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样想：头发既不是為了取悦男子而存在，过去存留长发的许多近於梦幻的联想其实可以一併剪除。头发的确如领袖所言是最接近人类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带了最多与思想有关的意识型态的辩证在内。

叶子对着镜子，把一片及腰的长发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气，决绝地一刀剪断了。叶子剪完头发，看着镜子裡的自己，有

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彷彿被剪去的不是头发，而是她属於过去没有觉悟的女性的种种。

「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动刀动槍，而是革除掉脑中腐败、霸道、堕落的部分。」

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仅要解除人类在歷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歷史加诸於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併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叁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裡的失败者角

色，其意义与重要性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軻，留在歷史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於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為「小资產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认识自己而產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啟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裡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餵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续到了共產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儘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產党宣言，把共產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為全世界共產党党员所传唱）。瞿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產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為《史记》裡的失败者。在他成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產到连婚姻爱情都共產。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槍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餘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產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產党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写了《多餘的话》。在《多餘的话》裡，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為共產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拋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餘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裡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槍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槍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陽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產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裡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皮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皮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裡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癮－－我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不会存在於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没有做过什麼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爱，因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

巨大政治机器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可是谁会是下一个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吗？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

反叛者不会是政党裡、家庭裡、学校裡、社会裡那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

社会认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同时，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讚扬，或者说「收买」、「收编」的。《水滸传》裡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因為各种遭遇而了解到自己与政权之间绝对对立的关系最后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说最后作者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谜：到底宋江有没有接受招安？

有人认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规军，也有人认為他继续在梁山上替天行道；这两种结局使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际。

安那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内心裡那个反叛者的角色，永远不被收买，永远不被收编。

难道学运到此為止？

学运曇花一现，但是社会裡性别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都还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觉醒，為什麼不再有学运了？难道学运到此為止？下一个觉悟的学生会是谁？

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现代《史记》，我将要记录谁？是荆軻，荆軻在哪裡？是项羽，项羽在哪裡？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裡？我该如何书写这些决绝者在革命时刻的孤独感？

「革命」这个字义长期以来与「政治」划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於一个绝对的高度。

所有的政权，不论是如何起家，最终都会害怕革命。可是厉害的政权甚至连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没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泽东，他可以把革命变成一部戏：戴上红臂章（不要小看这个象徵性的动作，代表了毛泽东也是红卫兵的一员）支持坐在天安门前的学生，并且说了一句全世界执政者都不敢说的话：「造反有理」，因為他这麼一讲，没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对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这是极高明的招数，只能等歷史去算这一笔帐。

革命会被篡夺，革命会被偽装，革命会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对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验：要在什麼样的环境裡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传，才能把孤独心念传递？

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而对台湾的学运，我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绪，既高兴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难过学运成功得太快，人性裡最高贵的情操不足歷练，人性的丰富性也来不及被提高，是一种悵然若失的感觉吧！

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国会议堂中发言，我就会

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光釆，想起他们谈起理想时热泪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在他们心裡消失了？在短短几年之中，他们忘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那个巨大的梦。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可贵。

至於书写者？

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写楚汉相争时，已是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后，这本禁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让知识分子们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会如此被记录的，我相信，这便是文学书写者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