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应该记住，社会中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为每一个时期(通常是一个世纪)指认出一位伟大诗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逃避阅读其他诗人的责任，或者是——就这件事而言——为了逃避那位天选诗人，只要你发现他或她的性格并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事实上，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任何一种文学里，都会同时存在好几位同样伟大、同样重要的诗人，他们都能照亮你前行的路。无论人数是多是少，他们归根结底都能被归入各种已知的性格，必然如此，他们之不同便由此而来。他们凭借语言之恩赐来到世上，为了向社会提供一套美学标准的层次体系或色谱，供社会遵循、忽略或关注。他们与其说是榜样，莫如说是精神导师，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他们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则更好。社会需要作为整体的他们，如果我提出的计划能得以落实，也不应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偏爱。因为在这些高地上并无等级，荣耀应该均等。
我怀疑，社会钟情于一位诗人，是因为较之于好几个人，一个人更易忽略。一个社会若是拥有好几个扮演着世俗圣徒角色的诗人，便会变得更难统治，因为政治家就不得不拿出至少与数位诗人相当的视界高度，更不用说是措辞水平了，而这样的视界高度和措辞水平已经无法再被视作例外。但是，这样一个社会或许会比我们迄今所知的所有社会都更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非民主自身，否则便是多余。民主的目的就是民主之启蒙。没有启蒙意义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一片治安状况良好的热带雨林，其中还有一位被指定的伟大诗人扮演人猿泰山。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热带雨林，而非人猿泰山。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被人遗忘并非一场了不得的悲剧，这是在所难免的，他能承受。与社会不同，一位好诗人永远拥有未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诗作就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领取未来的样本。关于我们自己，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或许也是对于我们的最高赞誉——我们就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玛丽安·穆尔<sup><small>[10]</small>、华莱士·斯蒂文斯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未来，我仅提这么几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代人都是未来，更确切地说都是逝去者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尤其是逝去诗人的未来之组成部分，因为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便能意识到，他们是知道我们的，这些在我们之前出现的诗歌实质上就是我们的基因库。它不需要我们去尊崇，它在召唤我们去阅读。
我再重复一遍：一位诗人永远不会是输家。他深知，会有人继承他的事业，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事实上，正因为继承者人多势众，激情四射，高声喧哗，哗众取宠，才把这位诗人挤入了忘川。)他能承受，就像他不怕被视为娘娘腔。无法承受被遗忘之命运的恰恰是社会，与每一位诗人其实都具有的精神毅力相比，恰恰是社会成了娘娘腔，成了输家。社会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复制自我，对于社会而言，失去一位诗人就等于毁灭了一颗脑细胞。这会妨碍一个人的言说能力，在需要作出伦理选择时无所适从，或者，这会使活的话语结满修饰语的硬壳，使人变成一个热情接纳胡言乱语或纯粹噪音的容器。不过，负责复制的器官并未受到影响。
对于某些遗传缺陷(在个体身上或许并不显眼，在群体中则触目惊心)，治疗手段并不多，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也并非一种治疗手段。我只是希望，我的这个主意如果能得到支持，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们这种文化萎靡症蔓延至下一代的速度。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接受了这个富有公众服务精神的职位，或许，拿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付给的薪水让我有些脑袋发热。或许，我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卫生局长，把一张标签贴在当今的诗歌包装盒上。这标签上写着：“如此经营方式有害国家健康。”我们活着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染病。
常有人说，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复历史，我觉得第一个道出此言的似乎是桑塔亚那<sup><small>[11]</small>。诗歌不作如此断言。不过，诗歌与历史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诗歌也诉诸记忆，它也能造福未来，更不用说当下了。诗歌肯定无法减少贫困，但它可以驱除愚昧。再者，它还是唯一可以抵御人心之庸俗的保险装置。因此，诗歌应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在一个人口两亿五千万的国家，一本两美元一册的美国诗歌选集可以卖到五千万册。也许不会很快卖光，但能常销，卖上十来年，便能全都卖出去。书籍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如果卖不出去，那就让它们躺在那里好了，落满尘土，腐烂分解。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如果我本人的例子有任何价值的话；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这样做。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认识的一个人<sup><small>[12]</small>当时身在俄国，正在把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译成俄语。我认识他，是因为我读到了他的译诗，那些被译成俄语的诗作极为出色，我非常想结识译者，同样也非常想看到原作。他给我看了那本硬皮书(我认为是霍尔特出版社<sup><small>[13]</small>的版本)，翻开的一页上恰好是《幸福因失去长度而达到顶点》一诗。这一页上有一只巨大的十二号军靴留下的印迹。这本书的扉页上还盖着一个图章，图章上的字样为“斯塔拉格3B”，这是二战期间位于法国某地一座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
这就是一本诗集最终找到其读者的例证。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待在近旁。否则它就不会被踩到，更不可能被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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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1年10月在国会图书馆所作演讲。——原注。译者按：此文原为担任美国“桂冠诗人”的布罗茨基1991年10月2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作演讲，后经修改刊于1991年11月11日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此文原题“An Immodest Proposal”，是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一文的戏仿，斯威夫特的“建议”旨在“防止爱尔兰的穷人孩子们成为他们的父母或国家之负担”。俄文版题为“Нескром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2] 暗指福山的历史终结说。
[3] 蒙塔莱(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在但丁的阴影中》一文就是写蒙塔莱的。
[4] 马维尔(1618—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布罗茨基翻译过马维尔的诗。
[5] 毕晓普(1911—1979)，美国女诗人。
[6] 弗罗斯特《提供，提供》一诗中的诗句。
[7] 此处用的是拉丁文“Gogito ergo sum”。
[8] 施瓦辛格(1947年生)，美国电影中的壮汉明星，后任加州州长。
[9] 伍迪·艾伦(1935年生)，美国喜剧电影明星、导演。
[10] 穆尔(1887—1972)，美国女诗人。
[11]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1872年移居美国，曾任教哈佛大学，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著作。布罗茨基所引之语出自桑塔亚那的《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原文为：“Those who don'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fulfit it.”
[12] 即安德烈·谢尔盖耶夫(1933—1998)，布罗茨基的友人，俄国诗人、翻译家。
[13] 这家出版社的全称为“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