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光贴瓷片他觉得还是有点单薄。有龙才有风水。灵感来了，他要建一条瓷龙，这条瓷龙要盘旋，要弯曲，要腾空，要在这瓷房子上舞动起来。人们都说有舞动的北京、舞动的世界，他也要有舞动的瓷房子。舞动起来才是关键。他要让瓷龙舞动出“CHINA”这个单词。既是“瓷器”，又是“中国”。

那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瓷龙，768米。工人们不知道如何来表现他心中的“舞动起来”，他们没干过这种活儿。瓷龙用了800多万片古瓷片，贴了160多天，换了3个工程队。当瓷龙最终在房子上从屋顶盘旋至地面，又从地面蜿蜒至墙头而“舞动起来”时，最后完成工程的包工头说：“咱这也不像龙啊。”

他笑着说：“不像才是像，像了就没意思了。”

最重要的是要在龙头立一个红五星。他相信，有了五角星，“瓷龙”才能活，“舞动起来”才有力量。他要用名贵的霁红来贴五角星，那是一种他最喜欢的红色，像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所以叫“霁红”。

五角星很难贴。第一次没正，他让工人撬下来重贴，第二次正了，但他还不满意，对于这颗五角星，他追求的是完美。让工人撬了再重贴时，已经没有“霁红”瓷片了。他一咬牙，摔了个霁红瓶，那是建瓷房子唯一摔的瓶子。那瓶子他藏了三十年。

他长时间地在小洋楼里走来走去，努力让自己保持一种灵感上的开放。

他在屋外的下水道上贴满了明清时期的瓷猫枕和天然水晶，被人们称做世界上最昂贵的下水道。

他在院里的大树顶上安了个瓷鸟窝，里面放了几只明三彩的瓷鸟。只有站在那座被整体拆移到露台上的清代木制凉亭上，透过屋檐上那些排成队的明清时期磁州窑的瓷猫才能看到。

他在楼顶的各个角落都安放了石狮子，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形状各异。这些狮子年代纵贯东汉、唐、宋、明、清各个时期，每只都极具价值，每只都让他百看不厌。

他在屋内的墙上贴了古今中外大师的代表作。宋代的《松木怪石图》、唐代的《五牛图》、元代的《鹰松图》……每层楼都有四至五幅不等。从米芾到徐悲鸿，从《捣练图》到《蒙娜丽莎》。他喜欢那幅《鹰松图》。为了让鹰的羽毛蓬松奓开，他让工人先将一块块瓷片磨圆，再用机器在掌心大的瓷片上打磨出十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有些壁画现在看来，他也觉得幼稚。但那是过程。有过程的东西才有价值，他不喜欢突然间得到的东西，那没过程。

凭借着对文物几十年的理解和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他用儿时搭积木的经验完成着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喜欢让感觉指引自己，喜欢在这种指引下发现每个隐藏的灵感，喜欢那些灵感不经意间的光临。他相信那些灵感已经带上了某种神秘的秉性，不必预先设计，想到哪儿便做到哪儿。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总是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力。他不必满足任何人的期待。这是他的房子。

六

他手扶着粘满了天然水晶的楼梯抬腿走上汉白玉石雕的台阶，迎接他的是那只曾在段祺瑞府前站过岗的三彩琉璃狮。另一只在战火中损毁了，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彩琉璃狮。

走进门廊，他抬头望望天花板，向那些粘在顶上的瓷盘打个招呼。顶上是鱼盘，大多数是山东淄博那边办红白喜事时用的。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

他是1982年结的婚，那时候，结婚是种风气，同学们左一个、右一个都结婚了，没婚结的人是落伍的。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天津本地姑娘，为了赶时髦，他拉着姑娘去了民政局。问人家：“给登记吗？”人家看了看身份证说：“给。”他就花了800块钱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结了婚。他事后想来，这第一次婚姻既谈不上了解，也谈不上情调，只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胡闹。

第二任妻子是北京姑娘，漂亮、有才，电视台的主持人。婚后不久，他一冲动就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亲戚打理，带着新婚妻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海边，他买了栋三面看海的房子，他天天转古董店，打算在那里也开个，但新的妻子似乎对古董没什么兴趣。她要求他陪她逛街，但他一进古董店就不想走，她想要买衣服，他就给她钱，尽管他知道钱不能代表感情，但他还是没时间也没兴趣陪她做跟古董无关的事情。妻子忍不住的时候，就提出离婚。那时，母亲还健在，只要母亲还活着，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离婚了，这世上，他最在乎的就是母亲的感受。后来，母亲过世了，妻子再嚷嚷要离婚，他就问她：“离吗？”“离！”“后悔吗？”“不后悔！”“那我可什么都不要，我可走了？”“走走呗！”

他脾气好，不爱跟人吵架，但他是个倔性子。几句话后，他就和北京妻子离婚了。他也渴望百年好合，也渴望白头偕老，但他的婚姻似乎充满了无常和定数。该结婚，再不合适也会结，该离婚，再舍不得也会离。

从一而终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件完整的瓷器，而破裂的婚姻是他的过程，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了女儿，第二任老婆生了小石头。一对儿女是他的锔子。

七

门口是一对铜鹿，那是明朝晚期贵族家里的陈设。每次经过，他都会摸摸铜鹿的背，因为一看到这铜鹿，他便会想起小石头。小石头3岁时，他对儿子说，古董只许看不许摸。从那以后，多爱看的东西，小石头都是背着手看。有一次，他把小石头抱到上面骑着照了张照片，铜鹿便成了小石头唯一摸过的文物。

一进门便是那个明代的大漆柜，那是他所藏家具里的最爱。尽管柜子正面的漆层已经脱落，麻层已经显露，但柜两边的明代皇家五彩纹饰仍然清晰可见，这是明朝某位皇帝挂朝服的柜子。世界的孤品。

他经常静静地抚摸这柜子，用自己的眼、手、心跟它对话。他把它放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但很少有参观者会在意它，收藏热尽管已经在中国持续了好几年，真正懂的人还是少。这让他特别怀念一个老外。他记得那个老外一进门就兴奋地对着那柜子不停地喊：“Oh, my god, Oh, my god……”他爱听这种声音。中国人似乎还是对那些完好的，落了款的东西情有独钟。

他现在不喜欢落了款的东西，他甚至对青花瓷器已经没了兴趣。年代、风格都太容易看，这让他觉得浅。他叫它们“一眼白”，他不喜欢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

柜子旁边有一张四方桌，那是清中期的东西，开片披的布不是麻。一进瓷房子，他就喜欢坐在这桌前先抽支烟。桌上有两个明代的龙盘和一把清代的茶壶。他把茶壶的盖子取下来，把烟灰弹在里面。好多玩收藏的人说他不尊重文物，他也懒得解释。这些东西，他家多的是，从小就用，有什么尊不尊重呢？再老的瓷器都是可以用水洗的，倒是那些家具和漆器要尽量少沾水，少擦。

桌上的龙盘上打得有锔子，那也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锔子据说是从清末开始的，民国时最多，解放后就越来越少了。打锔子的师傅被人叫做“小炉匠”，他们的担子上，一头挑着火炉子，一头挑着各种工具材料，走街串巷，一边走一边吆喝。

小时候，家里的瓷器如果摔了，母亲就会叫他去打锔子。“锔盆，锔碗啊，锔……”一听吆活声儿，他就知道是哪个师傅。只有听到李师傅的声儿，他才会捧着摔裂的瓷器跑出去。他家瓷器多，摔的也多，所以经常锔，每回都找李师傅。李师傅给别人家打锔子3分钱打一个，给他家是5分钱打两个。李师傅对待他们家瓷器总是特别小心，他也特别喜欢看李师傅打锔子——先把裂开的瓷器拼好，用绳捆牢，往上吐口唾沫，用手来回拉金刚钻，在缝隙两边各钻出一个小洞，将锔子轻轻地取出放在上面，用小榔头齐缝钉入，抹上白灰，瓷器便滴水不漏了。

他喜欢那些曾经破碎过的瓷器，它们身上的那些锔子在他眼里总是特别美，这个锔完像条龙，这个锔完像只鸟。锔子能帮助他联想出这瓷器的命运——它是怎么被打碎的，打碎它的主人是干什么的……他相信，东西美，人们才舍得为它们打锔子，如果是破烂，碎了也就扔了。

抽着烟，他还能看到那个隐秘的地道入口，看到入口处那对靠他的耐性淘来的明代石门墩。

门墩是他在山东一个弥漫着刺鼻臭味的猪圈前发现的。它们比常见的门墩高出很多，最上面有狮子，四面石壁上雕刻着人物、树木、花草、山水等不同图案，一看就是官家用的。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他就不想走了。他蹲在猪圈门口，守着门墩端详、抚摸，好像突然读懂了它们的身世。他说想买下这对门墩，但老农不卖，说是祖上传的。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但从那以后，他只要一有空，便会往山东跑，往那猪圈跑，时间长了，他也与老农混熟了，他又忍不住问：“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卖这对门墩？”老农这才告诉他：“打安了这对门墩，俺家的猪就从来没有生过病。”听了老农的话，他就在村子里调查，他发现真是每家都有猪死，就那家的不得病。他喜欢这非同一般的门墩，因为他相信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又是看得见的。后来，他一有空就往山东跑，往那猪圈前跑。最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老农说：“卖给你了，为看一门墩你这一趟趟往猪圈跑，真让俺觉得不落忍。”他喜出望外：“谢谢老哥，我就想看看有了它们，我这大猪会不会得病”。

门墩后的地下通道通向街心花园。赤峰道上很多小洋楼都有自己的地下通道，那是当时很必要的设施。现在，那个通道还通着，但因为下面有积水，他从来没走过。

八

有时候，他觉得人生就像那通道。一段段的。

他能恍惚看见自己在建国道小学宣传队里跳舞时的灵敏。他跳得好，因为跳舞，他得过好多上面印有毛主席像的奖状，老师甚至请他帮忙教其他同学跳舞。但在五年级，天津市歌舞团他没考上，因为他是资本家的后代。

贫农家的孩子考上了，尽管没有他跳得好，但人家是贫农的后代。

他的小名叫“傻子”，奶奶起的。奶奶迷信，觉得傻子没人要，能留得住。从小他就不爱说话，不爱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他爱跟奶奶玩，爱听奶奶讲义和团打洋人的故事，每次听到义和团在望海楼上掐口诀念咒，让着火的铜盆飞上天，他就咯咯咯地笑……照小学毕业照时，有个同学说，咱一会儿都撅着嘴照相，于是，他就噘着嘴。结果照片发下来，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笑，就他撅着嘴。

刚上初中就停课了，每天他跟着别人上街看热闹，看人们坐在消防车上，带着外国人留下的那种消防盔互相武斗。

高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天津市感光胶片厂。在暗房里，他开始用一台半自动卷片机卷胶卷。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卷，六个人围着他，用他卷出来的胶卷装盒。暗房里只有一点幽暗的绿光，眼睛是看不清的，靠的是手和心的感觉。那时的工作量是卷800个，一般人要卷一天，他手快，通常不到上午十一点就卷完了。暗房出来，眼睛不能见光，他就带着墨镜到休息室休息。他讨厌这种休息，因为必须休息到下午下班才能走，这是厂里的规定。卷完了任务也不行。休息室里大家都抽烟聊天，聊他没兴趣的各种打架。比聊天更让他心烦的是抽烟。别人给你发烟，你也要给别人发烟，架不住人多，两轮下来，一盒烟就发没了。别人发5毛一盒的“郁金香”，他就发6毛一盒不带嘴的“中华”。他好面子，因为他家是住意租界的，他爸曾是厂里的领导，他家曾是天津卫显赫一时的盐商张家。

刚开始，他一月挣38块钱，挣到40块钱时，他决定不干了。一月下来，不够烟钱。1980年，他24岁时，他决定去当个没人看得起的“小贩”。

他开始做黄金买卖。金条香港16两一根，内地10两一根，他小两收，大两卖，能赚6两的钱。那时候，买卖黄金是被禁止的，有风险才有收益，很快，他赚了几万块。钱财来得快，去得就更快。有一天，有个人说有金条要卖，他就用报纸包了一书包钱，背着那个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军跨去了。一开始，他觉得那卖金条的人长相奸诈，神色可疑，但当那人把金条从裤兜子里掏出来时，金条的诱惑立刻掩盖了他的怀疑。金条是天宝牌的，那时很出名的牌子，那牌子的金条是最纯的。他把那人带到一个楼道里，准备用试金刀把金条切开，看看是不是铅条外包上金的“水货”。一刀下去，很软很纯，果然是天宝牌。在他掏出钱时，那家伙掏出了步话机，喊道：大鱼上钩了，收网！

为庆祝逮住他这条“大鱼”，警察买了两笼狗不理包子。警察问他，吃包子吗？他说，不吃，我哪有心情吃包子。警察说，你要不吃包子就交罚款，不交罚款就关进去。

倒金条倒来的几万块钱都交了罚款。还得体面。他又带了一千来块钱去了广东，想倒腾一些那时候被称为“港伞”的折叠伞回天津卖。在湛江的一家批发店，老板告诉他，问了价就得买，不买就不能走。他说，凭什么，我问价怎么了？我敢出来就不怕这个。那老板觉得他有种，便跟他交了朋友。老板说，我这儿有“夏普6060”的录音机，300块给你，拿回去你卖600没问题。他清楚倒这东西肯定能赚，但他不敢买，有倒金子的教训，再来个冒充卖录音机的警察，他可再没钱交罚款了。最后，他进了一堆衣服回去，同学们喜欢，他不好意思收钱，便送了好多，这趟又算白跑了。

“文革”后，他家在天津百货大楼附近退赔了一间门脸房，他觉得可以用那房子来卖点东西，可卖什么呢？他见很多人排队买一种布，灰色的，据说下水后不起褶。他也想卖这种布。在批发市场，他找到了这种角上写着“无锡色织四厂”的布，他先批发了一卷回去，不到十分钟就卖没了。他又去批发了两卷，没过多会儿又卖没了。他觉得卖布太神奇了，比卖金子还赚钱。他决定直接去无锡的厂子里进货。全国的人都在无锡进那布，那厂里的销售经理成了大家最热门的“行贿对象”，别人送收音机，他就送金戒指，别人送金戒指，他就送金项链，后来，经理不要东西改要回扣了，别人一卷布给5毛，他就给6毛，别人给六毛，他就给1块。付款时，经理如果说，好像还差10块钱。他就马上再给经理十块钱，并连声说：我点错了，对不起，是我点错了。他知道自己肯定没点错。

能让经理舒舒服服占到便宜，经理自然喜欢他，别人一个月等不到一卷布，他三天就能一整车拉回家。到后来，他只要来无锡，都不用在外面吃饭，饭菜经理早就给他在厂子里准备好了。

九

有钱了，他就给母亲买东西。买那些老家具，老物件。他家是民国天津八大家盐商张家的后代，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习惯了在家里收拾屋子，习惯了帮奶奶把高脚的铜痰盂擦得锃亮。

每次路过信托商店，母亲都会指着某件东西说，这是咱家的，那也是咱家的。“文革”结束后，也退赔了一些抄走的东西，但退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母亲最挂念的是那个紫檀的百寿图的屏风，上面有一百个各式各样放鞭炮的小孩，他为母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他想要帮母亲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尽管不是一样的东西，但都是母亲喜欢的老物件。

常给母亲买东西，母亲就问，连志，你哪儿来那么多钱？他说，做买卖挣的。母亲说，连志，别出门了，妈害怕，妈不要钱，妈要你听话，你听话就是孝敬妈。他从没和母亲犟过嘴，孝道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1992年，他开了家海鲜馆子，26平方米，6张桌子，每天都有人排队，几拨几拨地换，为的就是品尝刚从广东空运来的活海鲜（当时，北方沿海没有活海鲜，海鱼出海就死）。他是天津第一家海鲜馆子，“先”与“鲜”同音，他就给餐馆起名叫做“粤唯鲜”。后来，这个小馆子发展成为了“天津粤唯鲜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他的公司员工越来越多，他记不住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便都叫他们“小不点”，他对“小不点”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不点，给家打电话了没有？给家里寄钱了没有？”

母亲78岁时过世了。

出殡时，几千人去参加葬礼，警车开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都在议论他家出殡的场面。但是对他来说，那天并不风光，他难过极了。多年以后，一家电视台采访他。他说着说着，说到母亲时，仍然激动得掉泪。

他最喜欢在瓷房子的顶层待着。那里有一间顶上全是玻璃的阳光房。阳光房里挂的山水画是母亲的嫁妆，桌上摆的镜子、清代八音盒、汉白玉山石盆、打着锔子的盘与罐、老电话……都是母亲用过的东西。屋角的铜床是母亲睡过的，铜床旁边那个“双鱼牌”止疼片的盒子是母亲每天必需的。旧社会，母亲抽鸦片，解放后禁烟便戒了，是这“双鱼牌”止疼片伴随了母亲的后半生。

这是他的母亲房。在这用来留住记忆的房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着，看母亲的照片，他喜欢用眼神跟母亲交流，他觉得母亲一直在保佑他。

十

瓷房子、粤唯鲜的生意、助养残疾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各种采访……现在，他每天都孤独地忙碌着。忙得他时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自己。他51岁了，父母去世多年，两个前妻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又是一个人。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国泰航空做了空姐，女儿喜欢，他就让她去做，他对女儿的要求不高，只要她高兴就好。小石头才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儿子从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的兴趣和天赋让他惊奇，放在加拿大耽误了。他想把小石头接回来，石头妈答应了。一想到这，他便能感到甜蜜，一阵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