概比较接近其真正图像，世界将是扁平、整体的存在，万事万物同一个样子，都是刍狗，都是草芥。
费里尼所说的关键之词是“害怕”，他说害怕是一种精致的感觉，或更精确地讲，害怕让人的感觉精致。
我们的伊凡·谭纳便是个临事而惧、经常吓个半死甚至因此满口怨言的人，像他被吊在竹笼子里一个一个点名开骂：“我咒骂图潘丝的父亲为什么要回到非洲，我更痛恨自己，为什么要认识这个人，我恨图潘丝从内罗毕搬到纽约，又从纽约眼巴巴地跑到泰国来。我痛斥泰王凭什么热爱爵士乐，诅咒图潘丝竟然做贼，但我批判力道最猛，最难以原谅的对象，却是我自己： 我为什么老是上当、为什么总是我当傻瓜?”
也正因为怕死，谭纳才会一次又一次取材于现地现物现人(这回是个想女人想疯了的泰国处男)，想出那么多精巧的脱身落跑点子来。
我们看，从图潘丝无辜的父亲，到只是因为有美好音乐素养的泰皇陛下，再到一丝不挂蹲笼子里的自己，世界便如此荒唐又如此迫切地被联系起来一次；如果再让谭纳多想下去，我们相信这个联系还会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形虫般持续伸展(比方说图潘丝父亲的父亲或泰国的建国史)，从而上达哲学乃至于神学的思维层次，比方说那种托尔斯泰式的无尽因果和无尽机遇偶然的反复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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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逃亡·迷航·返乡</h4>
应该不难注意到或归纳出来，伊凡·谭纳有一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主要得做的事”，那就是“逃走”，连续的、无可驻留的遁逃流亡，估计占用了他故事里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故事一开始，他总骇然而且后悔不已地发现自己莫名其妙被困于某个封闭的、危机四伏的窄小空间里(监狱、火车车厢、竹笼云云)，接下来便是跋涉的、一个国家换过一个国家的逃亡旅行，最终点当然还是他独居不寐的纽约公寓，那是他的绮色佳故乡，只除了并没有一个白天织、晚上拆的佩涅罗珀倚门等他，或者说，后来他连佩涅罗珀都有了，而且还是个正牌的公主，来自才被苏联吞并的前立陶宛独立王国，聪明、美丽、贞洁而庄严，只是她才七岁。
也就是说，他奉的是詹姆斯·邦德的命令，过的却是奥德修斯的生活。
朋友在逃亡中识得，床在逃亡中上，小孩在逃亡中制成，钱在逃亡中顺手拿，正义在逃亡中实践，希望也在逃亡中交换、确认并存续。整个世界是通过逃亡才一次又一次地被认识，有内容地熠熠浮出来。
如此讲来，谭纳那个舒服而且安全无虞的纽约公寓，供他读读书、学各种奇怪语言、顺便帮好命大学生写写报告的，其意反而接近死亡，如他们所说的“还算有点事发生的坟场”；或者以谭纳这个睡眠中枢受创的天赋异禀之人来说，像是他的睡眠，他必要且自我修护的休息——人们老早就发现死亡和睡眠长相外貌相似底下的表亲关系，时时让他俩像《乞丐王子》中乞丐和王子的衣装互换。睡眠成了小小的、可捕捉可追忆可思索的死亡，也因此取得一部分死亡的惊惧而深奥起来；相反的，死亡则成了大眠，把可怕的消亡化为疲惫之后的休息，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可欲的，我们因此得到抚慰，还进一步可堪寄予希望，也许我们仍会如每天睡眠般再醒来，还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白天是吧。生命切线般不回头的单向轨迹，在某一个更大空间、更长时间里成为循环，就像我们后来知道的彗星行进路线那样。
这可能也就解答了一桩文学史的公案——很长一段时日被看成连体婴的荷马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如今在更悠长的文学大河里逐渐地分离开来，仿佛各自取得了自身的独特面貌，还隐约呈现了高下或至少显现出不同的时间续航力道。这乍看有点奇怪，包含了较多可信历史成分的《伊利亚特》反而从我们的人生现实退开来，成为较纯粹的、供奉起来给人欣赏赞叹之用的不朽经典；倒是荒诞的、满天鬼神精怪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奥德赛》却现实感十足，不退反进地对我们每一代人的真实处境有着生龙活虎的解释力、启示力和预言力。《奥德赛》留下的不只是内容、不只是取用不竭的单一掌故和隐喻而已，更包括它的故事体例本身。它的说故事方式、框架及其意义，最终成为人生命样态的原型，揭示了人和世界相处的某种基本关系，更揭示了我们看待世界、进入世界并认识世界、组织世界的甚个基本样式。人类历史上，应该再没有任一部史诗作品，如此被一代一代没停过地“套用”于书写，这样的奇观什么都可能，独独不会是偶然的。
想想乔伊斯直接命名的《尤利西斯》，很多人甚至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或最好的三部之一；还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那个七零八落、人人各怀心事鬼胎(而且其中的女儿还真的怀孕了没错)、又像被现实道路困住又像迷途于幽冥之径的扶丧行列；还有塞林格的《麦田捕手》，布洛克称之为“改变了我们这整整一代人”的奇书(顺便提一下，你不觉得伊凡·谭纳和书里那个天天挨揍得鼻青眼肿的荷顿小子有表亲关系吗?)，三点构成一平面。
事实上，这三个巨大无比的点，我们选用的，都是最直接到毫不掩饰套用《奥德赛》故事体例的实例，也都是二十世纪才出炉犹冒着阵阵生鲜热气的实例，更都是经典级小说的实例。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奥德赛》故事框架的“出走”“逃遁”“流亡”“返乡”“漂流”“故乡”云云，让它们燎烟般一路上升到形而上的概念天庭里去，这也是可行的，而且是宜当有裨益的，你一定能在几乎任一部好小说中都听得见和它们呼应唱和的动人声音(不妨试试以这样的视角重读每一部小说，保证你感觉大有斩获，会看到很多以往擦身而过、如今则如洒落满地的好东西)，而且你很快发现自己仿佛正在构建一座以奥德赛为名的巨型小说图书馆。
是的，费里尼讲得对，失败比胜利精致，逃亡比征服精致，迷航比踩着进行曲的节拍行军精致，一身是伤且吓个半死的奥德修斯也远比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精致，后者只是患了隧道症般的直通通单行道一条，前者则像爆炸开来，向着四面八方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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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集体目标的集体出走</h4>
事实上，法国人雷蒙·阿隆正是这么讲六年代伊凡·谭纳他们这一趟大出走和返乡潮的(阿隆的说法至今仍是我个人所知的最好诠释之一)，事隔二三十年之后，阿隆像重抵废墟现场捡拾遗物的人，他以为欧洲人美国人走到历史这特殊的一刻，正正好是所有大价值大信念崩毁的时刻，不仅原来磐石般支撑西方秩序的传统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系已瓦解，就连这一两百年来号称可替代它们的各式革命主张包括马克思主义也不再简单可信。这的确宛如一场爆炸，人心的一场大爆炸，人们从这个核心逃逸出来，得重新找目标，找寻自身尤其是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既是逃亡又是返乡)，惟伟大已不可能了，卑微又不甘心，这对于犹有充足精力、热情、正义感和道德向往，更有大把生命时间在手试都还没试过的年轻一代效应尤其清晰。因此阿隆指出来，这于是泼洒开来成为“一连串的同情意识”，在冰冷广漠如狞恶大海的巨大世界中随机找到什么实践什么，比方解放妇女、儿童、黑人、穷人以及更遥远的第三世界人们，或更素朴更空泛的所谓四海一家人权主张，还有甚至不是人但一样受苦受害(动物、植物乃至于土地)的环保运动云云。当然，也有终其一生就只是在寻找、什么都来不及实践就老去死去的人。
和过往的历史经验不同。不因为战乱而出走，因为战火只在远方的中南半岛或至少中南美洲那儿延烧，因此战争不是驱赶力量而是具体关怀目标，伊凡·谭纳不正是如此吗?不因为饥馑和瘟疫，因为这回出走的人系来自地球上彼时最富裕且卫生条件最佳的社会，因此饥饿和疾病一样不是驱赶力量而是具体关怀目标，伊凡·谭纳不正是挨了好几剂预防针才动身出发吗?也没有黄金可淘可挖，事实上领先背起行囊的、络绎串接成所谓“自由夏天”行走行列的反而多是东岸的中上阶层家庭年轻人，逆向地走去贫穷、落后、敌意且凶险未卜的美国南方(首站大致是密西西比州，在那儿先就令人心痛地倒下一批人，多半死于三K党的谋杀)或更南的中南半岛异国，伊凡·谭纳不也来自纽约而且每回自掏腰包出门的不是吗?只除了好心的布洛克总童话般事后补给他一大笔连本带利的酬劳并顺便安慰我们读小说的人而已。
基本上，这正是一次缺乏集体性目标、没集体单一路线的集体出走，除了最遥不可及最终极、但却也是最个人最私密宛如心中那一点灵智声音的道德召唤之外，上路的人能放心依循不假思索的东西真的不多。比起来，过去当个英雄还真像是角色扮演，你下定决心去报名参加那个特洛伊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夜超级豪华旅行团，除了极其剧烈的肢体活动，其他部位并不真的需要动用，也因此，除了抛掷这具皮囊般的身体，你也再没其他什么可折耗可损失的，不管结果是战死(如阿喀琉斯)或甚至悲惨的战败(如赫克托尔)，你依然英雄不动；但这回人得从头一样一样亲手料理，你得自己找角色(谭纳哪回不是想尽办法躲开“组织”的安排，这可以看成是一个隐喻)，再自己找目标、找路径以及人抵达现场才真正有线索的各种实践方式。也就是说，你押下去的可不仅仅只是身体而已，更多也更麻烦的是心智。身体是服从的、听命行事的，但人心却如野马如猿猴(所以称之为心猿意马)，尤其当它丧失了磐石般不疑不动的价值体系保护、无法用信仰或至少惯性来牢牢绑好它固定它时(事实上六年代这些人正是反叛并试图逃离对抗这个)，下定一次决心如同只驯服一次是不可能足够的。人心脱了缰般游荡于空旷无地标的大地之上，它仍会不流地想，转动、反复、进退、怀疑、软弱并持续被击打被诱引，也因此，失败的几率不仅放大到接近必然，失败的样态还是多重的，沮丧、虚无、当是春梦一场并非其极致，它还可能因迷途而异化成种种不堪的模样(从人道的本心出发而以单纯的贩毒、抢劫、绑票、杀人收场)，更糟糕它还会背叛，一身富贵光鲜站到迫害者掠夺者那边去。
所以，像伊凡·谭纳那样总能在身体和心智的山穷水尽处挣脱出来，而且事事圆满人人幸福还都分得到礼物，我们才讲它是童话，或者说，我们还真需要几则这样的童话。
特洛伊的英雄岁月有集体性的清晰成果，希腊人赢了战争、让特洛伊城成为千年后的考古珍宝、夺回海伦(这妮子后来过得还不错，在《奥德赛》书里)并开始雄霸世界(当然，他们彼时所谓的世界是一种夸张的想像和说法)；而六年代这没有英雄的沧桑一场又有什么集体性的清晰成果呢?很难具体讲出来，大致上，以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军的黑人民权运动最有现实客观依据的成就，他也因此获颁诺贝尔奖并遭枪杀，成为最像英雄的一人。可我们知道，黑人民权运动只是六年代的重要一环，并不足以代表并单独说明整体；而且，黑人民权运动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讲是进展，七年代八年代还得有人奋力不懈地继续下去，一直到今天，不像特洛伊那样可以画上句号。
这么说，不是咬文嚼字在定义上做无聊文章，而是要让我们有机会返回事情真相——我们直接这么说吧，今天，尤其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快没有几个人认真反对资本主义”的今天回头看，六年代这一次桀骜不驯的大爆炸和出走，其最珍贵也最富历史意义之处，尚不在于它所试探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人权、环保还有各式边缘底层人们云云究竟走了多远，而首先在于这些如阿隆所说“有道德意涵”“诗意”目标的发现、揭示和实践，以及这每一种具体目标背后的意识和思维，这都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最不容易存留的东西。相对而言，当下能得到多少程度的社会立法只是其确认而已。更要紧的是，这一个一个边陲异质的世界被找出来，便难以假装它们不存在地掩埋回去(尽管资本主义总努力在做这样的事)，工作一旦展开便还会有人持续下去，而且，某些意识和思维一旦在人心里抬头，它便可望会生长、传送并触类旁通地横向感染启示，如顽强不死的野花野草。今天，我们看到G7大会前来自全世界各地认真抗议的人们，看到持续有人深入非洲救助医疗，扁舟一叶地在怒涛恶浪中保护鲸鱼，为各种受苦的人乃至于大地和空气请命云云，也许各有其不同来历和当下历史焦点，但在这每一种悲悯而愤怒的歌声里，我们都听得出其中属于六年代的熟悉旋律和节拍。
这些目标以及其意识和思维的存放之处，不可能在外于人心的所谓集体社会，因为社会只是个结构、机制和网络，它能立碑但无法思索，因此这些东西只能化整为零地藏放于一个个不同的人心之中——从今天这样的历史结果来看，六年代毋庸是人自我反省、再一次启蒙并重新认识世界的一个特殊过程，它因此有更大一部分如此私密，如此个人，如此难以从人的生命记忆给单独分离出来。
动用到身体，如特洛伊远征归来的战士，会在身体留下伤疤，据说这是勋章，可以动辄展示给陌生人看并吹嘘一整晚，证明你真的赶上那生死一役；动用了心智和情感，想当然耳也一定在心智和情感的某一处留下伤疤，但不同的是它不在表皮可见之处，没办法在酒馆酣醉之际神气地亮出来，说不清更证明不了你做过什么，它隐隐作痛，因此非常非常寂寞。
事实上你做过什么呢?你活过一个年代，嗅闻过空气中的奇特气味，瞥见过这个世界曾以另一种形貌展现开来，而这一切，正如那个年代吟游诗人的歌，已随风而逝了。
是不是这样，下回如果布洛克还有机会再来台湾，我们得记得要好好拷问他一番，在二年世纪交界的某一天，他为什么夜深梦起年轻的时光?他为什么没头没脑地忽然跟我们详述他出走爱尔兰的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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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纳的两只老虎》那个女人到底是谁?</h3>
我老师朱西宁先生先前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心力鼓励人书写，已达浪费且有伤自身小说书写的地步。对文学志业，他们那一代的确信念比我们坚定虔诚多了，也乐观多了，还快乐多了。这当然不是说在真实埋头于书写的实践时刻，他们不会屡屡感觉到艰难、困惑和枯竭，如同今天我们一样，而是最根本之处，他们没像如今我们这么多疑，他们始终相信书写是好事，甚至是高贵的事，推己及人。如果像我们总忍不住怀疑书写是苦役、是疯了才做的事、是某种你不知道哪年哪辈子得罪大神所遭到的诅咒，你当然不好那么恶毒要他人也跟着尝尝不是吗?你能做的只是阻止他、警告他，至少哀伤地回送他风萧萧般孤独走去并希冀他一切都好。
其实不只文学书写而已，比方说对于婚姻恋爱之事亦复如是，所以说这追根究底是某种全面的生命态度生命主张，我们对眼前世界显然有着不同的假设。
在朱西宁老师那长长一纸鼓励、诱拐、协助的书写名单中，包括一位同辈儒将，甚见成果地写成了一部名为《抚河两岸》的长篇小说也顺利出书了，但奇怪这最困难的一步跨过后却从此封笔般再无消无息，原来，日后朱西宁老师莞尔讲过几次，少将夫人读了小说后每日以泪洗面，不是欣喜不是感动，“你老实跟我讲没关系，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们常说只有疯子和小孩才分不清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线，但有没有?我们这样意有所指地一再引述这句话，用来讲流行时尚、讲电视肥皂剧、讲好莱坞、讲电动玩具、讲网络、讲恋爱、讲宗教和命运之数、讲政治等不及备载，这不正正是说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人遍地都是，绝不只限于疯子和小孩而已。因此，这里说疯子意思是心智失常不清，小孩则是心智幼稚不明，我们真正讲的指控的而且不祥察觉到的是，人心智的某种异化弱化现象。这是一句较优雅，带点书卷气息的骂人的话。
老实说，比较接近事情真相的是，人不是脑子普遍清晰也不是时时刻刻保持清晰的，说穿了更不是光靠一个脑子面对周遭万物的。但凡有着某个魅惑之物在眼前，适当的情境、适当的时刻(比方说夜半不寐的独处时分)，我们的双眼很容易就迷蒙起来，跟随着那样宝石火辉般的明迷光线，轻飘飘地旋入一个虚实不分的世界。
小说之为物，说来就是一颗放射性的宝石，是魅惑性的东西，现实和虚拟的渗透、出入、替代以及彼此伪装掩护，原来就是它特许般的技艺本身，而小说的完成，则是一个真事作假、假事作真的世界。也因此，会追问不休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的人，绝不止警觉出爱情婚姻家庭受狐狸精威胁的少将夫人而已。严格来说，置身小说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迟早或程度多少地陷身此境，并不因为理智上你已先知道它的“写实/虚拟”本质而得以完全豁免。所谓我们说的每一种人，指的是不只读者，还包括应该比较道貌岸然的评论者和学术研究者，还有书写者本身，是的，一样同为小说书写者，在面对他人小说时，照样会“人性”地怀疑、追问、猜测其中的虚实成分问题，甚至因为某种同业的地利人和之便而更热切。骗子一样也会被骗，这不是常识吗?而八卦流言总是始自于而且大行于同业间，这不更是常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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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碰到女色情狂</h4>
“〇〇七”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动不动就上床，伊凡·谭纳尽管理论上不睡觉，却也一样动也不动就上床。事实上，谭纳之所以如此不眠但又不休地勤于上床不懈，正是因为前辈邦德先如此行的缘故。谭纳摆明了是模仿邦德的，或我们正确地说，布洛克这么写谭纳，正是对伊恩·弗莱明笔下邦德“躺床上轻轻松松拯救了世界”的谐拟——谐拟这个专业术语，大体上的意思是一种再多加一分夸大，再顺势往前推的有趣模仿重现，以驱散原来情境的伪装，曝现出其荒谬来，程度大致介于调笑和讽刺之间，或者说，它以特殊的大笑声音，颠覆掉荒谬事物的乔张作致外壳。
要稍稍为邦德或说伊恩·弗莱明说两句话的是，其实原来小说中的英国情报局特工邦德，尽管天赋异禀性欲过人，基本上仍是会帮女士拉椅子、会在女士离席时起身站立的英式绅士，他的上床次数其实没那么高频率，也没壮阳药品广告般强调其时间和次数，更不至于二话不说第一时间就来。伊凡·谭纳的谐拟对象事实上比较接近联美公司电影银幕上的肖恩·康纳利，片头卡司表出来前通常就先奉送一段大家交个朋友。
但伊凡·谭纳成为詹姆斯·邦德镜像的最有趣背反之处是，雄纠纠气昂昂的邦德当然是性爱的主控者发动者(这种事让女士主动不是很不礼貌吗?)，而总不免有点畏缩有点好色无胆的谭纳却总是“被迫”的，至少是盛情难却的(也是另一种不礼貌，如果拒绝的话)。像马其顿革命失利后留下儿子那一段，其中有超越小我的革命薪火承传至公大事，还外加一点劳军成分，而其他的，包括爱尔兰和此番加拿大闹独立的法语区，则多少是回报主人殷勤乃至于冒生命危险款待用的。
如此，我们遂从这样一枚镜子里看到一个更奇异的背反景观——不是那种从敌方间谍、敌后游击队头子和农庄主人、到被挟持被监禁的科学家云云皆有只生女儿的一胎化现象，这尽管想起来不寻常，但却是通则；而是谭纳小说架构在此通则之上，荒唐到要挨骂地创造出一种角色来，那就是女色情狂，美艳性感怕热不多穿衣服一如邦德女郎，但添加了雌豹雌狮般的掠食攻击本能，总乍见面就把顺势而为的谭纳给扑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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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敌扑倒女性的布洛克自己</h4>
跟典型那种迷战争、迷冒险、迷所有胜负游戏、迷到非洲大陆萨伐旅(也就是穿着恶心露两截大白毛腿的卡其短裤开枪打狮子打犀牛打羚羊云云)的所谓雄性硬汉子一样，伊恩·弗莱明单调乏味而且倒退回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观点路人皆知，不待女性主义者跳出来揭露挞伐(其实已揭过挞过不是一天两天了)，小说的成绩自己就会报复他处罚他。对于伊恩·弗莱明这样一个其实有着细腻观察和书写能耐的说故事好手，女性成为他小说最差最弱的一处隙缝，用中文表达只需要六个字就可以讲完：“高颧骨厚嘴唇”；但如果我们也仿此认定这就是劳伦斯·布洛克的女性观点可就大错特错了，小说的虚虚实实不可以这么笨这么懒这么眼里不容一粒砂子来看，用纳博科夫的话来回答是(跟其他所有小说家一样，纳博科夫同样得面对一堆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的无止无休猜测，包括他笔下那个有点怪癖有点滑稽和坚持的俄国流亡教授普宁是否他本人的化身)，“人们往往低估了我的想像力和我在作品中演化几个自我的能力”。
今天，尤其对台湾的读者而言，由于奇怪的时间错置，这个错误的猜测不容易发生了，原因是我们读到了而且先读到了他较见本心较言志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我们看过了他怎么写伊莲·马岱，看过他怎么写癌症死在恶魔预知死亡残酷季节的女雕刻家珍，看到了他怎么写任一个即使只是一闪而逝的女性角色。
还有，有部分人还亲眼见到过他的妻子琳恩，布洛克访台时她全程都在，美丽、聪明、体贴，但看来她远比她那个容易耽溺于胡思乱想的过度敏感(因此也就不免脆弱多汁)的丈夫坚强而且明亮，是重要时刻掌权做出决定的人，如门多萨如此描述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德斯和加勒比海的女性，“她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机智地把握着现实，在权力之后形成了一股真正的权威力量”。
这里，事情的虚虚实实真相很显然打了个弯转了个折，有点吊诡但非常有趣——谭纳和邦德的结果一样的上床行径之所以成为左右背反的镜像，极可能不只是玩笑性的变形而已，或至少说，这样一个对着弗莱明和邦德而来的谐拟玩笑，反而是源生于、建立于、还受制于布洛克完全不同的女性观点上头，亦即虚构的玩笑既取灵感复又受制于某些难以撼动的真实之上。他无法任意改动伊凡·谭纳的女性态度，不能让他只把女性当日用品消耗品，但事情总要有人做一如地藏王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此，只好摆明了开玩笑地由他负责扮演被扑倒的日用品消耗品了不是吗?真事作假假事作真，真的看起来像假的，假的却又跟真的一样。
然而，某些女性主义者不会因此领情的，骂还是得照骂，一如永远也有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坚持只要是性爱享乐管他怎样该欢迎的还是得照欢迎一样，这事更加神秘难解一如她们吵女性化妆究竟是因天杀的男性还是为自身的欢悦而容，我们安静地等待她们自己做成了结论再说。这里，我们意图稍加分辨的不过是没那么重要的小说虚实真假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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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如是说</h4>
说起布洛克的妻子琳恩，在停留台北那段期间，有一桩令人提心吊胆的事，因为从一些读者呼之欲出的极热切极善意眼神中看到了危乎危哉，那就是很怕从其中一个口中冒出来诸如“请问伊莲·马岱是不是就是你太太琳恩”之类的大哉问——你当然晓得这是满心善意的，如小说家袁琼琼宣称想娶前妓女伊莲·马岱这样的女子为妻，但真这么问出来还是毁了不是吗?
这件好险并未真发生的灾难可以当一则寓言，懂得了它的意思，有关小说真假虚实的ABC也就差不多理解了。
知道怎么样最快得罪一个小说家吗?最见效率的方式之一就是拿出他某一部小说猜测、谈论甚或断言其是虚是实是真是假。这个我们看起来应该不像很失礼的举措，就算你用词虔敬心怀尊崇，没用照样比什么都更像点鞭炮一样在第一时间激怒这个明明上一刻还那么温和那么优雅的人。你指称这里完全是真的、是写实的，你会得罪他；可你指出这里是假的，是纯然想像的，你一样得罪他不误。这里我们只拿格林的反应为实例：“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塞拉利昂。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特派员。我向你们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小孩就是那副样子，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这段话的来历是回应所谓“格林之国”这个说法，而我们知道，这个说法绝大多数时间是赞誉，用来叹服格林他把半个地球、把一个个不同国度化为小说的奇观性能耐，但格林硬是听出了其间有心无心的贬义，就跟多疑的恋爱中女孩从美丽中听出愚笨、从气质中听出长相抱歉一样。这是我个人第二次引述这段话，但这回要请大家看的是格林溢于言表的语气。
之所以一定会得罪，追根究底在于，这样子的真假虚实猜测论断，不仅在一个外行的、不对的层次上，而且硬生生地把小说无可分解、融合为一体的真实虚实给拆开破坏掉，因此注定是谬误的，而且是百分之百全错，不会有猜对一半的几率或程度问题(一如梭哈赌博没“投降输一半”这回事，那是周星驰电影开的玩笑)。小说，作为人独特的创造之物，你要说它是真的，它每一样每一处无不是真的，都是人眼睛所看到的和人心所想到的；你要说它是假的，它也的确全是想像的，它的每一个呈现无不是通过某个人的特殊之眼和心灵所“折射”完成的。也因此所谓的真假虚实，甚至不会是小说书写者的用词，不是他书写时会关心计较的真实问题。内行些的说法起码该是这样的，这是纳博科夫在他名小说《微暗的火》的一段话：“我看到一种绝无仅有的生理现象；谢德(书中的诗人)一边感受世界，一边在转化它，他把这世界纳入体内，将之拆解，再重新组合、储存，以便在某个时刻，创造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奇迹，融合影像和音乐，生成一行诗。我幼年时也曾体验过同样的兴奋： 记得那天在舅父的城堡，桌子另一头坐着一个魔术师，那出神入化的演出刚结束。此刻他正静静地品尝他的香草冰。我看着他擦了粉的脸颊，盯着他袖扣上的魔幻花朵——刚才那里跑出了一朵又一朵五颜六色的花，现在则是一朵固定不变的白色康乃馨。他那灵巧如水的手指更令人不可思议，可以随心所欲，把汤匙化成一道阳光，或者把他的盘子往空中一扔，变成一只鸽子。没错，谢德的诗，就像那突然在眼前绽放的魔术： 我的华发挚友，亲爱的老魔术师，把一叠卡片放进帽子——忽的，抖出一首诗。”
附带提一下，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刚在台湾出版，总算有机会让台湾的小说读者结束单一一部《洛丽塔》的漫长纳博科夫单食时期了。纳博科夫的其他著作应该会陆续出现，这是个精彩极了又独特到无人可替代的小说家书写者，尽管可能没那么容易读，但好东西都是这样不是吗?对有野心有热望的人而言，是值得放手一搏的。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纳博科夫阅读季节(希望如此)，我们再顺势多追踪他一段话，比较难也比较文学专业点，当然，实在没兴趣的人也大可跳过这段话不管：“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我只能这么界定： 现实是信息的逐步积累，是特殊化的东西。比如说百合花或其他任一种自然客体，在自然学者眼里，百合花比在普通人眼里更真实。然而，在植物学家眼里，它还要再真实。假如这个植物学家是位百合花专家，这种真实又要更进一层。也就是说，离真实越来越近。不过，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一往直前，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别抱这种希望。于是我们多少生活在鬼一样的事物里，被它们包围着。……它是神秘事物；拜伦爵士觉得它有多神秘，我也就觉得它有多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