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样的结论并不黯然，只是对事实一种坚毅的认知。议论帮助我们思索、说服和揭示，但理性有时而穷，最终一步的“证明”它往往无能为力，它让可以信的人丰盈，却不能让不信的人相信——这不仅仅是面对政治神话而已。
<h4>
Long Time No See</h4>
好久不见了，马修·斯卡德先生。
的确是相当一段时日了，距离上一部的《谋杀与创造之时》已整整超过了半年，对为数尽管不够多但心志极其坚定的斯卡德迷而言，这真是有些难受。我所知道的是，在这期间出版社本身接到过相当一些礼貌程度不一、用词强弱不一的各色询问，其中最坦白无隐的一份此刻就放我手边，这是五月七日下午五时四十分传输进来的一纸传真，用纸是TVBS，署名“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局面的愤怒读者”，此处一字不易来函照登于此：“为什么完全停摆了?近半年以上?非常令人不平衡……”
很奇怪的，有时人家对你破口大骂，反而有某种天涯若比邻的温暖之感。
为了稍事补偿，这里我们超前一步，先引述一段下一部、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最新一部斯卡德探案《每个人都死了》书中一小段文字，是命案后斯卡德瞪视着死去的被害人所看到所想到的： 他向前趴倒，没事的那半边脸直接压着桌上摊开的杂志，血顺流他的脸颊而下，最终在杂志上汪了一小滩，但不是太多，通常，人真死了，血也就很快跟着停了，因此，早在杀手夺门而出之前他就死了，甚至更早在那把小枪掉落在地上之前。
他年纪多大了?六十一，还六十二?差不多就这年岁，一名中老年男子，身穿红马球衫和卡其长裤，外披敞着拉链的黄褐挡风外套。他的头发并没掉多少，尽管他把前额这一部分头发往后梳，顶上因此显得稀薄了些许。他早上才刮过胡子，下巴那里有轻微的割伤，割伤的地方这会儿并看不到，我是稍早前注意到的，在我进盥洗室之前，他常这样，刮胡子时弄伤自己，经常会。
艾克，艾克与麦克中的艾克。
我站在那儿，身旁的人嗡嗡讲着话，其中有些话可能还是跟我讲的，但什么也没被我脑子接收进来，我眼睛一直停在那篇家庭式学校文章的某一个句子，但一样的，我脑子也没将它接收进来。我只是站在那儿，当然，我也听到了警笛声音，我晓得警方赶来了。
<h4>
布洛克比较好</h4>
美国NBA一位名球评家曾这样子讲过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每回我看其他明星球员打球，觉得他们也一样厉害，一样好啊，但我把眼光移回乔丹身上，不，没有这回事，没人打得比他好，绝对没有。”
布洛克比较好，但为什么比较好呢?
迈克尔·乔丹比较好，我们当然可以用数字来“说明”他，但他了不起的攻防数字，比之“其他也很厉害的明星球员”，也只是好出一步之遥而已，没有必然的道理说这有限的差距，正正好是人和神判然二分的界线。他比较好，系来自我们长年看球一种难以言喻的整体感受，这真要辩论起来，很容易被讥为是某种偏见或甚至神秘主义，但它不是。每个走过八九年代的像回事的NBA迷都知道，这种感受是堆积出来的，除了不能证明，它绝对是确实无误的，我们花过无数夜晚的孤独不寐时光，贪婪地看了数百数千场球，炼剑一般最终化为素朴而且好像不该用数字脂粉污颜色、但却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家老婆的一句话： 他真的比较好。
这我们可暂时称之为“鉴赏力”。
布洛克比较好，我们也可以耐着性子试图说明为什么(事实上，从《八百万种死法》出版开始，我们每一次书前不厌其烦的引介文字不都在这样子做吗?)，比方说，前面那一段斯卡德看着死去之人的朴实文字，我们会说，你看它多不像刻板的制式推理文字(一定二话不说先找线索)，而是个完整的人的完整感受；我们会说，你看马修·斯卡德的心思多么哀伤也多么温柔，他是看着一个生命的当下终结，是卡尔维诺所说那种“丧失了所有可能性”的骇然死亡，而不是数学课堂上难解的一道联立方程式；我们会说，你看布洛克多认真在努力捕捉那种流动着的、且雪花般稍停就消融无踪的恍惚感受，他正如同书中的斯卡德一样，努力地凝视着这个当下，拼命不让喧嚣的既存推理现实(整整一百五十年的强大书写记忆)拉走他的一丝注意力。这次死亡，尽管只是他口中大纽约市八百万种死亡的其中一次，没必然特别，但因着死者和你所存在的不可替代关系，存在着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的特殊联系，这次死亡遂成为独特的、惟一的一次死亡；我们会说，你看——
只要在说的同时，我们脑中仍存留着一张不信的脸孔，我们往往会气急败坏地继续说下去，直到我们音量放大、口不择言到甚至把一个极真的感受讲成一个极夸张、极附会、而且愈听愈假的说法。
只因为我们满怀好意要别人也相信，我们太认真想通过“证明”来完成不可证明的那最后一步，而那恰好是鉴赏力统治的领域。
<h4>
同类的召唤</h4>
我记得小时候学数学时看过一个神奇的证明： 证明1+1=2。这是个耗用书本整整两页长、极其复杂且不易懂(就小时候我的脑子而言)的证明过程。对老早就相信1加1的确等于2的我个人而言，只是一种被打开视野的新奇感受而已，原来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也可以不当它理所当然，还可以煞有介事再去怀疑它追问它，我并不因此更深信1+1=2终生不渝(这一点我三岁左右就不渝了)，它只是成长中众多引导我看到思维广阔深邃世界其中一条惊喜且印象深刻的路而已，换句话说，我没有“被证明”，我的收获是在别处。
这很像紧接着文艺复兴，理性最乐观最步伐昂扬，笛卡尔、莱布尼兹乃至于洛克他们那个时代，他们认真相信，上帝可以而且会被他们证明存在，而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成功打开了人类理性思维的道路，但不仅没能取代古老劝人信神的途径，反而把更多人引到相信人类理性不信神的反向道路去了。
所以我总以为，这种数学式的“证明”，其实终归还只是演绎。演绎是我们理智一种小心谨慎的漫游，其中躲藏着某种触类旁通，躲藏着某种冒险的、会不小心找到新发现的本质，而往往不是封闭在已知世界里直线前进并最终一定回到你设定的原点，它是航海船或篷车队，而不是自家后园子里丈量你买的土地有几坪大。
而这个演绎的揭示，与其说是“证明”，毋宁称之为“召唤”——它不是和仇家对决的好用锐利武器，而是一种有着基本善意基础的对话，它试图在广漠喧嚷的世界中呼唤寻求同类，让彼此觉得温暖不孤单，从而较坚定地往下想下去。就像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里那只一步一步走回他自己世界的聪明大狼巴克，在阿拉斯加的雪地里，他听见了，仿佛叫醒了他生命本能深处的某种悸动，令他血液加速起来，他想跟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去一看究竟。
<h4>
集义而养气</h4>
但鉴赏力之于我们，不会像巴克那么好命，巴克是生命本能的，鉴赏力却不是内建的，而是后来才灌进去的——就像看球够久让我们鉴赏得出乔丹一般，对美好事物的鉴赏，总是来自观看、经验、阅读等等多元的材料吸收过程，并经过我们有意识的思考整理和无意识的自然发酵，从而得到一种不进则退的判断力、理解力和感受力，它的确也有着“流汗辛苦的人必欢呼收割”的艰难一面。
理解它的来之不易，它建立的艰难，我们是不是也该珍惜它、守护它并再再滋养它，而不是因为它某种程度的无用(说服不了不信的人)而弃如敝屣?
孟子当年夸夸其言地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实是有意思的话，他说这话同时其实是谨慎的，因为他深知这个所谓的浩然之气可长也可消，而他的解答是“集义养气”——白话翻译是持续做对的事、做好的事，才能让它沛然不衰退。阅读鉴赏力的维持也是这样，你得持续看好的书，并不厌其烦去细腻地分辨它，如时时磨利宝剑的锋刃一般，否则它仍会不知不觉离你而去，就像我们眼看台湾有多少创作者多少读书人，没两年下来，不仅再没创造力，就连简单的好坏良窳也再认不出来。
如此，我想我们就部分解答了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了： 阅读消遣用的推理类型小说，难道不可以是一种休息?何苦要如此时时勤砥砺到小题大做的地步呢?
我不反对休息(尽管我所理解心智的休息其实并不像肉体疲惫后的休息，它不是一种关闭式的不思不想，方式更接近饮食滋养而不是睡眠不动，因此看好的书、听好的音乐、想好的事，其实是心智的最好休息方式)，更不反对只取一瓢饮地满足于某种聪明的设计与桥段云云，但在此同时，我更相信的是，当更好的东西出现时，你的鉴赏力不待你辛苦发动自然会起着作用，它不仅不会妨碍你的休息，反而会在比方说你清楚感受到布洛克和埃勒里·奎因是如此不同的情况下，有着更多的满足和幸福之感。
这不就是我们从看《八百万种死法》以来一直就有的感受吗?
<h3>
《每个人都死了》行走的城市</h3>
这本《每个人都死了》，我是在日本京都旅游途中念完的。
我所住的商业小旅馆在四条河原町，每天早晨走五分钟的路到鸭川四条大桥头的Doutor吃热狗面包加一杯一百八十円的便宜咖啡当早餐，这家地点最好的新开咖啡馆是此行最大的惊喜，从敞亮的落地窗可直视正月积雪的洁净比叡山。
通常，早餐时间会拉得颇长。我总在咖啡喝完后仍留在原地读布洛克，一直到道德感提醒你该走人了，才绕过四条大桥，加入彼岸晨起钓鱼人(一种三五寸大的扁形煮汤小鱼)和避冬上内陆的海鸥，坐在江畔继续读——在京都，我有个优势，我是外来者，无所事事，不必加入这个城市的正常律动，不必挤行色匆匆的上班人潮，你可以置身局外，看这城市如同看一部进行中的小说，你甚至还可以偷偷认为，你就像马修·斯卡德。
大哥大这种理应蛮讨厌的东西，像书中米基·巴鲁所说的“不是男子汉用的电话”，却意外为这城市带来另一种风情。行走中的京都善男信女几乎人手一只，且不吝边走边讲(奇怪哪有那么多话好讲)，因此，原本在国民总雇佣体制下习惯板一张脸的日本人，刹那间表情灿亮丰富起来了，大哥大像揭开一层面纱，或应该说直接把公众领域的街头化为私密的个人起居室，将原来只在独处空间的心事给散布在公众面前。
《每个人都死了》，布洛克的这个书名的确没有骗人，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因此，在京都这个治安良好的古都行行读读，的确有种奇怪的时空错置之感。这里的人，在正常的死亡来临之前(而且来得极晚，因为吃纳豆吃鱼的日本人一直是进步国家中命最长的，尤其是女性)，他们基本上只受一种死亡的威胁——太雅了，雅不可耐，雅死了。
我记得有一回四月樱花祭来京都，在京都重要赏樱点哲学之道途中，我们偶尔看到一方警告牌，从句子中间杂的汉字依稀可看出是，告诫单身女性在此行走得小心。同行有人讶异地问，要小心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怕碰到哲学家，啰哩啰嗦，讲个不停。
而这回再到京都，旅程中最接近犯罪者，除了每天半夜准时出现在四条和河原町交叉口扰人清梦的无聊暴走族之外，便只有我自己——我在四条大桥上不小心捡到一只簇新的男表，是黑白两色的法国牌子Agnès b.。这个牌子总让我想到米兰·昆德拉《不朽》中那名美丽的女子阿涅丝，由一个游泳池里的手势生长而成的，因此，我带着八年抗战和讨回台籍慰安妇的报复决心，没就近交到桥边的交番(派出所)去，转赠给同行一直想当男生的我女儿。
还好马修·斯卡德不生活在京都，要不然大概只能成为在街头帮卡拉OK或色情酒店举招揽顾客广告看板的老流浪汉，赚两个小钱买杯清酒喝。
<h4>
一个没有乡村的岛屿</h4>
如果没太大的意外(比方说台湾经济现况忽然一夕间崩坏)，台湾会不回头一路走进一个城市犬牙交壤的岛屿，每一分每一秒，城市像变形虫一般，不断将它的伪足往外伸出。这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察觉，但偶尔搭乘火车却是个极有效的观察工具。比方说，我个人大约每隔个两三年会搭一次自强号回我的老家宜兰，因此，脑中存留车窗外的风景记忆，总是几年前的样子等待更新，而更新的方式永远是同一个模式： 穷山恶水或精致的稻田又往后退缩，新的水泥屋子疏落长了出来，而记忆中原来的城镇边缘出现了卖东西的店家，并将原来住家间的空地隙缝填实起来，更常见的是，灰扑扑的新路和新桥探针般插入了绿野，像不回头的斥候部队。
台湾的小说家能写什么?
去年大陆小说家访问台湾期间，我受邀参加联合文学举办的海峡两岸小说家小型对谈(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会在受邀名单之中)，讨论大纲的第二单元是小说的题材问题，这当然是大陆小说家最带劲而台湾小说家最瞠目结舌的一刻，尤其当莫言开始轻轻松松讲起他山东高密老家满山遍野都是的乡野鬼狐故事时，我瞥一眼一旁呆坐两眼发亮的张大春，想起多年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横扫台湾小说圈、人人都拼了命找寻荒谬题目好仿马尔克斯也来篇魔幻写实小说时、敏锐的张大春领先侪辈第一个找到兰屿、写下他《最后的先知》那般光景，我心中浮现的一句话是： 可真苦了你了，孩子。
乡野虽好，但看来绝非台湾小说家的可能久居之地。
<h4>
从抗拒开始</h4>
然而，总的来说，台湾现阶段的小说书写仍徘徊在所谓的“前城市期”。我们眼睁睁看着或亲身参与(从某个乡下跟着命运或时间的人潮也挤进了城市)城市建造而起的这一代，仍在奋力对抗这个我们极可能也意识到不会再回头的生活改变——只要是不回头的线性走向，总容易成为人们，尤其是不甘屈服的创作思考者所抵抗的对象，就像古往今来的人们仍在奋力对抗青春或爱情的逝去无休无止。
于是，城市之于我们，便多多少少成为一种象征，我们不得已生活于其中，但我们并不真的进入它，我们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个只要有办法就要逃离它的念头(从最形而下哪天发了一定要到乡间买幢花园别墅，到生命终极大彻大悟的回归自然犬马相伴云云)，这样的念头很容易在人类的思维记忆之中找到支撑和对抗的勇气——城市是文学者的旅店，是宗教心灵的五浊恶世和所多玛蛾摩拉，是心理学家的人类动物园，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实践者的资本主义高度罪恶及颓败形式云云。
壁垒分明的对抗清楚划开一道壕沟，这里，合适孕育的是革命标语和战斗诗，因为两军对阵，需要较高的音量分贝和较简洁有力的语言形式，才能掷枪般穿透距离到达彼岸。小说娓娓道来的本质，以及它仰赖丰硕生活现实碎片的特殊生长条件，使它的从业人员像个农民而不是铠甲鲜亮的战士，而我们知道，农人的耕种是在平稳可预期的日子里才可能，战争开打时刻，他们只能抛荒逃难。
这使我想到小说名家钟阿城精彩但极容易在民族大义下引发误会的“投降论”——阿城曾举清兵入关后那一段惨烈历史为例，他以为，这种负隅顽抗的代价是历史和社会基本生活的停滞，使人和土地的关系架空起来，这当然是农民的观点：“不投降，就下不了种。”
下不了种，便得选择离去，这是陈映真《夜行货车》里詹益宏的抉择，他毅然返回了南部老家和暂时未被城市所吞噬的美好时空之中；而选择投降并把城市当自己的家，则是我们这部《每个人都死了》里的马修·斯卡德、伊莲·马岱和米基·巴鲁，在死亡一次又一次狞猛逼近之时，他们有能力选择离去(爱尔兰、法国巴黎或随便哪里如得克萨斯州等等)，但正如伊莲·马岱在第十三章所说的，“我了解，这里是家”。
<h4>
无限大的步行</h4>
然而投降的成立与否，关系的不只是投降者的意愿，也一定得具备招降者的某种诚意和妥协——从这个观点来看，大台北市的确是个极不合格的小说招降者，试想，一个无法走路的城市，怎么能声称它肯接纳你呢?
我始终坚决相信，一个不能走路的城市，是生长不了小说的。
即便轻松只是旅游，你去的地方如果是大自然风景，一般而言你得选择车辆作为代步工具，因为星野平阔，景观变化较少；但如果是城市，你顶好选择步行，因为商家、橱窗、街景乃至于当然也是景观一部分的人们太密集了、变化太大了，车辆相对而言是一种太快的交通工具，让你来不及锁定任何一个你想看清楚的焦点，这样子的呼啸而过，只能大而化之供你写篇不痛不痒的风景印象小短文，连一篇好的散文都没机会。
你得浸泡其中，浸泡城市的最好方式是步行、漫游，并时时驻足不前。
和布洛克齐名，写出纳瓦霍国印第安神探乔·利风(Joe Leaphorn，跳动的鹿角)的当代侦探小说大师东尼·席勒曼，在他以地广人稀的亚历桑纳州印第安人保留区为背景的小说中总是说，“在这里，每个人都晓得所有人的所有事情。”这恰恰是城市的背反描述，而利风最不适应白人大城的总是： 你看到这么多人，你和这么多人如此靠近，但大家总避免眼神相接，你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情，你甚至不交谈。
这是城市小说比较难写的原因，也是需要较长浸泡时间的原因。在城市中，人是片段的，资讯和故事也是片段的，线索总是绕过一个街口就石沉大海似的吞噬于人群之中，写作者和思考者会一再像追到死巷子的沮丧侦探，他拥有过多到令人不知所措但总悬浮不相干的资讯碎片和念头，你得耐心且装着若无其事地游荡下去，好找到并不一定出现或存在的联结环节，并寻求启示。
无怪乎本雅明一直反复用拾荒者和街头密探来隐喻城市的书写者，并说他们工作的姿态是一样的，行走，漫游，随时停下脚步好捡拾东西，并在居民酣睡时仍孤寂操着自己的行当。把物质马克思主义拐弯到诗人心灵国度的本雅明甚至引用马克思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决定劳动价值的说法，说，这样的游荡者所投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无限大，因此，他也创造了近乎无限大的劳动价值。
<h4>
不让你走路的城市</h4>
然而，这些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必须有劳动场所可堪投注，这个劳动场所当然是街道——但得是人可行走的街道，而不是只供车辆行走、台北市这样的街道。
敏锐如本雅明当然不可能忽略这点，在他《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之中，事实上，本雅明还特别列举了某些创作者对城市行走一事近乎神经质的护卫和躁怒。像波德莱尔，他如此指控他所憎恶的布鲁塞尔，不因为不方便行走，只是因为“没有橱窗!散步是富于想像的民族所喜爱的东西，这在布鲁塞尔是不可能的，这里的街道空空荡荡，毫无用处。”或像史蒂文森，他的恐慌则是因为伦敦市街夜间照明的汽灯要废弃改装霓虹灯，因此，并不是说从此没有灯光让夜间游荡成为不可能，而仅仅是替代的霓虹灯少了汽灯那样由弱而强缓缓亮起、和天光的逐步黯去形成相称明灭的动人诗意景致而已，就这一点点的损失，已经够让史蒂文森宛如世界末日般对霓虹灯口出恶言，“这种光亮只应照见谋杀和公共场所的犯罪，或者是在疯人院的走廊里，它只增加恐怖的恐怖”。
对生活在台北市几近无路可走的创作者来说，这只能称之为“何不食肉糜”。有时你不免真想让波德莱尔和史蒂文森到台北市来住个十天半个月看看，不晓得他们会讲出什么更恶毒的话来。
当然，就城市行走，台北市确实有着人力难以抗拒的先天不幸之处。我指的是它的天气这部分——亚热带岛屿加上完整的盆地地形，给了台北市典型的湿热多雨气候，走起路来汗闷在身上，很容易疲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适合行走的日子并没多少。
除此而外，大致便都是人为的了。这里，我们先不谈都市景观，不谈空气和噪音，不谈绿地和行道树，不谈交通和停车状况，不谈治安和一般公共建设质量，也不谈连副领导人回家吃午饭当街拦路等等，随便谁都能列举出的上百个问题，我们先只看人行道的材质和路权。
保守地估计，台北市人行道的材质足足落后了时代二十年以上。目前所用的金钱图案(还真像个充满犬儒嘲意的隐喻)薄红砖，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高玉树(老天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在任市长时用的。这个台北市寒武纪白垩纪时代的豪华材质，集脆弱和丑怪于一身，加上我们喜欢在上头停摩托车和轿车，再加上薄红砖底下的水泥永远铺来凹凸不平，因此，遂形成地球表面上数量最大、密度最高的人工湖泊区，而且其中众多湖泊还是如电影《法柜奇兵》里那种隐藏在红砖底下的陷阱式人工湖，冬日雨天行走时，你得具备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绝佳判断力来决定哪块可踩哪块万万不可——差别只在于，成功通过的琼斯博士有考古的无价宝物可得，你没有，你得回家洗热水澡并换一套干净衣服。
我们的路权概念也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仍然保留着当时“车辆代表权力”的古老阶级意识，因此人行道窄小，很多地段甚至完全没有，而且在维修时永远是最后一个顺位；更成功保留了这种阶级意识的象征物是，我们到现在还存留并使用天桥和人行地下道，意思是，有着强大马力的机器走平路，人却得爬上爬下，这不是古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的遗迹是什么?
近两任的陈水扁市长和马英九市长都颇积极提倡台北市的文学风气，拿钱办文学奖鼓励写作，但有时你会很想告诉他们实话，不必那么麻烦，不必烦劳新闻处伤脑筋或甚至成立文化局，这种事靠现成工务局的基本尽责就行了，把街道弄好，让人能安然行走其上，你盖好它，文学很快就来了。
<h4>
逝者如斯</h4>
而更奢侈的一点则不是马市长所能或说所应为的了，那就是，台北市仍是个成长中、但成长坏了如不良青少年的城市，却不是个曾经历经劫毁的城市(尽管这么下去可能也快了)，因此，它少了某种思维的边界，某种可放眼看出时空天际线之外的视野。
我们可以说，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总直接间接意识到自身的死亡，并从而寻求某种有效或徒劳的抗拒时间生命形式。城市亦存在着生生死死，我个人总想，一个人站在巴黎铁塔的眺望台和台北火车站前新光三越大楼顶端，多少是有不同的。那个繁华的世纪大城，你晓得它曾经在一夕之间死亡于法国大革命、死亡于巴黎公社、死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入侵，你意识到它的脆弱，知道它也可能在下一个当下付诸一炬或灰飞烟灭，因此，它眼前的繁华和宛如召唤人回家的暖暖灯火，便不再只是一层薄薄的繁华和灯景，它是一个生命本身，和你撕扯不清，你跟它有一种近乎奇迹的联系，但你仍会失去它，因此你更想记得它。
这是诗经的《鹿鸣》，是《东京梦华录》和《洛阳伽蓝记》，是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然也是布洛克的《每个人都死了》。
<h4>
美好与死亡</h4>
奉生命过多的欢愉
奉无羁的希望与惧怕
我们在此以短促的感恩之心
虔诚致谢不管你是哪一位神
没有生命永远驻足
死去的人从不回转
这抚平着微波不兴的河水
清风自在吹向海洋
<h3>
《死亡的渴望》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h3>
这里，让我们从一个最典型的斯卡德式问法开始——纽约“九一一”时，我正在做什么?
我个人没什么戏剧性的场面发生(比方说小说家刘大任说他一对纽约友人夫妻正在大陆访问，午夜十二点过了才回旅馆，丈夫倒头先睡，太太开了电视，丈夫瞥一眼荧幕灾变画面，还抱怨道：“这么晚了还看这种好莱坞烂片子干什么?”)，我就好端端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先是跑马灯出现有民航机撞上纽约世贸双子星大楼的讯息，没太久，Live画面就出现了，说明这不是一般迷航空难，第二架七四七转一道死亡弧线，准准撞进擎天的大楼化成一团火球，一次又一次，荧幕下方也出现惊悚但不怎么真实的三个英文字： America Under Attack——
感觉非常恍惚，但也有某种冷酷的百感交集——你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世界整个变了，“安全”这两个字的意思尤其变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秩序的成本结构和一贯游戏规则得调整改写，而且朱天心到伯克利的小说学术研讨会大概也泡汤了，还有，小布什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定快速抬头，自由主义又再次挫败，还有，刘大任张北海郭松棻几个人都平安吧，才刚进哥大东亚系的老朋友、我们的美食女王Carol也平安吗?还有，也在哥大任教那位身罹癌症的知识分子斗士萨义德这下怎么办，他的独立处境更艰难了吧……
众声喧哗中，我心里却也有一个奢侈不好为外人道的小小声音冒出来——还有布洛克该也无恙吧，他习惯使用的咖啡馆并不靠近灾难现场，过去我们读小说也没印象马修·斯卡德曾出入世贸大楼，布洛克这个系列会不会有“九一一”为题的小说出现?或至少他会不会告诉我们，“九一一”时斯卡德人在哪里?正做些什么?“九一一”后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改变?当然，真正的凶手尚未落网是因为他人远在千里之外的某山区洞窟里藏得很好，并非不晓得是谁；事实上，小布什政府也绝不可能雇佣这一位又丢掉私家侦探执照、重新回复孑然一身的自由工作者，他们缉凶的阵仗吓人多了，其力量足以毁灭地球上任一个国家(但却不容易逮着一个单一的人，这讲起来像一则现代寓言)，而我们的斯卡德先生又太老了，上不了战场，没机会参与这场理由充分但仍属不义的二十一世纪十字军远征之役。
你持续召唤死亡，且终其一生和死亡日日为伍，就像当年那个爱龙成性的叶公一样，但终于有这么一天，在风雨雷电声中，悍厉而且巨大无朋的大龙真的来了。
死亡的渴望。
<h4>
小说的死亡还原</h4>
但是还没有，我们的好奇心还得再等等，我们现在手上这部《死亡的渴望》完成的时间是二一年，是基地组织犹在筹划、训练殉死飞行人员并坚固视死如归信念的隐秘时日；我们也不愿妄言附会，这样一个书名，这样一个被死亡诱引从而大肆杀戮的疯狂杀手，和半年后那些现代神风特攻队的伊斯兰圣战士之间，布洛克事先瞧出了什么隐喻、预见或甚至某种灵异性的牵连。毕竟，死亡之事神秘，自成悲剧，我们应当小心别过度分类归纳，否则我们很容易将实体性的哀伤，转变成统计性的、抽象性的概念乃至于数字，这往往是对死难者最大的冒渎。
相对来说，小说原本就是处理个别死亡的，今天，它还可还原性地对抗统计学式的冷酷无感死亡——如此的死亡真实还原，是我们期待布洛克把“九一一”纳入小说的理由之一。
但真正的理由是，打从一九七六年的《父之罪》开始，或至少从一九八二年的分水岭小说《八百万种死法》开始，我们读小说的人都已大致同意，这一组马修·斯卡德小说看起来已经和纽约密密实实交缠在一起了，除了是小说，它也像纽约的一部分历史，记述着死亡心事的起居历史，于是我们遂很难想像，当纽约蒙受前所未见的死亡暴烈袭击时，这组小说居然可无事般略过它，不将它记忆存留下来，这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当然，纯粹从小说书写一面来说，“九一一”这样方式的死亡是很不好写的；而纯粹从小说书写者的权利来说，他也有绝对的自由在现实中攫取他要的材料，没有任何人可“规定”他得取这一块不取那一块，就像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以及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那两段可怖的时间里，小说家仍可以别过脸去写一段爱情、写一个邻家小孩的离家出走等等，他当然同时也知道欧陆战场的壕沟里，每一分每一秒中都有人倒下来死去。
让我们来听一下翁贝托·艾柯说的故事，是他第四次小说森林散步时讲的，那处林子他称之为“可能的森林”，而他使用的小说，内举不避亲，正是他自己那本难读得要命的大部头小说《傅科摆》，我认得的人中好像只有张大春一个人喜欢。
<h4>
一场消失的大火</h4>
《傅科摆》发生什么事?发生了一桩有点假戏真做也有点吹毛求疵的读者来函指教之事——我们原文照录艾柯的话：“小说出版后我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显然去国家图书馆翻阅过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当天所有的报纸，发现荷木儿街(我书中未提及这条街，但圣马丁街某段确实与此街交接)转角处午夜过后，大约在卡绍邦走过时曾发生火灾——如果连报纸都报道了，火势应该还不小。这位读者问我，为什么卡绍邦没有注意到?”
这里，我们补充一下必要的背景资料。卡绍邦是《傅科摆》小说中一个角色，在小说的第一一五章里，他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与二十四日之交当晚，一个人着魔般走过整条圣马丁街，穿过乌尔街，途经博堡中心，抵达圣美利教堂云云——在重述这段书写经过时，艾柯顺带讲了一段蛮好的话，值得小说书写者(或有志书写者)参考：“为了写作这一章，我在几个不同的夜晚走相同的路线，带个录音机，沿途录下所见所闻和感想。我有个计算机程序可以提供我任何年月的任何时间，在任何纬度下天空的样子，我甚至花时间找出当晚是否有月亮，和不同时间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我这么做不是效颦左拉的写实主义，而是喜欢叙景时景物如在眼前，这样有助我熟悉书中所述之事，进入人物内心。”
好，准备充分，连月亮形状到位置变化的微小细节(真需要到这样子吗?)都照顾到了，却漏失了好一场喧哗蒸腾、染红半边天的大火；尤有甚者，艾柯假事作真地详述时间，有年有月有日有时，详述卡绍邦行走路线，有街道名有建筑物名，但毋宁在夜黯中更醒目、更不可能不看到不记下的大火却不在其中——艾柯甚有风度地承认，这位读者所说的“不无道理”，既然你费尽心机诱引人相信故事发生在“真实”的巴黎，连日期都清清楚楚，那读者当然可理很直气又壮地质疑这一场真实就在现场的大火何以凭空消失。
当然，艾柯讲述这个揭短自己的故事，可能不仅仅是风度而已，而是这个其实并不妨碍小说成立、进行，乃至于成果良窳的岔子出得太好玩了(会不会又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呢?)，简直就是一则天外飞来的寓言，可以引领他也同时引领我们往“可能森林”里真实和虚构的林子深处走进去。
<h4>
死去的不只是很多人而已</h4>
但我们得说，“九一一”之于纽约、之于马修·斯卡德小说，还是和这一场大火之于巴黎圣马丁街当晚、之于艾柯的《傅科摆》有着不尽雷同的意义——《傅科摆》可能该把大火给一并记录下来，基本上仍是小说“内部”的家务事，决开的缺口是小说书写真实和虚构界线的长期问题，会觉得趣味盎然参加讨论的大体上只限于真正提笔写小说的人，问题并未真格地浮现到读者的阅读舞台上来；但“九一一”不一样，不是因为“九一一”真的死了人(巴黎那场大火可能也烧死人)，而是“九一一”死太多人了，死亡的数字已然越过了冥冥之中的界线，量变引发质变，于是，死亡的意义不再只是单纯的死亡而已，而是升格成为“毁灭”；死去的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纽约市民而已，而是这一整座城市。
当然，较周延地来说，事情并不仅仅只是数量的问题而已，更不是美国人、纽约人的命就比较值钱，我们谁都知道，在人类漫长历史的每一刻，或就光只是同时间的此时此刻，地球上的另个角落可能都默默死去为数更多的人——“九一一”整体悲剧的铸成，大量且即时性的传媒的确帮了大忙，让死亡就在你眼里发生并持续；死亡的地点、方式及其可能的延伸影响也无不参与这个铸造，包括杀人凶器的选择居然是数百平民搭乘的民航机，包括死亡的执行地点选择居然是充满象征意义的纽约双塔摩天大楼，包括如此突如其来的、猛暴性的死亡背后，流淌着的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千年解不开且愈来愈走进死巷子的历史仇恨，更包括，这是已完成已落幕的悲剧吗?还是只是首部曲?就像乔治·卢卡斯耗资亿万的《星际大战》系列电影那样，时间一到续集又得轰轰烈烈上演……
也就是说，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九一一”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悲剧，集体性的瞬间死亡多了；然而，从纽约两百年的历史来说，这却真的是一次难以抹消的劫毁——就像一场车祸便足以构成一个家庭的毁灭悲剧一般。从那一刻开始，人们的眼睛变了，这个城市不可能再回复原来的长相了，不管双塔的原址是保留成历史废墟还是重建成更高的新摩天楼；人们的心思也变了，某些陌生人的意思变得不一样，安全和自由的意思变得不一样，生命和死亡的意思也变得不一样，最终，你坚定相信或习焉不察相信的那些你出生之前就在的、因此大概也就会存留到你告别离去的种种，包括一棵树、一家店、一幢楼、一条街，乃至于更坚固更难以流逝的，一些你相信且服膺实践的道理、秩序、价值信念以及信仰，都仿佛髹上了日暮的动人色泽，有可能先你一步走开。
也许有犬儒些的人会说，看着好了，这一切终归会回复“正常”的，人们的健忘无坚不摧，它还是会接管统治这一切的——这大致是对的，但不正因为最终不免这样，我们才需要文学者的加入吗?我们依赖文学来抵御刻板、抵御统计化数字化、抵御万事万物成为一个个历史的封存档案，文学记录人心、记录情感、记录一切时间一到会埋入沉睡的东西。重点不尽然是单纯的“被遗忘”，而是转化成的“遗忘形式”(如数字、档案或简略的历史条目等等，这既是遗忘的催化剂，也是遗忘的最初阶段)，文学的抵御和记录，尤其是诉诸可感可摩挲细节的小说书写，便是如此“遗忘形式”的某种“还原”，这还原不是单纯的有闻必录(有闻必录是一种失焦的混沌状态，最适合遗忘)，而是动用真实和虚构的一切可能手段，努力让事物驻留于当下，并保留该事物和人最原初的关系。
因此，不是《傅科摆》那样只关乎小说书写的真实虚构问题，更不因为斯卡德小说中伊莲·马岱的犹太裔身份问题(但这可能是小说切入的一个方便缺口也说不定)，而是，用艾柯的话说，既然这组小说已动用了超过二十年的时光，努力诱引我们走上这道纽约的死亡之路，却硬生生要我们停在“九一一”之前，那就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h4>
达伦道夫的“问题意识”</h4>
社会学术冲突学派的大将拉尔夫·达伦道夫，在批判社会学传统“结构—功能”学派时，锐利地指出“结构—功能”的根本性大毛病，那就是“问题意识”的丧失——达伦道夫说：“近代社会学中许多的缺点，尤其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乌托邦性质都是由丧失了‘问题意识’而产生；而这种东西的丧失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社会学家处在这种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是谜团的世界中怎么能够跟这些东西脱节呢?”“从他们看待社会的方式——说得正确一些，是该看社会而不看的态度——他们确实是在提倡一种不投入的心态，一种不肯为事情伤脑筋的态度，并把这种‘节制’的态度提升为‘科学性的理论’。……由于把伤脑筋的义务留给当权者，这些社会学家也就隐隐约约地承认了这些当权者的合法性；他们的不插手变成了一种插手——不论是何等无意——也就是插手赞同了社会现况。马克斯·韦伯曾倡言要把政治和科学分开，此言不谬，可是这些人对他的话产生何等的误解!”
我个人以为，这些话转用到小说书写的世界也是一针见血，而且远比卢卡奇语焉不详的“智慧典型”主张要好——他们看到的是大致同样的问题，如卢卡奇所痛切批判小说自然主义那种无意志的、不选择的、眼睛扫到哪里笔就带到哪里的书写方式，但卢卡奇的“智慧典型”主张管到人家成果的彼端去，其意接近“答案”，极容易流于教条性的严苛检验；“问题意识”的建议则注目于小说书写之始这一端，只是问题不设定答案，相对的自由开放。
我们应该这么讲，不存在“问题意识”，小说仍是写得出来的，不仅写得出来，而且很多——像绝大多数的类型小说，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正统小说都是，但这些小说没真正的疑问，没有好奇，它只有设计性的悬疑，只有情节的暂时空白悬宕，“答案”老早就好端端备妥在书写者的袖子里只是不马上秀出来而已。基本上，这样的小说不冒险不探勘，无意挑衅并试图冲决人类思维的边界，一切都在已知的世界里打转，也就谈不上什么新的启示，因此，它比较接近“表演业”，或像昆德拉讲的“舞者”，大家不伤和气娱性怡情用的。
对这样的小说，昆德拉的态度比较严厉，他以为小说没有疑问，那就是小说的死亡，一种无用的静默死亡。
昆德拉这话说得很重，但他并非无的放矢——是什么真正引领着小说书写寻寻觅觅地前进?是什么真正决定小说家的拣择、在众声喧哗的万事万物中看这个不看那个、写这个不写那个?这绝不单纯只是书写技艺的问题，而是在技艺发生之先，小说家心中有事不能解，他被问题“抓住”了，循着问题的足迹追上去，一路被前方逼着他但捉迷藏般的“答案”所诱引，是这样，技艺才跟着重要起来，也复杂起来，技艺帮助他找对的路，搭对的车，免得小说家迷路，也免得我们读小说的人跟着迷路。
因此，疑问在小说中起着脊梁骨的作用，是小说行进的“第一因”，推动者；同时，它也是小说的选择聚焦之依据。
但小说的问题是什么?这里让我们回到达伦道夫的话来，事实上他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达伦道夫所说的问题对抗着“社会现况”，对抗着“当权者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小说家并不(不应该)对着当权者的问题乖乖作答，这些问题要不就只是关乎当权者自身利益的问题，要不就是“假问题”，有意无意的，这类当权者丢给社会的问题，往往只为着引导大众的注意力，以排挤真正的问题被提出来，不真要找答案，而仅仅为了遮蔽加消耗。因此，这里要计较的便不仅仅只是解答权力的争夺而已，而是得更超前一步，从提问权力的维护开始。小说的提问得独立、真实而且超越。
昆德拉把如此“到处是问题、到处是谜团”的遍在小说疑问，笼统归结成某种“存在的问题”，揭示出问题的广阔边界，然而，读昆德拉小说、对他有几分理解的人都知道，这绝非对现实的背离、斯多葛哲学似的弃绝当下面向永恒——当然，人的问题从概念分类来看也许没什么新鲜的，就像某一位伊斯兰教智者仿若无事说的：“人不过是出生、成长、恋爱、生育、苍老然后死去而已。”然而，尽管问题来历久远没一劳永逸解决的可能，但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不同人群的挤压纠缠，都赋予了问题特殊的感性色泽、特殊的难度和特殊的激烈性急迫性，从而让问题成为“真实”。小说的疑问正是这样当下的、“一个”“一个”的真实问题，带着他所在时空的独特负担，也许他对问题的源远流长本质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意识，时间给了他的难题不一样的深度和难度，也让他的问题显得不清晰不直接，但小说书写者的工作场域仍在当下，驱动他思维的也仍是当下的独特难题，他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份悠闲，放着当前的事不管，跳跃到另一时空去操心那里的小说家该操心的事。
我们常把小说书写想成某种永恒性的行业，但其实永恒只是礼物，赠送给在属于他的时代负责尽职而且工作有成的小说书写者。
<h4>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h4>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还是不难分辨出表演性的小说和有问题要问的小说，即便在基本上隶属于表演业的类型小说世界中，我们仍轻易看出勒卡雷之于其他间谍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或约瑟芬·铁伊之于其他推理小说家的不同——他们小说中那根直挺挺的脊梁骨，让他们鹤立于众多不伤脑筋的同业之中。
布洛克，尤其是他的马修·斯卡德系列也是这样。
而今天，死亡的难题排山倒海送到你眼前来了。我们不确知布洛克本人是否也读过达伦道夫这番话，但“九一一”之后布洛克的处境还真像达伦道夫讲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个巨大的死亡悲剧问题而已，还包括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由谁来提问。小布什政府再顺势不过把问题更形简化成西方文明和邪恶伊斯兰圣战士的黑白对抗，要求国会提高军事预算，出兵阿富汗造成不下于“九一一”的死亡，并借此掩饰他在经济上、在整体治国上的无能。这样的生命代价，只得到这种程度的反省，甚至被利用，只剩在球场上唱唱国歌和《天佑美国》，在机场、在街道、在公共场所找阿拉伯裔长相之人的麻烦，是这样才让“九一一”成为更大的悲剧，甚至成为更大悲剧的首部曲。
长期以来，我们都记得布洛克讲纽约有八百万种死法，现在显然又多出了一种了；我们也记得他为自己的一部小说命名为“一长串的死者”，意思是那种不由自主排好队、只能低头默默向死亡走去的卑微人们；我们更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在《恶魔预知死亡》书中引述的那首诗，刻于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之下，原作者是约翰·迈桂：“……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我们有爱，我们被爱；/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田野死去。……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使罂粟花仍旧开在/法兰德斯的田野。”
凭心而论，要将“九一一”这样真实且巨大的悲剧创伤纳入小说中真的是很困难的，然而——“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不是这样子吗?
<h3>
《繁花将尽》斯卡德死亡曲线</h3>
“九一一”之后，马修·斯卡德和伊莲·马岱依然住他们原来的14F大厦公寓没有离开亦无恙，但伊莲·马岱似乎多了个悲伤的习惯，她会从视野良好的窗子怔怔往外看，看向原来双子星大楼的所在，当然，如今只剩透明空茫的天际，像李白诗的结尾。
某种生途悠悠之感。
在福尔摩斯小说中，一般总误以为是长篇的《巴斯克威尔猎犬》，但其实出自短篇的《银斑驹》，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有趣而且充满文学隐喻力量的询问——奇妙的，不是深夜里为什么狗吠，而是狗为什么不吠?
深夜狗吠，是“加法”的推理线索，寻常的现场多了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一具触目惊心的尸体，一把染血的刀子，一排脚印，一根烟蒂，一小团纸，以及愈来愈热门的，一些我们正常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指纹，尸体里的精液，洗刷掉的血迹，某物沾着的人体细胞组织云云。这个多出来的不寻常之物，仿佛是个迫切的邀请，或甚至是挑衅，命令我们提出解释，尤其是合于逻辑的乃至于科学的信而有征解释。
而应该吠叫却缄默的狗，却是“减法”的推理线索，是应该有的东西少掉了、凭空消失了，这个空白，逻辑推理依然有用，但实证式的科学却再没用武之地了，再精巧再进步的仪器却没办法“显现”不存在的对象。《百年孤独》小说中第一代的老约瑟·阿加底奥做过这个英勇但徒劳的努力，在吉普赛先知梅尔魁德斯为他带来外面世界的照相机后，演练好几天，老约瑟如机枪扫射般在屋子里四下乱拍，包括床底下、柜子角落云云，想像笛卡尔、斯宾诺莎般证明上帝的存在，老约瑟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迟早总会让他不小心拍到一张的。
推理世界的游戏主要是加法的线索，但如今正常人生的游戏却总是减法的，尤其是死亡一事。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现实人生缺乏新鲜的、多出来的东西，倒可能应该讲，是这些东西太多、太频繁而且太稠密了，以至于整个来说反而变得再“寻常”不过了，无法形成焦点，唤不起我们厚此薄彼的关怀并促成思考。这在现代的城居生活中尤其如此，我们每天每时，穿梭过一堆没见过面的人，掠过一堆不识的事物，却如同坚贞不动的信徒通过死荫幽谷般地不受诱惑行走无碍，除非它系以某种极其暴烈的、不比寻常的形式赫然逼到我们眼前来，然而，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发明和统治却又让我们身体已先产生了这方面的抗药性，我们的生命经验不管就质就量都难以跟它抗衡，因此，即使是上班途中亲眼目睹一具车祸残破的尸体，或在你面前真的忽然耸立起一幢超过一百层的摩天大楼，某种现场的、临即的、独一无二的感官或者会暂时撼动你，但通常只能保留到晚餐后的电视新闻报道为止，或者它果然被报道并依它出现的秒数多寡被纳入新闻档案柜中安置，或者它根本上不到众声喧哗的新事物排行榜中证明它半点不重要，无须我们记挂并赋予任何关怀云云。大致上，这就是我们直接生命经验的存活样式及其时间长度，如蜉蚁，如泡沫，如什么事也没发生或者说什么事都已提前在我们脑中、心中发生过了。
除了报纸和电视新闻，别忘了我们还有好莱坞，全球最大的预言罐头工厂，在这里，别说恐怖攻击总统暗杀此等寻常事，就连世界末日也反复以各种原因各种角度和形式演练过了，如果未来系指新鲜的东西、未曾有过的事件，那我们差不多等于提前把未来给预支殆尽了，或者更像粗鲁地让未曾清晰具体显像的底片哗啦一抽提前曝光一般。韦伯所哀叹“没有先知，没有预言，我们能仰靠谁?”如今较正确的语言应该是，“满满是先知，遍地是预言，我们能理会谁?”
凡此，加法的线索让我们面向着未来，但未来已然掏空了；减法的线索却让我们转头检视着过去，这是我们生命还勉强拥有的东西。
从心情来看，当人面向未来，尽管可能畏惧不安焦虑茫然，但基调上总是兴奋的；倒是转头看着过去时，尽管可能温暖眷念满是幸福，但基调却总是哀伤的。从人自身的年龄状态来说，面向未来，是年轻的当然生命特质，毕竟他拥有大把的未来时光却只有很少很少的记忆；转头过去，则是老年的心理状态，日暮途穷，留给你的有限时间只能用来打扫收拾这一路行来凌乱堆积的回忆。
所以，欢迎到这个哀伤苍老的世界来，不管你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显示，你究竟是垂垂老矣，还是挺倒霉的其实你应该才如旭日东升。
<h4>
像珠链子把这些死亡串起来</h4>
小说书写人劳伦斯·布洛克，今年二月国际书展将首访台北，我们就权且以这个可资纪念的日子作为一个时间断点来看一下——这位来自纽约异乡的说故事人，现年六十六岁，业已写成十六册马修·斯卡德探案小说，其间处理过的诸多死亡我们暂时先以“难以计数”笼统来说，等哪天总会有哪一位男性处女座的读者会好心为我们一一算出来的。
之前，我们一本一本小说读，也一次一次死亡个别地谈，这是把死亡置放在横的空间之中，不让它脱离自身当下的现实情境而去，以避免死亡被我们一不小心概念化、抽象化，或更糟糕地，统计数字化，好保护每一次死亡的悲剧性，也保护它独特、彼此无法等同替换的丰饶内容和启示，这么做，从礼貌来说，是我们对每一个死亡(不管是现实人生的或小说的)理应有的尊重；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说，则是努力不让我们自己“习惯”死亡，不要我们变得麻木刚硬，成为一个满身硬壳再无感觉末梢神经的人，就像达许·汉密特《红色收获》书里那个自称是“我”的无名私家侦探社探员一般，不论好人死歹人死皆如草芥。现在，我们试着进一步把这一个一个马修·斯卡德的死亡给串起来，珠链子也似的，尽可能保留它们各自的惟一性，只是多用一道时间的纵轴为线联系起来，看看这样又会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景观、彼此辉映出什么照人的光芒、并告诉我们什么事。
福克纳的南方家族小说这么做过，还有其他一些小说也如此，但终归来说，这是推理小说独有的基本书写样式，那就是——推理小说总是以一个(或一组)中心人物为世界的轴心，系列的一直延伸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已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知道了，系列里的每一部小说看似连续却又其实是个个独立的完整的，你不见得非从最源头的第一本读起不可，事实上我们也常因个人兴致选择或生命偶然机缘从半途读进来。小说中某处，我们也许会看到它回忆起之前的哪一桩命案、哪一个故人或仅仅是哪一句讲过听过的话，但你知之甚详也可以，乍听乍闻也可以，你的阅读依然可以长江大河般哗啦哗啦毫无阻拦地奔流下去。
没错，这个或松或紧的连续性必然把时间给偷偷带进来，或正确点说，把现实时间给引狼入室到非现实的小说时间来，两种异质的时间这么一撞，我们当然可以满心欢喜地希望(如签完乐透彩券者那样)，这会让终极图像更丰硕、更富繁复的时间层次，甚至如物理学大加速器般撞击出前所未见的好玩新东西出来。没错，希望是存在的，没有希望我们何去何从?只是通常现实的碰撞成果没这么动人，事实上，泰半我们所看到的还蛮滑稽的，需要我们适度的隐忍才能让阅读顺利进行下去。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您看过聪明绝顶但也因而不免缺德的前辈小说家钱锺书的短篇《猫》吗?这篇让人从第一个字笑骂到最后一个字的精彩小说，写一场上流社会的吃饱撑着沙龙，时间落点是中日八年大战的山雨前夕，宾客之中，当然一定有一个自称左翼的、在场只他一个来自广大下层社会的、讲什么话题都以愤怨起头都满嘴难听话的、可又吃得比谁都多(以某种消灭阶级敌人的食物资源等同于削弱阶级敌人战力的理直气壮心思)的“年轻”人，这是自从有了社会主义、尤其自从有了屠格涅夫《父与子》书中那个原型人物巴扎洛夫之后，诸如此类小说必备的堕落版和现形版。这位愤怒左翼青年，生命有一连串的奇遇，什么事都给他碰上了，比方说他在哪里干过三年码头工人，在哪座山里打过三年游击，在哪座城哪个工厂领导过三年罢工或暴动，在哪些国家浪荡过三年等等等等。钱锺书的说法是，生命的经历太多，但年纪太短，装不进去，因此每有人问到详细时间和地点时，总是含糊以对，和所有彼时在场的人全不巧擦身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