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国际笔会后记

柳条柔软的垂入水中。一只肥胖的母鸭趴在石块上晒太阳，身边围绕着十几球毛茸茸的鹅黄。母鸭伸伸翅膀，短短的脚一晃一晃走到水边，“卟”一声跳进湖里，比拳头还小的鹅黄乳鸭摇摇摆摆，也“卟卟”的一只一只跌进水里去。

旁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堤岸上围成下环，个个伸长了脖子，喜悦的看着在柳条间漂浮的鸭子。

“嘿！总共有十六个乳鸭哩！”

“怎么母鸭是白的，小鸭是黄的？”

“哎呀，那只小的夹在树枝里了……”

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各种语言都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本语，还有我完全听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语。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对着湖光鸭影的脸上却透着一样的表情：欢喜、宠爱、兴奋。从远处看，会以为这岸上一群人来自同一个小村子，正在交头接耳的谈些什么村里闲事。

是这春日的下午，几只站都站不稳的小乳鸭，牵引了人心中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吧！而堤岸上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或许正在打仗，屠杀对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鸭岸上，有五百多个作家，或者多多少少与写作有关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扬他们对生命的敬重与感动。这是第五十度的国际笔会。

离开幕酒会还有四小时，踱到会场，一抬眼就看见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画国旗；笔会国当然不只七八个，这几幅只是象征它的国际性吧。

四个小时之后，我去参加开幕，发现国旗不见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来。大部分的与会者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国旗。

从筹办秘书手中接过一杯香槟，我问她：“露琪亚，怎么下午的国旗卸走了？”

她很谨慎的说：

“有人抗议怎么他们的旗子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干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烦！”

办理报到的桌旁挤满了人，乱成一团。一个日本女作家对我微笑：“我是写小说的，你写什么？”

我说：“我写小说批评。”边说边觉得这游戏好玩，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声，万分惊喜的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放在我手上：“这是我的小说——”

又掏出一本笔记：“这儿有白纸——”

又掏出一支笔，塞在我手心：

“这儿有笔——”

她把姿态摆好，看着我说，“您是个批评家，我是个小说家，太好了。请访问我吧！现在就可以开始——”

侧着耳朵，依稀听见背后的谈话：

“你是西德记者？我是叽哩呱拉。你好。我出过二十本小说，有些已经翻成德文，卖得很不错，一天到晚要为读者签名，哎呀，忙死了。下个月我应邀到你们那儿演讲，你要不要访问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剪报……”

到角落里去取果汁，看见南非的团员之一，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穿着一身鲜红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问她：“您写些什么？”

“我出过十三本小说，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顿了一下，很僵硬的笑两声，继续说：“我以为我已经很出名了，但显然您并不知道我，哈哈，可见得我还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标。”

“文学没有国界；它必须超越任何政治纠纷，在国与国之间无碍的流通。”

这是国际笔会宗旨的第一条，揭示一个理想：希望文学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会的发言人，把世界各国的作家聚在一起，当然是希望笔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藩篱。

实际上的国际笔会却与理想差距很远。1986年在纽约开的笔会，主办者因为政治原因而极力排挤、侮辱台湾的代表团，台湾（尤其是政府）本身要为自己的受辱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主办笔会的纽约文人却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识形态来打击“敌人”，制造另一种藩篱，与国际笔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今年的笔会，整体说来平淡无事。主办者是小国瑞士中的一个小镇，只有两万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连大陆与台湾的国旗都搞不清楚，没有什么讨好谁、排挤谁的政治意图。但是今年的笔会，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世界大同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幻想。

都要讲妈妈教的话——藩篱之一

今年的大会主题是“作家与边界文学”。出题的大概是说意大利语的人，“边界文学”一词译成英文时（Border Literature）根本令人难解。对于一个英国人，“边界文学”望文生义指的大概是苏格兰文学。对于一个美国人，“边界文学”根本不通，如果把border用frontier来取代，指的又是“垦荒文学”，美国开国早期的文学。

而这两种涵意又都不是出题者的原意。大会主席是瑞士意语与罗曼叙语笔会的会长，他所说的“边界”指的是“藩篱”，阻碍人与人沟通的疆界。在致词中他一再的强调：“只有文学能拆掉所有的疆界。”

以文学来拆除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围墙，这才是今年大会的主旨。有趣的是，人们嘴上呼吁的也许是围墙的撤除，实际做的，却是筑墙的工作。

语言是一道明显的大工程，由主办者本身筑起。在大会所发出的一切文件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独缺德文。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笔会正式列入的四大语文之一；第二，德语可以说是地主国瑞士的“国语”（百分之七十五德语，百分之二十法语，百分之四意语，百分之一罗曼叙语）。一个国际大会在瑞士举办而排除德语，这“故意”的痕迹就太明显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说：“我们到苏黎世去开什么会时，都得讲德语。现在也让德语人尝尝这个‘听不懂’的滋味！”

这百分之四的意语人做得也真绝，不但所有公文上没有德文，大会头两天受邀的演讲人中，全部是讲法语和意语者，夹上几个说英语的英美作家。最后一天很重要的各国代表行政会议上，英、法、意的译员都在，德语译员却不知去向。东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语发言。

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意语瑞士人其实并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即使在德语区，所有的公共告示、货品标签、使用说明书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种文字。意语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台，不受任何德语的干扰。中国人也许觉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么？”这是观念的问题，意语瑞士人觉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绝对的尊重，有嚷嚷的权利。

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强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强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藩篱之二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干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精神是反强权的，宗旨中强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