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东德人民成千上万的聚在街头，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个妇人作出恶心的样子，说：“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些人的嘴脸！”

那些人，指的是领导人物，还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电视新闻主播。

西方记者锋利的问女主播：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愿见自己的嘴脸！不管怎么说，我是那大谎言网的一部分，我助纣为虐。”

银行总裁

柏林围墙颓然而倒，人们涌上街头，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热烈拥抱，久别重逢的亲友捧着鲜花和香槟；老年人流着伤感和记忆的眼泪，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惊诧，年轻人跨坐墙头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咕咕的笑……人潮像涌动的海水，激发出喜悦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围墙的颓倒、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

有个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们家往温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驰车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银行总裁。埋伏炸药的，是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德意志银行是西德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赤军”在7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极度左倾，专门以西德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领袖为暗杀对象。到80年代尾声，这个组织的核心退缩到大约只有15个人，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作战到底的决心显然并不曾动摇。

何豪生，在“赤军”眼中，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把他炸个粉身碎骨，是“赤军”对世界局势的表态：东欧社会主义或许在解体中，但“赤军”将坚持到底。

何豪生被谋杀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头的人竟然走上了街头：上千名银行界人士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与抗议。“这是极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宣战！”我的老朋友沉郁的说。他是苏黎世信托银行的资深主管。我们并肩走在法兰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轻一代，不晓得为什么，有着偏左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我仰头看见他花白的两鬓。

“譬如说，昨天我开车去开一个会，那是一辆奔驰300。在银行出口车子停下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从旁经过，我听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女生说：

‘你们看！这些脑满肠肥，剥削阶级的银行家开的车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

“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齐奥塞斯库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表演结束之后，所有的观众，包括台上谢过幕的舞者，全都转向剧院后上方鼓掌。我好奇了，举头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有他们当晚的国宾——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观众兴奋而热烈的鼓掌，两国领袖优雅的微笑、挥手。鼓掌，是为了齐奥塞斯库吗？苏联的人民难道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现代暴君？多少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因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么能为他鼓掌？

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把火，大概烧不到罗马尼亚，因为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像铁盖似的紧紧罩着罗马尼亚，外面的风不容易吹进去。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竟然也发生了。

和过去的25年一样，齐奥塞斯库又在首都演讲，人民又听令聚集在广场上，手里又拿着标语布条，嘴里又喊着“万岁”的口号。国庆、解放日、劳工节、齐奥塞斯库华诞……都要来这么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间，在谁也不曾意料的时候，喊万岁口号的人们变了脸色，他们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齐奥塞斯库！”“我们要自由！”

本来机械化的手势变得生动有力，口号像草原上的野火窜烧，热烘烘的形成怒吼。齐奥塞斯库站在高高的看台上，惊慌失措。

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只是人心郁积了40年，一日之间，像泄洪一样的暴发，要求解放。

齐奥塞斯库逃亡。

人们在秘密警察的大厦里发现尸体，上千具尸体。几天前齐奥塞斯库曾经命令军队对示威的群众射杀；尸体中有中弹死者，更多的，却是那种全身紧绑绳索和铁丝网，血肉模糊，显然受酷刑而死的尸体。

电视镜头摄到一个婴儿的尸体，硬帮帮的，像炸过的脆虾饼。

忠于齐奥塞斯库的警察部队开始和反齐奥塞斯库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老百姓闯进纪念齐奥塞斯库的博物馆，撕他的书、对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烧他的海报、推倒他的铅铜像……聚在街头的人们，不知应该为被暴政所杀的同胞而哭，还是为暴政已亡而笑。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西德电视上，他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社会主义，25年的个人独裁，罗马尼亚是个苦难的国家，请——”

中年人呜咽不成声，眼泪流下来——“请帮助我们在自由中站起来……”

齐奥塞斯库被捕、被杀。朝代结束。

转机

也许是因为在灌输式、教条化的教育中成长，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教条，不相信“仁者必胜”，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这80年代结束的一年，我目睹了东欧的革命；我震惊，我感动。不论是不曾流血的东德，还是流了血的罗马尼亚，都是“人”的意志在改变世界，在扭转自己的命运。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在罗马尼亚，人们用生命、用拳头，去抵抗独裁的暴力。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许有些教条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转折点上，望着流血流泪的东欧，我震惊，我感动，我心怀希望。

198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