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寻找只能继续——整整几个月时间，菜场，餐馆，电器维修店，甚至在光机学院的左邻右舍中间，我一直在寻找着家乡人，寻找着在北方尤其显得古怪和不可理喻的口音，一旦寻见，我就找借口上去攀谈，结果并没有多好：好不容易找见一个，这口音却往往正在被它的主人用于叫卖，用于训斥孩子，甚至是用于乞讨，生活和生计，正在折磨着这些口音和它们的主人，事实上，它们没有工夫停下，来与我的口音相逢。

打这个时候起，我已经大致可以想象得出：我与长春，可能终须一别了。

世间的语言，何曾只是滔滔言说的工具？它是身世，是情欲，是梁山泊，也是雷音寺。管它是像毛线团扭结在一起，还是像大雪后的平原般一览无余，你只要走进去，就理当躲得进楼阁，认得清花径，可以大闹天宫，可以为虎作伥；更有那些言说：高音，低音，呐喊，哭泣，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它们除了是口舌的信使，更是在见证你的悲痛，你的狂喜，你的被侮辱与被损害。

对一个正在开始写作的人来说，你所信赖的语言，即是你所信赖的生活，抛却道德，哪怕它是一个恶棍，你也应该向它宣誓，向它效忠。

可是在长春街头，我失去了我俯首称臣的对象。

结局是突然到来的。这一天，我从红旗街的地下音像市场出来，被一辆汽车蹭得踉跄着跑出去好几步，结果却并无大碍，没料到的是：当我还正在低头检查身体可有受伤之处的时候，车里跳下来的人却立刻开始了恶言想向，我当然要与之反驳，与之争吵，但终于没有，因为当我要开始争吵，竟然没有一个恰当而凌厉的字词从我的嘴巴里蹦出去，要命地，当对方声色俱厉的时候，我却站在南方与北方的中间，犹豫着到底要选择哪一句话来进行还击，想想这一句，再想想那一句，左右为难，但这难处已经与对方、与当时的急迫处境全无半点关系了。某种凄凉之感诞生了，这凄凉之感告诉我：也许，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有何胜利可言？我再次走进长春火车站之时，天上下着大雪，北方之美正在天地之间汹涌地呈现：雪落在火车站的屋顶，使得茫茫夜空更加深不可及；雪落在小饭馆的玻璃窗上，使得窗内的寻常烟火和说话都极尽热烈；雪落在斯大林大街的松树上，一根松枝悄无声息地被压断；雪落在收割后的松嫩平原上，劳苦的儿女终于可以离开，待到明年再来；如同詹姆斯·乔伊斯所说，“雪，落在所有的死者和生者身上”，自然，也落在我这个战败者身上，是啊，满火车站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城市里，有个人为了一桩荒谬的事情打过一场仗，现在，他战败了，正准备落荒而逃。

有何胜利可言？自从回到原籍，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写出过一些小说，更多的时候则是什么都没写，真相是，什么都写不出。现在的问题是：从相信语言开始，我相信了这些语言背后的事物，但是，时代流淌得是多么急速，我宣誓和效忠的事物正在一点点碎裂，全都化为了齑粉；和在长春时一样，我又站在了中间地带，甚至是站在了死结上，一边是活生生的满目所见，一边却是日渐残损和喑哑的我的诸多相信，我该去拽住谁的尾巴，又该与谁如影随形？日复一日，先是王顾左右，再是痛心疾首，终了，举目四望：厨房，会议室，阴雨时的小旅馆，诸多航空港与火车站，竟然全都变作了长春，那个二十二岁时、连争吵都找不出恰当之词的长春。

面对这四野周遭，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却也没有别的法子，认输吧。唯有先认输，再继续写，继续挺住。就像威廉·斯塔夫，旁人问他：“你为什么还在写？”他问旁人：“你为什么不写了？”

没有别的法子。唯有将正在苦度的每一处都视作长春。先去书市上做搬运工，再去菜场、餐馆和电器维修店，甚至来到光机学院的左邻右舍中间，去寻找可能会相逢的口音。是啊，唯有再打一场注定失败的仗，最后成为那个落荒而逃的人——十几年过去，我多少已经明白：别离不是羞耻，它只是命运的一部分。犹如此刻，我写下了一次生硬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别离，却又想起了罗伯特·勃莱的诗——

“我对自己说：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