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日，蔡元培发表宣言，以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羞与为伍，主张对于政府不合作。北京学生联合会向众议院请愿，并宣言驱逐彭氏，惩办议长吴景濂。
二十八日，先生在《努力周报》三十九期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以抗议罗案，支持蔡元培的主张。
二月十一日，在《努力周报》四十一期发表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忆，后改名春痕，收在轮盘小说集中。故事的主人翁是林长民。
三月十二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五卷三册九号）发表一首新诗康桥再会罢。因排的格式不对，去信更正，又于二十五（同刊五卷三册二十号）重排发表。可见这时新诗的出现，不仅对一般让者，即使是当时很有名的副刊编者（如《学灯》），也是陌生的。赵景深在志摩师哀辞（《新月》月刊四卷一期）一文中，对此事曾有简单的记述：
“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写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师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吧》，每行字数相等，标点或句读常在每行之间，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许徐师的纸幅过短，或是他的字迹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达到纸的末端罢，于是排字的人把这首诗按标点或句读分行了，这样既无音节，又参差不齐，不能一样长短，便变得与无韵诗无别。徐师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于胡适、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A，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我常想能够认识这些位先生，以致钦之诚。”
是年春，蒋复璁北上，仍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学分几已修毕，故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服务。此馆为梁启超所创办，自任馆长，蒋方震掌编辑部，蹇季常掌总务部，蒋复璁任编辑。先生任干事，协助英文函件，与张君劢及蒋复璁皆住该馆。先生石虎胡同七号一诗，就是住在这里时即景而写的。诗中的蹇翁即指蹇季常，贵州遵义人，他是梁启超的智囊，也可以说是灵魂，梁对他言听计从，最有影响力。蹇氏一生好酒，所以先生在该诗中说他“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松坡图书馆分两部分，第一馆在北海快雪堂，专藏中籍。西单牌楼这边为第二馆，专藏外文书籍。
五月，在剑桥翻译的第一部书高斯英译本《涡堤孩》（Undine，transla‐ted by Edmund Goss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他在自序中介绍该书内容及翻译动机云：
“……因为我原意是给母亲看的，所以动笔的时候，就以她看得懂与否做标准，结果南腔南调杂格得很……这篇故事，算是西欧文学里有名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陆上有乐剧（Undine Opera），英国著名剧评家W.L.Contney将这故事编成三幕的剧本。此外英译有两种，我现在翻的是高斯（Edmund Gosse）的译本。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国文学界里一个重要分子，他还活着。他是一诗人，但是他文学评衡家的身份更高。他读书之多学识之博……与Edward Dowden和George Saintsbury齐名……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Friedrich Heinrich Karl，Baron de la Fouququé，我现在简称他为福沟，他生在德国，祖先是法国的贵族。他活了六十五岁，从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算是十九世纪浪漫派最后也是最纯粹一个作者……”
二十五日，在北京晤康有为，并托梁启超代求墨宝。时梁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先生着手译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为英文。据五月二十六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云：
“呈上纸三张，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A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六四四）
暑假，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授课两星期，讲近代英文文学和未来诗派，学员有赵景深、焦菊隐等。这期间的活动，赵景深在《志摩师哀辞》中说：
“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议决，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人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虞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演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九二五，新文化书社版）里。
“徐师曾拿一首英译的哥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译，我得了第一奖，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时有迁移，哥德的照片已经遗失，只剩下一张法郎土像的明信片，还存在我的匣中，作为徐师的纪念。
“课余我常和几位朋友到徐师的宿舍里去访问。每在绿荫之下，蒙着太阳的光照，听徐师谈讲文学。他问我看过莎士比亚不曾，我说不曾看过，只看过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他劝我看一看原书。但我终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负徐师介绍的美意。
“绿波社天津总社社员曾于徐师的讲演结束后，请他茶叙，藉为话别。当时并共留一影，现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册中。席间徐师问起我将来的志愿：‘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我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师摇了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八月十一日，离京去北戴河。
十八日（阴历七月初七日），在山海关外绕登角山的栖贤寺，半夜回北戴河住处，接祖母病危电报，当晚就收拾行李，赶第二天早上六时车南下，二十二日中午到家。
二十七日，祖母何太夫人逝世，享寿八十四。她生前爱先生最深，所以先生也特别悲怆。十一月二十四日，作《我的祖母之死》（《自剖文集》）一文，叙述她病逝的经过和当时的情景。
三十一日，接林长民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关系之深。原函云：
“前闻足下南归，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书具悉。足下有重亲之丧，一时不获北去，相见当较易耳。我此来不自知究何所为，情之所系，几一日不可留，乃驻旅馆，赁新屋，皇然迁居，熙熙然安宅，若将作久计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欲寄书有千万语，怕他不解，须削成白话一两句，如何能道得出，真苦煞人矣！客中赁宅，其或为斯人供张，冀其万一能来耶？此情感唯足下能为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间决无一人能知者。宝宝（林徽音）来信说娘娘有些病，请医生来看过，道是肠逆，顾不知其详，顷已飞电书往询，俟得复书，苟无甚病，或已愈，则我能放心，计议游湖，届时当更与足下约会也。湖上春润庐（原文书春觉庐，误，是宋春舫的别墅）可借居。若往游，却甚便。敬问志摩安好。长民。”
九月四日，太戈尔从加尔各答来信说，要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动身到中国来。
六日，复赵景深函，介绍替晨报副刊译小说。（赵曾编天津新民意报的文学附刊，后被裁撤，失业，写信给先生，想译稿为生。）原函云：“……关于译小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我大约月底方能到沪，泰氏（指太戈尔）如来，则十月初偕同北上，尔时当可会面。”
八日，祖母回神。为讣闻上一个‘继“字，议论纷纷，说若不加继字，便是蔑视孙太夫人。（孙为元配，何为继室。）先生曾写信请教胡适等。
十八日，陈师曾（衡恪）卒于南京，年四十八岁。十月，北京开追悼会，并遗作展览会。
按：先生家书（致伯父）云：“陈师曾画家的死，美术界很深惋惜……梁先生叫我寄一份目录给你……他的画与笔致，我觉得他是最有胸襟的一个画家。”
二十五日（中秋），与堂弟绎莪游西湖。遇康有为，未招呼。
二十六日，与绎莪经雷峰塔到烟霞洞访胡适（胡时在烟霞洞养病），未遇。
二十九日，乘看潮专车往海宁观潮。同行者有叔永（任鸿隽）、莎菲（陈衡A）、朱经农、莎菲的先生Miss Ellery、精卫（汪兆铭）、马君武、胡适、胡适的表妹曹佩声、陶知行等十人。与江谈了一路的诗。看过潮后，先生去杭州。
是年秋，蔡孑民（元培）辞北大校长，偕新夫人周峻赴欧度蜜月。
按：胡适曾为摄影于杭州，先生题云：“蔡先生将赴欧。”
十月三日，与张君劢、瞿菊农等去常州，游天宁寺。
五日，同裕卿到吴淞吊君革。与徐振飞（新六）谈法国文学。
按：徐新六字振飞，一八九○年生，一九三八年卒。先生说他是个风雅的生意人。
十一日，午间张东荪借张君劢处请客，有胡适、朱经农、陈筑山等。午后为胡适拉去沧州别墅闲谈，《努力周报》已决定停版。瞿秋白来，时正患肺病。先生又同胡适、朱经农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郭沫若，成仿吾亦在座，主客之间甚枯窘。晚任叔永夫妇请客，到有胡适、朱经农、唐擘黄、王云五、高梦旦、马君武、徐新六、张君劢等。马君武大怪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
十二日，郭沫若回拜，说有人疑心西滢就是先生。郭走后，先生作《灰色的人生》诗一首，后在二十七日《努力周报》七十五期增刊中发表。这是《努力》的最后一期。晚去胡适处长谈，在张君劢、瞿菊农处沙发上宿。
十三日，郭沫若请吃饭，胡适、楼石庵列席。
十五日，与胡适回请郭沫若，有田汉夫妇、任叔永夫妇及徐新六等。散席后，与胡适去亚东书局，识陈独秀。陈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县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实际领导者，但晚年他否定了他在共产党中的一切，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
十六日，与胡适约各翻曼殊斐尔作品若干篇，并邀陈西滢合作，由泰东书局出版。
十七日，张幼仪自德来函，言归国后，拟办幼稚院，先从硖石入手。
二十日，自硖石到杭州，与胡适、朱经农同寓新新。
二十二日，与胡适、朱经农重游西湖。
二十八日，西湖游记结束。朱经农先走，先生和胡适迟两天回上海。
十一月四日，梁启超所创办的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馆址在北京北海快雪堂，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拨。民国五年蔡锷病逝日本，梁氏即有筹建松坡图书馆之议，作为永久纪念。嗣因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先搜购图书以作准备。民国九年，梁启超自欧返国，想在北京从事文化活动，所以就将松社售去，十一年将图书运至北京，十二年将西单牌楼北的石虎胡同七号（清乾隆年间裘文达的赐第）改作松坡图书馆的第二馆，复蒙黎元洪拨快雪堂为第一馆馆址，始告正式成立。先生遇难后，申如公将北京存书全部捐赠该馆。当时松坡图书馆的谢函云：
“申如先生阁下：前得百里先生函，藉悉先生慨允将志摩遗书全部捐赠敝馆，敬谨拜嘉，顷已编目陈列，俾供众览，受贶良多，专此鸣谢，并颂道祺。”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二十九岁
与陆小曼在北京相识。时先生任北大教授，住松坡图书馆中。先生与陆小曼认识的经过，陆小曼在爱眉小札的序文中说：
“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说来也十年多了），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可是性灵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后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当时因为家庭间不能得着安慰，我就改变了常态，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热闹生活中去忘记我内心的痛苦。又因我娇慢的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了。于是烦恼与痛苦，也跟着一起来。”
四月十日，诗人拜伦百年祭。
十二日，印度诗哲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乘热田丸来华抵沪，住沧洲饭店。先生代表北方学界前往欢迎。
太戈尔这次来华，系应北京讲学社之聘。讲学社为蔡元培、汪大燮（伯唐）、林长民（宗孟）等所发起，蒋方震任总干事。杜威应北大聘来华，其后改为讲学社所聘，由胡适翻译。罗素来华，由赵元任翻译。太戈尔来华，由先生翻译。最后聘杜里舒来华，由张君劢及瞿菊农翻译。据杨允元徐志摩与太戈尔访华的韵事（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二期）云：
“太氏接到邀请后，似乎是为他所创立到此时还不过三年的国际大学做一点宣扬工夫，他刚好获得一位印度资本家比尔拉（J.K.Birla）捐助旅费，就组成了他的大学访问团，邀约了下面的同行人员，国大教授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国大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l Bose），国大乡村建设指导英人爱尔姆赫斯特（L.K. Elmhirst），这位先生也就是访问团的秘书，还有加尔各答史学教授纳格（Kalidas Nag），再加上一位美籍社会工作者格莉恩女土（Greene），一行六人，因此诗人与随行人员的阵容，拥有印度文学艺术与历史的专家。显然他们也有意对当日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各方面作一次全盘的考察。至于主人方面，北京学术文化界人士与太氏交接的可真不少，就其中主要的知名人士说，有梁任公、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张君劢等。”
至于太戈尔来华的目的，据他自己说：
“我此番到中国来，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所持的是敬爱数字。”（《小说月报》十五卷四期）
十三日，下午一时，太戈尔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三时至慕尔鸣路三十七号聚会，在蒋方震家与欢迎者摄影。
十四日，先生陪太戈尔游西湖。一时诗兴大发，竟在一处海棠花下做诗通宵。
十六日，回上海。
十八日，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各团体假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开欢迎太戈尔演A会，并在俱乐部门首留影。然后沿津浦路北上，在南京、济南各有一讲演。
二十三日，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学界欢迎大会，几个大学学院，以至最后的欢送会，作六次公开演讲。所有演讲或谈话，全由先生担任翻译。在天坛草坪上开欢迎会时，太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音搀扶，据吴咏《天坛史话》云：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五月八日，为庆祝太戈尔六十四岁诞辰，北京学术界人士为他举行祝寿会，由胡适主席，送他的寿礼是十几张名画和一件名瓷，并举行赠名典礼，由梁启超主持，所赠的中国名字是竺震旦，颇饶意义，使太戈尔深受感动。祝寿会的次一节目是由梵文学者读了一首梵文诗，印度历史教授读了太戈尔的一首新年诗。最后一项余兴节目，是演出太戈尔的短剧契玦<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T3540.gif" />（Chitra亦有译作契忒拉或齐德拉的），由林徽音饰公主契玦<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T3150.gif" />，张歆海饰王子阿俊那（Arjuna），先生饰爱神。上演以前，太戈尔登台说明他创作契玦<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T3I6.gif" />的经过，演出成绩很好。
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先生在《晨报》副刊之《剧刊始业》一文中说：“前年四月八日在协和演了一次泰谷尔的契玦<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T3928.gif" />。此处四月当为五月之误。
二十日，太戈尔离北京到太原，勾留两日，然后沿京汉路南下，二十五日过汉口，再乘船东下。二十九日离开上海，东去日本，先生随往。在上海时，仍聚会于张园，太氏发表他最后的一次讲演。
暑中自日返，曾至庐山，居半月。
按：先生寄崇弟函：“庐山名迹顷刻未可穷尽，然山之灵异，尤在云霞，颇拟作新云赋以咏之。此塔不知何名，远山亦不知名，然意境古淡绝俗，到此惟听松声鸟语，忘机忘世矣！”
秋赴北平师大演说，有落叶演说辞。
九月，表兄沈叔薇病卒。叔薇和先生从小同学，高小中学（杭州一中）都是A班毕业。叔薇过继的爹娘是先生的姑母，先生的前母是叔薇的姑母。们俩除了自小同学外，还加上两重的亲戚关系。叔薇是先生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他的死是先生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十一月一日，先生在北京寓里撰《悼沈叔薇》一文。（见《自剖文集》）
秋间齐（齐燮元）卢（卢永祥）战事起，先生全家迁沪，先生仍居平，阴历九月初一，其堂弟永和妻病故。同月六日，其伯母蓉初公夫人又病逝硖石。冬，战事平，遂于十一月初八日全家返硖。（太夫人致张幼仪函）
十月十五日，俄大使加拉罕移居前俄使馆，举行升旗礼。先生前往参观。
十二月三日，梁启超发表集宋词联赠先生。
按：饮冰室诗话附录云：“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吴梦窗【高阳台】，姜白石【点绛唇】，陈西农【秋霁】，辛稼轩【清平乐】，洪平斋【眼儿媚】，陈简斋【临江仙】）’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太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这年中秋（九月十三日）梁氏李夫人丧，联是在他夫人病榻旁，作以消遣的作品。
二十日，在《现代评论》一卷二期发表《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
按：是文与《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一文相互有关，都是针对当时英国处理庚子赔款事而发议论。先生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的序文上说：“……庚子赔款委员会里面他特聘在野的两个名人，狄更生与罗素。这一点就够得上交情。现在坏了，包首相容不得思想与理想……听说他们已经定了两种用途：一是扬子江流域的实业发展（铁路等等）及实业教育，一是传教。我们当然不胜感激之至！亏他们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发展实业意思是饱暖我们的肉体，补助传道意思是饱暖我们的灵魂……狄更生先生每回给我来信总有悲惨的话……狄更生先生替人类难受，我们替他难受。罗素何尝不替人类难受，他也悲观；但他比狄更生便宜些，他会冷笑，他的讥讽是他针砭人类的利器。这回他给我信上有一句冷话Iamamusedattheprogress of Christianityin China基督教在中国的进步真快呀！下去更有希望了，英国教会有了赔款帮忙，教士们的烟士披里纯那得不益发的灿烂起来！别说基督将军，基督总长，将来基督酱油基督麻油这样基A那样基督花样多着哪，我们等着看吧。
是年，蒋复璁在北大毕业，即由先生介绍于当时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仲述），在清华教书两年。
是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生奔走最为热心。据他在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剧刊始业》一文中说：
“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的不记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时的热心。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
新月社初为一聚餐会，大多为欧美回国留学生，自是年起乃在北京中街七号租一屋，有如俱乐部，可以吃饭及打弹子等，每人月缴费五元，每两星期乃定期聚餐，时有游艺等。先生自松坡图书馆迁往社内，主持其事。
梁实秋在忆《新月》一文中说：
“……北平原有一个新月社，‘新月’二字是套自印度太戈尔的一首诗新月集，太戈尔访华时梁启超出面招待由志摩任翻译，所以他对新月二字特感兴趣，后来就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像是俱乐部的性质，其中份子包括了一些文人和开明的政治家与银行家。我没有参加过北平的新月社，那时候我尚在海外；一多是参加过的，但是他的印象不大好，因为一多是比较的富于‘拉丁区’趣味的文人，而新月社的绅士趣味重些。”（见《文学因缘》页二九三—二九四）
民国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 三十岁
三月三日，致陆小曼信，对其处境深表同情，劝她不能再牺牲下去。这时先生和小曼恋爱的事，在北京已闹得满城风雨，先生不得已决定去欧洲旅行，避避风头，并答应做《现代评论》的特约通讯员。
四日，再致小曼信，希望她坚定信心和环境奋斗到底，不可半途而废。并要她天天写信，当作日记来写。小曼日记就是这封信催生的。
十日，又致小曼信，要她加倍奋斗。启程出国。
十二日，到哈尔滨。
十三日，过满洲里。
十四日，到赤塔。
十八日，到鄂木斯克。
十九日，次子德生（彼得）患腹膜炎殇于柏林。先生于二十六日到柏林，已不及见。六月三日作《我的彼得》一文，刊《现代评论》二卷三十六期，后收入《自剖文集》。这时张幼仪在柏林。
四月八日，到伦敦。
十一日，去意大利。
五月底，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返国抵沪，六月到北京。
六月二十五日，先生在巴黎。
七月，在英国承狄更生介绍，晤大诗人汤麦士哈代（Thomas Hardy）。
陆小曼病，先生兼程返国。与蒋复璁同寓北京清裘文达赐第之好春轩。
按：先生这次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一方面是为与陆小曼的事，另一方面是要去看看太戈尔。顺便看看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和英国的哈代，结果只见到了一个哈代。所到之处遍谒名人坟墓。据先生《欧游漫记》（《自剖文集》）云：
“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莫斯科上契珂夫、克鲁泡金的坟；在柏林上我自己儿子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尔的坟；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内的坟；上菩特莱‘恶之花’的坟；上凡尔泰、卢骚、嚣俄的坟；在罗马上雪莱、基茨的坟；在翡翠上勃郎宁太太的坟，上密仡郎其罗、梅迪启家的坟；日内瓦到Ravenna去还得上丹德的坟；到Assisi上法兰西士的坟；到Mautua上浮吉尔Virgil的坟。）我每过不知的墓园也往往进去留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等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八月六日，偕陆小曼与林宗孟（长民）同游宫湖，林书东坡诗轴赠之。
按：林书跋云：“适与小曼志摩同游瀛台宫湖归寓，小曼索书，即以旧纸书赠之。乙丑六月十七月宗记。”
九日，先生开始写日记，记载与陆小曼相恋的经过和心情，写好了当信一样拿给小曼看。先生遇难后，小曼予以出版。（见《爱眉小札》）
他在日记一开头就说：“‘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发现。”
九月二日，刘叔和病逝北京。叔和名光一，一作光颐，字叔和，朋友们都叫他老老，南通人，北大法科毕业，在美国研究经济学，他和先生同船去美国，又同船去英国。民国十二年秋天回国，曾任北大欧洲经济史教授。十月十五日，先生作《吊刘叔和》，发表在同月十九日晨副。当叔和病故时，先生正南下。据陈西滢刘叔和一文（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现代评论》二卷四十二期）云：
“我们同医院交涉叔和身后事完毕出院，在门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给叔和的。我拆开一看，是志摩南下时告辞的信，信里说道‘盼兄耐心静养，早日安复为慰。南中逗留约十至十五日，归时再见。’今志摩已归，叔和却永远不能再见了。”
五日，到上海。时陆小曼去上海。
十三曰，去杭州。
十月一日，应陈博生之邀接编《北京晨报·副镌》。先生本想办理想月刊与新月月刊，不成。晨副在孙伏园主编时，便已人材济济，这时先生又约了赵元任、梁启超、张奚若、余上沅、萧友梅、闻一多、胡适、郁达夫、张东荪、赵太侔、刘海粟、翁文灏、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滢、陶孟和、沈性仁、凌叔华等为该刊撰稿，真是极一时之选。
按：《晨报·副镌》第四十九期学艺部启：“本刊从十月一日起改订今式，以期阅读两便。总目录内容，分为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归徐志摩君主编。又《国际周刊》由渊泉君主编。《社会周刊》由勉己君主编。《家庭周刊》由德言君主编。”
“他编晨副的态度，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样办一文中说得很明白：
“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但这来为他们报纸营业着想却是一个问题。”
五日，在晨副发表《迎上前去》一文，请读者容许他，绍介他自己，解释他自己，鼓励他自己。这时陆小曼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从上海来到了北京，A时找不着先生，及看到此文，才知在《晨报》做事，即去找他，告他恢复自由的消息。（见《爱眉小札》小曼序）
十日，在晨副发表《守旧与玩旧》一文，系针对《甲寅》周刊十七期孤桐（章士钊）的《再疏解辑义》而发，认为孤桐在思想上没有基本信念。孤桐又在甲寅周刊十八期发表《答志摩》来辩论。
十二日，在晨副发表《读梁巨川先生遗集》。按巨川名梁济，民国七年秋后在北京净业湖中自杀，这时正是他的遗集由其子焕鼐和漱溟整理后出版。先生此文发表后，陶孟和陈衡哲皆有文和先生讨论这个问题，两文均收入《落叶集》中，题目改作《论自杀——读桂林梁巨川先生遗书》。
十一月五日，梁启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以北海公园庆霄楼等处为筹备处。
按：北京教育部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商定合作，将京师图书馆改为合办，由梁启超任馆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供给经费。北京教育部后以故推翻，乃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独北京图书馆于北海，十五年开馆，蒋复璁由清华到该馆服务。任可澄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长，乃聘梁启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仍谋与中华文化基金合作，与北京图书馆合并，事卒不成。北伐之后，两馆合并，由蔡元培任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乃产生焉。
二十二日，奉军滦州第三军团副团长郭松龄，电请张作霖息战下野。
二十三日，郭松龄决定回师攻张作霖。
三十日，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宣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松龄军进占新民屯，与张作霖军在大雪中激战。
二十三日，郭松龄军完全失败。
二十四日，林长民于郭、张之役，惨死于新民屯，年五十岁。长民为清末民初间热心中国宪政及国会制度之重要政治家，福建闽侯人，幼名则泽，字宗孟，自称苣苳子，亦称桂林一枝室主，晚年门栽双栝，人亦或称之为双栝庐主人。十五年二月二日，先生《伤双栝老人》（《自剖集》）云：
“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你依旧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里的逸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下文竟命定是‘辽原白发葬华颠。’”
“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徽徽……伹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奇重的哀惨……”
是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添设戏剧系，改名艺术专门学校，先生推荐闻一多任该校教务长。据梁实秋《谈闻一多》云：
“一多的职务是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这是由于徐志摩的推毂，当时的艺专校长是刘百昭。刘是章士钊的部下，初接校篆，急需一批新人帮忙，所以经志摩介绍一拍即合。戏剧系主任本拟聘余上沅，后又因为安置赵太侔，上沅改任教授。他们加入艺专也是不得已，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一多是最不适于做行政工作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膺选。”（页六四—六五）
闻、赵、余三人在艺专支持了一年，经常和先生讨论有关戏剧问题，并在《晨报·副刊》创办剧刊（见次年六月十七日条）。据余上沅在十五年中秋日（九月二十一日）写给张嘉铸的信里说：
“谁知我同太侔、一多刚刚跨入国门，便碰上五卅惨案，……‘北京艺术剧院’的计画，志摩、叔存、通伯和新月社的朋友们，都愿意帮忙。我们商量、筹画、接洽、辩论，结果总算不差，在艺专开办了一个戏剧系。……我们勉强支持了一年。”（余上沅编国剧运动页二七六）
是年，先生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出版，由蒋复璁代编，中华书局代印，用连史纸，仿宋字体，中式线装，极为考究。后来曾在北新书局寄售，销行极广，现代评论社又列为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二种，在北大第一院该社发卖。民国十七年八月，新月书店又予重印，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出至第六版，其受读者欢迎，可想而知。惟新月书店重印本，系经先生删改过，计全删者十四首：1.《留别日本》 2.《自然与人生》 3.《地中海》 4.《东山小曲》 5.《一小幅的穷乐图》 6.《雷峰塔》 7.《青年曲》 8.《一家古怪的店铺》 9.《哀曼殊斐儿》 10.《一个祈祷》 11.《月下待杜鹃不来》 12.《希望的埋葬》 13.《冢中的岁月》 14.《康桥再会吧》。此外还有部分删节的，如沙扬娜拉一诗，初印本为十八首，新月本仅留其一。
蒋复璁在《石虎旧梦记》（《自由谈》第十五卷第五期）一文中对这部诗集曾有简单的记述：
“他第一部的白话诗集《志摩的诗》，仿宋宣纸，由中华书局代印，是志A在松馆将零篇交给我编的，次序是按着时间的。志摩的作品，以在北这几年为最多，我与他住松馆，所以诗的本事大体知道。书首有《康桥再会吧》一诗，这是志摩留别剑桥的诗，是白话诗的处女作，文言气息很重，他很不满意，要想删去，我硬为编入，想不到今天在书店里东出一本《徐志摩诗文选》，西出一本《徐志摩诗选》，虽然杂乱无次，而这首诗总是冠诸卷首，岂是志摩始料所及？《盖上几张油纸》一诗是记我的邻居范家娘在雨天去买几张油纸盖在野里她死去孩子的小棺上，是我问了她而又告诉了志摩的。”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 三十一岁
是年春，在上海晤赵景深，二月二十六日（阴历正月十四日）复赵信云：
“太对不起你了！你信到后，我就想专诚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来为私事在沪杭路屡次往复，不曾腾出空来，所以没去成，也没回信，请你原谅。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铎家里，我叫他约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见面。我听说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苏州亲，先贺喜你，不是我俗套，因为迟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远，说实话。诗集明天带给你。”
先生这时在上海的情形，据赵景深《志摩师哀辞》云：
“我为了家贫无力完姻，只得临时赶译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财产出来，拿了译稿去见徐师，想换一点钱用。那时徐师和他的父亲以及儿子阿欢都住在旅馆里。时候是早晨，他们都刚起来。徐师的父亲正在洗头。他很胖，很诚朴，完全与徐师两样，既不瘦削，亦无翩翩的风致。阿欢大约十岁左右，倒很像他的父亲，用一句旧小说上的话，生得‘眉清目秀’。徐师说：‘赵先生会讲童话，你请他讲给你听吧。’阿欢便央着我讲，我只得讲了一个安徒生的《大小克劳司》给他听。我正在指手画脚的时候，志摩师弯着腰从门外骑着小脚踏车进来，呼喊说：‘你看爸爸骑你的车！’阿欢拍掌大笑。
“后来我又与志摩师谈诗，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现在我已将这首选在我给《混合国语教科书》第二册里。
他收下了活财产，以备编晨副之用，预先给了我四十元的稿费。加以叔父资助我数百元，我便草草结了婚。”
三月十四日（阴历二月初一日），姑丈蒋谨旃（钦项）病逝硖石，享年五十A岁。先生尝问学于姑丈，蒋氏富藏书，斋名衍芬草堂，自其先人寅（光焴）始，历太平天国以迄民国，论海宁藏书，当推蒋氏。《衍芬草堂钞本书目》，即为姑丈所手编。《徐母何太夫人八旬诞寿启》，亦出姑丈手笔。陈从周辑《志摩杂记》云：
“牙牌数有时殊神秘，余姑丈蒋谨旃先生，尝乡试占之吉，有句云：‘更欣依傍处，时与贵人俱。’发榜日，独行上东山，及颠而见费景韩（讳寅，硖石人，孝廉，精版本）先生冉冉自塔下，互诘来意，相与嗢噱。移时下山沽酒，复登，才上石除，费驰，蒋亦驰，费先生登，喘息于山亭，酌焉。因与论试事，费曰：‘昨梦马创足。’蒋因贺必中，今日驰，君先登捷足之兆，应矣！
“忆牙牌诗言，贵人得毋费欤？犹冀可得副车，及发，费售而蒋竟黜。”
刘子庚（盘毓）为蒋作墓志铭，谬误百出。七月八日，先生自京发家书中，大发议论：
“刘子庚当初作墓志铭，据云大半根据觐圭（名锡韩，谨旃弟）与不厂（单不厂，觐圭妻舅）口述，则其谬误更足奇怪，岂有九叔之亲而不知四房尚有两个年轻侄儿之理？讣文上果如何写法，想总不至遗漏，刘文云：‘……年三十初丧妻，义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结婚，非君志，盖始终一伦纪中人也。终以所处不纯，寝以不起。’岂非昏愦荒谬？第一，续弦时，父已不在，何来父命？第二，续娶何以遂非伦纪中人？末二句更该打，万一姑丈是续娶后不久即死，那看文气岂非妻有嫌疑？但事实是相处至十多年，子女生到六个之多。又文中述后裔：‘子燕诒，叶出；虩修兰征女四，幼徐出；孙祖同、敦复，燕诒出。’遗漏亦奇，又其附案云：‘……行谊略则不称心，余所知不厂所告，日记所书，哀启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韩退之为柳子厚作志非受谀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斗恰如分量，斯亦郭有道碑之无愧色焉。凡九阅月，十易稿，自以为可矣，再三观之，尚有繁简失当处，反复数日删改，约百余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举世尽易而为白话文，一返原人时代而后快哉！’真是什么话？如此古文，难怪古文之必遭灭绝。末后一类突如其来，尤不知所之，此岂‘天斗之恰如分量’耶？可笑可怜，这倒不管，现在应得查问的是墓志已否刻石？如已刻，文字有更动否？如为文刊出，实太岂有此理。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不配读古文A墓志铭，但蒋氏诗礼传家，岂尽属草苞，任一无聊文人颠倒瞎写，连字嗣续都给删除。觐圭当然特别负责。我昨去不厂处，本想问及，但彼以病甚重，神志未清，故未说话。此函请交大伯一看，即去蒋家一查，我颇觉生气也。”
按：刘子庚，浙江江山人，工词学；单不厂，浙江萧山人，工宋元理学。是时皆在北大授课。
四月一日，《晨报·副镌诗刊》创刊，每星期四刊出一次，由先生主编，闻一多编辑。参与其事的有：杨振声、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至六月十日第十一期停刊。这是诗友的第一次结合。先生在《诗刊弁言》中说明诗刊的起因及他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也是他代表他们新月社的一群人向世人所作的新诗运动的宣言：
“我们几个朋友总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发行一次诗刊，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的批评及研究文章……容我先说这诗刊的起因，再说我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像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我羡慕他！我写那几间屋子因为它们不仅是一多自己习艺的背景，它们也就是我们这诗刊的背景。这搭题居然被我做上了。我期望我们将来不至辜负这制背景人的匠心……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话转到了我个人对于新诗的浅见……我这生转上文学的路径是极兀突的一件事。我的出发是单独的，我的旅程是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在这道上摸索的，不止我一个，旅伴实际上尽有，只是彼此不会有机会携手。这发见在我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欣慰。管得这道终究是通是绝，单这在患难中找得同情，已够酬劳这颠沛的辛苦。管得前途有否天晓，单这在黑暗中叫应彼此诉说曾经的磨折，已够暂时忘却肢体的疲倦。再说具体一点，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A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
自《诗刊》问世后，先生经常和朋友们讨论新诗。据陈梦家《纪念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五期）云：
“十五年，志摩在北平约一多子离等聚起一个诗会，讨论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他们在晨报有过十一期的诗刊。从那时起，他更用心试验各种形式来写诗，他自认……至少是技巧更进步了。”
又《猛虎集》自序云：
“我的第一集诗……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连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是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六月十日，《诗刊》停刊。这个《诗刊》虽然只出了十一期，但它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闻一多、饶盂侃等所发表的讨论诗歌的音节形式的论文，更引起世人的注意。他们所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格律诗”，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新月派”，当时成为风气，不过也曾引起不少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学习，也有人说他们所作的是旧诗，更有人说他们所作的诗是“豆腐干块”和“豆腐条”体的诗，还有人用讽刺的口吻说他们是“带上镣铐跳舞”。关于这些讥评，先生在是日《诗刊放假》一文里作一总答复，他不承认“走错了路”，诗刊虽然“放假”了，他们仍将由这条路子勇往直前。（文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朱自清在民国二十四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曾对这个诗刊有过很客观而公平的介绍：
“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利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
四十年后，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书里，提到这个诗刊，也有很中肯的批评：“他（按：指闻一多）所标榜的‘形式’，确是新诗进展的一大步，但是也因此而赢得‘豆腐干体’的讥嘲。新诗不可以长久留在‘自由诗’的阶段，必需注重音节，而音节须要在整齐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整齐。中国字为单音，在音节方面宜于旧诗，如今以语体写诗便不能以一个字为一单位，只好以两三个字为一组，一行中有几个重音。《诗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一个尝试。”
十七日，《晨报·副刊剧刊》创刊。《剧刊》创刊的背景，赵聪曾叙述说：
“在这前一年，留美专攻戏剧的余上沅、赵太侔回国，使已停办的《国立艺专》复活，开办了戏剧系，闻一多做了艺专的教务长。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戏剧教育机关，便想再创一个定期刊物作为他们的言论机关，于是剧刊便在志摩主编的晨副上很容易出现了。他们抱有大志，想在《艺专》的基础上扩成北京艺术院，并再建设新型的剧场。这一运动的领袖和剧刊的主编，仍然是志摩。可惜以后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宁，经费毫无办法，而且在奉系军阀的淫威下，学人亦无法立足，以致他们的计划全成了梦幻泡影，《剧刊》出到十五期，也于民国十五年秋天无疾而终。”
先生在《剧刊创刊号》发表《剧刊始业》一文，说明他们的目的和动机：
“我们想合起来做一点事。这回不光是‘写’一两个剧本，或是‘做’一A次戏就算完事。我们的意思是要在最短的期内办起一个‘小剧院’—记住，一个剧院。这是第一部工作。然后再从小剧院作起点，我们想集合我们大部分可能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的艺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根据地，那就是艺专的戏剧科。我们现在借晨副地位发行每周的剧刊，再下去就盼望小剧院的实现。”（全文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六月底，先生散文集《落叶》由北新书局出版。内中有一半是讲演稿，封面是闻一多设计的。民国十六年九月再版。
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七日），星期六，中午与陆小曼（眉）订婚。小曼时年二十四岁，苏州人，长文艺，善书画。在北海董事会宴客，到梁实秋、叶公超、杨振声、丁西林、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澄、唐有壬，邓以蛰等百余人。（详见梁实秋《谈徐志摩》页六—七）
九月二十三日，《剧刊》出至第十五期，宣布停刊。剧刊名义上是由先生主编，但真正的执行编辑是余上沅。此外赵太侔、闻一多和张嘉铸等，也帮了不少忙。先生在是日《剧刊》终期一文中说：
“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但如今不但诗刊无有影踪，就剧刊自身也到了无可维持的地步……剧刊初起的成功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上沅的功劳是不容淹没的，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独抗着的。”
《剧刊》停刊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人事问题。当初支持这个戏剧运动的“真正的行家”，如闻一多、赵太侔等，都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艺专风潮迭起的压迫而离散了，而先生这位主编，和陆小曼刚订婚不久，又在忙着筹备结婚和南下，自然也无暇兼顾了，不仅无暇兼顾剧刊，甚至连那篇剧刊终期的文章也没有写完，留给了余上沅去作结尾。余上沅说：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时候，志摩已经找着了一条出路，碰上这天上地下都团圆的清夜，（编者按：天上指中秋节，地下指先生和小曼。）不免痛饮到了陶醉。剩下未尽之意，只好由我来勉强续完了。”
《剧刊》停刊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的根据地——国立艺专戏剧系，一直就不很景气，只招了二十几个学生，以后越来越少，及至主持者先后离校南下，交给熊佛西接办，不久也因经费无着而停办。至于他们想办的小剧院，始终没有办成功。只是在剧刊刊行期间，创办了一个中国戏剧社，寿命也A长，似乎在剧刊停刊后，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个戏剧运动，虽然为时久，但还是有他的影响的，至少他们是提出了他们对“国剧运动”的主张，而且对剧运总算是尽了推动的责任。剧刊上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后来余上沅编成一本《国剧运动》，由新月书店出版。
十月三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日），与陆小曼在北海结婚，由梁启超证婚，胡适作介绍人。梁在致证婚词时，将新郎新娘大加训斥。据梁启超十月四日给孩子们书云：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七一○）
按：先生与小曼结婚，据云其父母有三条件（一）婚费自筹，故仪式草草，仅茶点而已。（二）必须梁启超证婚，故经胡适设法说服，卒由梁氏任之。（三）婚后必须南下，与翁姑同居硖石。故先生在硖特将原屋修盖一新。
又按：梁启超证婚词未录稿，交与先生，托蒋复璁裱成手卷，面交先生。据蒋复璁称，后晤申如公，于先生故后，由申如公收去，幼仪夫人及其公子积锴均旨不知，恐已在大陆遗失。先生结婚翌日，至清华园向梁启超申谢，梁氏仍未假以颜色，时蒋复璁亦在座。
十五日，偕小曼离北京，南来寓上海新新旅馆。
二十五日（阴历九月十九日），小曼生日，在沪上度过。先生决定译书还债。
十一月十六日（阴历十月十二日），回硖石。先生致北京张幼仪（是年秋自德返国，任教于北京）函云：
“我们在上海一无事情，现在好了，房子总算完了工，定十月十二（阴历）回家，从此我想隐居起来，硖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诗兴，更不慕人间矣！”
十二月，孙传芳战事起，乘轮至沪，避兵福建路的通裕旅馆，是时先生双A去北京，幼仪迎养（离硖时以父命无法支款，不得动身，由母舅沈佐宸（葆恩）借款方得成行。）据十二月十四日致幼仪函云：
“爸爸来知道你们都好，尤其是欢进步得快，欣慰得很。你们那一小家庭，虽是新组织，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你的信收到，万分感谢你。幼仪，妈在你那里各事都舒适……我们不瞒你说，早想回京，只是走不动，没有办法。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无可说的……破客栈里困守着，还有什么生活可言。日内搬至宋春舫家，梅白格路六四三号，总可以舒泰些！阿欢的字，真有进步，他的自治力尤其可惊，我老子自愧不如也。”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日记：“新月决定办。”（《眉轩琐语》）
六日日记：“小病三日，拔牙一根，吃药三煎。”（《眉轩琐语》）
四月六日（清明），早车回硖石，下午去蒋姑母家。
七日，与小曼坐小船下乡去沈家浜扫墓，下午回硖石老屋。
八日，早车去杭州，寓清华湖。午后与翁瑞午游孤山，与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桥。
是年春，与胡适、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由胡适任董事长，张禹九（嘉铸）任经理，书局初设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后设总发行所于望平街，最后迁至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新月书店成立的经过，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书中有很详细的叙述：
“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我和季淑方在新婚，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是余上沅夫妇。同时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的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新月书店便是在这情形下在上海成立的。新月社原是在北平创立的……上海的新月书店和北平新月社，没有正式关联。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闿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在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了一幢房屋。余上沅夫妇正苦无处居住，便住在楼上，名义是新月书店经理，楼下营业发行。当时主要业务是发刊新月杂志。参加业务A股东有胡适之先生、志摩、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我。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我们这一群人，并无严密组织，亦无任何野心，只是一时际会，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期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而已。后来业务发展，便在四马路租下了铺面，正式经营出版业务，以张禹九为经理，我任编辑。”
梁实秋又在《忆新月》一文中说：
“说到新月书店，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一伙人如何会经营商店？起初是余上沅负责，由他约请了一位谢先生主持店务，谢先生是书业内行，他包办一切，后来上沅离沪，仍然实际上由谢先生主管，名义上由张禹九当经理，只是遥领，盖盖图章而已。书店设在闹区之望平街，独开间，进去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生意不恶。这书店的成本只有四千元，一百元一股，五十元半股，每人最多不能超过两股，固然收了“节制资本”之效，可是大家谁也不愿多负责了。我只认了半股。虽然我是书店的总编辑，我不清楚书店的盈亏情形，只是在股东会议听取报告。新月月刊每期实销多少我也从来不知道。不过我们出了不少书，有些书留下很清晰的印象。”（《文学因缘》页二九九—三○○）
这时先生住上海梅白格路六号宋春舫家，曾病伤寒甚危。
在新月书店成立时，先生又创办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他在民国十六年八月三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
“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兄有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话吗？”
六月，译法国凡尔太（Voltaire）作《赣第德》（Candide），由北新书局出版，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这部书稿是先生在民国十四年编《晨报·副刊》时翻译的，曾在晨副中发表。先生在自序中介绍说：
“这是凡尔太在三天内写成的一部奇书。凡尔太是个法国人，他是十八世纪最聪明的，最博学的，最放诞的，最古怪的，最臃肿的，最擅讽刺的，最会写文章的，最有势力的一个怪物。他的精神的远租是苏格腊底士，阿里士滔芬尼士，他的苗裔，在法国有阿拿托尔法郎士，在英国有罗素，在中国，——有署名西滢者有上承法统的一线希望。不知道凡尔太就比是读二十四A不看史记，不知道赣第德就比是读史记忘了看项羽本纪。
是月起，筹议创办《新月》月刊。
八月，与沈性仁合译英国占姆士司帝芬士《玛丽玛丽》（“A Charwoman’s Daughter”by Jarnes Stephens），由新月书店出版。先生在序文中说：
“这本《玛丽玛丽》（在英国叫做：“A Char woman’s Daughter”——一个老妈子的女儿）是我前四年在硖石山上度冬时一时高兴起手翻的。当时不满九章就搁下了，回北京再也想不起兴致来继续翻。刘勉己也不知是哪一位捡了我的译稿去刊登了晨副，沈性仁看了说不错，我一时的灵感就说那就劳驾你续貂完了它！随后我又跑欧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