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本《中国文化史词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撰的，闲暇无事，随手翻翻，却见到这样一条辞目——驿站，诠释为：古时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住处。后面还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辞目：羽檄、军台、置邮、驿丞、火牌、金字牌、急递铺、会同馆，林林总总，凡二十余条，在惜墨如金的词典中占去了差不多三页的篇幅，可见这辞条的负载是相当沉重的。

渐渐地，心头也跟着沉重起来，寒夜翻动的书页，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剧，云烟漫漫，翠华摇摇，在车轮和马蹄声中联翩而过。那快马的汗息挟带着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烟；凄清的夜雨浸润了整整一部中国文学史；车辚辚，马萧萧，洒下了多少瞬间的辉煌和悠远的浩叹。合上书页，你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慨：这两个藏在词典深处的方块字，竟负载着多么恢宏的历史文化蕴涵！

于是，我记下了这两个古朴的方块字：驿站。

<h3>一</h3>

词典上的解释似乎过于矜持，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的逼近，又旋风般的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晴和日子，驿道上滚滚的烟尘会惊扰得避让的行人惶惶不安。此刻，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会利用擦汗的机会，望一眼那远去的快马，心头难免一阵猜测：那斜背在驿卒身后的夹板里究竟是什么文书呢？是升平的奏章，还是战乱的塘报？或者会不会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灾荒？那么，或许过不了几天，从相反方向驰来的快马，少不了要降下抽丁增税的圣旨哩。农夫叹息一声，西斜的日头变得阴晦而沉重。

若是在夜晚，马蹄在驿道上敲出的火花瑰丽而耀眼，于是在门前捣衣的村妇便停下手来，一直望着那火花渐去渐远，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西风初至，砧声四起，为久去不归的征人赶制寒衣，思妇心中该是何等凄苦！自从汉代的班婕妤写出《捣素赋》以来，捣衣的情境便成为闺怨诗久吟不衰的重要母题，砧声总是在秋夜响起，而寒衣一般都要送往塞外，诗人们穷极才思，把女子捣素的动作描绘得舞蹈一般婀娜多姿，并对那划破静夜的砧声特别作了牵人心魂的渲染。但有谁曾把这月下的砧声和驿道上的马蹄声作过类比和联系，写出思妇目送驿马远去时的悲剧性感受呢？

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对于他们，这或许只是出于职业性的忠诚，他们大抵不会意识到，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正在这马蹄声中瑟瑟颤抖。

这种颤抖，一些比较清醒的君王不能不有所感受。明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位生逢乱世，却又力图振作的末代君王，国事日非，江河日下，使得他对报马的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每天，他既盼望着驿马送来佳音，又害怕接到的是坏消息，因此，对下边送上来的塘报，竟陷入了想看又不敢看、然而终究又不得不看的尴尬境地。心态惶惶，忧思如焚，竟然反映在他下令铸造的钱币上，这种方孔制钱上铸有奔马图案，民间称为“跑马崇祯”，原先的寓意是“马报（跑）平安”、“马到成功”。但无奈事与愿违，快马送来的总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弄到最后，崇祯自己不得不跑到煤山去上吊，临死前，还撕下衣襟，写下了“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血书为自己辩护，可以说得上是死要脸的典型。于是民间传说，坏事都是因为那枚“跑马崇祯”，跑马者，一马乱天下也，而马进大门为闯，是李闯王攻进京城的预兆。又说，南明政权断送于奸臣马士英之手，恰恰也应在一个“马”上。这样的传说，很大程度上带有讽刺意味，如果真的把朱明王朝的覆灭归结于铜钱上的一匹报马，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在大部分的升平年头，驿道上的报马虽然一如往常地倥偬匆忙，甚至有不堪疲惫倒毙路旁的，但带来的不一定都是黄钟毁弃的绝响，有时，那马蹄声的背后，或许只是一幕相当无聊的小闹剧。请看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中间的本事，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概都不会生疏的。杨玉环爱吃荔枝，这种个人的小嗜好本来无可非议，特别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这点嗜好说不定还能增添她的个性魅力。但问题在于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于是，个人的小嗜好便演成了历史的大波澜，搅得天翻地覆。据说为了进荔枝，一路上驿马踏坏了无数良田，而驿站中的马匹也跑死殆尽，驿官无法应差，纷纷逃去。当杨贵妃远望着“一骑红尘”而展颜一笑时，那笑容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她只是觉得挺开心，最多也不过有一种“第一夫人”的荣耀感，或许还会勾起一缕思乡之情，因为荔枝恰恰来自她的巴蜀老家。她绝对不会想到，在驿马经过的漫漫长途中，有一个叫马嵬驿的地方，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座香冢。

其实，千里迢迢地用驿马进献荔枝，唐明皇和杨贵妃都不是始作俑者。《后汉书·和帝纪》载：“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有唐羌其人，当时任临武长，向朝廷冒死进谏，他说得比较入情入理：“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这位汉和帝倒不很固执，居然听进去了，下诏停止了这一暴政。《广州记》说：“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于道，汉朝下诏止之。”是为旁证。汉和帝受用荔枝，大概只是为了延年益寿，没有多大意思，后人知道的也就不多。到了唐明皇那个时代，因为事情和杨贵妃有关，沾上了点桃红色，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起来就很容易不朽。文人首先要抓住不放，借助这不朽的题材追求“轰动效应”，就连杜甫这样古板的人也忍不住要跟着吟诵几句：“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而杜牧的《过华清宫》更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以至于一千多年以后，一位住在重庆的文化人有感于时事，操起讽刺诗作武器时，也不由自主地套用了《过华清官》的格调：

荒村细雨掩重霾，

警报无声笑口开。

日暮驰车三十里，

夫人烫发进城来。

小诗在重庆《新民报》一经发表，立即不胫而走，各家报纸纷纷转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一边是最高当局高喊着“一滴汽油一滴血”，要国民勒紧裤带；一边却是高官政要们奢侈豪华，挥霍无度。比之于杜牧的《过华清宫》，这首小诗自然更带点打油的味道，但对权贵讽刺之辛辣，却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写诗的文化人其实是位小说家，他叫张恨水。

<h3>二</h3>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对月“将进酒”，就是仗剑浩歌“行路难”；而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途中，大诗人陆游肯定会有不同于“铁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对于逼仄的书斋来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缤纷浩阔的人生体验，“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们打点一下行装，收拾起几卷得意的诗文（那大抵是作为“行卷”走后门用的），潇潇洒洒地出门了。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彬彬弱质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诗情流溢和远游行迹的一个汇聚点。

关于驿站，人们很难淡忘这样一幅古意翩然的风俗画：清晨，羁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驿馆门前，他似乎有点踟蹰，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细雨初霁，柳色清新，屋檐和驿道被漂洗得纤尘不沾。遥望前方，淡淡的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文士的心头颤动了，一种身世之感顿时涌上来，他要写诗了。但行囊已经打好，就不愿再解开，好在驿站的墙壁刚刚粉刷过，那泥灰下面或许隐映着前人留下的诗句，那么，且将就一回吧。当他在粉墙上笔走龙蛇时，驿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给他捧着砚池，围观的人群中则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文士酣畅淋漓地一挥而就，然后飘然远去。

这有点像王维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渭城曲》是端着酒杯为朋友送行，一边说着珍重的话，大体上是纪实的。而这里的驿站题诗只是一种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发生在阳关，也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远行者身边可能有执袂相送的友人，有举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嘱，也可能没有。反正，对于那个时代，那些文人来说，兴之所至，在驿站的墙上涂抹几句诗是很平常的事，驿站的主人不会认为这有污站容，写诗的人也不觉得有出风头之嫌，围观者更不会大惊小怪。到底有多少诗就这样“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恐怕谁也没有统计过。历来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人，总是把目光盯着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所谓的“汗牛充栋”，大抵就是写满（或刻满、印满）了方块字的这些玩意。有谁曾走出书斋，向着那泥灰斑驳的墙壁看过几眼呢？特别是看一看那荒野深处驿站的墙壁。

是的，驿站的墙壁，这里是恢宏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在这里，我无意对“墙头诗”作总体上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的事。我要说的只是，当文士们站在驿站的墙壁前时，他们的创作心态一定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尽可以从原先的声名之累中解脱出来。行囊已经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写上几句；意尽了，写不下去了，搁笔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是不存在的。这里不是文酒之会，没有硬性摊派的写作任务，用不着拼凑那种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诗中忌讳什么，讨好什么，即使像朱庆余之流上京赶考经过这里，尽管他的行囊里藏着巴结主考官的《近试上张水部》，但站在这里，他也会表现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妇那样，低声下气地问人家：“画眉深浅入时无？”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许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样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因此推断他是一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士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姑妄再作推测，大致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目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低吟浅唱，因此不为人们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之后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这一首也就够了。

<h3>三</h3>

急如流星的驿马渐去渐远，潇洒飘逸的文士翩然而过，终于，一群亡国后妃和失意臣僚走来了。

这些人原先都活得不坏，转眼之间却“归为臣虏”或“夕贬潮阳”，走上了被解押放逐的漫漫长途，心理上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人生的痛苦大抵在于从一种生存状态跌入另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状态，打击之初的创痛往往最难承受。关山逶迤，驿路迢迢，离往日的春风得意只在一夜之间，而前途则深渊一般冥冥难测，“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似乎也只能在梦中玩味了。一路上的颠沛早已使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心灵的创痛，只有到了驿站之后，歇下来慢慢梳理。

驿站，笼罩着一片惨淡抑郁的悲剧气氛。

首先走来的是如花美貌的花蕊夫人。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兴兵伐蜀，蜀主孟昶虽拥有十万军队，但这个连尿壶也得用珠宝装饰的花花太岁，此刻只有绕室彷徨而已，宋兵一至，立即奉表投降。计宋兵由汴京出发到攻入成都，前后才六十六天。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都成了俘虏，被宋兵押送北行。亡国的哀怨与激愤郁结在花蕊夫人的心头，无以排解，驿站小憩时，化作一字一咽的《采桑子》词，题在驿壁上：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但才写了半阕，宋兵便催促上路，花蕊夫人只能回望几眼，惆怅而去，那没有写完的下半阕，便永远湮没在这位蜀中才女的愁肠中。根据这种词的一般路数，下半阕应当从眼前景物化的心境描写转入对身世和时事的慨叹。多年来，孟昶荒聩误国，蜀中文恬武嬉，她不可能不有所针砭。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这在后来她面对赵匡胤即兴口占的一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两句，从闺阁诗中脱颖而出，一洗柔婉哀怨的脂粉气，很有几分“女强人”的见识。据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那未及写完的下半阕中，肯定会有石破天惊的奇崛之笔。

可惜这些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在宋兵凶神恶煞的呵斥声中，一个弱女子无奈地扔下了手中的笔，也给人们留下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留下缺憾也好，没有缺憾就没有真正的悲剧美，至少它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瑰丽缤纷的想象空间。但偏偏有一个无聊文人经过这里，干了一件相当无聊的事，给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续上了半阕：三千宫女如花面，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不难看出，下半阕与原词完全是两种格调，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轻薄的女人在搔首弄姿，似乎花蕊夫人在去汴京的路上就准备投怀送抱，并且以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专宠而志满意得。这个续诗的文人不仅无聊，而且近乎无耻了。