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

——顾准

1973年的某个深夜，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

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了，亲密的朋友们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们也同他划清了阶级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

人生在那样的时节，似乎真的走到了夜的尽头。

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始写书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簿上写着字，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神游千古，忧在当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事实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行了这部手稿。但他还在默默地写，写到“生命如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终于摄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顾准没有自杀、没有绝望，一位唯物论者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许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远说：“是知识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一位她的儿子。”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还有救。

事实上，是看在“知识”的份上，这个人还有救。

月前，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讲述自己在年近六十之届，才拥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时的驿动心情。

那份迟到的天真，满溢纸上，真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高兴。

书桌是一个象征，一个读书人富足踏实的象征。

当年抗战爆发之时，北平学生起而抗争，那道至今回荡在历史星空的吼声便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个时代，连书桌都放不下了，那问题的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