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10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露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民心大失，Der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露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做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启扬上1月9日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1963年2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1964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1967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6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近安！弟启扬上10月22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11月6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11月24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12月3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12月14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地翻译如下：

出版法ThePublicationLaw

社会教育法TheSocialEducationLaw

戒严法TheMartial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GoverningtheControlovertheNewspapers，MagazinesandBooRsduringtheMartial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oftheMinistryofInteriortoPoliceOrganizations〔No.Tai（47）Nei-Chin-Tze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1970年12月11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样说过。

弗罗斯特（Robert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roadsdivergedinawood，andI/Itooktheonelesstravelledby/Andthathasmadeallthe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祝你好！李敖1970年12月6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1971年3月19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洗、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作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8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8月10号下午3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Gulag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李敖1981年8月4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35期上，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李敖1984年10月6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贱，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人，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1988年12月19日

附录一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施启扬）——读《大学教育的悲哀》有感（编者略）附录二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施启扬）（编者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